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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它 “以建立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础上的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利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关系。”[i]作为新兴学科，环境史“不仅拓宽了传统史学研究的领域，提供了一种审视历史的全新视角，同时也开创了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范式”[ii]。环境史研究的主体不仅是人，而且更关注包括人在内的更广泛的生态环境要素。也就是说，历史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更是人与自然不断互动的历史，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不自觉的接受自然的改造。历史上，自然环境的不断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人类为了生存，同时也积极地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两者共同作为历史的创造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推动了历史的不断发展。本文即以环境史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北魏平城时期的自然条件和人类活动做一探讨，并进一步探索其迁都的深层原因。 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看，平城位于山西省北部，这一地区具有独特的地理特征，历史上一直是中原汉族和游牧民族争夺的主要战场。魏晋时期拓跋鲜卑把大同地区作为入主中原的根基。天兴元年，“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次月，拓跋珪“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划定了宗畿和郊甸的范围。“宗畿”的范围是“东至代郡，西及善元，南及阴馆，北尽参合。”“代郡治所位于今河北省蔚县暖泉镇西，山西省广灵县东北境内；善元位于今右玉县南右城村；阴馆位于今朔县东南复官村；参合位于今阳高县东北。这一地区大体与如今人们惯称的雁北大致吻合。”[iii]这一地区位于内蒙古高原与山西台地相交的断层地带，地形主要以山地为主，四周崇山环绕，地势高峻，海拔多在1200米以上。中部是大同盆地，盆地内陆势平坦，适于农耕、放牧。但是该地土质含沙量大，适宜耕种的土地较少，能够灌溉的土地数量有限。 从气候学方面看，当时该地区最主要的气候特征可以概括为“寒冷干燥”。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正处在一个气候异常期。“据气候史专家考证，自公元初气温就开始下降，至4世纪和5世纪达到最低点，气温约下降了2.5摄氏度到3摄氏度，平均气温较现在低1.5摄氏度左右。”[iv]而北魏定都平城的398——493年就正好处在这个气候最寒冷的时期。这一点也可从北魏时期著名的农书《齐民要术》所记载的“华北物候现象和农作物生长时间均比现在晚15—28天”等历史资料中看出。在这段气候异常期内，寒冷程度也有着一定的波动。“据《晋书》、《宋书》、《南齐书》之《五行志》、《魏书·灵征志》及相关正史本纪所见资料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第一个寒冷低值过程，出现在三世纪八十年代至四世纪四十年代，时间长约60年；在这60年中，寒冷事件的出现频率很高。” “第二个寒冷低值过程至迟在北魏初年已有迹象，如神瑞元年(414)后，北魏平城一带‘比岁霜旱，五谷不登’，云、代等郡人民死亡甚多。此后一直到北魏迁都洛阳间，这一带霜雪极端事件屡见记载。据《魏书·灵征志》，太延元年(435)七月，平城一带‘大陨霜，杀草木’；太平真君八年(447)五月，‘北镇寒雪，人畜冻死’；又465、479、483、485等年，情况也都类似。当时平城一带六月雨雪，而现代大同一带平均在阳历4月上旬已经断雪，7月正是一年中温度最高的月份，平均温度达20℃左右。”从这些事件中可以对比得知，当时气候条件状况极差，寒冷程度严重。另外参考满志敏、葛全胜、张丕远等学者写的《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一文中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每十年记载的寒冷事件图”（见图1）。从这一图中也可以明显看出北魏平城时期处在寒冷事件发生频率极高的阶段，而迁都时的493年正好处在第二大冷谷的前沿。另外，根据《山西通志》和《山西自然灾害史年表》统计，398年——493年，有关严寒霜雪的记载多达14次，其中不乏罕见的陨霜事件。