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著之竹帛，不可传于子孙”——论医业之传承

中国古代自出现专职医生后，医学发展进程迅速加快，朝廷有“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的“医师”，民间也有许多由几代师徒组合的医学团体，医学事业渐成规模。其医业及医术的传承于国于民也就成为一宗大事。《史记》记载了先秦的扁鹊(秦越人)和汉初的仓公(淳于意)为代表的两个医学团体行医拜师授徒的过程，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而同期撰著的《黄帝内经》(《素问》与《灵枢》)则以更开阔的视角，全方位记述了此期医业传承和医学教育的盛况，个中的理念、模式与方法，至今仍不乏教益。

一、得其人乃传

视医学为神圣的事业，是(《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多位作者的共识。《内经》认为:世间的一切，人是最宝贵的，“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素问·宝命全形论》)，“人者，天地之镇也”(《灵枢·玉版》)。因此，敬畏生命，关注健康，却病延年，“君王众庶，尽欲全形”(《素问·宝命全形论》)，是医生之职业的最高追求。故《素问·灵兰秘典论》称医学为“精光大道，大圣之业”，将医学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推向至高。

医学又是仁慈的事业。《灵枢·九针十二原》借医家代言人“黄帝”之口说:“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因衣食不足而连续发生疾病，令医生深为痛心，于是为解除万民的病痛而千方百计地寻找有效的疗法。若不能挽救病人的生命，则被视为不仁之举:…能杀生人，不能起死者，余闻之则为不仁”(《灵枢·玉版》);“余念其痛，心为之乱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闻之，以为残贼”(《素问·宝命全形论》)。此“残贼”之说，当源自《孟子》。《孟子·梁惠王下》有云:“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同时也表明儒家孔子贵仁，孟子仁义并重的思想，已深深地渗人到医学领域之中。

《内经》认为，治人之道与治国之道相通，治人有利于强国。《灵枢·师传》说:“余闻先师，有所心藏，弗著于方，余闻而藏之，则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阴顷而已矣。”此治人、治民、治家、治国，一理贯之，与《国语·晋语》所载医和之论“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一脉相承。由于医学是关乎国泰民安、子孙繁衍的伟业，故医学事业的发展传承自然成为举世关注的神圣而庄严的大事。不能满足于心藏口问，须“著之玉版，以为重宝”(《灵枢·玉版》)，“藏之金匾，不敢复出，乃藏之金兰之室”(《素问·气穴论》)，“藏灵兰之室，以传保焉”(《素问·灵兰秘典论》)。秘藏保存是为了传承下去，而对于接班人的选择是要慎之又慎的。《内经》多次申明:“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素问·金匾真言论》)“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灵枢·官能》)“必明为良方，著之竹帛，使能者踵而传之后世，无有终时。”(《灵枢·玉版》)若认定某人不成器，即便是自家子孙，也不能传给他，即“可著于竹帛，不可传于子孙”(《灵枢·病传》)。这是因为，“传非其人，慢泄天宝”(《素问·气交变大论》)。其选拔传承对象之严格，于此可见一斑。

对某一重要理论或技术的传授，《内经》主张要举行庄重的仪式，受业者须洁体宁心明志，“非斋戒择吉日，不敢受也”(《素间·灵兰秘典论》)。《灵枢·禁服》生动地描述了这庄严仪式的全过程:“黄帝曰:善乎哉问也!此先师之所禁，坐私传之也，割臂敌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斋乎。雷公再拜而起曰:请闻命于是也。乃斋宿三日而请曰:敢问今日正阳，细子愿以受盟。黄帝乃与俱人斋室，割臂献血。黄帝亲祝曰:今日正阳，献血传方，有敢背此言者，反受其殃。雷公再拜曰:细子受之。黄帝乃左握其手，右授之书，曰:慎之慎之，吾为子言之。凡刺之理，经脉为始……”服，习也。禁服，即学习秘不外传的禁方书。坐私传之，禁止轻易私下秘密传授。割臂欲血，刺手臂出血含于口中或涂于口旁，为古时订盟的一种仪式。在那个社会背景下，这种盟誓会有极大的约束力。或许并非巧合的是，当黄帝和雷公们在华夏大地上庄严盟誓之时，在世界的另一方，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也让学生宣读“终生以我术广惠泽”的《誓词》，告诫其不许背叛。今日之医学生誓言，正是中外先贤思想与精神的传扬。

二、传道授业有方

《内经》中有一整套医学教育理论，其中既有总体的导向，也有具体的学习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以黄帝与雷公问对为表现形式的篇章之中。这样的篇章《内经》全书计有11篇之多。

《素问·著至教论》载:“黄帝坐明堂，召雷公而问之曰:子知医之道乎?雷公对曰:诵而未能解，解而未能别，别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不足治侯王。愿得授树天之度，四时阴阳合之，别星辰与日月光，以彰经术。”诵、解、别、明、彰为习医五步，背诵经文、理解经义、辨别疑似、融会贯通、学以致用以弘扬经旨彰显功效，环环相扣，当是成为良医的必由之路。而树天度、合阴阳、彰经旨则是一个总体导向，指出医术是通天地阴阳的，没有必要的知识结构，便不可能把握经旨，深通医理。

因此，《素问·示从容论》明确提出:“汝授术诵书者，若能观览杂学，及于比类，通合道理”，“援物比类，化之冥冥”。所谓“杂学”，当指医学之外的学问，即春秋战国以来的儒、道、名、法、阴阳等百家之学，特别是各家都在研究的哲学和思维科学。上古时期，那些丰富的但零散的医学实践内容和心得体会，正是借助于“杂学”才得以归纳整理，从而上升为系统的理论。“通合道理”即“且以知天下，何以别阴阳，应四时，合之五行”(《素问·著至教论》)，“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灵枢·决气》)。

