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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春秋 追溯从天文到人文的易学发展之路(32)

 紫微o太微o天市 2019-10-19

三十二、中医五行

既然讲道易学的发展不曾被打断,那不禁要问纳音五行最具特色的“金土局”是否仅存于六十甲子纳音中,是否还被运用于其他易术中?经过反复比对后,发现“金土局”还真不止存在于六十甲子纳音中,还存在于另一种易术“中医”里。

众所周知,中医将内脏的划分为“五脏六腑”:五脏,脾(土)、肺(金)、心(火)、肝(木)、肾(水);六腑,胃(土)、大肠(金)、小肠(火)、三焦、胆(木)、膀胱(水)。但对其的划分依据,长期以来众说纷纭。

一般认为,五脏的作用是储藏精气津液、六腑是主出纳转输,因此大致可以认为五脏主导人体内部平衡的调节、为阴,六腑负责对外进行新陈代谢的交换、为阳。由于中医形成与至少2000年以前,按当时的认知水平还无法达到近代解剖学的高度,所以当时对人体解剖的理解往往存在些想当然的误解。(考虑到在夏商周三代就有大量人殉的存在,所以当时做人体解剖是完全有条件有能力的。)

第一个误解就发生在胃以下的消化道。今天我们知道胃的主要功能是将食物磨碎,真正消化吸收的功能是发生在肠道。但在没有现代解剖学知识的指引下,当看到食道下的胃和胃以下的十二指肠时,最直白的理解就是:食物进入胃之后被消化(因为人在饥饿时胃部会发出饥饿的咕噜声,所以会认为胃时消化食物的场所),然后通过十二指肠向小肠、胆(胆总管)、胰(胰管)输送养分。

虽然从现代解剖学来看,这种认知是错误的,但在2000多年前,限于当时的认知水平和技术条件,有此想法实属正常;况且中医本身也是一门在实践中不断自我修正的学问,虽然在解剖学上错了,但这并不妨碍中医在实践中对各脏腑功能的认知以及对症下药,所以不能因为这一点缺陷而全盘否定中医。

于是先哲就认为胃、小肠、大肠、胆、胰(脾)主要负责对外吸收营养,再加上排尿的膀胱和排卵排精的生殖器、以及三焦,构成了主导对外新陈代谢的六腑。而胆后面的肝、膀胱之后的肾、胰腺之后的脾、以及心肺都被认为是主导人体内部的器官而被归入五脏。

第二个误解发生在胰与脾。今天的现代医学告诉我们,胰腺是个非常重要的器官、是主导人体内分泌系统的不可或缺力量;而脾脏的功能相对单一、除了藏血外并无其他多大功能,所以西医经常会做脾摘除的手术,而术后对人体的正常生活也确实没有多大影响。

而在中医里,脾却是个非常重要的脏腑、是处于不可或缺的核心地位;相反,传统中医著作中很少提及胰,对其重要性也不甚在意。为何中西医对于脾与胰的重视度上有如此大的天壤之别?许多人也却因此攻击中医是迷信不科学,但其实这是误解了中医。

因为从解剖上看,脾与胰之间是连着一根导管,而且脾的体积也比胰大、更显眼,再加上脾脏内储藏了大量的血液,所以初一看很容易认为脾脏很重要。相比之下,看似单薄的胰脏就显得相形见绌了,也因此被最早的医家所忽视。

但中医在器质上忽视了胰脏并不代表在功能上忽视了胰脏,其实中医是把许多本该是胰脏的功能记在了脾脏的名下,所以对脾的重视本质上还是对胰脏的重视。虽然发生了张冠李戴的误差,但这并不妨碍中医对胰(脾)功能和症状的研究。

第三个误解发生在心与脑上。因为人紧张事会脸红心跳,所以自《黄帝内经》以后都认为心脏是有思索功能的,即“神明之所出”。这个误会其实在世界各文明中都有,这是直到近代解剖学发展后才被纠正的误解——所以并不能因此而指责中医无能,须知凡事都有个认识的过程,并不会一蹴而就。