如“480年（北魏太和三年）大同，九月大雨雪，深三尺。代京大风雨雪，深三尺。”，“485年（北魏太和九年），灵邱，六月陨霜”等，表明在山西北部地区有大范围异常的暴风陨霜。就在这气候最冷的时期，北魏迁都洛阳。迁都这一历史活动正好与当时的气候特征相对应，这决不是一种巧合，即迁都不能不说是受了天气寒冷不适居住和农耕的影响。 气候状况和温度变化直接影响当地的降水形式，即通常情况下气候变冷则更加干旱。代北地区作为北魏重要的发迹地，其农业经济是随着北魏对这一地区的占领而开始的。这里地处纬度较高地区，气候的寒冷干旱，再加上位于黄土高原的北缘和北方沙漠地区的南缘，常年缺水少雨，而我们知道，在古代社会，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依赖严重，干旱直接威胁着这里的农业生产，使得旱灾频发，因为水旱灾害而导致农业生产颗粒无收的情况频频见于史书记载。根据《山西自然灾害史》统计，在北魏定都平城时代有记载的旱灾共有24次之多，尤其是从475年（北魏延兴五年）到487年（北魏太和十一年）这十几年间，代北地区几乎无年不旱，灾荒严重。霜灾和旱灾的频繁发生更加重了农业生产的连年歉收。这一点也可从《山西通志》中大量的“民大饥”的记录和统治阶级经常性的赈灾记载中得到反映。仅孝文帝时期就曾二十次开仓赈恤，其受灾严重之程度可见一斑。 旱灾的持续还在代北地区造成了大风及“沙尘暴”天气。现代地理学认为，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的恶化会导致荒漠扩张，风沙盛行，内流水系或湖泊干涸，水资源短缺。再加上人类战争和过度垦殖，使水土资源和植被遭到进一步破坏，环境更加恶化，风沙活动加剧，就会形成沙漠化和严重的风沙灾害。薛瑞泽在《北魏时期的水旱灾害及其防治》一文中翻检《魏书》卷一百一十二《灵徵志上·大风》列出了14条平城时期风灾发生记录（有关材料暂不节录，具体详见《北魏时期的水旱灾害及其防治》一文）。在此，笔者仅详列在翻阅《山西通志》和《山西自然灾害史年表》后对于《北魏》一文所供资料的补充史料:“北魏天赐四年（407），正月癸卯，元会大风晦冥。”；“天赐五年（408),十二月庚寅代京大风起自西方。”；“太延六年（440），春二月平城黑风坏屋，杀百余人。二月大同代郡有黑风竟天，广五丈余。”；“延兴四年（474），平城：赤风。”总括记录，共有风灾记载19条。在所有这些材料当中所记述的“暴风”、“晦冥”、“扬沙”、“黑风”、“赤风”、“暴风昏雾”等现象都可能是大风所引起的沙尘暴天气，而且这种灾害性的天气所发生的州郡都在京师代郡周边区域，并且这些记录也仅仅是史书明确记载的，未记录的小型风沙天气也一定存在，由此可以想象风沙灾害的频发程度。结合山西北部地区的土壤特点，当时所发生的大风天气“极有可能伴随着沙尘暴的来临，这也是北方地区旱灾持续发展的结果，反过来沙尘暴的天气又使北方地区土壤缺水的状况更为加剧，加深了旱灾的流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一三八中说得直截了当：到太和十七年(493)，“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将迁都洛阳”，高度概括了影响迁都的气候原因。 另外，山西所处的地理位置还极易发生地震灾害。笔者注意到一些学者在描述山西北魏时期自然条件时都漏掉了对该地地震灾害的研究。据查看《山西通志》、《山西灾害史年表》统计，北魏平城地区在短短的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保留下来的地震山崩等记录竟有12次之多。而且，地震灾害往往与其它自然灾害同时相伴发生，不能不引起足够重视。 以上主要分析了北魏平城时期的自然环境和自然灾害状况。而自然灾害是自然环境剧烈变化的一种表现，其所涉及的范围往往超过自然环境本身，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各方面都有巨大影响。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平城的自然环境是并不适宜定都的，或者可以说是不适宜农耕生产活动的。作为一个国家政权活动的都城，环境条件如此恶劣，何不另选一地？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北魏平城地区的自然条件是不容乐观的，同时也对当地人的生产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不过在这里，笔者强调的重点并不完全是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决定作用，也就是说平城恶劣的环境情况并不是其迁都的完全意义上的必然决定因素。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当时平城周围地区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作用及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就要求我们需要继续用环境史的研究方法对当时的人地互动关系作更进一步的深入考察。 