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德志 || 苦修心志

苦修心志

雷德志

（上）

1957年，我考入合阳中学读书。这一年比较难考，一个30多万人的县只招收了不到200人。

开学那天，父亲从生产队借了一条小毛驴，驮着行李，送我去县城。临走前母亲请巷西头张家的老太太——我们叫她西头婆——帮忙烙了两个锅盔。这种锅盔，是用老酵母发面，锅下用麦秸草烧火，慢慢烙烤，吃起来又酥又香，一个足足有小锅盖那么大。因张家的老太太是西府人，独长此技，邻居但凡有需求，都会请她去帮忙。

我家离县城挺远，要走四五十里路。那时还没有修公路，也不通车，到县城全靠走路。出了村子，向西一里许，到西宫城下坡就是曹杜河村。由这里踩列石过徐水，上坡到东蒙村，一上一下就是十里路。这里的徐水没有桥，在河水中摆放一些大点的石头，过河时就踩着这些石头，我们那里的人把这些石头叫列石。从东蒙村向西南到和阳，然后一直向西，经过曹家坡、白灵、东庄子等村庄，就到了县城。虽说只有四十多里路，可一路走来，又是翻沟又是过河，和阳村以西那段坡道最少也有5里。在我心里当时就觉得到县城真的很远很远。还

好，等到中午时分，我和父亲就到了县城。

后来，这条路一走就是6年。现在交通发达了，再没有人来来回回走着去县城，那时的事情想来竟如梦境一般。当时同村在合中上学的共有6人：高二2人，张兴海和党昌绪；高一也是2人，雷普和党仙绒；初三1人，雷振兴；我是第六人。现在觉得中学生并没有什么，但在当时也算是知识分子了，对一个家庭来说，有个中学生，也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

合阳中学始建于1916年。那时候，全国形势混乱，袁世凯正在做他的皇帝梦，革命党人奔走呼号，组织力量倒袁护法。合阳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党晴梵先生回家乡进行革命活动，知县胡瑞中去灵村拜访他，晴梵先生提出县政府要从启蒙教育入手，提高公民素质，胡瑞中表示支持。不久以后，党晴梵联合郭海楼、肖西丞诸君子正式倡议将县立高小改建为县立中学，地址选在前清考院，即后来的城关小学。县府大力支持，拨款2000银圆，并聘请党晴梵出任首任校长。合阳中学是全省最早的一所县立中学，因时局动荡，经费不足，仅存半年就停办。1921年，新池曲岩如从日本大阪工业专科学校毕业回乡，热心推动家乡教育事业，协助侯儒亮在太清观筹建清华预备学校，同年六月将此校与县立高小合并，恢复了合阳中学，曲岩如任校长。1924年，从北京大学毕业的良石村人王允伯继任校长，从县上申请拨款30000元，在太清观原址建校。建校工作由范清丞全面负责，最后建成砖木结构楼房一栋，理化教室一座，学生宿舍5排，长廊相连，前院厢房十间，校门一座，同时请于右任先生题写校名，刻石镶嵌于门额，历时一年时间。从1925年始，合阳中学就迁入新建成的校区。合阳有句俚语，“先有太清观，后有合阳县。”由此可见太清观是个很古老的道观，中国古代的寺观不仅传经布道，也同时担负着化民成俗的使命。合阳中学选址这里，是大有深意的。

进了县城东门不远，向北一拐，远远地就可以看见合阳中学雄伟的大门了。那一瞬间，我真是高兴极了，三步并作两步走，很快就到了校门口，竟然忘了牵着毛驴的父亲。站在校门口高高的平台上，向南一望，一条笔直的鱼脊形马路直通县城东大街，大路的两边是操场，犹如打开的两页书，与鱼脊路巧妙地组成一本书。它好像是在告诉来这里的孩子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校门口这个平台是个重要的地方，学校临时有什么紧要事情要告诉同学们，上完早操就把大家集合起来讲一讲；困难时期，县上要求同学们替国分忧，勒紧腰带，节约粮食，将每月粮食标准由30斤降为18斤，就是在这里由吕宏远书记宣布的；1963年我们到大荔县去参加高考，清晨也是在这里集中，由校领导动员后，骑自行车从这里出发的。