不过诡异的是,自从上世纪70年代全球第一例心肺移植手术完成后至今,至少有一半案例报道被移植者在手术完成后其性格与兴趣会不自觉的向已逝世心脏的提供者的性格兴趣改变,这似乎表明心脏和思维还真有那么点未被认知的联系。

透过上述误解的澄清与分析,即可发现早期中医对脏腑五行划分的依据:

在五脏六腑中,因为肾与排尿的膀胱相连,所以肾和膀胱都被定性为“水”;心脏因其被如火般鲜红的血液所充满,并且人在大量失血后会因体温下降而感到寒冷,故心被定性为火;同样小肠也因其血管丰富,故也呈相对更鲜红的颜色,小肠也因此被定性为火;肝与胆紧密相连,并且因为胆呈现墨绿色,故肝与胆一起被定性为木;

脾与胃紧密相连,因为古人认为胃是消化吸收食物的重要器官、没有胃的消化吸收就无法将营养输送到其他脏腑,所以胃有统领全局的作用,故胃被定性为土;而脾储藏了大量的血液,也因此被认为能主导人体内气血的输送,故同样被定性为土;大肠因其血管分布相对较少,颜色略呈浅白,故定性为金。

在确定了的各主要脏腑的五行属性后,还有一个脏腑的五行属性难以界定——肺。肺主导人体与外界的气体交换、其内部也呈中空状态,所以从功能上看肺应该归入腑器中——因为五脏的作用是储藏精气津液,其内被是被各种液体充实的、并且不直接与外界接触;而六腑是主出纳转输,其内部是中空的,并有对外直接接触——但若把肺也归为腑器的话,那么人体主要器官就呈“四脏六腑”(不含三焦),这显然也五行难以匹配。所以为了与五行匹配就必须把“四脏六腑”改造为“五脏五腑”。但这又该怎么改呢?于是先哲将目光转移到另一个在今天解剖学上看来并不能称之为器官的组织上——三焦。

三焦是中医理论中最具争议的一个问题,自古以来中医内部就一直在争论到底有没有三焦这一脏腑,其形态和所辖范围有为何?认为三焦有器官性存在的主要有《黄帝内经》等著作、质疑其器官性存在的有《难经》等;

而对于三焦的功能上,两派分歧不大、多认为三焦的主要功能是运行元气和水谷,如:《素问·六节藏象论》说:“三焦……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指出三焦具有对水谷的精微变化为营气,以及传化糟粕的作用;

《难经》明确提出三焦的运行水谷作用,如三十一难说:“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上焦者,在心下,下膈,在胃上口,主内而不出。……中焦者,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谷。……下焦者,当膀胱上口,主分别清浊,主出而不内。”在认为三焦有器官性存在的观点中,主要有腔子、脂膜、油膜、网油等说法;

近代持三焦有名有形观点的学者,对三焦形质也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认为三焦是淋巴系统、网油、胰腺、神经系统等。而且根据三焦有上焦、中焦、下焦之别,把人体划分成上、中、下三个生理病理区域,将人体重要内脏器官分别辖于这三个区域之中。如何划分人体三个区域及其所辖内脏器官,也存有不同观点:

有认为将胸腹部划分为上、中、下三个区域,如《灵枢·营卫生会》 “上焦出于胃上口,并咽以上,贯膈而布胸中”、“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下焦者,别回肠,注于膀胱而渗入焉”;也有将人体划分为上、中、下三个区域,《东医宝鉴·内景篇·三焦腑》提出“头至心为上焦,心至脐为中焦,脐至足为下焦”。对上、中、下三焦所属脏腑的认识,除肝的分属不统一外,其余均较一致。即上焦胸部,包括心、肺两脏;中焦上腹部,从解剖部位来说,应包括脾、胃、肝、胆;下焦下腹部,包括肾、膀胱、小肠、大肠。