拓跋鲜卑族原为少数民族游牧部落，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北魏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伴随着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逐步占领而实现的，并且引起拓跋鲜卑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这就是由游牧经济逐步向农耕经济的转变。 平城或者说山西北部地区位于我国北方农牧过渡带上。农牧过渡带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活跃的一个地理现象，它不仅反映了中原汉族农民与北方少数民族游牧民活动地域的交互变化，也反映经济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形态在地域组合上的分界交融。从其形成的自然条件而言，牧业和农业本身是依据气候条件差异而形成的，是湿润地区向干旱地带过渡所依靠的自然条件在社会经济生活上的反映，因此气候变化自然会在农牧过渡带的迁移上有所表现。 北魏鲜卑族拓跋部游牧民族迁都平城，入主中原，创造了一种被史学界誉为“北魏模式”的社会转型范例，这个模式在多民族的中国极富代表性，是中国历史上几次重大变革之一。对这一评价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随着这一少数民族定都平城，两个文化带（草原文化带和田园文化带）逐渐融合，北魏民族的生活方式逐步由游牧转变为农耕，从游牧迁徙转为定居生活。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可以说是当时北魏人民对山西北部地区自然环境创造性的适应和改变，这按理来说应该是由落后逐步迈向文明。但是，这种转变对该地特殊的地理环境来说是否完全适宜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在这一交界线上，自然环境和人类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自然条件对这一民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反过来，农耕和定居方式的逐渐采用也对环境的承载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具体说来，一方面，由于北方地区多变的气候条件和寒冷干燥的气候特征，使北魏的农业经济基本上就建立在对气候环境的依赖上，而从以上对山西北部自然环境的分析可以看出，受自然条件的影响，特别是水旱灾害的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举步维艰。另一方面，随着农业定居生活和畜牧业的逐渐兴起，田制赋税等的改革，该地区可供养的人口数量逐渐增多，再加上统治阶级迁入的大量人口，就对该地的环境载荷提出挑战。而一旦超过它所能容纳的最大人口数量时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杜士铎在《北魏史》一书中提到了北魏平城时期的人口状况：“北魏大规模的移民始于天兴元年（398），在此前后，北魏将大批被俘人民强迫迁到平城地区。《魏书.太祖记》记载：天兴元年正月，‘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徙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技巧十万余家。’……移民总数有10万余家，50万人左右。此后，北魏政府为繁荣平城，继续向平城移民，从天兴元年十二月起，到献文帝天安三年（468）5月70年间，较大的移民有八次，移民数量前后达到百万人左右。”当时有很多手工业工匠和商人聚居于新城与旧城之间，使这里逐渐形成一个人口密集区。北魏前期也有非强制性的移民，这就是来自敌国或域外，主动请求内附的移民，如明元帝和献文帝时，由北燕、柔然、后秦、夏国等地内附的民众就达近十万户，内附的官吏和少数民族首领也不下数百人。另据李凭在《北魏平城时代》一书中对北魏平城时期人口的研究统计，“道武帝时期迁150余万之多，雁北农牧业发展迅速。……道武帝时期人口大迁移，迁入雁北的人口当为150万左右，粗略的说约为150万……实际上并不止于此数，因为在计算中并未计入雁北原居民。”[ix]即据统计，平城畿内的人口数量不低于150万。 同时，田制的改革和政策也推动了人口的增长和农业耕种的广泛展开。北魏初期， “拓跋珪在掌握广大土地基础上，在代北推行‘息众课农’、‘计口授田’等政策，当时北魏封建性农业生产的经济比重正在提高……拓跋珪灭后燕以后，推行计口授田制，《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记载‘既立中山，分徙吏民改徙何种人，工技巧十万余家以定京都，各给耕牛，计口授田’”， “明元帝永兴五年（413）七月和八月，北魏政府又两次迁徙数万家至大宁川，发给农器，计口授田”。 “为扩大农田面积，太延五年（439）太武帝采纳中书侍郎的建议，下令‘恶除田禁，以附百姓。’