作为一个工作了几十年的内科医生，我对“癌”这个字眼并不陌生。
每天，我都在和癌、癌症患者以及患者家属打交道：诊断、评估、治疗、安慰。不少时候，我必须回答患癌病人家属“还能活多久？”这样残酷而又现实的问题。但是我从没有想过，有一天这个问题会落到保持满血工作状态的自己身上。当“癌”字突然和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或者器官联系起来的时候，我得承认，这对心理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癌”这个字，17 笔。如果不是真的与它产生联系，它不过是数千个常用汉字当中的一个。13 天的时间，从体检发现异常到最终确诊，这 13 天可能是我从业三十年以来，对“癌”这个字感触最深的 13 天。9 月 28 日，一年一度的常规体检，早晨空腹抽血、B 超、胸部 CT，做完这一切后继续回科室查病房、门诊、接受咨询，和过去数十年的每一个工作日没什么区别。
下午，负责整理体检报告的门诊部护士长打电话告诉我，说我的体检有一项化验结果异常。我本以为是血糖或者血脂之类的指标异常，随口回复了一句“把报告从工作群发给我”，就把这事忘了。直到第二天早上，上班路上翻看工作群信息，我才看到化验报告上的这项异常——“血CEA（癌胚抗原）62ng/ml”。作为一个近三十年工作经验的内科医生，对于这一数据的含义再清楚不过了。CEA 是辅助癌症诊断的重要指标，正常参考值小于 5ng/ml，良性疾病升高一般不会超过 20ng/ml，如果大于20ng/ml，特别是高于正常值的 10 倍（ 5ng/ml）以上，恶性肿瘤的概率就很大。有时良性肿瘤、囊肿、发炎也会导致癌症指标物升高，但是 CEA 指标升高一定要重视起来。有许多人并不重视例行体检，但是身体的异常表现往往出现在细微之处，拿到体检报告之后建议再向专业的医生咨询，排除可能存在的恶性可能。因为最近两周医院分批给职工体检，很多同事、特别是一些离退休的老同志拿着体检报告，大部分都是熟识多年的慢性病患者，我的态度一向是理性对待、积极治疗、没有恶化就是好事。许多病人一定要找我聊聊，来自医生的话虽然往往是安慰性提示，但是对安抚病人以及家属的心理，都还算有效。见过无数次患者在接到诊断结果时的反应，给过无数次病情解释与病情，这次，我一时无法安慰自己。参加完科室的早交班和晨会后，我立即赶到检验科。找到检验科主任，重新抽血复查。
到这个时候，复查是为了两点：第一，排除 CEA 指标因为不确定因素暂时升高的可能，第二，如果确定是癌症，要找到病灶在哪里。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检验科主任提出同时使用两种方法复查：蛋白芯片法和化学发光法。抽完血后，我又赶到 CT 室，匆匆阅览肺 CT 影像，影像结果上的两肺多个钙化灶原本就存在，纵膈淋巴结大则是因为陈旧性肺结核。在这里没有看到新的病灶，我就没有继续再深究。下午，化验报告出来了，检验科主任亲自给我打电话，结果与体检一致。肿瘤指标确实高，但是肺 CT 影像没有找到病灶，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的冷静思考后，我自己推测了几种可能：胃肠道的肿瘤：因为十年前的胃镜就已经提示：Barret 食管，有癌变的可能。大肠虽然没症状，也应该是重点怀疑部位； 比较隐匿的胰腺癌：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因为肿瘤指标高而高度怀疑胰腺癌，一个多月里做了所有能做的影像检查，就是没找到证据，最后剖腹探查发现胰腺癌时，已经无法手术了； 极微小的肺癌可能：几年前，我的一个亲戚，最先出现的症状是右侧颈部淋巴结肿大，活切病理和免疫组化都提示肺癌转移，胸部影像学没有发现病灶，最后还是按照肺癌转移进行了化疗，曾经一度有效淋巴结缩小，半年后复发，再做肺 CT 才发现肺门纵膈旁肿块。
