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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接地气的金融机构

 文野 2019-10-17

各位朋友,大家好!

粮食是一个国家最基础的大事。中国是农业大国,只有农业得到了发展,才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而农业最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以农商行为代表的农信系统,在近70年的历程中,都经历了哪些翻天覆地的变革,逐渐走向今天“离大地最近的银行”呢?而今天和未来,农商行面临的是哪些更加艰巨的爬坡呢?

阳光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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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每年的一号文件都是与农业有关的。

一方面,粮食是一个国家最基础的大事,“家里有粮,心里不慌”。另一方面,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主要部分,只有农业得到了发展,才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因此,国家把农业这个基石放在发展的重要位置。固本强基、底盘做得牢,大厦才能建得高,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农业和其他所有行业一样,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持。而联系农民最好的主力军就是以农商行为代表的农信系统。

农商行的前身可以说历史悠久,它是经历了不断的变革才发展到今天的规模。

1923年,“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在河北香河组建了我国第一家农村信合作用社。后来,为了解决农村的生产资金问题,这个形式在革命根据地被积极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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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广大农村地区成立了信用互助组。

1951年,人民银行重点试办农村信用合作社。把人行在农村的网点改为了农村信用社。之后,各地农村信用合作社又陆续进行改革,组建为农商银行。像“重庆农商行”的前身就是1951年重庆市农村信用社。

2003年,重庆成为全国首批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省市之一。2008年,组建全市统一法人的农村商业银行。

而“深圳农商行”是在2005年经银监会批准,全国首批由副省级以上城市农村信用社改制组建的股份制农商行,也是深圳市唯一的本土地方性法人银行。

农信社作为我国农村唯一的金融机构,覆盖范围达到我国80%的地区。它的天然属性和基因都是来自于三农。因此农商行也是金融系统中分布范围最广、服务群体最分散、服务条件最艰苦的金融机构,被称为“离大地最近的银行”。

和农发行相比,只有一字之差的农商行长期承担着“支农、支小、支微”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但它却不是政策性银行。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在农信系统中,共有1262家农商银行资产总规模接近25万亿元,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10.07%。其中,资产规模超过千亿元的农商银行有近30家,占农商行总数的2.4%。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这样一个土生土长、在中国银行体系中一直低调存在的金融机构,永远都是振兴乡村和农村金融扶贫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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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商行上市进程的加快,这个群体越来越受到关注。

回顾它的发展历程,也是命运多舛。仅仅是管理权就经历了“几收几放”。

最开始是由人民公社管理;后来,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再后来,央行授权委任农行代管;最后,农信社与农业银行彻底脱钩,改组为“农民自愿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服务”的合作金融组织。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四大行退出农村市场,由农信社替代这个空缺。据统计,截至2002年末,农信社发放的农业贷款占同期全国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的81%。

但当时大部分农信社经营机制和内控制度并不健全,加之监管缺失,致使部分农信社坏账不断,甚至资不抵债。

从1994年到2003年,全国农村信用社连续10年亏损。2002年当年亏损58亿,历史亏损挂账近1500亿元。按照当时贷款分类口径统计,2002年全国农信社的不良贷款比例高达36.93%。资不抵债额达3300多亿元,资本充足率为-8.45%,资本净额为-1217亿元。

2001年,江苏省首先开始农信社改革试点张家港农商、江阴农商、常熟农商分别成立了全国第一批县级农信社改制而成的农商行。

2003年6月,国务院通知在吉林、山东、江西、浙江、江苏、陕西、贵州、重庆等8省(市)开展改革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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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重要的变革。一个是:监管层以1650亿票据(借款)置换农信社历史沉淀下来的不良贷款第二是:监管层将农信社行业管理权下放到省政府,各省陆续成立省联社行。行使“管理、指导、协调、服务”为主要内容的行业管理权。

2004年6月,高层再次决定进一步将试点范围扩展到除了海南和西藏以外的21个省(区、市)。

由于农信社数量庞大,各地也有自身的特殊性,这次改革主要集中在产权以及管理权两个层面,提供多种方式进行选择。但由于农信社法人治理结构的长期缺位,部分地区大股东侵蚀公司利益情况严重,监管层重点鼓励符合条件的地区将农信社改造为股份制商业银行。

