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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元帝《職貢圖》的形成* 米婷婷 本文原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4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感謝米婷婷先生授權推送！ 梁元帝蕭繹（508－554），字世誠，小字七符，梁武帝蕭衍第七子。侯景亂後，在江陵稱帝（552－554），不到三年，西魏入侵，戰敗投降被殺，年僅四十七歲。梁元帝一生好學不倦，不僅勤於著述，還工於書畫，有《金樓子》與《職貢圖》傳世。《金樓子》的成書，學界没有異議。[1]《職貢圖》的形成，學界卻一直存在不同看法。本文擬對這一問題進行再探討，以就教于方家。 一 問題的提出 梁元帝《職貢圖》今存四個摹本，先按時代先後和摹本國與蠻族名原用字，簡單介紹並迻録所收國與蠻族如下： （一）唐閻立本摹本 原名《唐閻立本王會圖》，現藏臺北故宫博物院，清官修《石渠寶笈》卷三二著録。絹本設色，自右至左，依次繪虜、芮芮、波斯、百濟、胡密丹、白題、靺（末）、中天竺、獅子、北天竺、 （二）五代南唐顧德謙摹本 原名《梁元帝蕃客入朝圖》，現藏臺北故宫博物院，清官修《石渠寶笈續編·養心殿藏》卷二著録。紙本白描，自右至左，依次繪魯（虜）、芮芮、河南、中天竺、佚名、爲、林邑、師子、北天竺、渴盤陀、武興蕃、宕昌、狼牙修、鄧至、波斯、百濟、龜兹、倭、周古柯、呵跋檀、胡密丹、白題、臨江蠻、佚名、高麗、高昌、天門蠻、建平蠻、滑國、于闐、新羅、干陀、扶南三十三國與蠻族使者立像，無題記（本文簡稱“五代摹本”）。 （三）北宋熙寧十年（1077）摹本 原名《唐閻立德職貢圖》，原爲南京博物院藏品，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清官修《石渠寶笈》卷三二著録。絹本設色，自右至左，依次繪寫滑、波斯、百濟、龜兹、倭、狼牙修、鄧至、周古柯、呵跋檀、胡蜜丹、白題、末十二國使者立像與十三國題記（倭與狼牙修之間有宕昌殘題記，無圖像）（本文簡稱“北宋摹本”）。 （四）清乾隆四年（1739）張庚摹本 原名《諸番職貢圖卷》，原圖現藏何處不詳，清末民初葛嗣浵《愛日吟廬書畫續録》卷五著録。據稱爲紙本，用白描法，依次迻録渴槃陀、武興蕃、高昌、天門蠻、滑、波斯、百濟、龜兹、倭、高句驪、于闐、斯羅（新羅）、周古柯、呵跋檀、胡蜜檀、宕昌、鄧至、白題十八國與蠻族題記，無圖像（本文簡稱“清摹本”）。 學界對於梁元帝《職貢圖》的關注，是從北宋摹本開始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漢學家夏德（F. Hirth，1845－1927）、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 Pelliot，1878－1945），最早注意到梁元帝《職貢圖》的北宋摹本，並將該摹本作爲他們研究民族史的重要史料。我國對於梁元帝《職貢圖》的研究，發軔於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隨後引起日本、韓國相關學者的關注，到目前爲止，已發表一系列的研究論文，涉及美術史、民族史、政治史、考古學、中西交通等諸多領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2]然而，儘管如此，仍留下很多問題，梁元帝《職貢圖》的形成，涉及其中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在梁元帝《職貢圖》問世之前不久，梁代還有一部裴子野的《方國使圖》，此二圖屬於同一題材的作品，二者究竟是一種什麽關係？一個問題是，關於梁元帝《職貢圖》，文獻記有《蕃客入朝圖》《職貢圖》《貢職圖》三個不同名稱，這三個名稱究竟是一種什麽關係？這裏擬分别予以探討。 二 《方國使圖》 關於《方國使圖》的形成經過，《梁書·裴子野傳》有明確記載，原文爲： 是時西北徼外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穎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八滑從之，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國。[3] 據此可知，裴子野撰《方國使圖》，係奉皇帝（梁武帝）敕撰，起因是白題及滑國朝貢，當時僅收録“自要服至於海表”凡二十國。 榎一雄先生最早關注《方國使圖》。他據史載梁時白題僅朝貢一次，在武帝普通三年（522）八月甲子，推測裴子野撰《方國使圖》在此後不久，時間在梁元帝創作《職貢圖》之前，指出：從題材看，二者均屬外國使者圖像；從内容看，《方國使圖》二十國在《職貢圖》上皆有體現。認爲：《職貢圖》應是《方國使圖》的增補版。[4]余太山先生則認爲所謂北宋摹本：“今存殘卷一十二國使臣圖像之原底及一十三國使臣圖題記可能是裴子野《方國使圖》。”