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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有个战友叫白建一，外号“一根筋”，从新兵训练到下放连队，两人都在一起，加之是一座县城出来的，关系很是紧密。退伍后，父亲回到老家务农，白建一家在城边，托人进县电影院当了一名放映员。 我四、五岁的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视机。有一天傍晚，当我兴冲冲跑回家喊晚上放电影时，却见自家炕上盘腿坐着一个陌生的红脸汉子，那个红脸汉子就是白建一。酒足饭饱后白建一摸着我的头对父亲说，等这孩子长大了就跟他放电影吧。那时我胸无大志，对能看电影都是向往不已，更别提放映了，一连几天兴奋地睡不着觉。白建一离开后，父亲对母亲悄声说，白建一吃了倔强的亏，与电影院领导顶了牛，被下放到放映队，要天天跑乡镇了。 自那以后我见到白建一的机会就多了，只盼望着自己能快些长大，跟着他去放电影。放映队在邻近的村庄放电影时，我常与村里的孩子们早早跑去，围在放映机旁边看白建一操作机器，当机器“哒哒哒”地转动胶片时，他会腾出手来摸摸我的头，之后便目不转睛地盯着远处幕布上跳跃的光影。 放映队里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惟一不变的就是白建一。上初中时，露天电影在乡村已不再稀罕，放映队从原先的四、五个人减成两个人，最后就只剩下白建一。偶然的一次机会他又来我们家吃饭，头发上像沾染了一层白霜，活脱一个“白头翁”。那次他是带着一个男孩过来的，男孩比我小几岁，看他吃饭那狼吞虎咽的样子，定是饿了许久。后来得知是男孩的母亲嫌弃白建一没本事，跟一个做生意的南方人跑了。小孩子睡性大，等白建一放完电影已睡熟了，他便将睡着的儿子扛麻袋一般放在肩上，跨上自行车驮着几只箱子就上路了。 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见到白建一，听父亲说是去了更偏远的乡镇放映，不知道他会不会带上他的儿子。父亲曾劝他辞掉那份工作，在城里另谋份差事，放映员的工资不高，还让孩子跟着受罪，很不合算。白建一只涨红着脸摇头，他那犟脾气，注定是要一条道走到黑的。 我考上大学时，父亲宴请了一帮亲戚、朋友，白建一也来了，喝酒时谈起当年让我跟他放电影的事，不禁大笑，说，那时没想到我会有如此出息，更没想到放电影能落魄至此。父亲懒得再劝他另谋差事，却怕他把自己的儿子给耽误了，他的儿子已上初中，成绩不算好，有时会跟着他往乡下跑。白建一那天明显是喝高了，话也比平日里多，与父亲聊起当兵时的旧事，说起他们驻地附近有一种鸟，叫声格外响亮，但只有在冬天才能看到，听当地的老乡说，那种鸟出生在西北高原，破壳看到的第一块云彩，会穷尽一生去追随，冬天牧云南下，春天乘风北上，一生只为守护一块云彩。 那年寒假，我骑车行在路上，迎面驶来一辆崭新的货车停在面前，驾驶室里坐着两个红脸的男子，灰白头发的是白建一，另一个是他的儿子，从技术学校毕业后招工进了电影院，那时的电影院已改制成电影公司，白建一与他儿子异常忙碌，不停地跑东跑西。他们停下车与我打招呼，说是去南面的村庄放电影，农民手里有了些活钱，结婚、过寿包场放电影的也多了，另外，国家还会给一些补贴。 等到货车驶过，我才发现他们那车体上挂着的“文化下乡，电影先行”的横幅，在寒风中“哗哗”作响。一片白云从我头顶飘过，厚重的云层中似乎传出一阵嘹亮的鸟叫声，我循声望去，却没找到半只鸟的影子。之前我特意去查过白建一提及的那种鸟，那种鸟叫云雀，喜欢高歌，随季节漂泊。后来与父亲提起过，他只淡淡地说，扯什么为云生、为云死的，不就是“一根筋”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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