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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于《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隆重推介过王德威教授主编的“哈佛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2017，下简称《哈佛版文学史》），独家首发了王德威教授的长篇序言《“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还邀请了丁帆教授、陈思和教授、陈晓明教授、王尧教授等国内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对《“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进行回应，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的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当然，彼时的讨论主要围绕的是王德威序言，如今《哈佛版文学史》出版已逾两年，中译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中译版的出版指日可待。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哈佛版文学史》中译本的付梓，势必将在中文世界激发出更多的对话空间和更大的学术能量。我们征得主编王德威教授和出版方“理想国”的授权同意，从已经定稿的篇目，选择了几篇在此提前刊发，虽然相较于原著一百六十多篇的篇幅，不过是管中窥豹，但相比于理论性较强的序言，这几篇选文无疑能帮助我们更为直观地领略到这部文学史新著的魅力。 本期的选文只是尝鼎一脔，希望能帮助读者看出《哈佛版文学史》不一样的形态，从多重缘起到非文学文本，从晚明到当代，《哈佛版文学史》无疑重构了我们对现代中国文学史的认知。从全书目录来看，编者的用心与大胆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然而我并不希望因此便引出《哈佛版文学史》的写法更为“先进”，而过往的文学史都可以被抛诸脑后的结论。相反，我认为《哈佛版文学史》最大的特征便在于它的实验性，在于对文学史书写中已经固化的东西的反思，对其中隐而不彰的限制和压抑的体认，召唤的是不断省察和挑战。它不只提供名不见经传的奇闻轶事，而是展现无数可以被不断填补和扩充的文学史空间。 （季进，苏州大学文学院） （《南方文坛》2019年第5期 ） 【1941年12月25日】 日军占领香港 再也不会跟从前一样了，她想。 张爱玲（1920—1995）在自传体英文小说《易经》（The Book of Change）中写道： 时间来到1941年底的香港，其时，张爱玲已被香港大学录取。二十余年后回首，她以如是抒情口吻写下这梦幻时刻，恰如詹姆斯·乔伊斯式的“顿悟”（epiphany）般，预见了她此后的写作生涯。那“探照灯”仿佛是预示日军即将入侵、并在那一年圣诞节占领香港的不祥信号。两年之后，张爱玲果真在上海这座她所热爱的城市闪亮登场，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一颗文学新星于焉诞生。 如果张爱玲没有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求学，她会从事别的职业吗？很可能不会：创作的种子早在她童年时期的上海就已播下。香港经验对她而言之所以重要，在于标志着她的人生转捩点，为她的创作增添了崭新的“超出传统的”（extra-traditional）维度。若无此番经历，她不可能写出《倾城之恋》（1943），也表现不出《烬余录》（1944）中那种心理与道德上的强度。前者是她最令人难忘的两部中篇小说之一，而后者可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散文体裁的压卷之作。假若张爱玲在文学上再无所出，仅这两部作品，也足以奠定她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地位了。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在小说还是现实中，香港的三年时光（1939年夏至1942年夏）标志着张爱玲的成长过渡期。她因目睹“战争的残酷和人类无谓的执着”，在返回故乡上海之前已然脱胎换骨。兴许她是带着“浪女”回归之感，把自己的小说热情奉献给心爱的故乡读者，其中部分作品的叙述背景正是香港。香港的暂居经验，显然令她的创造力有如泉涌。归返上海前两年（1943—1944），她写出十余篇短篇小说和数量相当的散文。1944年，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上市后四天即告售罄，同年稍晚面世的散文集也同样畅销。正如王德威所言：“对历史和人类命运中意外事件的惶然一瞥，从此成为张爱玲写作中经久不衰的主题。为此，香港具有了一个形而上的维度，易与常、个人欲望与社会命运，在这座城市中反复无端地交错相杂。” 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1943）和《沉香屑：第二炉香》（1943）均以香港为背景，因其中杂处着英国人、中葡混血儿和印度人而充满了异国奇风，与她此前笔下的上海大相径庭。表面上看，小说的场景充满了南洋浪漫的异域元素。第一个故事里的高级妓院是香港的替代，这一座被野花包围着的白色山顶别墅，成为展现年轻女主人公——一个来自上海的纯真少女——自愿被诱惑与堕落过程而设置的诱人背景。第二个故事中，性压抑的女主人公——一个生活在这座小岛上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女性——在新婚之夜遭遇了精神创伤。如果这两篇小说一开始是用英文写就（张氏后来流寓美国时即用英语写作），很可能会被误认为是毛姆（W.Somerset Maugham，1874—1965）的作品。