为什么这么考虑？因为我知道，CEA 的升高主要指向就是消化道和肺。这几个特殊的病例我都印象深刻。尽管能够客观冷静的分析，心情还是沮丧到了极点，我知道接下来就是检查了。在没有明确肿瘤在哪的情况下，我选择了暂时不告诉家人。 9 月 30 号，国庆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早交班后，我安排好了节日值班和二线班，只是对科里的同事说，“这个假期我需要休息，放假后也可能要休息一段时间”。调整好心情，国庆假期里，带着妻女照常回乡下见老母亲，参加侄子的婚礼，约见回乡度假的高中同学，这中间还去了家乡县医院看望了一位在住院的同学母亲，帮助调整治疗方案。每次开车路过家门前那条路，妻女都会停车下来拍照。我们全家人都喜欢这条路，私下里封它“最美乡村公路”，最早的一批树是在林场工作的父亲一棵一棵亲手栽下，到现在树木成材-再植-成材-再植已经经历了好多个循环，每次路过，仿佛仍然能够看到父亲的身影。像往常一样，女儿要求我在给她拍照的时候蹲下，“这样显腿长！”拍完了又拉着我和妻子一起自拍，她把一家三口的合影发到朋友圈，会有一连串评论“问唐主任好”——因为她经常在朋友圈发家人的段子，女儿的朋友对我们都很友好。10 月 5 号回到合肥的家，送走返京开工的女儿，我知道必须面对疾病了。6 号早上我就跟夫人说：“帮我看看胃镜室可有空，我去做个胃镜。”夫人根本没有多想就约了九点半做胃镜（这可能就是做医生的唯一的优越性吧，可以随时做检查）。胃镜大体上看没有问题，不过还是在常规部位做了活检。没有阳性结果的胃镜检查，我知道，下一步必须做肠镜了。长假后第一天上班是 10 月 8 日，我预约了那一天的肠镜。晚上参加一个大学同学聚会（聚会的都是医生），心里清楚要做肠镜，就没喝酒。
大家都很奇怪我为什么不喝酒，再三追问理由是我说出了 CEA 高的事实，准备肠镜检查。在场的医生们一致要求我立即做 PET/CT，认为这样可以有目的的筛查。
▲PET/CT 结合了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PET）和X射线断层扫描（CT）两种诊断方式，既有解剖结构信息又提供生化指标，能够确定肿瘤及其它病灶的精确位置，为定性诊断提供依据。在临床上被广泛运用于癌症分期和疗效评估。9 号预约，10 号早上就做 PET/CT，做完检查，我从他们凝重的眼神里已经读出了结果可能不好！我知道他们对我隐瞒，也就不再追问。下午 PET/CT 中心主任邀请了核医学科和 CT 室主任共同读片，因为是医生，我也要求参加。结果是：纵膈淋巴结 4R 和右纵膈旁出现“亮点”（明确指向肿瘤和肿瘤转移），同时提示大肠炎和腹膜后淋巴结转移可能。几位医生还纠结的是：右纵膈旁是肺内病灶还是纵膈旁淋巴结，CT 室主任二话不说，把我拉到 CT 室做了一个肺部和腹部的增强 CT，结果右纵膈旁的病灶就是来自肺的，腹膜后多个淋巴结存在，结合 PET/CT结果不能除外转移癌。至此，结论基本清晰了——肺癌纵膈和腹膜后淋巴结转移的可能。我也清楚地知道，这个结论意味着什么：肺癌，已经不是早期了。随后他们又请来了胸外科主任会诊，明确告知，暂时不能手术。心情极度低落，原定晚上要做的肠镜，在我的要求下也取消了。我是一个医生，这个时候谁也安慰不了我，还一度对哭泣的家人发了脾气。抽血化验发现癌症指标异常-CT 未发现病灶-抽血复查确认癌症-胃镜-PET/CT 寻找病灶-确诊。如果我不是医生，我自己能做的检查可能就到此为止了，接下来就是咨询医生，寻找治疗方案。回到家，呆坐在沙发上一个多小时后，“病理”两个字蹦了出来。对，必须取得病理！肺内病灶太小，腹膜后淋巴结太深，都不容易取得，剩下的就是纵膈淋巴结。