[5]即認爲《職貢圖》的北宋摹本，現存圖像和題記與裴子野的《方國使圖》應該一樣，該北宋摹本可能就是裴子野的《方國使圖》。按：首先，余太山先生認爲北宋摹本可能就是《方國使圖》，似可簡單否定。因爲，據清官修《石渠寶笈》卷三二明記北宋摹本“凡二十五段”，即知北宋摹本爲清宫舊藏時實際有二十五國使者圖像和題記，後來流落民間，輾轉散佚，才僅剩十二國使者圖像與十三國題記。顯然，北宋摹本至少收録了二十五國，與《方國使圖》僅收録二十國不合，二者不是同一幅圖是無庸置疑的。至於榎一雄先生認爲《職貢圖》應是《方國使圖》的增補版，還需要對《方國使圖》收録的二十國進行考證，並將其與《職貢圖》收録的國家進行比較，才能最終認定。 但在對《方國使圖》收録的二十國進行考證前，先須解決《方國使圖》的著作權問題。因爲《梁書·裴子野傳》稱“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用“撰”“述”二字，是非常準確的。裴子野出身史學世家，曾祖爲《三國志注》作者裴松之，祖父爲《史記集解》作者裴駰，父親裴昭明也“少傳儒史之業”，[6]子野本人亦曾删撰《宋略》二十卷。史籍從無包括裴子野在内的裴氏家族任何一人工畫的記載。因知裴子野實際僅擁有《方國使圖》題記的著作權。《方國使圖》圖像的著作權另有其人，這就是宫廷畫工和畫師。李萬康先生認爲以宫廷畫家待詔的制度始創於西漢。[7]梁朝承襲，宫廷素有畫工和畫師。譬如：《梁書·劉孝綽傳》：“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先圖孝綽焉。”[8]同書《張緬傳》：“緬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爲勁直，高祖乃遣畫工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9]同書《諸夷·百濟傳》：“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獻方物；并請《涅盤》等經義、《毛詩》博士，并工匠、畫師等，敕並給之。”[10]毫無疑問，《方國使圖》的圖像，是梁朝宫廷畫工和畫師的作品。因此，傳統將《方國使圖》的著作權歸於裴子野一人，是不正確的。 《方國使圖》收録的二十國，按照常理，以及榎一雄先生的推論，應該是指梁武帝從天監元年（502）稱帝到普通三年（522）八月甲子白題朝貢這二十一年間向梁遣使朝貢的國家。現根據《梁書》《南史》及相關記載，整理這二十一年間向梁遣使朝貢的國家如下表： 表一 梁天監元年（502）至普通三年（522）八月向梁遣使朝貢的國家
據上表，這二十一年間，向梁遣使朝貢的國家有：林邑、干陁利、于闐、中天竺、扶南、龜兹、北天竺、鄧至、宕昌、婆利、高句驪、百濟、河南、芮芮、狼牙修、滑、周古柯、呵跋檀、胡蜜丹、新羅、白題。共二十一國，較《方國使圖》多出一國。需要指出的是，其中北天竺，《方國使圖》不應收録。關於這個問題，下文會有解説，這裏暫不涉及。即除北天竺外，另二十國，均應爲《方國使圖》收録的國家。這也證明，史載《方國使圖》收録“凡二十國”，是正確的。 《職貢圖》今存四個摹本，保存國家多少不一，這裏先以保存國家最少的北宋摹本進行比較。北宋摹本保存有滑、波斯、百濟、龜兹、倭、狼牙修、鄧至、周古柯、呵跋檀、胡蜜丹、白題、末及宕昌十三國，其中，僅波斯與倭二國《方國使圖》没有收録，另十一國均爲《方國使圖》收録的國家。波斯國，據《梁書》《南史》記載，首次遣使向梁朝貢在中大通二年（530），其時《方國使圖》早已完成，自然不可能收録。倭國，據《梁書》《南史》記載，僅接受梁朝册封，從未遣使向梁朝貢，《方國使圖》没有收録也十分正常。《職貢圖》收録倭國，則是另有原因。關於這個問題，下文會有解説，這裏也暫不涉及。唐摹本保存二十四國與蠻族，五代摹本保存三十三國和蠻族，清摹本保存十八國和蠻族，則其中有更多國家和蠻族，《方國使圖》没有收録。可見《職貢圖》與《方國使圖》不能完全等同。《職貢圖》雖然在《方國使圖》的基礎上有所增加，但與《方國使圖》是不盡相同的兩幅圖，應是無庸置疑的。因此，可以斷定，榎一雄先生認爲《職貢圖》是《方國使圖》增補版的觀點是正確的。 這裏補充一點。據《梁書·元帝紀》記載：元帝少年在京時期，因“性不好聲色，頗有高名，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纘及當時才秀爲布衣之交”。[11]可知元帝與裴子野從少年時代就交好。元帝在普通七年（526）外任荆州刺史之前，雖曾短暫外任會稽太守，但不久就回京任“侍中、宣威將軍、丹陽尹”。[12]元帝所任丹陽尹，相當漢唐時期的京兆尹，是京師建康最高行政長官。而其時，裴子野正任著作郎，掌國史及起居注。裴子野奉敕撰述《方國使圖》，正在著作郎任上，故有條件從國史及起居注中爬梳材料。但元帝作爲丹陽尹，職掌京師門户，任何外國使者向梁朝貢，進入建康，其“通關文牒”，理應首先上呈丹陽尹。就此而言，元帝無疑會比裴子野更早見到這些外國使者。而裴子野奉敕撰述《方國使圖》，元帝也無疑是最近的旁觀者之一。