回过头来再看这面门墙，笔直挺立，黑油门红边子，大大的门环，给人一种威武严肃之感。过了门厅是一个四合院，东西各有五间厦房，住着校长、教育主任和教务处的干事们。再向北走，上几个台阶，是一个小花园。花园东西两侧有花墙。花园北边是一栋砖木结构教学楼，两层五个教室，楼板是木头做的，人踩在上边，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初二那年，我们是在楼上东边那个教室里度过的。初二第二学期，我们班由江南水乡转来一位女同学，豆蔻年华，貌若天仙，亭亭玉立，仪态大方，全班同学都为之惊讶，在黄土高原上是看不到这样水灵灵的少女的。后来一接触，才知道她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能歌善舞，博闻强记，处事大气，见多识广。记得她教我们唱《北京的金山上》，大家都乖乖地跟她学，比老师教时还听话；可等到后来她要教我们跳舞时，我们这些乡下来的土包子们，就一个个缩头缩脑，竟没有一个敢上场的，跳舞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前楼底层中间是个过道，向北走过去是大礼堂，能容纳上千人在一起开会，学校里的一些重要报告和文艺汇演都是在这里举行。1958年，延安歌舞剧团来学校演出，大礼堂里坐满了师生，听着那悦耳的歌声，看着那优美的舞姿，我们如醉如痴，恍若进入仙境。这次演出对于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孩子们确实是大开眼界，对于学校来说则由此把校园的文艺活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高59的学生们后来演出的《白毛女》、初58学生演出的维吾尔族舞蹈，至今都让我印象深刻、难以忘怀，他们都是从那次延歌演出受到启发的。1962年，在学校的文艺汇演中，我和陆琪琪、侯稳才同学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也在这里，一时轰动全县。后来我和陆琪琪同学还在这里演出了俄语剧《刘胡兰》。中苏关系破裂后，这里发生的一件大事，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地区教育局有位老领导来学校做报告，会上大骂赫鲁晓夫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苏联搞修正主义。当时，这一问题还未公开，所以学生们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当天晚上，上级就紧急指示此事不得外传，学校则连夜组织学生干部查阅学生笔记，如有与此相关的内容一律当场撕毁。那个老干部回去不久就被撤职了。

礼堂北边是后楼，两层共有四个教室。初一我们在二楼西边上课，教育主任党增田老师教我们普通话，他说话条理清楚，发音准确，身材魁梧，很注意自己的仪态，始终都是一副绅士模样。张亚文老师教授历史，生动幽默，很受欢迎，后来担任县教育局局长；高度近视的冯老师教授音乐，他上课从不抬头看人，当然也看不见，只是过一会儿就要说一声，谁，接着又踏他的风琴去了。而我记忆中最有趣的是教地理的唐老师，他一说到杭州的西湖醋鱼，就忍不住要啧啧几声，好像口水都要流下来的样子。

后楼前有一棵古老的桧树，据说是南北朝时栽的，有1000多年的历史，至今仍树身笔直，瘿块累累，顶端枯枝直插云天，像一盘苍龙，欲飞天空，给人一种诗意，给人一种神秘，给人一种年代久远的沧桑之感。据说这是一颗神树，多次死而复生，是学校的灵魂。

礼堂西边有五排学生宿舍，由一排南北走向的长廊相连接。宿舍南边的一排房子，最早是理化教室，后来改成图书馆和教室，它的西边是土墙围成的厕所。由此再向南下坡，是两排高中部的教室；由此向北，在宿舍北边和西北角，依次是学生食堂、炊管人员宿舍、开水灶和后门。礼堂东边自北而南是两排学生宿舍、理化教室和一块小场地。我们上初一时就住在东边的宿舍里，入学不久这里发生了一件神秘的事情。初一丁班的同学中间流传着一本小册子《性的生活》，这本书后来又传到我们班。书里主要叙述男女的生理特点，对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少年来说，书里的内容显得都很神秘。不长时间，初一丁班主任何严宵老师知道了这件事，同学们都有点害怕，但他并没有责备大家，却是告诉同学们要正确对待。他说，“你们现在知道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也是好事情，不过要正确对待。”宿舍南边有个小操场，这里留给我的是永久的记忆：1959年前半年，学校举行数学竞赛，我和杨凯增同学获得了二年级数学竞赛并列第一名，学校在这里举行颁奖大会，我得到的奖品是一本小说《红军不怕远征难》。到现在我还记得非常清楚，书中讲的是刘伯承将军率领工农红军经过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头领结为弟兄，打破了国民党的围追剿杀，顺利通过彝族地区。我把那本书视为珍宝，保存了很久，后来不知道咋搞的就丢失了，非常遗憾。第二件事是，1962年全校同学在这里选举我为合中22届学生会主席。走过小操场，是几孔窑洞和教工小食堂，再向南，就是老师宿舍和女生宿舍。

