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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25年，有“保加利亚屠夫”之称的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而他的死也标志着拜占庭历史上又一个黄金时代的终结。有人说国家的崩溃往往先从内部开始，而拜占庭的衰落似乎就在印证这个道理。失去了强有力的君主后，帝国的政治制度开始出现了瓦解的迹象，国势的每况愈下导致了军事力量的崩溃，好不容易在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地区建立的优势地位也丧失殆尽，那么促使拜占庭帝国由盛转衰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国本的动摇在君主专制的时代，储君的地位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命运，因此也叫国本，而拜占庭的中衰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事儿要说起来还得怨巴西尔二世，尽管他是一代雄主，但在立储的这个问题上还真一个臭棋篓子。由于巴西尔二世是一位十分注重中央集权的君主，所以为了防止后宫干政或亲戚图谋不轨竟然终生未娶，更谈不上有个一儿半女了，因此只能将皇位传给他那平庸的弟弟君士坦丁八世，尽管后者成为共治皇帝已经半个世纪，但始终生活在哥哥的阴影之下毫无作为，巴西尔二世辛辛苦苦从贵族手中夺得的权力很快便在他手里丢失，更糟糕的是这位独自统治时已经年迈的皇帝也没有留下男性继承人，因此他只能在临终前仓促为自己那已经徐娘半老的女儿选定了一个丈夫，并举行了婚礼，这个男人也就是后来的罗曼努斯三世。可以说巴西尔二世终其一生都没能为自己培养一位合格的继承人，不仅动摇了国本还为拜占庭政治制度的瓦解埋下了祸根，他戎马一生开拓的疆土又怎会长治久安呢？  军区制的自我矛盾自7世纪推行军区制以来，拜占庭在社会管理方面呈现出很强的军事化色彩，也帮助帝国渐渐恢复了元气，收复了许多失地。然而到了11世纪后期，军区制的崩溃成为了拜占庭国力由盛转衰的一个显著特征。原先军区制的发展鼓励了以农兵为主的小农阶层的兴起，因此巴西尔二世执政的时候曾专门立法保护小农阶层的利益，限制大贵族的兼并。然而军区制本身却又存在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那就是它虽然帮助拜占庭恢复了国力，但想要持续发展就必须借助大军事贵族的力量以维护他们在地方的稳定统治，如果真的彻底打击大贵族那么军区制也将名存实亡。而放任大贵族肆意的膨胀，又会导致小农阶层的消亡，从底部瓦解军区制，这就让拜占庭统治者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在巴西尔二世统治时期，他依然可以凭借自己的影响力，调和社会各阶层的矛盾，保持军区制的稳定。但当皇帝变成君士坦丁八世、罗曼努斯三世这样的平庸之辈后，他们再也无力阻止大贵族的野心，小农的地位得不到有效的巩固，不得不放弃先前法令为他们提供的种种优先权，更无法抵挡天灾人祸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只能自动放弃或将土地转让给大贵族，以牺牲自由为代价换取大贵族的保护。而随着大贵族实力的增强，他们又开始与中央官僚争权夺利，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体系。而随着小农阶层渐渐沦为农奴，拜占庭的军区制也是唇亡齿寒，难逃瓦解的命运。  军区制瓦解的破坏性毫无疑问，军区制的瓦解对拜占庭帝国来说是一个非常致命的打击。这种灾难性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军事方面，更体现在政治方面与经济方面。 兵源日渐凋零 以小农阶级为主体的农兵本来是拜占庭帝国最主要的兵源，但随着小农们纷纷依附于大贵族，使得帝国的军事力量得不到合理的补给，在越来越频繁的对外战争中渐渐显得力不从心，失去了原先的优势地位。统治者只能无奈的花重金雇佣外籍军团来维护边境的安宁，这些雇佣兵与原先的农兵在价值取向上可谓是大相径庭，前者是收钱提供军事力量，因此经常墙头草两边倒，而后者是保家卫国，不成功便成仁。因此雇佣兵不但要耗费帝国大多数的财政收入，而且经常反叛拜占庭皇帝。12世纪诺曼人的雇佣兵在巴尔干地区所造成的十年动乱就是最好的证明。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前夕，拜占庭甚至没有一支可以信赖的精锐之师，就算君士坦丁堡拥有坚固的防御设施，也难以拯救这群乌合之众。  国家税收的减少 因为拜占庭的军区制有半军事化半农业化的特征，因此它的瓦解在经济层面上也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出身于大贵族阶级的皇帝罗曼努斯三世背弃了巴西尔二世的政策，向大贵族阶级做出了妥协，他不再像后者那样要求大地主们承担荒芜农田的额外税收，原先采取的连保制税收措施也被取消，而农民们也没有能力承担荒芜农田的赋税，导致国家岁入两头都没有着落，也进一步削弱了帝国的军事实力。 中央集权遭到削弱 军区制的瓦解导致大贵族的崛起从而威胁到了拜占庭的中央集权，这一点我们前面也有所提到，此处简单展开说一下。