▲ EBUS（图片来自 London Health Science Center），EBUS 是超声支气管镜（Endobroncheal Ultrasonography ）的缩写，主要用于肺部支气管更深层次的检查，尤其是肺癌中期、结节病及结核病的检查。医生能够通过吸引活检针直接对病变部位进行采样，同时有效防止误穿血管。我立即让科里的医生联系了长海医院呼吸病介入诊疗中心，那里的超声支气管镜技术在国内是顶尖的。
11 号去上海，12 号早上安排做检查。说实话，这个检查必须要做，这也是我自己的决定，可是 EBUS 检查镜子粗，时间长，可能必须要在静脉麻醉下进行，对长海医院的技术我是很信任的，但是麻醉还是让我很担心。知道了我的担心，麻醉医生特地在术前跟我做了交流，看着年轻麻醉医生坚定的眼神和语气，我放心了不少。手术进行地非常顺利，手术一结束，我就从麻醉状态中醒来，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从检查床上坐起来，回头看监护仪上的重要参数：血氧饱和度和血压，看到一切正常我也就放心了（非常感谢长海医院这个团队）。由于起床过猛，手臂上的保留输液通道已经扎破血管，鼓起了“大包”，此时我已经完全从麻醉状态复苏了，就要求拔掉输液保留针，在一旁的麻醉护士一边玩着手机一边说：“你把输液关掉，一会再拔”，我立即回了一句“放在这还有用吗？”此刻心中一股无名的怒火即将爆发，看出我的情绪，陪护我的人立即把我按住，找来棉签，拔掉保留针。就那么几秒钟我恢复了平静。我不知道，我的情绪是由于生病的委屈还是出于一个老医生对年轻医务人员的麻木的愤怒。到这个时候，EBUS 是必须要做的检查，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穿刺带来的痛苦和风险都不小。从确诊开始，每一步都不会容易，或者说，光是确诊的过程就需要经历常人很难忍受的痛苦。做完 EBUS 检查，感觉很好，剩下的就是等待病理结果。 休息十几分钟后一路步行回入住的宾馆，中午还赶到华山医院，再请影像科的教授会诊阅片，希望给出进一步意见。结果也没有出乎意料。从华山医院出来，我们就前往上海火车站准备返回合肥。在车站候车时，我感觉嗓子开始有点疼痛，作吞咽动作时尤其明显，本以为是插管造成的，当时正好也是局部麻醉药作用消失的时间，就没在意。闲聊中，陪同我的医生开玩笑说，“主任平时看不出来脖子短粗，但是插管的时候还是觉得是困难气道”（困难气道的意思就是短粗型的脖子，插管比较难），我顺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脖子，说道：“我的脖子很粗吗？”“不好，纵膈气肿。”我一下子反应过来。离火车开车还有 20 分钟，犹豫了数分钟，不管那么多了，立即出站打车前往离车站最近的上海某著名“三甲”综合医院看急诊，这家医院的神经外科和感染病科在国内都是顶尖水平的。急诊 CT 证实纵膈和头颈部皮下气肿。胸外科一线急诊医生请来了二线班某副教授，一句话差点把我气死：“你这个气肿暂时死不了人，气肿是由穿刺造成的，我们主任有规定，不给别人擦屁股，你还是回长海医院处理吧。”陪同我的家人和医生看出我的愤怒，怕我因为激动加重病情。我也没敢说出我真正的担心，其实仅仅纵膈气肿我没什么好怕的，大不了用刀片在胸骨上窝切开排气就是，万一这种情况出现，我自己也能救自己，不至于因为气肿压死人。我真正担心的是，既然穿刺引起了纵膈气肿，那气管壁一定有损伤，也有可能存在纵膈出血，一旦纵膈血肿压迫大气道或心脏，不能及时手术的话，真有可能危及生命。这家医院离长海医院有二十公里，又正值下班高峰时段，我怕在拥堵的道路上出现问题，只好在这家曾经让我非常尊敬现在又让我非常失望的医院急诊科里，一边自己观察病情，一边等待交通拥堵高峰期过去。八点以后，在百度地图上看道路交通拥堵状况明显好转（百度应该给我广告费哈），症状也没有明显加重，才敢打车直奔长海。在床位非常紧张的情况下，长海呼吸科挤出一张观察床让我住下，而且已经和胸外科联系好，一旦有情况立即会诊，至此我也就放心了。好在三天的观察，气肿逐渐吸收，症状也好转，第四天顺利出院回程休养。短时间内的密集检查：胃镜、全身PET/CT、胸腹增强CT、全身麻醉下EBUS 以及纵膈气肿并发症等，搞得我身心疲惫，甚至来不及细想我的病情。