通过以上观点的总结可以发现,其实从功能和器形上看,三焦很可能是人体中腹腔大网膜、并可能包括横膈膜和心包等——因为腹腔大网膜内充满着血液和淋巴液等液体、并且覆盖了人体体腔的绝大部分,所以古人在进行人体解剖后会直观的认为腹腔大网膜等体膜是主导人体五脏六腑气血运输的交通网。因此从功能上看,以腹腔大网膜为主的三焦更像是充满液体的脏器、而非腑器,若把三焦归入脏腑的话,那么应该与归为腑器的肺,一同组成“五脏六腑”。

但如果把三焦视为一个脏器的话,又有一个显著的缺陷——相比于心肝肠肺等其他脏腑,组成三焦的主要部分腹腔大网膜并没有明显的器官性形态、这也是为何中医内部长期有质疑三焦存在的主要原因——因此从器形角度而言,三焦在形态上为“空”。因为其定性为“空”,所以其不具备五行属性;因为三焦不具备五行属性,所以人体还是“四脏六腑”,与五行无法匹配。为了实现人体脏腑与五行的匹配,所以必须把“四脏六腑”改造为“五脏五腑”;而要实现此转化,就必须把三焦与六腑中的一个进行置换。

那么在胆、胃、小肠、大肠、膀胱、肺这些腑器中,拿谁与三焦置换最合适呢?在这些腑器中,只有肺所处的位置不在腹腔大网膜-横膈膜所构成的体腔网膜中,故将肺与三焦置换就最为合适。又因为肝木心火肾水脾土的五行属性已定,所以肺的五行属性就对应五脏中的金;

而三焦因为其本身的外形与其他脏腑器官的外形大不相同,所以被视为无形、其对应属性为“空”,自然就没有五行属性、或者视其为“土”也可以——肺与三焦的五行属性“金土对换”,从其五行原理上看与六十甲子纳音的“金土局”模式相同。至此,终于实现“五脏五腑”与五行的属性匹配终于完成,肺与三焦进行五行对换后,就形成了如今广为所知的“五脏六腑”。

如同六十甲子纳音使用了金土局五行后就只能有逐一相生这唯一种联系方式那样,中医在运用时五行也往往只用相生这一关系。如当某人因为肾气(水)不足时,可以通过补肺经(金)来实现;而很少有听到当某人心火过旺时,使用补肾的方式来实现“水克火”式的压制——这就是使用金土局的局限所在。这大大局限了中医治疗的可操作性。而且随着长时间不断的探索,对人体运行规律的掌握越加细致,原先的脏腑五脏理论已经难以满足对医学实践的指导,经络血脉的发现已经难以用原先的理论所解释;而且此时更为先进的“火土局”洛书五行已经出现,其“合化生克”等运算关系的多样性比单一的“金土局”更吸引。

目前有关经络的最早出土文物是马王堆出土的《阴阳十一脉灸经》和《足臂十一脉灸经》。从其所标识的经络来看,此二著作所示的经络比《黄帝内经》所标示的经络简单得多:不仅马王堆经脉的起点多在手腕和脚踝附近、循行路线非常简单,有的甚至只有起点和终点、脉与脉之间甚至和内脏之间都没有联系,经脉循行的方向也是单一的自下而上;而且比《黄帝内经》少了一根手少阴心经,连《黄帝内经》所记的365个穴位也一个都没有、通篇对穴位只字未提。

一般认为马王堆出土的经络著作反映了中国经络学的初创时代,而《黄帝内经》则是经络理论的成熟版。而事实上,《黄帝内经》花在经络上的笔墨也远多于对脏腑的描述,其“重经络而轻脏腑”的原因可能与“火土局”配五脏的失败有关:

在《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时则训》中都做“春脾木、夏肺火、秋肝金、冬肾水、季夏心土”的记载,这种不顾脏器功能、只论脏腑位置的五行匹配模式显然会与医疗实践产生严重的冲突(很可能这是比现在通用脏腑五行更早出现的形式,是脏腑五行的起源),所以在后来的中医中此模式被完全淘汰、“火土局”配五脏的实践以失败告终。

相反,“火土局”在经络的运用中却很成功——这是因为经络理论的建立基础就是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如最初的穴位数为365个,就是因为一年有365天、气息每天运行到一个穴位),这与反映黄道时令变化“火土局”能形成共鸣;另外还有“子午流注”,其反映的是气息在日内的每个时辰中,主要运作在哪条经络中,同样如此。

于是,以月令为基础、十二地支为纽带,经络的五行学说由此建立。不同于脏腑五行的是,经络五行是建立在“火土局”洛书模式上,所以经络学能借助丰富多彩的五行易学理论指导,比简陋的“金土局”五行用起来更收放自如。因此,自《黄帝内经》以后,历代医学著作都把重点放在经络运用上、而非脏腑探索中。



目前主流观点认为:中医之所以没有取得现代西医那般的解剖学成就,是因为儒家思想扼杀了中医搞解剖的可能。但我并不这样认为,因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历朝历代大多都没有因为儒学这张皮而废止凌迟、腰斩、车裂等残酷的肢解性刑罚。如果有中医想搞人体解剖并不是没有完全机会,完全可以找个被处以极刑的死囚来解剖——事实上在王莽新朝时期,就有一太医做个此活体解剖,并获得了关于五脏六腑的形态尺寸等信息——既然中医不是没有机会搞人体解剖,那为何两千多年来就没人往此方向专研呢?

在我看来,正是因为中医在经络血脉上的成就太发达了,反而弱化了中医去探究器官实质的意愿。上文已分析过,脏腑五行的划分不仅用的是过时的“金土局”、而且不少对脏腑功能的猜测也是错误的,所以仅凭脏腑五行来行医必然会出现不小的差错。如果中医没有发展出经络学说的话,那么客观需求就会逼迫中医也像西医那样,走格物致知的道路、必须发展解剖学才能正本清源求发展。

但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尽管中医对脏腑功能的认识存在着诸多错误,但经络学的兴起却有效规避了这些矛盾。因为经络血脉在中医看来是人体物质和能量运送的交通网——可以将中医所谓的“精”理解为营养物质,而“气”理解为物质上所负载的能量。

于是中医就将问题简化了:由于正常人都有一定机体自我修复能力,中医因此认为只要保证经络这张交通网的畅通、以及运送物资的正确,那么就能借助这张交通网将需要的物资和能量运送到需要的部位;至于这些被运送过去的能量和物资是如何在机体内发挥作用的,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就显得并不重要了,因为中医相信人体有自主调节的功能,所以施药人就没必要非去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弄明白脏腑内部的运作机制、这对于厘清经络的运行机制并无多大助益。

由于中医对经脉的依赖非常大,所以当发现病灶通过经络无法解决时、尤其是些突发性重创时,如遇上重大肌体创伤、大出血、气管阻塞等情况时就显得没无能为力了,因为这些突发性重创的恢复已经超过了人体自我调节的极限、通过经络调节来抑制病情的急速恶化就显得远水不解近渴了。

可见凡事有利必有弊,因为中医在经络上用得太顺手,所以中医就没有去修正脏腑功能错误的先天不足了——既然都知道了各脏腑病变所带来的影响、以及相对症的疏导方式——那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只要一切正常,又何必去劳心劳力的探究脏腑的工作机理呢?正因为中医通过经络的运用掩盖了对器官研究的不足,所以中医从没在外科上建立多大成就,充其量也就是在跌打损伤上做些文章——相对于西医的外科手术那就是小打小闹而已,无怪乎至今普罗大众都认为中医短于外科,其实这是由于中医本身的先天不足所造成的、眼红不得西医。

相反,西医着重研究的是各器官的具体功能和工作机理,整个西医的基础就是现代解剖学——不仅是器官意义上的解剖,而且现在已经深入细胞层面的解剖,DNA的发现就是西医解剖学向纵深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没有解剖就没有西医、没有解剖学的重大突破就没有西医的长足进步!

