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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春秋 追溯从天文到人文的易学发展之路(15)

 紫微o太微o天市 2019-10-19

十五、黄道观测的起源与发展

那么中国古代天文学是从何时开始建立黄道的呢?很可惜,目前还没有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能提供直接证据。那么是否可以通过天文计算来结合星宿变迁来推算得出呢?也很可惜,因为岁差运动对黄道的影响不如天赤道那般显著,所以也难以通过天文演算来直接推导出中国古代何时发现了黄道。不过,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直接线索用于推导出中国古代是何时发现了黄道,但从一些史料和文物中却能发现些与黄道有关的蛛丝马迹:

《左传·昭公元年》中郑子产道: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高辛氏是传说中五帝时代的一位帝王,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当时有两个处于敌对状态的部落,而他俩之间起纠纷的原因很有可能是为了历法之争——是坚持以参宿为主导的历法体系、还是以辰星(即,心宿、大火)为主导的历法体系。

另外,在鲁东南苏北的不少龙山时期遗址的出土文物中,都出现过-海面-的图案。这描绘的场景很可能是当时天文观测者在天台山上观测东方日出,应当与测黄道有关。

在前文中已经论述,参宿的参宿一二三这三颗星是上古最重要的天文观测基准星,所以参宿崇拜是伴随天赤道二十八星宿而起,其起源最早。而心宿地位的崛起,很有可能是因黄道体系的建立而兴起。心宿三星中,最为别致的就是那颗呈暗红的红矮星——心宿二,相对于其他恒星白色的星光,其红色的星体就显得尤为别致。

心宿得名也正源于其红色的星体像动物血红的心脏;同时,其红色的外表又被视为夜空中的一团火焰,而被称为大火。虽然心宿有别致的外貌,但从天文观测的视角来看,对参宿的区分辨别要比对心宿更容易,因为心宿旁的银河是银河中最亮的一段、心宿的亮度也不及参宿。所以仅从星宿本身观测的难易度而言,参宿显然优于心宿。

但在探索黄道体系建立的过程中,心宿在天文观测中的重要性就骤然上升了。首先,心宿紧贴着黄道、而参宿离黄道有一大段距离,用心宿来标记黄道显然比用参宿来标记黄道更合适。并且,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这段时间里,作为黄道与赤道交汇点的秋分点就在心宿与房宿之间,如下图所示:

而参宿却与春分点秋分点都不沾边。因此在黄道体系建立后,参宿的地位下降、心宿地位上升,这种变化必然导致巨大的文化冲击在上古先民间产生、并以暴力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前述《左传》中记载的冲突是重要佐证。

其次,在湖北随州出土的曾侯乙墓漆箱盖板上,有一副二十八星宿图:

图中一个硕大的字代表着北斗七星的周年旋转,外围的二十八星宿则则是具体时节的反映。而在二十八星宿中的轸宿角宿之间有明显的分割,显然这是要表达,以角宿为开端、以轸宿为结尾的意义——那么,角宿作为开端有何天文意义呢?

不少中外天文学家认为,二十八星宿之所以以角宿为开端,是因为当时的秋分点在角宿。这种分析虽然没考虑到二十八星宿作为天赤道体系更悠久的历史,但确实找到了天赤道体系的原始二十八星宿经改造后变为黄道体系的关键证据:

将时间调整到公元前1200年左右(这年并非有特殊历史或天文意义,只是为了计算方便而已),此时正处于殷商中后期、盘庚迁殷后定都在今天的安阳殷墟的时期,在当时秋分的黎明时刻角宿一刚好露出东方地平线——可见,当时的秋分点恰好在角宿内。而曾侯乙墓漆箱盖板上的二十八星宿图也完全沿用此理念,因为岁差的原因,当时的秋分点已经西移到角宿与轸宿之间,所以漆箱盖的图中角宿与轸宿间会出现明显的隔断。

春分与秋分是一年中两个重要的时间点,这两天不仅昼夜等长,而且在这两天月亮和太阳都从正东方升起。所以西方把春分后第一个满月升起的日子定为复活节,以象征耶稣的起死回生;东方把秋分时升起满月的日子定为中秋节,寓意团团圆圆。同时,由春分秋分衍生出的天文上的春分点与秋分点也是重要的天文基准坐标,因为黄道与天赤道的两个交点就是春分点与秋分点。

但东西方不同的是:古希腊把春分点所在的牡羊座作为黄道十二宫之首,其对应中国二十八星宿中的娄宿;而中国把角宿所在的秋分点作为二十八星宿之首,其对应的是西方的室女座。两者相差近半个天球的度数,这是为何呢?