学校东边是城墙，墙上建有男女学生厕所女老师的厕所。这里的厕所和西边的厕所不同，有房子，有窗子，不过要上一面坡才能到达。城墙外面有护城河，厕所里的粪便就直接流进护城河里，像一条棕黄色的瀑布。

合阳中学的建筑设计，布局合理，结构紧凑，功能齐全，环境优美，非常适合师生员工的学习和工作。说到这里，我不由地一阵痛心，我为自己的母校而感慨，为自己的家乡而惋惜。合阳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环境优雅、文化积淀深厚、培养了成千上万优秀人才的文化重地，是百年来合阳文化之魂。就是这样一块风水宝地，如今却被破坏殆尽了，所有的老建筑都被拆毁了，唯独那棵古桧还在顽强地挺立着、抗争着，在风雨中述说着合阳文化发展的古往今来。当地政府与建筑开发商合作建成合阳中学新校区，原来的地方先是移交给一所初中，再移交给一所小学。两次移交，都难以改变管理混乱和氛围糟乱的状况，许多群众都说，“合阳的文脉被破坏光了，靠这些小娃娃们怎能压住阵脚？”我不知这样一座古老文物，又惹谁了，又碍谁的事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风清气正，百业兴隆的重要历史时期。当时的合阳中学，可以说是方针正确，领导得力，教师队伍整齐，学校学风良好，呈现出一派兴旺繁荣的景象。校长刘兢业，副校长张金章，教育主任党增田、刘继文。刘校长是临潼人，老革命，忠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作风正派，平易近人，工作认真，党叫干啥就干啥，党没叫干的只要他认为对人民事业有好处他也干，乐于奉献，从不向党伸手。有一年，县上要选派一位同志去西藏支边，名单刚确定，被选派同志的母亲哭闹着不让去，本人的思想也因此动摇了，当时已任县委副书记的他知道后，主动要求去援藏，一干就是18年。援藏任务完成后，组织有意把他留在西安，他却说哪里来就回哪里去，从不愿给组织添麻烦。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什么境界，在我们心目中，他就是一座高山！

1959年，刘校长调走了，吕沛周老师由陕西教育学院调来继任，一干就是20年。他身材魁伟，学识渊博，教育内行，在教职员工中享有崇高的威信。那时候的老师关爱学生，学生们也非常热爱老师。我和吕校长近距离接触有这么几次：高中毕业前那段时间，我一直拿不定主意到底是报文科还是报理科，他知道了就把我叫到办公室里，两个人面对面地坐下来。他并不急于说话，而是耐心听我陈述。从学习情况看，我觉得文理科自己都还可以，但考虑到我右手五指残缺，听人说有些专业可能要受到限制，不会录取，因而心中忐忑不安。听完我的陈述，吕校长才开始和我讲道理。他说理科不是绝对不可报，比如说数学、生物就可以报，不过面窄一些，而文科的选择面对我来说可能要更宽一些。最后，他希望我心中不要有什么负担，当务之急是把复习抓紧。简短一席话，使我倍感亲切，茅塞顿开，信心大增，最后我便报了西安政治经济学院。20世纪80年代，县上机构改革，一些部局都设置了巡视员、督导员这个岗位，许多人不明白这个职位的意义，我曾请教吕校长，他慢腾腾地说：“咨询，咨字是次字下边一个口，表示叫你不要抢先发言；询字是言字旁边一个旬字，表示一周只发一次言即可，所以咨询员可以这样解释，不要抢先发言，一周一次即可；督导，督字是叔字下边一个目字，是说当叔的一目了然；导字是巳字下边一个寸字，是说自己说话要有分寸，督导也可以这样解释，旁观者清，自己说话要有分寸。”这一席话说得在场的人都开怀大笑，既生动幽默，又不无道理。我想，这就是大家的风趣。还有一件事，几十年都过去了，仍使我难以忘怀：那是1978年3月，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一个幼小的生命即将来到这个世界，却偏逢父亲在西安出差。外婆冒着大风，半夜由合阳南街摸黑走到北街工交局，让孩子父亲的同事马春兰陪自己一起去请吕校长的老伴到家里来接生。吕校长的老伴姓党，是产科医生，见有人来请，二话没说，骑上自行车就走。忙了很长时间，最后母子平安，可不知不觉天就亮了。党医生连水也没喝一口，又急匆匆赶回医院上班去了。以后我和吕校长说起这件事，他只是平淡地说了一句：“那是一个医生的本分。”救人于危难之中的高风亮节，在他的眼里竟是这样平凡和平常。这就是我的恩师和师母夫妇的高尚品格。