太平真君五年(444)太武帝采纳侍中右弼的建议，减上谷苑园之大平以赐灾民，太子拓跋晃监国，采取了‘人牛力相贸’等促农措施”[x]直到后来孝文帝时期三长制、均田制的推行等一系列的田税政策以及政府民屯、军屯、水利灌溉和农具改进等利农政策，在初期时为大量涌入的人口提供了生产和生活的保障，使得他们能够很快的安定下来。这是北魏平城时代雁北社会发展的基础，推动了民族交往，从而使平城时代成为雁北古代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不过，平城畿内所属的大同盆地乃至雁北地区的土地资源有限，气候状况又偏于寒冷，四面环山的地理使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以大同盆地的自然条件当时要养育150万人口，已呈饱和状态，因此稍遇社会动乱或自然灾害（而且频发），就无法容纳已经饱和的人口，从而出现大量饥民的产生，迫使灾民流散。 另外，农耕方式的采用也与黄土高原的典型地形产生了互动作用。北魏前期，由于畜牧业发达，使得黄河中游大水患仅发生两次。谭其骧在《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中指出：“东汉以后，由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变成畜牧业为主，使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这是黄河下游之所以出现长期安流局面的决定性因素。”历史上当黄河流域畜牧经济占主导地位时，它对于生态破坏的程度远远小于农耕经济。畜牧经济只要不过度放牧，草原植被基本上不会受影响。而农耕经济对植被破坏是相当大的，而植被的破坏与否，特别是对黄土高原来说，直接关系到水土流失的程度以至河道淤积、黄河泛滥。所以当北魏由畜牧经济转型向更为“先进文明”的农耕经济时，从整个黄河流域来看，是得不偿失的。谭其骧在《长水集》中曾提到：“历史时期某一地区的植被破坏情况如何，又主要取决于生活在这地区内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即土地利用方式”。据《水经注》记载，北魏前期大同盆地附近的植被覆盖率和生态环境其实是不错的，但是随着定居和畜牧业的不断开展，农业耕种的广泛运用，再加上统治阶级广建宫殿，必然会对植被和环境产生影响。这一点从平城繁荣一时的农业在孝文帝493年将都城迁往洛阳之后就此消寂，并直接影响该地区的土地利用和农牧过渡带的位置上就可以看出。 由上所述，自然环境的不适宜性、灾害的频繁发生，与农业定居生活方式的采用和人口增多的事实相互作用，对民众的生活乃至生态环境都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从而往往造成饥民的大量出现，如果政府不采取有力的措施，饥民极有可能发展成为流民，直接威胁北魏的统治。所以统治者在赈济灾民周济百姓的同时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减少水旱灾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其中移民就是北魏政府采取的措施之一。早在明元帝永兴年间就“频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内，路有行馑。帝以饥将迁都于邺，用博士崔浩计乃止。于是分简尤贫者就食山东。” （《魏书》卷一百《食货志》）从这一史料可看出，关于此次移民，北魏中央政府曾有过争论，但移民之后北魏政府因此而转危为安却是历史的真实。另外翻阅《魏书》卷八《世宗纪》等史料可见到北魏中后期仍然有通过移民来解决自然灾害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情况，同时也出现过多次大的人口流散现象。于是历史发展到太和十七年(493年)，在平城定都不足百年之时，孝文帝毅然“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将迁都洛阳”。由此可见，自然环境与人相互作用关系的因素不一定是其迁都的全部理由，但至少应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昭阳作噩（癸酉），一年。 世祖武皇帝永明十一年（癸酉，公元四九三年） 春，正月，以骠骑大将军王敬则为司空，镇军大将军陈显达为江州刺史。显达自以门寒位重，每迁官，常有愧惧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贵陵人；而诸子多事豪侈，显达闻之，不悦。子休尚为郢府主簿，过九江。显达曰：“麈尾蝇拂是王、谢家物，（麈尾、蝇拂，这些都是王家、谢家那样的人使用的东西，）汝不须捉此！”卽取于前烧之。（王子、大臣多低调，汲取前朝教训。） 初，上于石头造露车（没有篷帐的车辆）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魏人知之。刘昶数泣诉于魏主，乞处边戍，招集遗民，以雪私耻。魏主大会公卿于经武殿，以议南伐，于淮、泗间大积马刍。上闻之，以右卫将军崔慧景为豫州刺史以备之。 魏遣员外散骑侍郎邢峦等来聘。峦，颖之孙也。 丙子，文惠太子长懋卒。（萧长懋(458年―493年2月26日)，字云乔，小字白泽，南朝南兰陵(治今常州西北)人，南齐太子。