這些情況，不僅可以爲榎一雄認爲《職貢圖》是《方國使圖》增補版的觀點提供梁元帝與裴子野二人關係上的旁證，更重要的是，還可以作爲梁元帝創作《職貢圖》之張本，或者説爲梁元帝創作《職貢圖》埋下伏筆。 三 《蕃客入朝圖》《職貢圖》《貢職圖》 關於梁元帝《職貢圖》，文獻記載有三個不同名稱： （一）《蕃客入朝圖》 始見於《歷代名畫記》：“（梁）元帝蕭繹……任荆州刺史日，畫《蕃客入朝圖》，（武）帝極稱善。”[13]前揭五代摹本，原名即稱《梁元帝蕃客入朝圖》。 （二）《職貢圖》 亦見於《歷代名畫記》，前揭“（武）帝極稱善”後接云：“又畫《職貢圖》并《序》。善畫外國來獻之事。”[14]《職貢圖》名稱流傳最廣。譬如：《舊唐書·經籍志上》：“《職貢圖》一卷，梁元帝撰。”[15]《新唐書·藝文志二》：“梁元帝《職貢圖》一卷。”[16]《宋史·藝文志三》：“梁元帝《職貢圖》一卷。”[17]不贅舉。 （三）《貢職圖》 始見於《梁書·元帝紀》與《南史·元帝紀》，原文爲：“《貢職圖》（一卷）。”[18] 梁元帝自撰《金樓子》卷五《著書篇》：“《貢職圖》一秩一卷。”[19]《藝文類聚》收梁元帝《職貢圖序》：“名爲《貢職圖》云爾。”[20]《石渠寶笈》卷三二記北宋摹本，後附梁元帝《職貢圖贊》，末句亦作：“記爾風土，圖兹貢職。”[21]不贅舉。 同一作者繪同一題材圖畫，出現三個不同名稱，並且均非孤文單證，究竟有何含義，顯然值得探討。1986年，薛永年先生指出：“《職貢圖》一稱《蕃客入朝圖》，爲梁元帝任荆州刺史時創稿。”[22]即認爲《職貢圖》就是《蕃客入朝圖》。1992年，王素先生經過考證認爲：《蕃客入朝圖》《職貢圖》《貢職圖》是梁元帝創作的同一幅圖的三個不同階段圖：第一階段爲《蕃客入朝圖》，繪製于梁元帝普通七年（526）十月到大同五年（539）七月第一次任荆州刺史時；第二階段爲《職貢圖》，是《蕃客入朝圖》的增補圖，繪製于梁元帝大同六年（540）七月之後，再回建康，任安右將軍、護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時期；第三階段是《貢職圖》，繪製于梁元帝承聖三年（554）春當皇帝時。[23]2006年，陳繼春先生針對王素先生的觀點，認爲：《職貢圖》儘管有三個不同的名稱，但仍然應是同一幅圖，因爲《職貢圖贊》“圖兹貢職”云云，也有可能是爲了押韻。[24]2014年，石見清裕先生將前揭唐、五代、北宋、清四個摹本與宋、明、清三朝傳世文獻關於《職貢圖》的記載進行比較，認爲：其中存在兩個不同的系統，與王素先生的三階段圖説可以印證。[25]2016年，陳長華先生認爲王素先生“推斷有道理”，但他更傾向於認爲：史籍所載《蕃客入朝圖》《職貢圖》《貢職圖》，本係一圖，即《貢職圖》，只是稱呼不一而已。此圖或許曾經梁元帝數次修補，但亦絶不可將之截然分開：底圖名爲《蕃客入朝圖》，修補後名爲《職貢圖》，最後完成才名爲《貢職圖》。[26] 本文認爲：《蕃客入朝圖》《職貢圖》《貢職圖》三圖，究竟是一幅圖的三個不同名稱，還是一幅圖的三個不同階段圖，是可以根據文獻記載和三圖内容進行論證的。因爲，如果三圖是一幅圖，那麽三圖收録的國家和蠻族應該是一樣的；如果三圖不是一幅圖，那麽三圖收録的國家和蠻族是應該有所區别的。 先從文獻記載論證。所謂《職貢圖》，原本存在三個不同的時間點。前引《歷代名畫記》兩條材料如果連讀，就如下文：“梁元帝蕭繹……任荆州刺史日，畫《蕃客入朝圖》，（武）帝極稱善。又畫《職貢圖》并《序》。善畫外國來獻之事。”這段記載，明顯含有兩個時間點：第一個時間點是“任荆州刺史日，畫《蕃客入朝圖》”。梁元帝一生凡兩次擔任荆州刺史，此指第一次，爲普通七年（526）十月辛未到大同五年（539）七月己卯。梁元帝完成《蕃客入朝圖》，在這十三年内。第二個時間點是在“畫《蕃客入朝圖》”後“又畫《職貢圖》并《序》”。據前揭梁元帝《職貢圖序》云“皇帝君臨天下之四十載”，知梁元帝畫《職貢圖》的目的是爲給父親梁武帝慶祝即位四十周年。梁武帝天監元年（502）即皇帝位，四十周年爲大同七年（541）。梁元帝完成《職貢圖》，應在是年之前。畫一幅圖難稱“善畫”，畫兩幅圖稱“善畫”庶幾可信。因而“善畫外國來獻之事”，只能是綜合前揭二畫而言。第三個時間點是《梁書·武帝紀下》《南史·梁武帝紀》均記中大同元年（546）八月甲午“渴槃陁國遣使獻方物”。[27]《梁書·渴盤陁傳》《南史·渴盤陁傳》僅記“槃”作“盤”稍異，遣使之年等皆同。[28]此“渴槃陁”即唐摹本的“ 再從三圖内容論證。所謂《職貢圖》，既有三個不同的時間點，那麽，每個時間點所對應的圖，也就是前揭《蕃客入朝圖》《職貢圖》《貢職圖》三圖，收録的國家和蠻族應該是不一樣的。譬如： （一）《蕃客入朝圖》 這是第一個時間點的對應圖。需要指出的是，這個時間點不應從普通七年（526）十月辛未梁元帝始任荆州刺史算起，而應從普通三年（522）裴子野完成《方國使圖》的翌年普通四年（523）算起，到大同五年（539）七月己卯梁元帝卸任荆州刺史爲止。因爲，從理論上説，梁元帝創作《蕃客入朝圖》，作爲《方國使圖》最早的增補版，除了繼承《方國使圖》收録的二十國，還應該增補《方國使圖》完成後到第一次卸任荆州刺史前自己所能見到外國使者圖像。這裏先根據《梁書》《南史》及相關記載，整理這十七年間向梁遣使朝貢的國家如下表： 表二 普通四年（523）至大同五年（539）向梁遣使朝貢的國家