说到那时合阳中学的两位校长，我还想顺便说说刘校长的前任白坡平老先生的故事。等我到合阳中学上学时，白坡平先生已经担任副县长了，但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我们还是有许多接触的。白老出身寒门，自己只念过小学，但由于刻苦努力，学识非常渊博，为人耿介，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勇于为民请命，敢于和邪恶势力作斗争，因而深受合阳人民的拥戴。1958年，他来合中作报告，解释“大跃进”时，他说跃进就是合阳人说的，跳哩，蹩哩，大跃进就是大跳大蹩，引得学生们笑的前仰后翻。后来白老要寻找一位民国早期报人的后人，想了解他们的情况。这个人是我们那一带人，他委托我回家时找找。白老住在太乙园，那是清初合阳名士康太乙的院子，后来他买下来颐养天年。白老说这位报人很有志气骨气，也很有名气。我了解情况以后，很快回复给白老，他很满意。文化大革命中，老人惨遭迫害，老伴和唯一的女儿备受屈辱，同天双双悬梁自尽，白老身心受到致命的打击。到了深夜，人走屋静，面对炕上的两具尸体，他对陪伴他的老学生雷万顺先生说：万顺，她俩不冷，把被子给咱俩盖上睡吧。他表面上显得很平静，把一切悲愤都深深地埋在内心深处。这就是白老，一个每临大事有静气的白老。他带着满心的狐疑，环视着周围的一切：这个社会怎么了？我们自己怎么了？……1983年，合阳县在王村公社搞改社设乡的试点，我当时任该乡党委书记，试点完成以后，开总结大会，县上几大班子的领导都来了。在县委领导讲完话以后，本来没有安排白老讲话，我出于礼貌请白老也讲一讲，没想到白老一讲竟不可收拾，一个多小时还没有讲完，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也坐不住了，而且他讲了许多与大会无关的话题，有些问题还牵扯到县委和人大的矛盾。我感到再继续下去，可能要出问题，就走到白老跟前，弯下腰悄悄地说:“白老，有些事以后找机会再说吧。”他对我的劝阻完全不予理睬，反说，“你不是请我说嘛。”说完，他继续说自己的，会议虽然因此略微有些骚乱不安，但他还是把他要讲的话讲完了。这就是白老，性格耿介的白老。等到同年十月，我调到渭南地区二轻局工作，听说白老率领合阳县赴省演出队路过渭南，我去看他。他还记着王村那桩事，一见面就毫不客气地问我：“德志，在王村会上，阻止我讲话，是你的本意，还是别人授意你的？”我急忙笑着说：“我们娃娃不懂事，请白老谅解。”老人笑了，我也解脱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认准了的事，就要坚持到底，天王老子都不怕，为民请命，性命都可不要，所以在合阳民间享有崇高的威信，大家都很尊重他。