齐高帝萧道成之孙，齐武帝萧赜长子，母武穆皇后裴惠昭。郁林王萧昭业、海陵王萧昭文之父。升明三年(479年)，出为持节、都督雍梁二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军事、左中郎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建元元年(479年)，封南郡王，邑二千户，为东晋、南朝以来嫡皇孙封王之始。进号征虏将军。征为侍中、中军将军，镇石头。建元四年(482年)，立为皇太子。永明十年(492年)去世，终年三十六岁，谥号文惠太子，葬于崇安陵。其子郁林王萧昭业即位后，追尊为文皇帝，庙号世宗。）太子风韵甚和，上晚年好游宴，尚书曹事分送太子省之，由是威加内外。 太子性奢靡，治堂殿、园囿过于上宫，费以千万计，恐上望见之，乃傍门列修竹；凡诸服玩，率多僭侈。启于东田起小苑，使东宫将吏更番筑役，营城包巷，弥亘华远。上性虽严，多布尔目，太子所为，人莫敢以闻。上尝过太子东田，见其壮丽，大怒，收监作主帅；太子皆藏之，由是大被诮责。 又使嬖人徐文景造辇及乘舆御物；上尝幸东宫，怱怱不暇藏辇，文景乃以佛像内辇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谓文景曰：“我正当扫墓待丧耳！”仍移家避之。后文景竟赐死，陶仁遂不哭。（从反面说明，太子及僚属奢侈，竟至丢命。） 及太子卒，上履行东宫，见其服玩，大怒，敕有司随事毁除。以竟陵王子良与太子善，而不启闻，并责之。 太子素恶西昌侯鸾，尝谓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当由其福薄故也。”子良为之救解。及鸾得政，太子子孙无遗焉。（仇恨无由，祸及后代。） 二月，魏主始耕藉田于平城南。 雍州刺史王奂恶宁蛮长史刘兴祖，收系狱，诬其构扇山蛮，欲为乱，敕送兴祖下建康；奂于狱中杀之，诈云自经。上大怒，遣中书舍人吕文显、直合将军曹道刚将斋仗五百人收奂，敕镇西司马曹虎从江陵步道会襄阳。 奂子彪，素凶险，奂不能制。长史殷叡，奂之壻也。谓奂曰：“曹、吕来，旣不见真敕，恐为奸变，正宜录取，驰启闻耳。”奂纳之。彪辄发州兵千余人，开库配甲仗，出南堂，陈兵，闭门拒守。奂门生郑羽叩头启奂，乞出城迎台使，奂曰：“我不作贼，欲先遣启自申；正恐曹、吕等小人相陵藉，故且闭门自守耳。”彪遂出，与虎军战，兵败，走归。三月，乙亥，司马黄瑶起、宁蛮长史河东裴叔业于城内起兵，攻奂，斩之，执彪及弟爽、弼、殷叡，皆伏诛。彪兄融、琛死于建康，琛弟秘书丞肃独得脱，奔魏。（又是一起无由的仇恨导致家破人亡。） 夏，四月，甲午，立南郡王昭业为皇太孙，东宫文武悉改为太孙官属，以太子妃琅邪王氏为皇太孙太妃，南郡王妃何氏为皇太孙妃。妃，戢之女也。 魏太尉丕等请建中宫，戊戌，立皇后冯氏。后，熙之女也。魏主以《白虎通》（《白虎通》向来被视为东汉白虎观经学会议之资料汇编，此书不仅是经学发展中之产物，更是当时上自天子、下迄儒生之学术共识，具有保存当时经学样貌之典范价值。故《四库全书总目》评论《白虎通》曰:"方汉时崇尚经学，咸兢兢守其师承，古义旧闻，多存乎是，洵治经者所宜从事也。"）云：“王者不臣妻之父母”，下诏令太师上书不称臣，入朝不拜；熙固辞。 光城蛮帅征虏将军田益宗帅部落四千余户叛，降于魏。 五月，壬戌，魏主宴四庙子孙于宣文堂，亲与之齿，（亲自和他们在一起谈年龄，论辈份。）用家人礼。 甲子，魏主临朝堂，引公卿以下决疑政，录囚徒。帝谓司空穆亮曰：“自今朝廷政事，日中以前，卿等先自论议；日中以后，朕与卿等共决之。”（亲力亲为） 丙子，以宜都王铿为南豫州刺史。先是庐陵王子卿为南豫州刺史，之镇，道中戏部伍为水军；（玩笑开大了。）上闻之，大怒，杀其典签，以铿代之。子卿还第，上终身不与相见。 襄阳蛮首雷婆思等帅户千余求内徙于魏，魏人处之沔北。 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将迁都洛阳；恐羣臣不从，乃议大举伐齐，欲以胁众。斋于明堂左个，使太常卿王谌筮之，遇“革”，帝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吉孰大焉！””羣臣莫敢言。尚书任城王澄曰：“陛下奕叶重光（继承几代累积下来的大业，并使之发扬光大），帝有中土；今出师以征未服，而得汤、武革命之象，未为全吉也。”帝厉声曰：“繇云："大人虎变"，何言不吉！”澄曰：“陛下龙兴已久，何得今乃虎变！”（即龙不为虎变。）帝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众邪！”澄曰：“社稷虽为陛下之有，臣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帝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夫亦何伤！”（解嘲。） 旣还宫，召澄入见，逆谓之曰（劈头就说）：“向者革卦，今当更与卿论之。明堂之忿，恐人人竞言，沮我大计，故以声色怖文武耳。想识朕意。”（对卜卦，本来就将信将疑。）因屏人谓澄曰：“今日之举，诚为不易。但国家兴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将移风易俗，其道诚难，朕欲因此迁宅中原，卿以为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经略四海，此周、汉之所以兴隆也。”