據上表，這十七年間，向梁遣使朝貢的國家有：狼牙修、百濟、末、滑、河南、高句驪、林邑、師子、盤盤、芮芮、扶南、丹丹、波斯、武興。共十四國。其中，狼牙修、扶南、河南、高句驪、百濟、滑、芮芮、于闐八國已見於《方國使圖》，僅師子、盤盤、丹丹、末、波斯、武興六國係首次向梁遣使朝貢。雖然從理論上講，這六國都有可能爲《蕃客入朝圖》收録；但從實際而言，師子、盤盤、丹丹三國屬於海南諸國，其向梁遣使朝貢應主要走海路，需要途經荆州到京師建康者僅末、波斯、武興三國。關於武興國，《梁書·武興傳》云：“武興國，本仇池。……大同元年，克復漢中，（其王）智慧遣使上表，求率四千户歸國，詔許焉，即以爲東益州。”《南史·武興傳》略同。[31]清摹本武興蕃題記云：“知慧大同元年遣使符道安、楊瑍等送啓，乞歸其國。”[32]可知武興向梁遣使，並非朝貢，而是因爲梁已克復漢中，不得不請求内附。梁接受武興請求，在武興故地置東益州。有梁一代，武興僅向梁遣使一次，蓋源於此。此外，唐、五代、清三摹本所見臨江蠻、天門蠻、建平蠻（蜑）三個蠻族，原住地均在荆州。《南史·荆雍州蠻傳》記荆雍州蠻，包括天門蠻、建平蠻與“江北諸郡蠻”也就是臨江蠻，宋時叛亂及被討伐經過較詳，到了齊梁則鮮見記載，應該皆已逐漸歸順。[33]清摹本天門蠻題記云：“梁初以來方納質，款輸租賦如平民，遣子田慈入質。”[34]臨江蠻、建平蠻情況應該相同。其“納質”與“入質”，皆應在荆州，而不應到京師建康。梁元帝將這三個蠻族畫入《蕃客入朝圖》，是爲了顯示自己治理荆州有方。[35]據此推測，《蕃客入朝圖》應在前揭《方國使圖》二十國的基礎上，增加了末、波斯、武興、臨江、天門、建平六國與蠻族。即《蕃客入朝圖》收録了二十六國與蠻族。 （二）《職貢圖》 這是第二個時間點的對應圖。這個時間點起大同五年（539）七月己卯梁元帝回京師建康任安右將軍、護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止大同六年（540）十二月壬子梁元帝從京師建康出任江州刺史。即在梁元帝此次任京官的一年零五個月内。據前揭梁元帝《職貢圖序》云：“臣以不佞，推轂上游，夷歌成章，胡人遥集，款開蹶角，沿泝荆門，瞻其容貌，訴（訊）其風俗。如有來朝京輦，不涉漢南，别加訪采，以廣聞見。”首句自稱“臣”，是對其父梁武帝而言，知《職貢圖》確實是爲梁武帝創作的。“上游”“荆門”“漢南”等均指荆州，説明《職貢圖》的創作，確以《蕃客入朝圖》爲基礎。最後一句，意思是説，没有途經荆州（漢南），直接赴京師建康的國家，則通過其他渠道，收集相關材料，補入《職貢圖》。這樣，前面介紹《蕃客入朝圖》時，没有收録的師子、盤盤、丹丹三國，首先就可以順理成章地補入《職貢圖》了。此外，所謂“以廣聞見”，實際的潛臺詞，就是爲了博得其父梁武帝的歡心，希望收録的國家多多益善。據此，《職貢圖》還應收録四國： （1）東魏。即唐摹本的“虜國”，五代摹本的“魯國”。關於“虜國”與“魯國”，曾有不同解讀。王素先生認爲只能指東魏。[36]堀内淳一先生根據唐、五代二摹本畫面呈現三人，認爲應是大同三年（537）訪問梁朝的東魏使者李諧、盧元明、李業興三人。[37]北魏在永熙三年，亦即梁中大通六年（534），分裂爲東、西魏。此後，東、西魏連年交戰。東魏爲了能够全力對付西魏，於大同二年（536）主動與梁議和。梁元帝回京師建康任職時，距東魏使者李諧、盧元明、李業興訪問梁朝不久，在《職貢圖》中補入這三位東魏使者的圖像，是可以成立的。 （2）高昌。五代摹本有高昌使者圖像，清摹本有高昌國題記。高昌向梁遣使朝貢僅一次，《梁書·高昌傳》《南史·高昌傳》《梁四公記》均記在“大同中”。[38]王素先生認爲梁大同有十一年，所謂“大同中”應爲大同六年（540）。[39]其時，梁元帝已卸任荆州刺史，正在京師建康任職，故高昌向梁遣使朝貢，雖然途經荆州，但《蕃客入朝圖》不可能收録該國，惟《職貢圖》才可能收録該國。《藝文類聚》收梁元帝《職貢圖贊》有“交河悠遠”句，[40]“交河”在高昌，也説明《職貢圖》確實收録了該國。此外，前揭梁元帝《職貢圖序》既云：“如有來朝京輦，不涉漢南，别加訪采，以廣聞見。”高昌“來朝京輦”須“涉漢南”，就不應在“别加訪采”之列。因此，我認爲高昌國題記和高昌使者圖像，都是梁元帝的親筆。 （3）北天竺。唐、五代二摹本均有北天竺使者圖像。北天竺僅見于《梁書·武帝紀》，天監三年（504）向梁遣使朝貢一次。前文統計《方國使圖》收録二十一國，多出一國，曾將北天竺暫時排除。這是因爲，雖然《史記·大宛列傳》的《正義》引《括地志》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41]但實際上，中國一直均將“天竺國”視爲一個整體，將“中天竺”視爲其中代表。如《梁書·諸夷傳》《南史·夷貊傳》都只有《中天竺傳》，而一字未提北天竺。因此，裴子野作爲史家，其創作《方國使圖》，可以不收北天竺。而如前所説，梁元帝創作《職貢圖》，目的是爲了博得其父梁武帝的歡心，希望收録的國家多多益善，因此，《職貢圖》增收北天竺，是可以理解的。 （4）倭國。唐、五代二摹本均有倭國使者圖像，北宋摹本有倭國部分題記和倭國使者圖像，清摹本有倭國題記。但實際上，梁僅于天監元年（502）單方面進封其王武爲征東大將軍，倭國並未向梁遣使朝貢。清摹本倭國題記僅追述“齊建元中奉表貢獻”，[42]亦可證明。