古医家引进气一阴阳一五行的哲学思想，运用“援物比类”之意象思维等思维方法，来建构医学理论体系，确立“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的开放医道和整体医学模式。明乎此，才能学习和掌握“阴阳表里内外雌雄相输应也，以应天之阴阳也”的藏象学说，以三阴三阳为架构的经络学说，六气五志(后世演为六淫七情)的病因学说，“察色按脉，先别阴阳”的诊法学说，“法天则地”、“从容人事”的治疗学说，以及“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的养生学说，等等。时至今日，懂得一点“杂学”，对于步人中医学殿堂的初学者及已登堂人室者，都是非常必要的。

“小针之要，易陈而难人”(《灵枢·九针十二原》)，“至道在微，变化无穷”(《素问·灵兰秘典论》)，学医并不容易。若想学懂学通，必得下一番苦功。《灵枢·禁服》描述了雷公从师学医的状况:“细子得受业，通于九针六十篇，旦暮勤服之，近者编绝，久者简垢。然讽诵弗置，未尽解于意。”是说雷公学针道，从早到晚勤奋学习，以致简生垢，穿连简册的皮条断了，还没能全懂，仍须继续苦读求解。看来，这勤奋刻苦是第一位的。

第二要专心致志。要求学生在学习医理和行医实践中都要聚精会神，心无旁鹜。《素问·征四失论》言及雷公循经受业之得失时指出:“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去，志意不理，外内相失，故时疑殆。”精神不专注，思考问题不得法，则见表不知里，疑惑丛生，学习成绩当然不理想。行医实践也是一样，《素问·宝命全形论》记载将医术昭告天下之事，谓“针有悬布天下者五”，其第一项便是“治神”。王冰注云「41“专精其心，不妄动乱也。”关于神的要义，《素问·八正神明论》有专论: “何谓神?请言神，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灵枢·五色))也说:“积神于心，以知往今。”可见，积精全神，久之便能对纷繁复杂的事物，奥妙难穷的义理，做到“独悟”、“独见”、“独明”，进人一个极高的境界。

第三要力戒骄矜。《素问·征四失论》将“受师不卒，妄作杂术，谬言为道，更名自功(巧)”，甚至“不能循理，弃术于市，妄治时愈，愚心自得”，作为必须加以惩戒的重大过失。从师不终，不能卒业，妄用江湖杂术，大肆炫耀，剿窃他人，或偶一有效便自矜其功，洋洋得意。其结果必然是半途而废，一事无成。

第四要由博返约。《内经》一方面主张习医者必须博学:“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素问·著至教论》)“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脏六腑，雌雄表里，刺灸贬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以明经道。”(《素问·疏五过论》)就是说，从医者既要全面掌握医药知识，又要兼通天文地理熟悉人类社会，成为一个通才。而另一方面，从实际运用角度，又需要将已学的大量知识加以整合，形成纲要。即如《灵枢·外揣》所说:“夫九针者，小之则无内，大之则无外，深不可为下，高不可为盖，恍惚无穷，流溢无极，余知其合于天道人事四时之变也，然余愿杂之毫毛，浑束为一可乎?”“何可小大深浅，杂合而为一乎?”即需将包罗天地人巨细不一的各项内容统一起来，纳人一个体系提炼出精要。《灵枢·禁服》将“浑束为一”又简称为“约之”或“约方”: “夫约方者，犹约囊也，囊满而弗约，则输泄，万成弗约，则神与弗俱”，“未满而知约之，以为工，不可以为天下师。”已将事情说得明明白白，各种知识混杂在一起，可谓满，如不“约之”，则散乱无序，杂而不精，不能出神人化，运用自如，而知识不全即过早精简，则只能成为一般的医生，不能成为闻名天下的高明医生。由博返约，才能真正做到“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灵枢·九针十二原》)。

另外，《内经》也曾提及按培养对象的自身特点和专长，进行因材施教，培养专门的技能，此亦见于《灵枢·官能》的黄帝与雷公的问答中:“各得其人，任之其能，故能明其事”，“明目者，可以视色。聪耳者，可使听音。捷疾辞语者，可使J传论语。徐而安静，手巧而心审谛者，可使行针艾，理血气而调诸逆顺，察阴阳而兼诸方。缓节柔筋而心和调者，可使导引行气。疾毒言语轻人者，可知唾痈咒病。爪苦手毒，为事善伤者，可使按积抑痹。各得其能，方乃可行，其名乃彰。”即根据习医者的体质性格及语言行为习惯，在职业群体中予以分工，以扬长避短，各尽所能。惟“唾痈咒病”一条，当属祝由术，其与《内经》反对神学巫术的一贯立场不合。《内经》对祝由治病只承认其历史意义，现实中已持淘汰态度，此“唾痈咒病”之语恐属汰除未尽者。

总之，上古及秦汉时期，医界严格的选拔制度，庄重的传承方式，精良的授业方法，保证了医之大业后继有人。《内经》以降，名家辈出，薪火相传，中医学历久不衰。同时也应看到，古时那种秘不外传的禁制，也会使一些绝技秘术失传。好在已“著于竹帛”的《黄帝内经》，经数代人传抄、纂辑、次注及至刊印，而流传下来，使我们至今仍能捧读这部博大精深的光辉之作。

责编/小鱼

来源/海山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