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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观象授时”历——帝王的财源 行文至此，不难发现：最迟到了殷商中后期，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基本构架已经搭建完毕——圭表法测日影、北斗纪月、二十八星宿纪日、天赤道与黄道等基本天文学要素都已经构建完毕；在历法上，以日相变化为主、兼顾月相变化的十二月历也已经出现，此时还剩下“19年7闰”的月相变化规律还未被完整认识、还在继续摸索中。另外，仅有“岁差”运动的影响尚未认识到——但无论如何评价，中国此时已经拥有了一套独立而完整的天文体系和成熟的历法体系，能为当时的农业生产提供准确的指导，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天文学成就！ 但考虑到上古有限的生产力（当时一个都邑级别的大城所能容纳的居民数量也不过万把人），要长期供养一班脱产的专职天文观测人员，只有这几个都邑级别大城的生产力才能办到，因此制定“观象授时历”这一产业是被高度垄断的。既然能有财力物力来办“观象授时”这一产业，而各村各乡对历法都有需求，那么相关从业人会如何从这一大市场中获利呢？ 其实，建立相应的获利模式也不难。首先，天文观测人员用圭表法来测定每天是处于年内的哪个时令。其次，将当日确定的时令与黄昏时测得的二十八星宿宿度相对照，得出各星宿与各时令间的对应关系。最后，将星宿与时令的关系编程历法，将此历法授予对历法有需求的广大农民，而天文工作者就可以通过出售星宿历法来获得相应的商业回报——这就是一套完整的历法产业链。 当然，历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最早的二十八星宿之间与时令之间的关系是通过观测东方地平面上初升星宿来确定，但这对处于山区或东面有明显视觉干扰地区的人来说，这种星宿定时令的历法显然会因客观环境的干扰而出现明显的误差。因此，为了使星宿历法有普适性，就把星宿的基准点从黄昏时东方地平线变为南方子午线，即“南中天”，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不难看出，相比于观测东方地平线，观测南天正中有两个明显的优势：首先，不受地面各种地形干扰，无论平原还是山区，观测效果大致相同；其次，避免了地平线附近落日余晖的视觉干扰，这样就能尽量减小因为观测人目力强弱的不同，而造成的对星宿宿度的判断误差。可见，最初的星宿历法就是以昏现南中天的星宿来标记时令，这与《尚书·尧典》中所记载的“四仲星”的方式相吻合，如其中所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就是约公元前2200年左右的天象： 此类星宿历的使用方法可能如下：首先，中央的天文历法工作者将立竿测影法所测得的具体时节与二十八星宿在黄昏时处于南天正中的时刻相对应，制定出星宿—节气历法。将此历法发放到每个村庄、同时对每村负责历法工作的人员进行相关业务知识的培训：以日晷的晷面延伸先找到天赤道，然后找到子午线与天赤道的交点，观察黄昏时是哪个星宿的哪个星在此交点附近，从而通过比对星宿历的“星宿—时节”数据来确认此时时哪个时节。 由此可见，为何夏商周三代的劳动人民对星宿普遍精通——《诗经》中多首诗中多处提到了星宿，如《小星》《大东》等——就是因为大家只能通过星宿历来知道时节，不知星宿就不知时令、不知时令就无以务农，星宿知识就成为当时必须知晓的基础知识。 同现代企业家一样，达到利润最大化的最佳捷径就是垄断——于是上古帝王就一文一武双管齐下，来达到这一目的： 武的手段有帝颛顼“绝地天通”，其相关事迹见于《国语》《左传》等古籍。所谓的“绝地天通”就是禁止民间私设立竿测影以圭表测日，这样达到中央统一垄断历法的作用，《颛顼历》也因此成为上古著名的历法之一。帝颛顼可谓开中国历朝历代禁止民间私观天象、私自买卖日历之先河。 同时也不能一味靠暴力镇压，还需要用文化对其进行包装。而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借助各种宗教仪式把天文观测的方法与成果神秘化，以使相关的天文知识只在有限的范围内传播、外行人若无内行人指引的话就完全如坠云里雾里而不得要领。如我国著名天文学家竺可桢早就发现了《尧典》四仲星中所存在的偏差：《 尧典》四仲星中除了昴宿是在冬至时正当南中天之外，翼宿（星鸟）在春分时已经对子午线略有偏移，心宿（星火）与星虚（虚宿）在夏至和秋分时偏离更大。