（中）

副校长韩绍一是我最为敬佩的老师之一。他主管教学，严谨求实，从不马虎，不管是对老师还是对学生都是一样的，有时叫人觉得近于苛刻。他经常站在院子里，若发现有迟到早退的，那是绝对不会客气的；到教室里听课检查教学更是经常的事。这个看着很严肃的人，其实也有大爱慈祥的一面。那时学校里经常有各种展览和比赛，在学生作业展览中，我的作业就经常被展出，在各种比赛中，我都积极参加，也常常得奖。还记得参加普通话朗诵比赛时，获第一名的是高59的李建福，他长得漂亮，举止潇洒，不仅普通话说得好，歌儿也唱得好，“麦苗儿青，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咱村庄……”他唱这首歌的情景到现在我还留有印象。我和侯稳才同学获得第二名。像我这样的学生，韩老师会特别表现出他温和的一面。正是因此，在毕业后的很多年时间里，各种因缘际会，我和韩老师始终保持着联系。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教育界掀起批判苏联教育家凯洛夫思想的运动，韩老师被作为典型受到了冲击和批判，不久他就调回蒲城老家去了。1964年夏季，我参加全国人口普查工作，被分在蒲城甜水井公社宣化大队，没想到在这里又遇到了久别的韩老师，他还是我们工作队的队长。1971年，我由九江市调回合阳工作，在渭南的公交车上又碰见了韩老师，当天晚上，我们住在一个房间，知道我的工作调动情况后，他问了一句：“九江多好，为什么要回来？”还没有等我回答，他已经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满怀深情地开始讲述自己大半生的经历，他说：“我这一辈子，由西安到韩城，由韩城到合阳，又由合阳到蒲城，最后在一个公社的初中里退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太耿直、太较真，不懂得许多事情都可以有多种解决得办法。我只认一个死理，只走一条死路，吃亏的最后还是我自己。我一生有一个体会，那就是一个人站的高度不一样，发展前途就不一样。当初在西安，我是市委书记的秘书，本可以大展宏图，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啊，我倔强，认死理，所以就一降再降，最后又回到了原点。当然，到了这个年龄，生米成熟饭，再也没有回转的余地……”我知道他话里的意思，也感激他的一片深情，可我终究也是生米做成熟饭，只能办完调动手续又回了合阳。1990年，我到市粮食局工作，突然接到韩老师的信，他说想见见我。我想，他大概有信里不能说的事情，所以要我亲自去。韩老师家在蒲城县孙镇甘北。在那个农家小院，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头儿，正躬腰端着一簸箕豆子，旁边坐着一个老太太，老两口正在低着头捡豆子，我知道他们应该就是韩老师夫妇吧，可又不敢贸然去认。等他们终于觉察到有人来，抬起头，相视许久，这才开口说了话。交谈许久，知道他确实没有什么大事，只是想见见我，就与他依依惜别了，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以后再未见过面，但我始终都清楚地记得恩师的点点滴滴，把我对他的崇敬和热爱深深埋在心底。

学校党支部书记是吕宏远，他那时住在教工食堂北边那一排窑洞里。吕老师个子不高，但人很精神，是个老革命，三八年就入党了，曾经坐过牢，意志坚定，对党忠诚，对学生的关心那就更不用说了。毕业离校前，我去拜访他，当说到个人的前途时，我总担心万一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听我说完自己的担忧，吕老师果断地说：“你的手不好，做庄稼活肯定不行。不用怕，万一考不上，到时我给你们东北区管教师的千俊同志说一下，你就到那个学校去教个书吧”。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他的一句话贵似千金，让我铭记了一辈子。

我在学校比较活跃，又担任班级和学生会干部，与学校的领导接触就比较多，他们留给我的印象也比较深，但其他老师的言谈举止和音容笑貌，我又何尝不珍藏于心底？

初中三年，先后换了两个班主任。先是张振华，渭南人，教语文，身体不太好，但特别认真，整个学校，就数他宿舍的灯亮得最晚，他经常备课和批阅作业到深夜。另一位是严记高，韩城人，教数学，教书特别耐心，回答学生的提问不厌其烦。等我要升高中时，他们先后都调回本县去了。班主任之外，教几何的王景文老师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最深刻，他是大荔人，二十岁不到就开始在合阳中学任教。王老师的教学业务非常娴熟，虽然教材里不同章节的内容并不均等，但他总有办法在一节课里处理完毕，直到今天，我还时时想起他上课的潇洒仪态。上课铃声刚完，他已经站在讲台上，第一句话总是“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讲……”几何课要在黑板上画各种图形，王老师很少用教具，手里拿一根粉笔，就能随方就圆。有时候，内容多一点，他会提前在小黑板上写好板书。等到他说“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时，下课的铃声会准时响起。因为年龄差距小，王老师显得更容易接近，我也更愿意向他吐露自己的心思。因此，从在学校起，到后来成家立业的以后，很多年里，我和王老师都保持着一种密切的关系。他是我初中的几何老师，又是我爱人的班主任，等到后来我调回合阳工作时，又住在他的岳母家，这就使得不仅我和王老师来往多，而且两家人也有更多的来往，我的孩子和他的女儿小燕就是一起玩大的好朋友。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我和爱人谈恋爱时，他曾写信告诉我：巧玲是个好学生，和她在一起，你会幸福一辈子。诚如师言，半个世纪以来的沧桑验证了恩师的吉人吉言，我常常在灵魂深处因他的祝福而感激不已。