其实,这也是地球岁差章动造成的影响。西方的黄道十二宫源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古巴比伦(有出土石板文字为证),当时的春分点在牡羊座所在的娄宿、而秋分点在亢宿,娄宿的亮度明显高于亢宿,所以古巴比伦以娄宿所在的牡羊座作为黄道十二宫之首。

而到了公元前1200年的殷商中后期,春分点已经从娄宿进入了奎宿,奎宿不仅离黄道较远、而且奎宿各星的亮度也普遍不高;而此时秋分点已经从亢宿进入了角宿,黄道不仅穿角宿二星而过、而且紧贴黄道的角宿一的亮度又是相当高的,所以此时中国先哲就用角宿标记秋分点、并把角宿列为二十八星宿之首。由此可见,东西方是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内,各自独立的发现了黄道和春分点秋分点,不存在谁抄袭谁的可能。

随着历史的进步,后人对星宿的观测日益精确,黄道系统内宿距的划分也日益准确。《汉书·律历志》中记载了二十四节气与相应星宿的关系,其中关于二分二至的宿度为中牵牛初,冬至中娄四度,春分中井三十一度,夏至中角十度,秋分

学者赵沃天在《论<周易>和古天文学四象》中,根据天文学计算得出能同时符合二分二至在以上四个时间点的历史时段约为公元前500±10年,此时秋分点已进入角宿,所以在稍后曾侯乙下葬的年代(约公元前433年至400年)其墓盖板上二十八星宿图中角宿被列为二十八星宿之首。此后用以标注二十四节气的二十八星宿各星宿的宿度,都是以黎明时日出所在的宿度为准。

如下图所示的公元前500中牵牛初,冬至时,原本就亮度不高的牛宿在日出时是完全被太阳的光芒所遮掩,此时仅凭肉眼是看不见牛宿的;而古人能准确的测出这天冬至时日出位点在牛宿初度,一定是通过人工计算相关天文数据后,才能得出此结论。

这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天文学黄道系统的诞生,二十八星宿此时的划分依据不再是直接观测黄昏时东方地平线上初升星宿,而是通过天文观测结合人工计算得出的日出位点所对应的星宿位置,来确定星宿间的宿距和黄道;还标志着中国历法学从纯粹的观象授时历的初级阶段进入了须天文观测与人工计算相结合的推步历高级阶段,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个质变性进步和突破!

另外,在前文中对星宿变迁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最有可能对二十八星宿进行黄道改造的人是作为东夷后裔的商部落天文学家。从改造被改造的星宿在二十八星宿的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冬至和夏至附近的星宿,而离春分点不远的奎宿虽然也离黄道较远且整体亮度不高、却没被改造——这是因为黄道与天赤道的交点在春分点与秋分点,所以在这两点附近黄道与天赤道的差距不明显,用原先的天赤道星宿来标记黄道产生的误差也可忽略,奎宿就是这种情况;

而在冬至和夏至两点,黄道与天赤道之间的距离就非常明显,所以在这两点附近就必须对原先的天赤道星宿做相应的改造,才能用于黄道体系,前文所提的6处星宿改造正缘于此。所以从改动的位点来看,黄道的产生也最有可能在殷商时期——因为此时春分点在奎宿与娄宿间、秋分点在角宿与亢宿间、冬至点在牛宿与女宿间、夏至点在鬼宿与轩辕十四间,恰好与以上所示的改造点以及改造缘由相对应。由此可见,黄道体系是由殷商时代天文学家建立的可能性最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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