帝曰：“北人习常恋故，必将惊扰，柰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断自圣心，彼亦何所能为！”帝曰；“任城，吾之子房也！”（孝文帝很善于做大臣的思想工作，非常之事、非常之人、非常之功，名言。） 六月，丙戌，命作河桥（在黄河上修筑大桥，那时就能，真壮举。），欲以济师。秘书监卢渊上表，以为：“前世承平之主，未尝亲御六军，决胜行陈之间；岂非胜之不足为武，不胜有亏威望乎！昔魏武以弊卒一万破袁绍，谢玄以步兵三千摧苻秦，胜负之变，决于须臾，不在众寡也。”诏报曰：“承平之主，所以不亲戎事，或以同轨无敌，或以懦劣偷安。今谓之同轨则未然，比之懦劣则可耻，必若王者不当亲戎，则先王制革辂，何所施也？魏武之胜，盖由仗顺（依仗名正言顺），苻氏之败，亦由失政；岂寡必能胜众，弱必能制强邪！”（果然有见识，不人云亦云。）丁未，魏主讲武，命尚书李冲典武选。 建康僧法智与徐州民周盘龙等作乱，夜，攻徐州城，入之；刺史王玄邈讨诛之。 秋，七月，癸丑，魏立皇子恂为太子。 戊午，魏中外戒严，发露布及移书，称当南伐。诏发扬、徐州民丁，广设召募以备之。 中书郎王融，自恃人地（依仗自己才能和门第），三十内望为公辅。尝夜直省中，抚案叹曰：“为尔寂寂，邓禹笑人！”行逢朱雀桁开，喧湫不得进，搥车壁叹曰：“车前无八驺（八个骑兵开道），何得称丈夫！”（成则为壮志，败则为狂言。）竟陵王子良爱其文学，特亲厚之。 融见上有北伐之志，数上书奖劝，因大习骑射。及魏将入寇，子良于东府募兵，版融宁朔将军，使典其事。融倾意招纳，得江西伧楚（长江以西古楚国地区）数百人，并有干用。 会上不豫，诏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医药；子良以萧衍、范云等皆为帐内军主。戊辰，遣江州刺史陈显达镇樊城。上虑朝野忧遑，力疾召乐府奏正声伎。（武帝恐怕他的病情会引起朝廷内和民间的担忧恐惧，所以，又强挺着，征召皇家乐队进宫演奏正统雅乐。）子良日夜在内，太孙间日参承。 戊寅，上疾亟，蹔绝；太孙未入，内外惶惧，百僚皆已变服。王融欲矫诏立子良，诏草已立。萧衍谓范云曰：“道路籍籍，皆云将有非常之举。王元长非济世才，视其败也。”云曰：“忧国家者，唯有王中书耳。”衍曰：“忧国，欲为周、召，欲为竖刁邪？”云不敢答。及太孙来，王融戎服绛衫，于中书省合口断东宫仗不得进。顷之，上复苏，问太孙所在，因召东宫器甲皆入，以朝事委尚书左仆射西昌侯鸾。俄而上殂，（齐武帝萧赜(440年-493年)，字宣远，小名龙儿，齐高帝萧道成长子，母昭皇后刘智容，南北朝时期南朝齐第二任皇帝，482年―493年在位。建元元年(479年)，被立为皇太子。建元四年(482年)，齐高帝去世，萧赜即位，是为齐武帝。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齐武帝去世，终年五十四岁，庙号世祖，谥号武皇帝，葬于景安陵。死前做《估客乐》：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感忆追往事。意满辞不叙。）融处分以子良兵禁诸门。鸾闻之，急驰至云龙门，不得进，鸾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孙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部署，音响如钟，殿中无不从命。融知不遂，释服还省，叹曰：“公误我！”由是郁林王深怨之。（一介书生，竟敢导演宫廷政变。） 遗诏曰：“太孙进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辅，思弘治道，内外众事，无大小悉与鸾参怀，共下意！尚书中事，职务根本，悉委右仆射王晏、吏部尚书徐孝嗣；军旅之略，委王敬则、陈显达、王广之、王玄邈、沈文季、张瓌、薛渊等。” 世祖留心政事，务总大体，严明有断，郡县久于其职，长吏犯法，封刃行诛。故永明之世，百姓丰乐，贼盗屏息。然颇好游宴，华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顿遣。（评价比北魏的高。） 郁林王之未立也，众皆疑立子良，口语喧腾。武陵王晔于众中大言曰：“若立长，则应在我；立嫡，则应在太孙。”由是帝深凭赖之。直合周奉叔、曹道刚素为帝心膂，并使监殿中直卫；少日，复以道刚为黄门郎。（立子良，名不正言不顺，若餐位，必当大乱。） 初，西昌侯鸾为太祖所爱，鸾性俭素，车服仪从，同于素士，所居官名为严能，故世祖亦重之。世祖遗诏，使竟陵王子良辅政，鸾知尚书事。子良素仁厚，不乐世务，乃更推鸾，故遗诏云“事无大小，悉与鸾参怀”，子良之志也。 帝少养于子良妃袁氏，慈爱甚着。及王融有谋，遂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极殿，子良居中书省，帝使虎贲中郎将潘敞领二百人仗屯太极殿西阶以防之。旣成服，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许。 壬午，称遗诏，以武陵王晔为卫将军，与征南大将军陈显达并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西昌侯鸾为尚书令；太孙詹事沈文季为护军。