高中三年，经过三个班主任。高一是闵志忠老师。他是教生物的，西北农学院毕业，为人谦和，讲课认真，对学生也非常好。每到冬季，学生晚上要轮流巡逻，我是班长，等轮到我们班巡逻时，我必须参加。巡逻的间歇可以休息，我们就聚在班主任老师宿舍烤火驱寒。那时正是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巡逻到后半夜，肚子就咕咕地叫，每到这时，闵老师就会拿出他在县城北边桥头河里买来的红萝卜，在火盆上边烤一烤，让我们每人吃一个。烤胡萝卜那种微软带甜的味道，至今仍在我的舌尖上回味。

高二班主任是梁庭芝老师，教我们语文。他是本县知堡梁家沟人，出身书香门第，国学根底深厚，博闻强志，思想开明。他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一副视之如父兄的长者形象。梁老师是白坡平先生的得意门生，白老称许他能“以事业为重育人，以学业为本取人”。我想，称梁老师为合阳的一代名师也不为过焉！梁老师从来都不是为讲课而讲课，在他那里，育人才是根本，他教育学生读书做人，做一个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人。他讲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能让洞庭湖的四时美景如在我们眼前，但尤其重要的是教育我们步入社会，要葆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他讲杜甫的《三吏》、《三别》时，一边痛斥旧社会的劣政和时弊，另一面要我们热爱新中国，珍惜当前的幸福生活，要我们时刻关心百姓疾苦。梁老师教学态度严肃认真，有极强的责任心，学生但凡上课不专心，作业不认真，从来都逃脱不了他犀利的目光，有时令人望而生畏，但他碰到这种情况，并不是简单地批评一下学生就了事，他总是探查原因，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在学习、思想、工作和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在教学之外，梁老师对学生是极为热情的。有一次，我到南街食堂想买碗面条吃，正好梁老师也在那里，他叫我过去坐下，指着自己面前的点心说：“德志，来尝尝这种甜点，翻毛酥。”我还在犹豫，梁老师已经递过来一块。这种点心我以前没吃过，馅料里面有大油、青红丝和白糖，外面包着一层一层的面，油炸过后看起来黄亮黄亮的，挺好吃，后来我也很少见。因为吃的东西稀罕，所以记得非常清楚。毕业后，我考上大学，趁暑假抽时间总要去看他。知堡离县城很近，走不多久就到了，可我一进门，他就让师母去做饭，不管我如何推辞，都没有用，由此我知道像梁老师这样的人家在礼数上尤其讲究。1983年10月，我调到渭南地区工作，30多位同学为我送行，想不到梁老师竟然也来了，我非常感激。2006年10月4日，我回到合阳，第二天一早就去找同学李克明，准备约他一起去看望梁老师。克明和我在中学是同桌，在华阴县委工作时我们又是搭档。我做书记，他做副书记。克明为人忠厚，工作认真，颇受群众欢迎。后来为了照顾父母调回合阳工作，担任县委副书记、人大主任，对合阳的文化建设、旅游发展等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谁知一见面，克明却告诉我梁老师在前一天晚上走了。震惊之余，我和克明立刻驱车去知堡，为梁老师送别，慰问他的家人。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梁老师走了，可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到了高三，我们的班主任就换成了杨生华老师，他1947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西迁昆明后组建的，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奇迹。在合阳这个西北边陲小县，杨老师是属于凤毛麟角的一类。他本想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后因乡人一再挽留，便留在合阳中学任教，这一待就是几十年，他把自己一生都贡献给合阳中学和合阳人民的教育事业。杨老师本是合阳东北乡大户人家的子弟，我曾去过他家拜访，高门楼，大庭院，古香古色的家什，一看就是不一样的人家。杨老师曾经有段时间离开合阳中学，再次回来是1962年暑假过后，一来就是我们的班主任，教化学课。他学识渊博，深谙讲授之法。上课时，虽有教科书和教案，但却从不翻阅，中学的全部化学知识已经融汇在他的血脉之中，呼之即出。他喜欢在教室里走来走去，一会儿在这边的过道里，一会儿又飘到另一边的过道，他似乎要把讲授的每一个知识点都送到学生的心坎里。有时，碰到一些极其枯燥的内容，他总是从日常生活的现象里寻找例子予以解释，使人觉得化学就在我们的身边。班上有什么事，他从不自作主张，总是和我们商量，这或许是西南联大的民主风气给他的浸润吧。杨老师不仅化学教得好，而且多才多艺。有一段时间，我们排演话剧《放下你的鞭子》，他听了就主动要求给我们当导演。在排练过程中，我们才知道，他在大学里曾走上街头演过这幕宣传抗日的话剧。杨老师做我们班主任的时间只有半年，但把许多新风气带给我们班，有些事情留给我们的是永生的记忆。我们这些后来在外地工作的学生，只要回到合阳，无论多忙都要抽空看看他，哪怕只有十几分钟时间。2009年，杨老师已经90岁，我去看望他，不巧他出门了，我又等不得，想着以后见面的机会还是会有的。过了一年，我人在广州，再一次听到他的消息竟是噩耗。后来，他的儿子告诉我说，父亲临终前曾特地嘱托他，死后一定告诉我。我听到他的儿子这么一说，心区竟猛地疼了起来。杨老师教授学生成千上万，许多人都是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和骨干，但他从不居功骄傲，一生克勤克俭，直到临终却连一间属于自己的宿舍也没有。