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我该好好休息一下了。工作了三十年，从没有放下过工作，认真地想想，这回可能是真的要永远离开工作了，而且是以这种突如其来的方式！周末回合肥短暂休整后，周一我又去上班了。早会分别给呼吸心内科、重症医学科的同事们交代了病情，并分析了可能的最坏结果，更重要的是安排好科室的工作，我要休息了。接着去跟院领导汇报，正好是周一院长办公会，所有院领导基本都在，简单汇报病情，请假休息。因为病情还没有完全明确，我暂时不想把生病的事实告诉我的兄弟姐妹，家里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所以，回老家休养的念头暂时搁置。绩溪是个山清水秀的小城，安静无污染，这里是妻子的家乡，女儿也是在这里由外婆外公抚养长大，一直到上学的年纪才回到我们身边。岳父岳母一直希望我们能有时间回家长住一段时间，这是老人家的心愿，也是我们的遗憾。我们夫妻两人都是医务工作者，即使是节假日回家也是来去匆匆。这次回去休假，老人家不会有任何怀疑，也会把我的生活照顾的很好。说起来惭愧，第一次有时间陪伴老人家，还是因为需要他们的照顾。另外，夫人的科室近期要搬迁到新的病房，作为那么大一个科室的护士长，要统筹协调很多事务，家里的情况也暂时没有跟领导汇报，我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妻子、一个科室的骨干，她所承受的压力。我回她父母身边休养，她也能放心地把眼前最重要的工作做好。我可能三十年来无数次在检查报告上看到甚至写下“癌”这个字，但是到今天才发现，自己可能第一次认识这个字。在每一次治疗之后，父亲都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游山玩水、吃土菜、打太极，偶尔还钓一钓鱼，顺便拖一拖稿。最后他发来的这篇文章，我打开了无数遍，又关上。这确实是我长这么大，编辑得最痛苦、也最艰难的一篇文章——作为一名医生，他还原了确诊过程中经历的检查与心理变化，而我作为女儿，惭愧地跟着这条时间线复盘的是：那时候我在哪里？我做了什么？从我到北京工作开始，每个工作日早上七点，爸妈两个人会在上班路上给我打一个五秒钟的电话，喊我起床看选题。文中的那个国庆假期，因为连续熬夜太辛苦，我一度想留在北京大睡三天。还好最后时刻买到了高铁票，提前几天回了家，但是又提早返回了北京，因为接下来要去出差。我坐上飞机准备去到异国的时候，也是妈妈带上爸爸去医院做胃镜、寻找肿瘤病灶的时候。有好几个夜晚，我独自对着这篇原名叫《一夜之间的“毁灭”》的文稿发呆。不知道如何面对。最后我选择尽量保持文章的原貌，除了为专业的医学名词加上注释，文章没有做太大的改动。这是我的父亲三年前写下的抗癌日记，在真正认识了“癌”这个字的三年里，我发现医患关系、职业关系、亲子关系、亲密关系都因为“癌”这个外来者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当然，也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自己与家庭、社会。
父亲最近从工作中抽出时间，决定续写这段故事，于是我又把这一篇拿出来，重新编辑，作为前情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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