癸未，以竟陵王子良为太傅；蠲juān除三调（指调粟(征收粮食)﹑调帛(征交绢帛)﹑杂调(摊派劳役)）及众逋bū（免除三种征调，对老百姓以前所欠的赋税也一律免除），省御府及无用池田、邸治。减关市征税。先是，蠲原之诏，多无事实，督责如故。是时西昌侯鸾知政，恩信两行，众皆悦之。（说到做到。） 魏山阳景桓公尉元卒。（尉元(413-493年)，本姓尉迟，字苟仁，代郡(今山西代县)人。北魏大臣，中山太守尉目斤之子。世为豪宗，善射匪懈，初为羽林中郎，迁驾部给事中，赐爵富城县男。和平中，迁北部尚书，进爵太昌县侯。太和初年，征为内都大官，出为镇西大将军、统万镇都将，进爵淮阳王。入为侍中、都曹尚书，迁尚书令，进位司徒。十年，例降山阳郡公，选为五更。太和十七年薨，年八十一，谥号景桓。） 魏主使录尚书事广陵王羽持节安抚六镇，发其突骑。丁亥，魏主辞永固陵；己丑，发平城，南伐，步骑三十余万；使太尉丕与广陵王羽留守平城，并加使持节。羽曰：“太尉宜专节度，臣正可为副。”魏主曰：“老者之智，少者之决，汝无辞也。”以河南王干为车骑大将军、都督关右诸军事，又以司空穆亮、安南将军卢渊、平南将军薛胤皆为干副，众合七万出子午谷。胤，辩之曾孙也。 郁林王性辩慧，美容止，善应对，哀乐过人；世祖由是爱之。而矫情饰诈，阴怀鄙慝，与左右羣小共衣食，同卧起。（这种性格致命。） 始为南郡王，从竟陵王子良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节其用度。王密就富人求钱，无敢不与。别作钥钩，夜开西州后合，（自己还另外制造了一把钥匙，夜里私自打开西州州府后门。）与左右至诸营署中淫宴。师史仁祖、侍书胡天翼相谓曰：“若言之二宫（皇上或皇太子），则其事未易；若于营署为异人所殴及犬物所伤，岂直罪止一身，亦当尽室及祸。年各七十，余生岂足吝邪！”数日间，二人相继自杀，二宫不知也。所爱左右，皆逆加官爵，疏于黄纸，使囊盛带之，许南面之日，依此施行。（萧昭业有太多恶习，且有面南野心，提前封官许愿。南齐有难了。） 侍太子疾及居丧，忧容号毁，见者呜咽；裁还私室，卽欢笑酣饮。常令女巫杨氏祷祀，速求天位。及太子卒，谓由杨氏之力，倍加敬倍。旣为太孙，世祖有疾，又令杨氏祷祀。时何妃犹在西州，世祖疾稍危，太孙与何妃书，纸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绕之。 侍世祖疾，言发泪下。世祖以为必能负荷大业，谓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措意；五年外勿复委人。若自作无成，无所多恨。”临终，执其手曰：“若忆翁，当好作！”遂殂。大敛始毕，悉呼世祖诸伎，备奏众乐。（这样一位见识肤浅的武帝，选择信任这种顽童演员般的太孙，亡国是必然的。） 卽位十余日，卽收王融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险躁轻狡，招纳不逞，诽谤朝政。融求援于竟陵王子良，子良忧惧，不敢救。遂于狱赐死，（王融(466--493):字元长，南朝齐文学家，"竟陵八友"之一，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东晋宰相王导的六世孙，王僧达之孙，王道琰之子，王俭(王僧绰之子)的从侄。他自幼聪慧过人，博涉古籍，富有文才。年少时即举秀才，入竟陵王萧子良幕，极受赏识。累迁太子舍人。王融有集，今已散佚。隋唐时尚存十卷，见《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时只存七卷，见《宋史·艺文志》。王融所存诗文五十多篇，颇多陈述政见之作，明朝张溥辑为《王宁朔集》，收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诗歌可参见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齐诗》卷二，文见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齐文》卷十二、十三。赞曰:元长颖脱，拊翼将飞。时来运往，身没志违。"）时年二十七。 初，融欲与东海徐勉相识，每托人召之。勉谓人曰：“王君名高望促，难可轻｛敝衣｝衣裾。”俄而融及祸。勉由是知名。太学生会稽魏准，以才学为融所赏；融欲立子良，准鼓成其事。太学生虞羲、丘国宾窃相谓曰：“竟陵才弱，王中书无断，败在眼中矣。”及融诛，召准入舍人省诘问，惶惧而死，举体皆青，时人以为胆破。（果然有吓破胆的。） 壬寅，魏主至肆州，见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驾慰劳，给衣食终身。（魏主爱民，不知抱小孩，牵老人不？） 大司马安定王休执军士为盗者三人以徇于军，将斩之。魏主行军遇之，命赦之，休不可，曰：“陛下亲御六师，将远清江表，今始行至此，而小人已为攘盗，不斩之，何以禁奸！”帝曰：“诚如卿言。然王者之体，时有非常之泽。（理由颇为冠冕堂皇。）三人罪虽应死，而因缘遇朕，虽违军法，可特赦之。”旣而谓司徒冯诞曰：“大司马执法严，诸君不可不慎。”于是军中肃然。 臣光曰：人主之于其国，譬犹一身，视远如视迩，在境如在庭。（看远处就好像在看近处，在边境就好像是在朝廷里）举贤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则封域之内无不得其所矣。是以先王黈纩tǒu kuànɡ塞耳，前旒蔽明，欲其废耳目之近用，推聪明于四远也。