11世纪后期，许多地方军事贵族都参与到王室的内杠中，并与中央官僚们发生了权力上的冲突。尽管拜占庭皇帝意识到了危机，采取了将大军区划分为小军区的方式（11世纪时拜占庭军区的数量已经从最初的6个扩展到38个），甚至还收回了地方将军的行政权力，但这些都无济于事。军事贵族们依然明目张胆的挑战着皇帝的权威。比如科穆宁王朝的开创者，伊萨克一世为了炫耀自己的武功，竟然趾高气昂的叫人绘制自己持刀而立的画像，还联合其他军区的将军对皇帝米哈伊尔六世逼宫，要求增加军费，提高军饷。最后所幸自己当了皇帝。  宗教势力介入世俗统治小亚细亚的显贵，后来的君士坦丁十世当初因卷入马其顿王朝的政治斗争而锒铛入狱，后来回到自己的庄园，看似当一个闲云野鹤，实则心系庙堂，不但快速扩张家族实力，而且娶了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米哈伊尔一世的女儿尤多西亚，获得了教会势力的支持，他的大教长岳父出面向皇帝逼宫，帮助他顺利登上帝位。君士坦丁十世在位七年有余，对教会可以说是照顾有佳，不但给地给钱，还赐予他们很多的免税特权，将教会的利益与自己的政治利益捆绑在一起，巩固杜卡斯家族的统治基础。然而君士坦丁十世在满足教会利益的同时，却提高了农民的税收，增加了老百姓的生活负担，因此在巴尔干半岛引发了多次农民起义，严重削弱了帝国的有生力量。
而另一方面，君士坦丁十世死后，他的妻子尤多西亚掌握了政权，继续保持着王室与教会的亲密合作关系，这又引起了军事大贵族的不满，其中闹得最凶的是多瑙河前线的总督罗曼努斯，他甚至还引入外敌，利用匈牙利人的军队一起向尤多西亚施压，尤多西亚和大教长在军事强权面前根本无能为力，于是这位皇后只能宣布与罗曼努斯结婚，并拥立他为皇帝。而作为条件罗曼努斯四世承认尤多西亚的三个儿子为共治皇帝。这些事件都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拜占庭政治格局的混乱不堪。  引狼入室，十字军的破坏公元1071年，罗曼努斯四世率领的拜占庭军队在曼兹科特战役中被塞尔柱突厥人打的毫无还手之力，自此以后他们在与穆斯林的竞争中处于绝对的劣势。面对塞尔柱人强大的军事实力，后来的阿莱克修斯一世皇帝只能向罗马教廷求援，教皇乌尔班二世倒是很乐意帮忙，他马上鼓动西欧基督教国家出兵收复被穆斯林占领的耶路撒冷地区，同时也为拜占庭解除后顾之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宗教性质的圣战很快就变了味，在12世纪末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一世带着德意志军队犹如饿虎扑食般的闯入了拜占庭控制的马其顿和色雷斯地区，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然后又马不停蹄的横穿博斯普鲁斯海峡夺取了伊克尼乌姆。要不是这位不幸的皇帝在塞里弗河意外落水身亡，拜占庭还将经历很长时间的生灵涂炭。如果阿莱克修斯一世泉下有知，恐怕要气得连棺材板都压不住了。更可悲的是，后来的拜占庭皇帝似乎也并没有吸取这次教训，所以在后面的几个世纪里，帝国也为此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结语国家的崩溃往往先从内部开始，这话真是一点都没说错。军区制的潮起潮落仿佛就在预示着拜占庭帝国的命运起伏，它让这个曾经处于内忧外患中的国家绽放出中兴的光芒，但它自身那不可调和的矛盾成为了拜占庭彻底堕落的导火索。小农阶级和大贵族就像是天秤的两极，一边压下去，另一边就弹上来，最终使自己翻了船。在君主专制的时代，皇帝的个人素质显得尤为重要，但遗憾的是，自巴西尔二世去世以后，帝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可以力挽狂澜的强势君主，难道你能指望平庸的君士坦丁八世或贪婪的罗曼努斯四世来挽救帝国衰落的命运吗？显然这并不可能。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后继无人与军区制的瓦解，导致后继的拜占庭统治者不得不依靠雇佣兵和十字军，然而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正是这些被他们用来加强自己统治的外部力量加速了帝国的灭亡。他们花费重金招来的雇佣兵根本不会有什么家国情怀或民族意识，一旦没有了利益的趋同，他们随时会倒戈相向，让拜占庭皇帝难堪。而西方天主教势力从来就没有想过真心帮助拜占庭，十字军东征的目的也早已从最初的解放圣地变为了掠夺财富。腓特烈一世在马其顿和色雷斯的掠夺只是开始，1206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才是灾难。如此看来，1025年是拜占庭帝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它为黄金时代画上了一个句话，也让国家走上了一条逐渐衰落的不归路。 参考文献： 《拜占庭帝国通史》 《拜占庭国家史》 《拜占庭帝国史》 《拜占庭文明》 《罗马帝国衰亡史》 文：兰台令君 图：来源网络，侵权必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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