经历了多年的权衡博弈,2011年,银监会提出不再组建新的农村合作银行,现有农合行全部改组为农商行。

这一轮改革是农信社成立以来最具创新性的体制机制变革,让农信社系统基本摆脱了历史枷锁的束缚,实现了脱胎换骨、翻天覆地的行业巨变。

中国的银行体系,处在金字塔顶端的是3家大的政策性银行,中间是中农工建交邮储6大行,再下面就是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处于最底端的就是农信社系统、村镇银行等农村中小银行。

这个结构基本对应着各类银行的目标客户群体。因此,它们面临着比国有大行更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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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70年来,以农商行为代表的农信社系统始终如一,无怨无悔地服务于那些成本高、风险大的农户、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

2018年3月末,全国农信社资产总额达到32.27万亿元,负债总额29.91万亿元;涉农贷款余额9.21万亿元,小微贷款余额8.02万亿元,发放扶贫小额贷款1490.48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91.4%。

2018年二季度末,全国农商银行实现净利润1212亿元,不良贷款率4.29%,拨备覆盖率为122.25%,资本充足率为12.77%。

截至2018年末,农商行共计有1427家农商行总资产规模仅次于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

回顾近些年来,农商行经历也很曲折。这样一个土生土长、历尽沧桑的金融群体,一直默默负重前行。

2013年,我国债市进入新一轮牛市,由于传统业务受限,农商行大规模介入到银行间市场。

而且2013年我国放开贷款利率市场化,和大行相比,农商行的贷款利率没有竞争力。存贷利差收缩,传统信贷业务利润下降;异地扩张受限,线下存量客户又被重返县、乡区域的农行、邮储争夺,新增客户难度加大。

负债端:受互联网金融的冲击,农商行低成本存款要么转化为高成本理财,要么投向互联网平台。农商行又不能投地产、“两高一剩”等高收益资产,收益压力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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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货币宽松,资金市场价格便宜。同业业务和同业理财兴起。对于零售和对公理财增长较为缓慢的农商行来说,发行同业理财扩张规模更为便利。

当时,非保本的同业理财属于不受监管的表外业务。

农商行同业理财规模不大,但是收益竞争力极强,5-6左右的收益曾是常态。

2016年的新闻里曾引用过这组数据:“截至今年三季度末银行理财存续规模约为27.1万亿元,较2015年末的存续规模23.67万亿元增长了14.49%。其中农村金融机构的理财资金选择委外渠道进行投资资金比重约为49.68%。”

2016年,部分农商行的资本市场板块所贡献利润比例甚至达到60%,远超传统的信贷业务。当时,各家农商纷纷加大了对这块业务的投入,无论是成本还是人员授权上,同业条线、金融市场逐渐成为行内的核心部门。

2017年,债市进入调整期。

2018年上半年,经济放缓,产业结构调整。三农和小微企业成为贷款违约的重灾区。

数据显示:从2016年末至2018年6月末,农商行平均不良率从2.49% 连续7个季度上升到了4.29%,接近5%的监管红线。截至2018年9月末,农商行平均不良率为4.23%,但远高于国有行1.47%、股份制银行1.70%及城商行1.67%,也高于同期银行业平均不良率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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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农商行承担着扶植小微和三农的艰巨任务。但它的规模不大,风险资本也有限,如果当地经济出现波动,不良率很容易攀升。而异地扩张受限,资本扩充手段也有限,不良率过高并没有太多办法解决。

2018年之后,由于不良率高企,委外暴雷不断,大部分省联社都趋向于严格管理型,对于境内农商行的线上业务也都趋向严格限制。

2018年12月,中国银保监会发文对异地持牌限制,农商行开始大规模撤离大城市。农商行业务又回到了多年之前的状态。

2019年1月14日,银保监会发文明确,农商行原则上机构不出县(区)、业务不跨县(区)。

截至今年5月,已有10家农商行上市。估计未来会有更多的发达地区农商开启上市之路。

今后,随着银保监会监管政策的逐步落地以及省联社管理模式的不同,同是农商行,会出现一些分化:其中门类齐全、资金来源充足的农商行将会拥抱更广阔金融市场。

由衷地希望咱们群里农商行的兄弟姐妹们能走出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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