故日本學者普遍認爲，梁元帝《職貢圖》收録的倭國題記和倭國使者圖像，並非寫實，而是梁元帝根據《三國志·魏志·倭人傳》的相關記載，加上自己的想像創作的。但我覺得這樣解釋有些絶對。因爲倭國官方雖未向梁遣使朝貢，但倭國民間與梁應該一直存在交通。不過，我贊同倭國題記和倭國使者圖像，都是梁元帝的親筆的觀點。因爲如前所説，梁元帝創作《職貢圖》，目的就是爲了博得其父梁武帝的歡心，希望收録的國家多多益善。 綜上所説，可知梁元帝《職貢圖》在前揭《蕃客入朝圖》二十六國與蠻族的基礎上，又增加了東魏、高昌、北天竺、倭及師子、盤盤、丹丹七國。即《職貢圖》收録了三十三國與蠻族。 （三）《貢職圖》 這是第三個時間點的對應圖。這個時間點，如前揭王素先生所説，應起中大同元年（546）八月甲午“渴槃陁國遣使獻方物”，止承聖三年（554）春梁元帝當皇帝時。其中，渴槃陁國向梁遣使朝貢，是《貢職圖》創作的重要時間坐標。按照傳統觀點，梁元帝《蕃客入朝圖》共收録三十五國，[43]《貢職圖》增加渴槃陁國，則已有三十四國與蠻族，那麽，剩下一國，應該是哪個國家與蠻族呢？關於這個問題，存在兩個選項：一個是女蜑，一個是西魏。兹分别介紹如下。 （1）女蜑。唐摹本有女蜑使者圖像。梁元帝《職貢圖》收録女蜑固無疑問。唐摹本首爲虜國（東魏），終爲女蜑國。南宋樓鑰《攻媿集》引北宋李龍眠（公麟）帖云：“梁元帝蕭繹鎮荆時，作《職貢圖》，首虜而終 （2）西魏。南宋樓鑰《攻媿集》談梁元帝《職貢圖》，提到中有“丙丙國”，史籍未見，因“疑丙丙與芮芮相類，恐傳寫之誤”。[48]王素先生不同意這種解讀。他認爲：“丙丙國”實爲“西虜國”經輾轉臨摹並擅改所致，而“西虜國”即指西魏國。南北朝分裂時期，南北雙方互争正統，北方稱南方爲“夷”，南方稱北方爲“虜”。東、西魏交戰期間，梁與東魏交往密切，與西魏初無聯繫。侯景之亂爆發後，梁國力大衰，西魏趁機侵掠梁地。梁簡文帝大寶元年（550）正月，西魏大將楊忠侵梁安陸，擒梁司州刺史柳仲禮；二月，楊忠揮師至石城，欲進逼江陵。梁元帝時爲荆州刺史，大懼，送子爲質以求和，實際是向西魏稱臣。此後荆州與西魏使者往來不絶。梁元帝在江陵即位後，由於大亂初平，國力尚未恢復，仍與西魏維持這種君臣關係。這對梁元帝來説無疑是奇恥大辱。爲了洗刷恥辱，他就在《貢職圖》中增補了“西虜國”。[49]王素先生的解讀，有一定的道理。因爲《梁書》始終稱西魏爲“西魏”，梁元帝亦視“西魏”爲自己的最大威脅，他的江陵小朝廷和他本人最後也是被“西魏”滅亡和謀害的，[50]他在《貢職圖》中增補“西虜國”，符合他的心理和邏輯。此外，梁元帝創作《職貢圖》的目的，除了給父親梁武帝慶祝即位四十周年，還想營造萬國來朝的氣氛和梁朝是世界中心的地位，北方二國，《職貢圖》既然有“虜”（東魏），没有“西虜”（西魏）是説不過去的。但也不是没有問題。過去，最大問題是，如果梁元帝在《貢職圖》中增補了“西虜”，爲何唐、五代、北宋三摹本中都没有該國題記和使者圖像？但現在，新出清摹本，提供了解決這一問題的綫索。我們知道，《梁書·諸夷傳》源出梁元帝《職貢圖》題記，二者的用語都是統一的。譬如《梁書·諸夷·武興傳》云“言語與中國同”，清摹本武興題記作“言語與中國略同”。[51]此處“中國”實際是梁王朝的代稱，梁王朝也始終認爲自己是“中國”的惟一代表。然而《梁書·諸夷·高昌傳》云“國人言語與中國略同”，清摹本高昌題記卻作“國人言語與魏略同”[52]。此處“魏”無疑是指西魏。梁元帝創作《職貢圖》，題記不可能將西魏作爲中國的代表。因此，只能認爲是西魏做了手腳。可以推測，西魏滅梁江陵小朝廷，擒害梁元帝后，將《貢職圖》帶回了長安，[53]删去其中西魏題記和使者圖像，對其他國家題記的文字也做了符合自己利益的改動。當然，該問題還需要有更多證明。儘管如此，無庸諱言，剩下一國，也只有將西魏補入，才能最終完成三十五國之數。 綜上所述，可作如下小結：所謂梁元帝《職貢圖》，收録三十五國，前者只是一個約定俗成的通稱，後者只是一個含糊籠統的總數。它實際由裴子野《方國使圖》與梁元帝《蕃客入朝圖》《職貢圖》《貢職圖》三個不同階段圖遞增而成。《蕃客入朝圖》在裴子野《方國使圖》二十國的基礎上，增補了六國與蠻族；《職貢圖》又在《蕃客入朝圖》二十六國與蠻族的基礎上，增補了七國；《貢職圖》又在《職貢圖》三十三國與蠻族的基礎上，增補了二國；最終完成了三十五國之數。 注 釋 * 本文爲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吐魯番出土文書再整理與研究”（批准號：17ZDA183）系列成果之一，得到國家社科基金專項資助！ [1] （梁）蕭繹撰、許逸民校箋：《金樓子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2] 中日韓三國研究者：中國有王遜、金維諾、岑仲勉、徐邦達、薛永年、陳連慶、錢伯泉、王素、余太山、韓昇、陳繼春、連冕、趙燦鵬、葛兆光、陳長华、余辉等先生，日本有榎一雄、西嶋定生、上田正昭、川本芳昭、深津行德、廣瀨憲雄、鈴木靖民、赤羽目匡由、河内春人、河上麻由子、金子ひろみ、金子修一、菊地大、堀内淳一、李成市（韓裔）、片山章雄、石見清裕、新川登龜男、澤本光弘、植田喜兵成智、中村和樹等先生，韓國有李鎔賢、尹龍九、李弘稙等先生。