班主任之外，我还有几位科任老师的故事常在我的心间萦绕浮现。一位是曹学坚老师，何家庄人，书生门第，教我们立体几何。当时，他的年龄已经比较大了，讲课条理清楚，说话总是慢腾腾，所授内容常常讲不完，为了赶进度，他总是把需要板书的东西预先都写到小黑板上，讲到这里，就拿出小黑板挂到墙上，让我们边看边抄。即使如此，曹老师还是担心，于是，他总是上课最早，下课最迟。他的妹妹曹祥贞，因婚姻变故后出家到华山当尼姑，八十多了，仍然身材苗条、面如碧玉。我在华阴主政时，因她是政协委员，开会时常来我家坐坐，碰饭时，就如一家人一样。另一位是给我们讲初中代数的乔树楠老师。乔老师为人干练，声音洪亮，知识渊博，条理清楚，他讲的课我们不费多大的劲儿，就都全明白了，我们非常喜欢他。20世纪我五六十年代合阳中学有名的曹几何乔代数，说的就是他俩。还有一位教我们高中代数的高步月老师，他是山西人，五十多岁的样子，住在教师家属院里，每到冬季，天冷，他常常是手上戴个棉套袖，脚上穿个棉窝窝，上课时着急了就用棉套袖擦黑板，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而高老师却全不在意，依然故我。

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合阳中学真是人才济济。老师们德才兼备，由于他们的言传身教，才使得我们这一代从合阳中学走出来的学子们能够走得端，行得正，一辈子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他们的事迹实在太多了，我举不胜举。书不尽言，但还有一位我不得不说的老师，他就是雷烽。雷老师是县城西街人，复旦大学毕业，知识渊博。我至今还记得，有次上课，同学们问他踟蹰二字，他当时给了回答，可第二次上课，他先是拿出自己当年的课堂笔记给我们念：这两个字应读为chichu，还可写为踟躇、踟蹰等，意思是徘徊不前的样子。又给我们介绍各种词典里这两个字如何读如何解释，好像有七八种的样子。最后又举出《邶风·静女》、汉乐府《陌上桑》等古代典籍对这个词的用例。雷烽老师很敬业，但他的脾气有些古怪，不大愿意和人来往。他临终时把自己一生积蓄的两万元捐给学校作奖学金，为了表彰他的高尚品德，渭南地区组织了雷烽事迹报告会，等报告会移席华阴时，由我主持大会，听着老师一生的故事，点点滴滴，犹如眼前，我又一次为他的精神所震颤，眼泪几乎夺眶而出。

