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刚老师说武舞

​以舞习武：（二）武舞除了具有整齐步伐、协同动作等作用之外，其动作本身还融入了与当时战争内容与形式一致的具有攻防技击内涵的技法动作，如上文所提到的“伐”等。汉代经学大师郑玄解释说：“伐，谓击刺也，一击一刺为一伐。”“一击一刺为一伐”，显然是指两种不同兵器之间的配合。可见，这种“一击一刺”两种兵器的配合动作在当时的战争中是十分重要的，它可以发挥实用的技击格杀功能，因此可能是士兵平日军事训练不可或缺的内容。在用来象征武王伐纣事业成功的祭祀雅乐《大武》中就有“伐”的动作，即“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诗经·周颂·维清序》云：“《维清》，奏象舞也”。这里的“象舞”在《毛诗正义》中释为：“文王时有击刺之法，武王作乐，象而为舞”。可见，所谓“象舞”即是种模仿“击刺之法”的人体活动形式。据记载，当时年满15岁以上的贵族子弟，就要求学习“象舞”（《礼记·内则》）。还有一种武舞名曰“万舞”，《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万舞”者，“习戎备也”（即是军事训练）。周伟良认为“'象舞’和'万舞’，都具有明显的身体训练特点，并且这种身体训练，又与当时军事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标志着先秦时期中国古代武术，在'武’与'舞’的两种文化合力滋养下已破土萌芽。”

        从审美上来讲，我们不仅要关注武舞“习戎备”的实用功能，更要看到其是以舞蹈的形式来开展的，渗透了乐舞的精神，如注重生命节律、审美化育等，而这些乐舞特征在后期武术套路中一直延续着，致使其具有了较高的审美与道德教化的作用。（李富刚）[玫瑰][玫瑰][抱拳][抱拳]

以舞习武：（一）武术套路之所以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还得益于它继承了自原始武舞、西周武舞发展而来的乐舞精神，即以舞蹈化的形式与生命节律来习武，是武术套路的一大特色，这也是其具有攻防技击、健身娱情、伦理教化等多种功能价值的重要原因。而这一“以舞习武，寓教于乐”的特色早在原始社会的操练武舞中就已孕育，经过西周春秋时期专门编排的教育国子的武舞（如《大武》、象舞、万舞等）而得到进一步理性化与明确化的发展。刘峻骧说：“以舞习武是举世图腾文化时代的共同特征，在原始艺术史学者们的考释和实地调查中都会发现。但世界其他地方的先民们很快把这两者分离开来，而中国武、舞不分地发展了很久，这给武术文化和舞蹈艺术都留下了独特的影响。”

        祀与戎这两种文化现象往往交融在一起，武舞活动除了具有降神、通神的作用之外，还有军事操练、加强协同、整齐步法与动作等的综合作用。武舞作为一种集感性与理性、自然与社会于一体的乐舞形式，使人们在参与的过程中就会很自然地凝聚为一个整体，恰如闻一多所说的，“原始人只有在这种迷狂的歌舞活动中才会感受到自己真正生活过，这是一种集体的、群体的、相互应证的生活。”在原始社会后期，这种武舞更成为部族男子平时为战争操练的一项活动，闻一多认为：“除了战争外，恐怕跳舞对于原始部落的人，是唯一的使他们觉得休戚相关的时机。它也是对于战争最好的准备之一。因为操练式的跳舞有许多地方相当于我们的军事训练。”可见，这种“武舞”已经有着较为明确的训练目的，希望通过平时的演练来提高实战能力。我国云南沧源及贺兰山岩画中的盾牌舞、操练舞即属于此类舞蹈。西周、春秋时期的战争方式主要是车战，车战要求队形、动作、步伐等整齐一致，所以我们看到古代文献对射礼、驾车、武舞等的记载中都十分注重动作与音乐节奏（如鼓声）的相互配合。公元前1705年，周武王统率军队在牧野与商大战之前，他在勉励将士中的一段话中提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勖哉夫子！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尚书·牧誓》）从这里的“乃止齐焉”一语足可看出当时战争对保持动作、队形等的整齐与一致的高度重视，故平日的武舞操练对这一点就颇为重视。刘师培在《古乐原始论》中说：“屈伸俯仰，升降上下，和柔其形体，以节制其筋骨，庶步伐整齐，施之战阵而不愆。《乐记》载：“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伸，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乐记第十九》）从以上文献中的“步伐整齐”、“施之战阵而不愆”和“行列得正”、“进退得齐”等语中就可看出当时武舞具有整齐士兵动作与步伐的作用，故“以舞习武”的意图较为鲜明。（李富刚）[玫瑰][玫瑰][抱拳][抱拳]

以舞通神：（五）中国武术素来对“规矩”颇为重视，武术套路在一定程度上就可视为一种可以遵循的相对稳定的程式化的“规矩”与法度，武术套路中所谓“势正招圆”以及阴阳法则的普遍运用等似乎早已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观念与原则，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就有原始巫术礼仪中武舞通神的文化影子。在“巫史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武术套路身上一定积淀了原始巫术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巫术礼仪”所具有的那种“秩序”特征，这种形式化、程式化的特征表明巫术也具有“理性”的一面，看似迷狂的武舞可能也具有一定的秩序感，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李泽厚先生对早期巫术的研究就表明，这些巫术礼仪实际上兼具了各种实用功能，而不只是泛滥的情感与感性宣泄。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巫术操作者们施行巫术时，是极为认真、严肃的，“有种种等等极其严格的条件，如咒语绝对记得准确，仪式行得无可訾议，禁忌与律令遵守得毫不含糊之类，都使术士很受限制。这任何一项被忽视，巫术便算失败了。” 程大力坚持认为武术套路起源于巫术，他说：“也许有人会说：套路武术，除个别花法动作外，都是严谨、严格、逼真的攻防技术动作组合；与之相反，原始巫舞却只是象征性的、虚拟的、近似的动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对原始人来讲，巫术是另一种实用行为，实用手段，巫术同样不能任意地、随便地使用。” 如果说程式化是武术套路最鲜明的一大特征，那么也许早在原始武舞这种带有巫术礼仪色彩的活动中就已埋下了伏笔，只不过在后来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得到不断地充实与完善罢了。如汉代与魏晋时期的“巴渝舞”，作为一种武舞，晋代文学家傅玄便云其“疾逾飞电，回施应规”（《短兵篇》）。“回施应规”，当然是说动作定型并且规范严整。

        巫、舞、武同源互生的现象对后期武术套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巫者作为原始部落最智巧的人，他们看似迷狂的武舞实则既有狩猎、战争等现实根源，也具有一定的秩序感，通过感性的身体活动，在通神、娱神的同时也愉悦了舞者自己的身心，这是一种集理性与感性于一体的活动，含有审美因素在里面。正是在这种狂热的身心活动中，模糊了现实与想象之间的界限，舞者实现了与神秘世界的沟通，这种“以舞通神”、“真实想象”的文化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后来的武术套路所继承。成熟形态的武术套路依然有“阴阳不测之谓神”、“阶及神明”之类的说法。武术套路演练中对“虚拟对手”的想象大概也有这种原始武舞的文化印痕存在。（李富刚）[玫瑰][玫瑰][抱拳][抱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