而当我们将这两篇小说与毛姆的《面纱》（The Painted Veil，1941）——一部以香港和虚构的中国南方小镇为背景、关于通奸和救赎的故事——相比较时，便会发现，比起毛姆笔下英国殖民者面对中国人所表现优越感十足的刻画，张爱玲的描述更为可靠，也更加富于情感的真实性。 张氏未完成的小说《连环套》（1944），是其香港故事的另一典型，背景为更早期的香港，描述一个底层中国妇女和她相继委身的四个丈夫/情人动荡不安的生活。她先后同一个印度人、两个中国人和一个英国人生养了五个孩子。作品向香港的底层居民投以极为罕见的一瞥，他们的生活围绕着西环和中环西部人口密集区域，那里是印度和中国商人、鱼贩子和仆役们的聚居地。我们可以跟随女主人公霓喜的脚步穿街走巷，逼仄狭窄的石子街两旁商店林立，“来往的都是些短打的黑衣人；穷人是黑色的”。一个在此开设绸缎店的印度富商，买下十四岁的霓喜，但始终未正式娶她为妻。霓喜为了生活自此周旋在一个男人又一个男人身上，像是一个个的连环套。尽管张爱玲公开承认，她在小说中着意呈现的是一个上海人眼中的香港——亦即带着一点东方主义（和自我东方化的）味道，然而这并非完全出于她的想象而已。 大学时期张爱玲居住在香港大学女生宿舍“梅舍”。港大校园不仅是张氏小说《茉莉香片》（1943）和散文《烬余录》的核心背景，也是前述《易经》中“探照灯”事件的发生地。它坐落在俯瞰中国商圈的薄扶林道中段，山顶的那些豪宅住着香港的高级官员及其家眷。年轻的爱玲拿着奖学金在一所香港大学主修英国文学，因而享受着特权地位，和在山下生活的绝大多数本地中国居民有着隔阂。也许偶然的涉足中国人居住区，并未给她留下好印象，她的日常用语是英语，而非本地人说的广东话。老师们是英国人，同学则大多来自香港、印度、马来亚和新加坡的上层富户。其中一位名为法提玛·摩西甸（Fatima Muheeden），又名炎樱（1920—1977）的中国、斯里兰卡混血女性成为她的终生密友，增订版《传奇》的封面设计者就是炎樱，张氏文中不时提起她。尽管事实上她无论与哪个群体都相对疏离，但作为在一个香港精英学校中备受呵护的学生，她的生活享受着某种程度上的舒 如前所述，战争的恐怖和暴行给了张爱玲创作《烬余录》的灵感，此文生动地描述了她的同学们对于这场战争是如何毫无防备心。直到日军的枪炮在他们脚下炸响之前，有人还在忧虑晚餐时的穿着，有人（即炎樱）正准备到城里去看“五彩卡通电影”。文中作者绘制了废弃的街道上一辆空电车茕茕孑立的奇景。时光仿佛在蒙太奇式的断片中瞬间凝滞：“一辆空电车停在街心，电车外面，淡淡的太阳，电车里面，也是太阳——单只这电车便有一种原始的荒凉。”这是“探照灯”之外，让一个年轻女孩成长的另一个天启般的时刻。冰冷的超现实主义语调，与同时期的另一篇散文《公寓生活记趣》（1943）中对上海电车的温情描述形成强烈对比。张氏声称，她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于她而言，深夜里电车回厂的声音，“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 张爱玲香港故事中的另一个地标是浅水湾饭店。它曾经坐落于港岛南岸，今已不存；旧址上盖起了一座现代化的高级公寓，顶层的露台饭店里怀旧式的吊扇装饰和英式风格的家具，历历在目引人追念小说《倾城之恋》中的情状。 小说图景分为两幕，第一幕在上海。在那里，白流苏——一个离了婚、受困于传统大家庭的上海女人，遇到了从英国归来的花花公子范柳原。范邀请她去香港相会。随着场景的转移，故事也开启了新的征程。一个新的世界骤然开始，旧的规矩不复存在，她被迫扮演一个纵情声色的离婚女人，和她那位风流成性的追求者棋逢对手，就像在拍摄一部怪诞的好莱坞喜剧片或歌舞片。浅水湾饭店正是上演风流韵事的绝佳地点。置身于新的环境中，白流苏感到自己获得了解放，人生第一次能够追寻自己的身份，掌控自己的命运。显然，将小小的悲剧化作喜剧需要香港这样具有异域色彩的土地。如果范柳原和白流苏仍在上海，他们的罗曼史将永无机缘开花结果。故事结尾，叙述者嘲弄地点评道，正是战争和成千上万人的死亡，成全了女主人公的幸福结局。的确，正是这一时间（一场战争）和空间奇。 根据张爱玲的回忆，她是在1941年香港大学暑假期间，去浅水湾饭店探望母亲时首次听到一对男女的情事八卦。他们是张母的麻将牌友，女子在打牌中的母亲身后眉目传情，将男人钓上钩，接着两人便相爱并同居了。是据这段流言，她织就了一个精湛的浪漫故事。 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人从上海来到香港究竟意欲何为，难道仅仅是为了逃避战争？1941年的上海还没有被日军占领，1943年前上海租界一直是一座未受影响的“孤岛”。除了陪伴女儿这个借口，张爱玲的母亲到香港做什么？实际上，张爱玲很少见到母亲，即使见面也往往充满剑拔弩张的气氛。随着《易经》（2010）和《小团圆》（2009）的出版，这对母女的关系也以其更丰富的面貌昭示于众。在张爱玲早期的作品中几乎视母亲为偶像。是她为这个乳名唤作“煐”的女儿起了“Eileen”的英文名字，并以其发音取中文名“爱玲”。张母是一位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与保守传统的丈夫顽强对峙，终至离婚。如果说，张爱玲身上与专制的父亲相反的一切都来自她的母亲，那么在香港，情况就全变了。她后来的小说中所揭露的母亲是“刻薄，任性，放荡”，一个为了获得安全感和经济支持，不惜走马灯似的大换英国情人的彷徨无助女人，她甚至在牌桌上挥霍掉女儿的奖学金。她那上流社会的生活姿态，不过是伪善和颓废的面具。曾几何时，她的女儿以写作的方式虚构性地重返彼时彼地，向她不再崇拜的母亲索取宿债。 简而言之，张爱玲的香港故事，呈现了奢华与衰颓、浪漫迷魅和精神堕落并置的复杂图景。这个岛屿，为张爱玲眼中深受传统制约的上海中国人，提供了一面扭曲的镜子；相对于所扎根的上海，香港成了她的自我“他者”。多年之后的1952年，当她被迫离开上海时，她别无选择再次前往香港，并以之为试图开启新文学生涯的临时基地，尔后再移居美国。可以说，是香港，才令她后来的文学写作成为可能。 （李欧梵，香港中文大学；卢冶，辽宁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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