（总是用丝棉堵住耳朵、用帽穗遮住眼睛，目的就是想不让自己耳朵、眼睛只听近处的声音、只看眼前的东西，而把自己的听力和视力推到遥远的四面八方。）彼废疾者宜养，当命有司均之于境内，今独施于道路之所遇，则所遗者多矣。其为仁也，不亦微乎！况赦罪人以桡有司之法，尤非人君之体也。惜也！孝文，魏之贤君，而犹有是乎！（司马光严格监视皇帝的点滴得失。不过此观点值得商榷，不谋一隅，何其谋全局？） 戊申，魏主至幷州。幷州刺史王袭，治有声迹，境内安静，帝嘉之。袭敎民多立铭置道侧，虚称其美；帝闻而问之，袭对不以实。帝怒，降袭号二等。（现代官员还在玩这个把戏。） 九月，壬子，魏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勃海高聪等来聘。 丁巳，魏主诏车驾所经，伤民秋稼者，亩给榖五斛。 辛酉，追尊文惠太子为文皇帝，庙号世宗。 世祖梓宫下渚（要在东府前秦淮河上船），帝于端门内奉辞，辒辌车（（wēn liáng） 古代可以卧的车，也用作丧车。有窗牖）未出端门，亟称疾还内。裁入合，卽于内奏胡伎，鞞铎之声（皮鼓、铜铃之声），响震内外。（这个小刺啦该死。）丙寅，葬武皇帝于景安陵，庙号世祖。 戊辰，魏主济河；庚午，至洛阳；壬申，诣故太学观《石经》。（石经是中国古代刻于石碑，摩崖上的儒家经籍和佛道经典。当时主要有：1. 熹平石经：汉灵帝熹平四年在洛阳太学开刻，共46块，包括《易》，《礼》，《春秋》等七种。2. 正始石经：曹魏正始二年在洛阳开刻，用古文，隶书，篆书等三种文字刻成，又称《三体石经》，经文有《尚书》，《春秋》。） 乙亥，邓至王像舒彭遣其子旧朝于魏，且请传位于旧；魏主许之。 魏主自发平城至洛阳，霖雨不止。丙子，诏诸军前发。丁丑，帝戎服，执鞭乘马而出。羣臣稽颡于马前。帝曰：“庙算已定，大军将进，诸公更欲何云？”尚书李冲等曰：“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独行，竟何之也！臣等有其意而无其辞，敢以死请！”帝大怒曰：“吾方经营天下，期于混壹，而卿等儒生，屡疑大计；斧钺有常，卿勿复言！”策马将出，于是安定王休等并殷勤泣谏。帝乃谕羣臣曰：“今者兴发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朕世居幽朔，欲南迁中土；苟不南伐，当迁都于此，王公以为何如？欲迁者左，不欲者右。”南安王桢进曰：“"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今陛下苟辍南伐之谋，迁都洛邑，此臣等之愿，苍生之幸也。”羣臣皆呼万岁。时旧人虽不愿内徙，而惮于南伐，无敢言者；遂定迁都之计。（魏主是行动派，即先“走起来”，减少争议，邓公有此风。） 李冲言于上曰：“陛下将定鼎洛邑，宗庙宫室，非可马上行游以待之。愿陛下暂还代都，俟羣臣经营毕功，然后备文物、鸣和鸾而临之。”帝曰：“朕将巡省州郡，至邺小停，春首卽还，未宜归北。”乃遣任城王澄还平城，谕留司百官以迁都之事，曰：“今日真所谓革也。王其勉之！”（魏主具有改革精神，一生厉行改革，迁都这是一次革命。） 帝以羣臣意多异同，谓卫尉卿、镇南将军于烈曰：“卿意如何？”烈曰：“陛下圣略渊远，非愚浅所测。若隐心而言，乐迁之与恋旧，适中半耳。”帝曰：“卿旣不唱异，卽是肯同，深感不言之益。”使还镇平城，曰：“留台庶政，一以相委。”烈，栗磾之孙也。 先是，北地民支酉聚众数千，起兵于长安城北石山，遣使告梁州刺史阴智伯，秦州民王广亦起兵应之，攻执魏刺史刘藻，秦、雍间七州民皆响震，众至十万，各守堡壁以待齐救。魏河南王干引兵击之，干兵大败；支酉进至咸阳北浊谷，穆亮与战，又败；阴智伯遣军主席德仁等将兵数千与相应接。酉等进向长安，卢渊、薛胤等拒击，大破之，降者数万口。渊唯诛首恶，余悉不问，获酉、广，并斩之。 冬，十月，戊寅朔，魏主如金墉城，征穆亮，使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尔经营洛都。己卯，如河南城；乙酉，如豫州；癸巳，舍于石济。乙未，魏解严，设坛于滑台城东，告行庙以迁都之意。大赦。起滑台宫。任城王澄至平城，众始闻迁都，莫不惊骇。澄援引古今，徐以晓之，众乃开伏。澄还报于滑台，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支持改革迁都的得力大臣，颇有故事。） 壬寅，尊皇太孙太妃为皇太后；立妃为皇后。 癸卯，魏主如邺城。王肃见魏主于邺，陈伐齐之策。魏主与之言，不觉促席移晷。自是器遇日隆，亲旧贵臣莫能间也。魏主或屏左右与肃语，至夜分不罢，自谓君臣相得之晚。寻除辅国将军、大将军长史。时魏主方议兴礼乐，变华风，凡威仪文物，多肃所定。（迁都是北魏汉化的高潮，英明之举，如次大开眼界。） 乙巳，魏主遣安定王休帅从官迎家于平城。 辛亥，封皇弟昭文为新安王，昭秀为临海王，昭粲为永嘉王。 魏主筑宫于邺西，十一月，癸亥，徙居之。 御史中丞江淹劾奏前益州刺史刘悛、梁州刺史阴智伯赃货巨万，皆抵罪。初，悛罢广、司二州，倾赀以献世祖，家无留储。在益州，作金浴盆，余物称是。（曾制作黄金的浴盆，其他物品也与此相称）及郁林王卽位，悛所献减少。帝怒，收悛付廷尉，欲杀之；西昌侯鸾救之，得免，犹禁锢终身。悛，勔之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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