他們的研究論文，與本文研究無關者，包括前揭夏德、伯希和文，恕不一一羅列；與本文研究有關者，下文再予介紹。 [3] 《梁書》卷三〇《裴子野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443頁。《南史》卷三三《裴松之附曾孫子野傳》記載略同，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866頁。 [4] 榎一雄：《梁職貢圖について》，原载《東方學》第26辑，1963年，第31—46頁，收入《榎一雄著作集》第7卷，東京：汲古书院，1994年，第106—128頁。此据《榎一雄著作集》，第124頁。另參榎一雄：《職貢圖の起源》，原载《東方學会創立四十周年記念 東方學論集》，東京：東方學会，1987年，第173—193頁，收入《榎一雄著作集》第7卷，東京：汲古书院，1994年，第83—105頁。此據《榎一雄著作集》，第87頁。 [5] 余太山：《〈梁書·西北諸戎傳〉與〈梁職貢圖〉》，原載《燕京學報》新5期，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93—123頁，收入《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26—64頁。 [6] 《南齊書》卷五三《良政·裴昭明傳》，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第918頁。 [7] 李萬康：《唐代翰林院畫待詔任用制度考述》，《故宫博物院院刊》2017年第4期，第46頁。 [8] 《梁書》卷三三《劉孝綽傳》，第480頁。 [9] 《梁書》卷三四《張緬傳》，第492頁。 [10] 《梁書》卷五四《諸夷·東夷·百濟傳》，第805頁。 [11] 《梁書》卷五《元帝紀》，第135—136頁。 [12] 《梁書》卷五《元帝紀》，第113頁。 [13] （唐）張彦遠著、俞劍華注釋：《歷代名畫記》卷七“梁元帝蕭繹”條，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年，第147頁。 [14] （唐）張彦遠著、俞劍華注釋：《歷代名畫記》卷七“梁元帝蕭繹”條，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年，第147頁。 [15] 《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016頁。 [16] 《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二》，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504頁。 [17] 《宋史》卷二○四《藝文志三》，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5152頁。 [18] 《梁書》卷五《元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36頁。《南史》卷八《元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46頁。 [19] （梁）梁元帝撰：《金樓子》，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80頁。 [20] （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卷五五《職貢圖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97頁。 [21] （清）乾隆官修：《石渠寶笈》卷三二《唐閻立德職貢圖一卷》（按：即北宋摹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25册，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1986年，第271頁。 [22] 薛永年：《三國兩晉南北朝的繪畫藝術》，原載《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1·原始社會至南北朝繪畫》，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年，第16—34頁，收入同作者：《書畫史論叢稿》，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8—46頁。此據《書畫史論叢稿》，第39頁。 [23] 王素：《梁元帝〈職貢圖〉新探——兼説滑及高昌國史的幾個問題》，原載《文物》1992年第2期，第72—80頁，收入同作者《漢唐歷史與出土文獻》，北京：故宫出版社，2011年，第457—469頁。此據《漢唐歷史與出土文獻》，第469頁。 [24] 陳繼春：《蕭繹〈職貢圖〉的再研究》，《中國美術史論文集——金維諾教授八十華誕暨從教六十周年紀念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第154頁。 [25] 石見清裕：《梁への道——「職貢圖」とユーラシア交通》，《梁職貢圖と東部ユーラシア世界》，東京：勉誠出版株式会社，2014年，第69—71頁。 [26] 陳長華：《梁元帝〈職貢圖〉名稱考》，《浦東史志論稿》，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6年，第200頁。 [27] 《梁書》卷三《武帝紀下》，第91頁。《南史》卷七《梁本紀中·武帝紀》，第218頁。 [28] 《梁書》卷五四《諸夷·西北諸戎·渴槃陁傳》，第814頁。《南史》卷七九《夷貊下·渴槃陁傳》，第1985頁。按：（宋）樓鑰《攻媿集》卷七五《跋傅欽甫所藏職貢圖》：“渇盤陀國，于闐中小國也。中大同元年始通江左，遣獻方物。”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53册，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1986年，第216—217頁。（宋）鄭樵《通志》卷一三《梁武帝紀》中大同元年（546）八月甲午條：“渴盤陁國遣使獻方物。”見：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251頁。亦均作“中大同元年”。 [29] 清摹本渴槃陀題記謂“大同元年遣使史蕃匿奉表貢獻”。見葛嗣浵：《清張庚〈諸番職貢圖卷〉》，《愛日吟廬書畫續録》卷五，《續修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綫裝書局，2002年，總第1088册，第546頁。按：“大同”前應脱“中”字。 [30] 另參王素：《梁元帝〈職貢圖〉新探——兼説滑及高昌國史的幾個問題》，原載《文物》1992年第2期，第72—80頁，收入同作者《漢唐歷史與出土文獻》，北京：故宫出版社，2011年，第457—469頁。此據《漢唐歷史與出土文獻》，第459—460頁。 [31] 《梁書》卷五四《諸夷·西北諸戎·武興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816頁。《南史》卷七九《夷貊下·武興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979—1980頁。 [32] 葛嗣浵：《清張庚〈諸番職貢圖卷〉》，《愛日吟廬書畫續録》卷五，《續修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綫裝書局，2002年，總第1088册，第546頁。 [33] 《南史》卷七九《夷貊下·荆雍州蠻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980—1981頁。 [34] 葛嗣浵：《清張庚〈諸番職貢圖卷〉》，《愛日吟廬書畫續録》卷五，《續修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綫裝書局，2002年，總第1088册，第546頁。 [35] 關於臨江、天門、建平三蠻問題，筆者已撰《梁元帝〈職貢圖〉與臨江、天門、建平“三蠻”》一文，《中國藝術報》2020年4月3日，第4版。 [36] 王素：《梁元帝〈職貢圖〉新探——兼説滑及高昌國史的幾個問題》，原載《文物》1992年第2期，第72—80頁，收入同作者《漢唐歷史與出土文獻》，北京：故宫出版社，2011年，第457—469頁。此据《汉唐歷史與出土文献》，第461—462頁。 [37] 堀内淳一：《“魯國”か“虏國”か》，《梁職貢圖と東部ユーラシア世界》，東京：勉誠出版株式会社，2014年，第477—501頁。 [38] 《梁書》卷五四《諸夷·西北諸戎·高昌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812頁。《南史》卷七九《夷貊下·高昌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984頁。《太平廣記》卷八一“梁四公記”條引《梁四公記》，北京：中華書局重印本，1986年，第518頁。按：清摹本高昌題記作“大通（529—534）中”。見葛嗣浵：《清張庚〈諸番職貢圖卷〉》，《愛日吟廬書畫續録》卷五，《續修四庫全書》總第108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綫裝書局，2002年，第546頁。“通”應爲“同”之誤。 [39] 王素：《梁元帝〈職貢圖〉新探——兼説滑及高昌國史的幾個問題》，原載《文物》1992年第2期，第72—80頁，收入同作者《漢唐歷史與出土文獻》，北京：故宫出版社，2011年，第457—469頁。此據《漢唐歷史與出土文獻》，第468頁。另參王素、李方：《〈梁四公記〉所載高昌經濟地理資料及其相關問題》，《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4期，第131—135頁；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398—404頁。 [40] （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卷七四《職貢圖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270頁。 [41] 《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3166頁。 [42] 葛嗣浵：《清張庚〈諸番職貢圖卷〉》，《愛日吟廬書畫續録》卷五，《續修四庫全書》總第108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綫裝書局，2002年，第547頁。 [43] 如《中國美術辭典》“蕭繹”條云：“出任荆州刺史時繪《蕃客入朝圖》，描寫三十五國使者不同的相貌與服飾。”見：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年，第21頁。 [44] （宋）樓鑰：《攻媿集》卷七五《跋傅欽甫所藏職貢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53册，第217頁。 [45] 《南齊書》卷一五《州郡志下》，第273頁。 [46] 《晉書》卷九《孝武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26頁。 [47] 按：梁元帝《職貢圖》唐、五代、北宋三摹本，同一國家和蠻族的使者圖像，多不完全相同，有的差别甚至很大，這涉及摹本源流問題，筆者已撰《梁元帝〈職貢圖〉摹本源流新探》另行研討，這裏暫不涉及。另外，關於女蜑爲臨江蜑之誤問題，筆者已撰《梁元帝〈職貢圖〉“女蜑”爲“臨江蠻”考》一文進行解説，這裏也不討論。見：《文物》2020年第2期，第41-43頁。 [48] （宋）樓鑰：《攻媿集》卷七五《跋傅欽甫所藏職貢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53册，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1986年，第217—218頁。 [49] 王素：《梁元帝〈職貢圖〉新探——兼説滑及高昌國史的幾個問題》，原載《文物》1992年第2期，第72—80頁，收入同作者《漢唐歷史與出土文獻》，北京：故宫出版社，2011年，第457—469頁。此据《汉唐歷史與出土文献》，第462頁。另參王素撰、菊地大、速水大譯：《梁職貢圖と西域諸國——新出清张庚模本〈諸番職貢圖卷〉がもたらす問題》，《梁職貢圖と東部ユーラシア世界》，東京：勉誠出版株式会社，2014年，第57—58頁。 [50] 如《梁書》卷四《簡文帝紀》大寶元年（550）正月條：“西魏寇安陸，執同州刺史柳仲禮，盡没漢東之地。”二年（551）二月條：“邵陵王綸走至安陸董城，爲西魏所攻，軍敗，死。”同書卷五《梁元帝紀》承聖二年（553）正月條：“西魏遣大將尉遲迥襲益州。”三年（554）十一月條：“（江陵）城陷於西魏，世祖（梁元帝）見執。”十二月條：“西魏害世祖，遂崩焉。”見：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06—107、132、135頁。 [51] 《梁書》卷五四《諸夷·西北諸戎·武興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817頁。葛嗣浵：《清張庚〈諸番職貢圖卷〉》，《愛日吟廬書畫續録》卷五，《續修四庫全書》總第108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綫裝書局，2002年，第546頁。 [52] 《梁書》卷五四《諸夷·西北諸戎·高昌傳》，第811頁。葛嗣浵：《清張庚〈諸番職貢圖卷〉》，《愛日吟廬書畫續録》卷五，《續修四庫全書》總第1088册，第546頁。 [53] 按《資治通鑑》卷一六五梁元帝承聖三年（554）十一月條云：“（江陵城陷落，梁元帝）入東閣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只説梁元帝將自己的藏書全部焚毁，並没説梁元帝將自己的著作和書畫也全部焚毁，因而《貢職圖》應該保留了下來。見：《資治通鑑》卷一六五，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5120—5121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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槃陀、武興、龜兹、倭、高驪、于闐、新羅、宕昌、狼牙脩、鄧至、周古柯、阿跋檀、建平蜑、女蜑二十四國與蠻族使者立像，無題記（本文簡稱“唐摹本”）。
，凡三十余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