甚至未来对经络的突破性研究也很可能会来自西医。我国80年代曾用碘同位素追踪技术,发现了人体穴位分布处,其电阻往往有明显的降低;其分布与穴位重合度很高,而且在皮下能追踪到与经络重合的体液流动通道。而2018年中,又有美国纽约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人体内水份通过体内介质来进行快速流通,这种体内介质就是今天研究人员发现的新器官;研究人员把这个新器官命名为“间质”,它存在于皮肤表层下方,用来连接动脉、静脉、肌肉筋膜,肠道,肺等五脏六腑及泌尿系统等等所有器官和组织,被研究人员称为“液体流动的高速公路”;

间质由牢固的(胶原蛋白)和有弹性的(弹性蛋白)结缔组织蛋白构成,间质液分布其中;间质网络贯穿淋巴系统,淋巴液产自间质网络、而淋巴液对引发炎症的免疫细胞的功能至关重要。从其描述来看,无论间质的运动方式、还是其物理形态,都与经络存在高度相似性;相信随着深入研究,经络的解剖学机理一定会大白于天下。

不过,西医虽然长于解剖,但弱于统筹。西医一直把治疗重点放在具体器官和功能上,因此西医的外科手术就是其独领风骚之处;相反,在面对糖尿病、癌症等因为人体内部机能不平衡的疾病,西医也试图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来逐一消灭病灶,但结果往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病情依然会不断反复。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就是西医在进行肿瘤切除后,尽管会继以化疗放疗等手段来巩固,但复发率依然很高。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西医走了与中医完全相反的方向——重器质、轻交流,往往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西医在施药时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认为人体的某项自我修复机能失灵,所以需要外力强行矫正;而与之相反,中医认为即使人体部分机能失灵,也可以通过激活其他机能来弥补和修复该病变机能。

另一方面,中医不仅关注人体自身,还关注时节环境对人体的影响,而西医先假设、并努力排除一切外界影响,然后像做函数填空那样对症下药。两者相加,所以西医在行医时从不重视经络一类的人体物资能量运输网和自我修复能力;更因为有外科手术做后援支持、可以不经管路而直瞄靶心,所以西医就更忽视人体的自我调节修复能力了。

造成的结果就是:西医对中医束手无策的器质性病变,有足够多的手段来应付;而对一些因内分泌失调而引起的慢性病、尤其是那些没有器质性病灶的“亚健康”状态束手无策。而这恰恰是中医的强项,因为中医用药注重经络调理、主要强调是“某药入某经”,这样可激活人体的自我协调机能、能系统性的解决一些列病灶。

由此可见,长期以来中国不断争论的“中医是否有效”、“西医是否万能”等问题,其实多为鸡同鸭讲的伪命题——两者本身所依据的施医原则就有天壤之别,关注点和具体手段因此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仅以医治效果来评判孰优孰劣,那就是在比关公战秦琼!

为何长期以来我们所倡导和期盼的“中西医结合”总是光开花不结果,就是因为没认识到在根本原则上两者就有重大分歧、并都有重大缺陷——中医必须先依据现代解剖学和其他分析医学的成果对脏腑五行做革命性改造,西医也必须重视到人体自我调节和时令环境对人体的影响不可忽略——如果双方都解决不了这两基础性和原则性问题,那么所谓的“中西医结合”充其量就是互相搞嫁接,做做技术上的表面文章罢了;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转基因式的创造性融合,只有两者真正融为一体才能打开一片医学的新天地、并产生革命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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