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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南京形成了颇具特色且影响深远的城市格局。东汉末年，孙权改秣陵为建业，并于229年建东吴后定其为首都，此为今南京历史上建都之始。其后东晋和南朝四代宋、齐、梁、陈相继建都于此。六朝时期中国与海外交流非常兴盛，它的全面繁荣被后人赞誉为“六代豪华”。 东吴开启海外交流之先河 东吴时期，六朝的造船业兴起，这不仅解决了当时军事上的需要，也为开展与海外交往和通商创造了条件。东吴设置典船都尉，主持造船并监督工匠和罪犯从事造船劳动，并从各地征募技工参与造船。当时已能营造长20余丈的航海船，可载士兵三千人，有的船楼五层，木雕彩画，非常壮观。民间造船业也很发达，江面上许多船只是私人营造的。 黄龙二年（230），孙权派遣大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一万人，泛舟浮海，前往夷州（今台湾地区）、?州（今琉球）。“得夷州数千人”而返回建业。东吴浮海求夷州是祖国大陆与台湾正式交往的最早历史记载。 嘉禾元年（232）正月，孙权派船运货，与辽东易换名马。这年冬，辽东太守公孙渊遣使来建业，并献貂皮、名马。第二年春，孙权派出万人大船队，满载金宝、珍货，渡海授于公孙渊，希望再换一些名马。不料，公孙渊心向曹魏，暗中定计杀了吴使张弥、许晏、贺达，没收了货物，去向曹魏讨好。这次受骗事件中，吴方部分人员由秦旦、杜德带领，逃出辽东，越过崎岖的山谷，奔走千里，无意中到达高句丽。高句丽王派人把吴方人员送还，并向孙权“贡貂皮千枚，鸡皮十具”。隔了一年，孙权派陈恂、谢宏乘船到高句丽，“加赐衣物珍宝”。高句丽王“上马数百匹”，吴方因“船小载马八十匹而还”。 孙吴与东北的交往不甚顺利，但对东南亚的海外交易不遗余力。黄龙年间开始与边界外的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南方）诸国建立关系，先后有吴使康泰、宣化、朱应等出使这一带，并在扶南见到中天竺（今印度）的使臣。康泰等详细询问天竺的情况，吴使“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通过使者，沟通了初期经济和文化交往，并相互馈赠，互通有无。国外物产如杂香、细葛、明珠、大贝、琉璃、翡翠、玳瑁、犀角、象牙和珍奇异果，陆续运来建业。后来，朱应著《扶南异物志》、康泰著《外国传》（亦称《吴时外国传》《吴国外国志》），记述了各国情况及交流物件。可惜原书已失。此后，各国都遣使同孙吴进行朝贡与回赐的交易活动。扶南王范旃于赤乌二年（239）还遣使来建业，“献乐人及方物”。 孙吴时期，西方各国也从海道来访。黄武五年（226），大秦（东罗马帝国）商人秦论（一作伦）经过交趾来到建业，并面见孙权。他在东吴住了七八年之久，嘉禾三年（234）才回国。当时，除了官方的来往交换方物及聘使贸易外，也有中外商人进行跨国贩运。《吴都赋》中就写了建业市场上有海外运来的琉璃等物出售。 当时由于中国南北分裂，邦交国大多由海路而来建业，主要有天竺、扶南、波斯及马来半岛诸国。天竺（一名身毒，在今印度、巴基斯坦一带）分中、南、北、东、西五国，周边还有许多附属小国，时以佛教闻名中国。宋时，天竺迦毗黎国就与孙吴通使。 东晋及南朝海外贸易发展很快 当时中国南方最大的港口番禹（今广州）“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外国商人、使者往往经番禹来建康（东晋、南北朝时期今南京名称），有的“海舶每岁数至”，甚至“岁十数至”。当时国外商船取海道由长江口直达建康的络绎不绝，通商的国家和地区，远至西方的大秦、波斯（今伊朗）、天竺、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等国。 当时，与海外的交往，多以丝、绢、绫、锦等作为馈赠或交流的特色物品。南朝刘宋时，丝织声誉名传遐迩，日本八次遣使建康，邀请织造和缝纫技工东渡日本传授技艺，他们对日本纺织、缝纫技术的提高有一定贡献，并使建康早期的丝织品扬名于东瀛。 南齐时，昆仑舶曾直接至建康贸易。齐武帝的亲信张景真“度丝锦与昆仑舶营货，辄使传令防送过南州津”。此为南朝官员与海外商人直接进行交易的一例。扶南王阇邪跋摩（扶南在今中南半岛，包括柬埔寨及其周边地区）曾请求齐武帝，协助讨伐在林邑为王的叛臣。天监二年（503），他献梵本佛经和珊瑚佛像。马来半岛诸国与扶南一样，是海上丝路的重要中转站，半岛中部较大的国家盘盘、丹丹、狼牙修等开始直接向建康遣使。 当时，与海外交流、贸易虽多为统治者所掌握，但市场上舶来品也不少。这些商品除了外商直接运来或从官方流出一部分外，大多是建康商人从南方贩运而来，也有一些是在南方做官的人带来的。在建康的佛寺中，随处可见到海外的玉佛像、金刚指环、金银宝器、琉璃器、香料、吉贝和鹦鹉鸟等。六朝方面输出以丝、绢、绫、锦为大宗，还有纺织、缝纫、制陶、养蚕、烹饪等技术以及书画、腰弩、五经佛像等传到海外。 南朝梁为六朝海外交流的鼎盛期 南朝萧梁政权建立后，和平稳定的局面和高度繁荣的经济，使得通使国家以及次数均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梁天监元年（502），萧衍登基，即遣使至中天竺舍卫国迎请释伽毡檀像。当时在建康的中天竺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那也被授以总知外国使命的职责。天监二年（503），中天竺国王致梁朝国书，称其为震旦中“最为殊胜”之国，希望两国信使往来不绝。次年，北天竺也遣使建康。总体上，天竺诸国与北朝通使更多，但与南朝商业交往比较密切。其香药、玳瑁、火器、金、银、金缕织成、细摩白叠、好裘等都是主要贸易品种。随商务往来的还有僧侣，仅见于《高僧传》和《续高僧传》的来华天竺高僧就有22人，而从中国去取经的知名僧人也有数十人。他们中有许多在建康译经、传法、建寺，对文化交流有重大贡献。 扶南为天竺与中国贸易中转地，与天竺舶齐名的扶南商舶极为活跃，佛教也通过它不断东传中国。天监二年（503）扶南王阇邪跋摩献给武帝梵本佛经和珊瑚佛像，武帝授其安南将军、扶南王，并特设扶南馆，请其僧翻译佛经。著名的扶南高僧僧伽婆罗、曼陀罗皆“随舶至都（建康）”，这也是海上丝路直通建康的史证。 波斯在萧梁朝时，遣使来建康献佛牙，交流物资。中大通五年(533)、大同元年（535），又献方物、佛牙。《梁书》记波斯特产有龙驹马、珊瑚树、琥珀、玛瑙、真珠等，可以知道所献方物的种类。波斯的“生师子”（即野狮子）还曾经引起梁武帝的兴趣。其东部邻国滑国在普通元年（520）、大同元年（535）所献方物中甚至还有著名的波斯锦。今秦淮区东八府塘曾出土萨珊王朝银币，这是波斯商贸活动影响到建康的一个见证。 由于和这些国家关系稳定、友好，海上丝路在六世纪时发展很快。当时的西方史籍就明确记载了中国丝绸通过海路大量输入西方。《梁书》也有南海诸国“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的记录。 孙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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