这显然是当时掌握星宿知识的人，故意用“玄鸟崇拜”（翼宿）“大火崇拜”（心宿）“社神崇拜”（虚宿）等做幌子，使外行人不得要领从而保证自己人对天文知识的垄断，形成“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垄断地位、来赚取超额利润。 《尧典》文中多次提到“寅宾出日，平秩东作”“平秩南讹，敬致”“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其中“寅宾”“敬致”“寅饯”这些词所指代的活动都带有显著的宗教祭祀色彩。唯独对于昴宿，仅用了“平在朔易”一词、而不带其他任何有宗教祭祀色彩的词于其中——因为《尧典》四仲星在当时唯一有真正天文实测意义的就是昴宿，昴宿在黄昏处于南中天时恰值冬至，冬至是圭表法测日影的基准所在、是当时纪年的起点。可见，当昴宿的天文实测价值与其他三星宿的各式图腾崇拜混杂在一起后，那真是“假作真时真亦假”，让人无以分辨个中真伪。 这就能解释为何如日照尧王城、山西陶寺等上古大型都邑级别的城市却能建立在土地相对贫瘠的山区与沿海——尤其是陶寺遗址，其文化影响力仅限于狭小的晋南谷地，但其城市规模却有3万人之大，而且还出土了大量同时代大汶口、龙山、石峁、良渚等其他地域文化的器物——因为这些城市可以靠其天文工作者向周边农垦区出售日历来换取物质收入，这样就能养活远多于当地生产力所能承载的人口。 而夏代以前多有“禅让”也可能与此有关：相比于夏代之后以武力征服为主的竞争模式，夏代之前更可能是靠历法“销售”上的市场竞争“业绩”来确定谁是老大，哪家的历法市场占有率高、自然哪家受百姓追捧，这种“文斗”的方式显然比后世“武斗”温和的多。不过为了赚取垄断利润，最后终于变文斗为武斗、以暴力来保证自家的长期垄断地位，“家天下”的帝制由此诞生。 长期从事陶寺遗址田野考古的学者何弩在《陶寺圭尺“中”与“中国”概念由来新探》一文中，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中国’的最初含义是‘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国’。中国的出现或形成的物化标志应当是陶寺的圭尺‘中’的出现，因为它是在‘独占地中以绍上帝’的意识形态指导下，通过圭表测影‘立中’建都立国的最直接物证，它既标志着控制农业社会命脉的历法作为王权的一部分，又依据其大地测量功能成为国家控制领土的象征。这种国家意识形态及其特殊的圭表物化表征，是我们区别于世界其他各国的最大特征。足见没有比‘中国’这个称谓更贴切的了！” ‘中’字。‘中’仅表示圭尺，不表现‘立表’。”同时判断：“甲骨文‘中’字与‘旂’无关，就是圭尺的象形和指示。我们可以这样推断，西周以前圭尺不称为‘圭’而称为‘中’，就是立中之‘中’…‘圭’是西周以后晚出的称谓。”可见，最早的“中国”就是掌握立竿测影圭表的国度。 并且，通过陶寺遗址中发现的尖首玉圭与陕北石峁遗址出土的尖首玉圭相比较，发现石峁遗址的尖首玉圭的长度与陶寺夏至日影长很接近。再结合《周礼·大司徒》记载：“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疏云：“假令封上公五百里，国北畔立八尺之表，夏至昼漏半得尺五寸景与土圭等，南畔得尺四寸五分，其中减五分，一分百里，五分则五百里。减四分则四百里封诸侯，减三分则三百里封伯，减二分则二百里封子，减一分则以百里封男。是土其地之法。”可以看出，此尖首玉圭长度为中央的夏至影长，是分封诸侯的法理依据。其源头很有可能在帝舜时代就已形成。《尚书·舜典》云：帝舜“辑五瑞既，月乃日观四岳群牧，班瑞与群后。” 注云：“辑敛既尽，观见班还后君也。舜敛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尽，以正月中乃日日见四岳及九州牧监，还五瑞于诸侯与之正始。”《舜典》并未明说五瑞有圭，汉儒据《周礼·春官宗伯》有关制度记载将五瑞解释为瑞圭璧。陶寺尖首圭表明汉儒的解释大致不误，更鉴于陶寺尖首圭和石峁尖首圭精美的材质、精良的工艺和高等级的埋藏背景关系，推测尖首圭有可能属于《舜典》“五瑞”里的瑞圭、是诸侯统治各地的凭证。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关键：“中国”之所以能在行政上长期存在，农民对历法的需求是一个重要因素；帝王在当时不仅要提供武力保障来维护社会秩序，还须提供准确的历法来保障农业生产不耽误农时。乃至到了战乱频繁的春秋时代，孔子因为周天子忽视了历法工作“王不告朔”而对周天子大加批判，可见天文与历法对社会生产生活之重要。“中国”不是暴力征服下的被迫结盟，而是建立在共同需求上的自发联合，是统一市场造就了统一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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