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广洋 从我记事时起，每到温暖的季节，我家的堂屋里就住进一对燕子，而且这一对又一对的燕子一住就是三五年，或更长的时间，直到老死在北方或南方。后来的那对与先前的那对是不是母子（女）关系不可而知，可它们保持一致的与众不同的生活习性总让人觉着它们有某种亲密的关系。 按我母亲的话说，我家住的燕子是巧燕——它们与普通家燕的主要区别是把窝筑在屋梁的内侧，窝口与房门是背向的。这样飞来飞去、进窝出窝的看起来麻烦，实则有不少好处，例如隐蔽性、防风什么的。 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燕子都是非常特殊的鸟类，它们不仅是益鸟，还与家家户户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算得上半个家禽。因我母亲特别喜欢燕子，我家与燕子的关系就更密切。为了让刚归来的燕子便于筑（修）巢，我母亲总是在院子里用麻丝什么的为它们准备好便于叼衔便于粘接的泥料。每当它们孵出的燕雏总是张着蜡黄的喇叭花一样的大口，饕餮得总是吃不饱的样子时，我母亲就从梁囤里瓦出两碗麦子，用水浸了，故意让麦子生蛾子。为了证实明年的燕子还是不是今年的这对，母亲想方设法也得捧住其中的一只燕子，在它的右腿上系上一跟红线，绾上一个特别的结。再后来，从我家孵出的小燕们，也都早早地系上另一种绾法的红线……而更令人感动和难忘的是，当我家的燕子在初秋的风雨中受了伤，无法飞到南方过冬时，我母亲居然支使我把它们装在一个她亲手制作的秫莛笼子里，骑自行车送到30公里外的兖州火车站，还带上一大瓶活着的被掐了翅子的蛾子（瓶盖上还扎了许多的透气孔）。 那一年的秋天，我刚上初三，一阵狂风暴雨过后，我家的一只巧燕忽然变得不巧了——一只翅子受了伤，飞翔起来很笨拙、很困难了，只能从一棵树上飞到另一棵树上，树稀的地方还得落到房顶上，逮个飞蛾什么的已很费劲。我看到另一只燕子多次给它喂食。就在我正为它着急的时候，母亲也看到了，她不无忧虑地说：“这下可坏了，它们很快就该回南方了，翅子坏了，还不等于判了死刑！在我们北方越冬非得冻死，不冻死也得饿死。” 接下来的那几天，母亲一边忙着扎秫莛笼子，一边培养、捕捉小蛾子，又把一根大针烧红了，在盛蛾子的瓶盖上烙眼。我当时还没弄明白母亲的用意和想法，但知道她在为受伤的燕子忙碌。直到有一天，母亲突然对我说：“你帮我把两个燕子都逮住，放进笼子里，喂上几天，待它俩习惯了笼子里的环境，能够在笼子里吃喝了，你就把它俩送到兖州火车站去，找个南方人，让人家把它俩捎到南方去。我寻思了许多天，就这个法子还有希望，况且得把它俩一块送走……” 之后的几天里，母亲的心思全部投放到这两只不幸的燕子身上，为它俩捉蛾子、往里放蛾子、放水，还提着它俩到人多的地方去“实习”、去“锻炼”，怕它们到了火车上受惊吓。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推着自行车走出家门，车把上挂着那个笼子，笼子里的两只燕子叽叽喳喳呢喃个不停，像是互相安慰，又像是在与我母亲告别。我母亲把我们（这里的我们当然是指我和两只燕子）一直送到村头，千叮咛万嘱咐我，不要送错了人，一定找一个年纪大些的真正的南方人，最好是广东、广西、云南那边的，总之越往南的越好。因为听人说，有的燕子还越洋过海到南洋那边去呢。 我终于骑到兖州火车站时，已近中午了。我匆匆忙忙地走进候车室，硬着头皮打听南去的旅客。就在我问到第三个旅客时，我的身边已围了不少人，他们对我的举动、尤其上对我手里的笼子颇感好奇和兴趣，开始有人主动地与我攀谈。不大一会儿，一个五十来岁的大婶主动地接过了我手中的笼子，她不是南方人，却是去海南岛看望当军官的儿子的。她亲切地对我说：“你和你的家人真善良、真细心，尤其是你母亲，为两只燕子让孩子赶这么远的路……我理解你母亲的心情，你就放心吧孩子，我一定把这两只燕子捎到南方去，并在路上好好的照顾它们，及时给它们喂食、喂水。” 我谢过热心的大婶，走出候车室时，眼里一阵阵热辣辣的。 终于盼到第二年的春天。可是，我家的燕子只回来一只，而且它的另一条腿上也系上了一根红线，我母亲一眼就认出，那根红线是受伤的燕子腿上的那根。也就是说，那只受伤的燕子肯定是死了！ 值得寻味的是，这对燕子被那个热心的大婶捎到南方之后，是不是又找到了原来的地区、原来的人家？无论如何，这根红线也说明，它们肯定又遇上了善良而细心的人家。他们特意把死去的燕子腿上的红线解下来，系在这只好燕子的腿上，捎回一种既飘渺朦胧又真切感人的信息。 而更令人感慨和悲怆的是，那只不远万里只身返回的燕子，在我家住了三天、盘旋了三天、呢喃了三天之后，就没了踪影！是孤独地死在了野外（燕子很少有死在家里的）？还是为了缅怀又回了南方？【发表于《南方日报》文艺副刊2004年9月6日，收录于本人文集《没有彼岸的河》一书（济南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特别声明：附图取自网络，版权归摄影者】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