（下）

学校日常生活的节奏是固定的，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都是规定好的。我们每天上午上四节课，下午四节前一半上课，后面就是课外活动，晚上还要上两个小时的自习。晚上自习时，四个人一盏灯，两张桌子一拼，各干各的事。教室里静悄悄，真是把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做作业的，温习第二天功课的，读书的都有。那时候，没有电，照明都是用煤油灯，学校用的是那种带玻璃罩子的灯，两节自习下来，鼻孔都熏成了黑的。1961年以后，这种情况有了革命性的改观：合阳革命老前辈管建勋同志时任省水电厅厅长，他在回乡检查工作时，学校党支部书记吕宏远和他是老战友，向他汇报了学校学生晚上照明的情况，管当即表示同意帮助解决。不久就由省水电厅给学校拨了一台发电机，从此结束了照明靠煤油灯的历史。记得当时开发电机的是高61的吕天运、乔宏义、曹俊英等，他们的家庭比较贫困，实行半工半读，一边学习，一边劳动。合阳中学的学生大都是农家子弟，都很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学习是自觉的，没有人强迫你。我们把分数看得很重，初中时学习苏联，实行五分制，高中实行百分制。无论怎么变化这些形式，很少有人荒废学业。文、史、地、数、理、化，我学的都还可以，比较轻松，一般情况下，我在晚自习时都阅读一些课外书籍。中学六年时间，我读过的书，现在记得的有当时流行的文学作品，如《林海雪原》、《山呼海啸》、《创业史》、《苦菜花》、《迎春花》、《烈火金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地道战》、《吕梁英雄传》、《野火春风斗古城》、《三里湾》、《新儿女英雄传》等，也有从国外翻译来的，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我的母亲》、《悲惨世界》等。这些书大多是高二以前读过的，最后那一年时间，心里想着高考，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功课上了。在学校里，我们真正能做主的是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那个年代，学生们热心各种集体活动，体育运动、文艺汇演、勤工俭学等等，大家的积极性很高。有段时间，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编织组，老爸知道后高兴地说，“你学会了先给咱家编一对笼。”可惜我最后还是没有学会，确实让老爸失望了。

从进合阳中学开始，所有学生的粮食关系都转到了学校，国家供应每人每月30斤粮，自己交5块钱的伙食费。吃饭时，七个学生围一摊，中间是盆大烩菜，周围再搭配四个其他菜，吃的还是不错的。到了1959年，国家为了减少城市粮食供给的压力，一大批人被吊销城市户口，赶到农村去。我们这些本来就是农村户口的学生，粮食关系又转回农村，由生产队分配口粮，因此就再一次开始了从家里背馍上学的日子。每到周六下午，我要走上几十里路回家，这时母亲总是早早就坐在门前的石条上等我，远远见我到了巷口，就赶紧回家烧火、下面。等我进家门时，饭食就都准备好了，一老碗扯面，一个馒头，一碗面汤，算是对我的犒劳。第二天下午，我背上十几个馒头和一些菜窝窝，有时家里特别缺粮，就背一些红薯和野菜麦饭，算是一周的口粮，再走几十里路回到学校。在同学中间，我的情况还算好的，母亲允许我一星期可以到街上吃碗面，这在当时是让其他人非常羡慕的事情。我在合中上初中高中时，班里的同学基本上都是农村来的，纯朴善良，勤奋好学，我们相处得都很好。我星期日回校，有多条路可走。有时我就约上茂生、军乾经过坊镇一起回校。田茂生是坊镇南街人，大户人家，高高的门楼建在高高的台阶上，进了门是一座四合院，排场得很，气象非凡。他的奶奶妈妈也都是大户人家出身，温文尔雅，贤惠善良，待人热情，讲究礼数，到他们家里总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尽管那时家家粮食都不够吃，但他们还是要常常留我吃了饭再走，总是要拿出最好的点心让我品尝，茂生的舅舅是我们的教育主任，弟弟是我爱人的同学，侄女、外甥女我们都很熟。我俩在一起念了十一年书，可以说是肝胆相照，无话不谈的。离开坊镇向西三、二里路就是军乾家，他是嘉德村人，家里比较穷苦，老爸年纪大，老妈主家，热情好客，勤快能干，对我就像亲儿子一样，我至今都还记得她的模样。军乾高中毕业后，参加了西北局党校机要人员培训班，分配到新疆参加工作。70年代回到合阳，曾任过县物资局政工干部、电石厂厂长，不幸以身殉职。有时我又由东蒙上坡走和阳、曹家坡这一路，约上马振生回校，因为他大伯家在那里。至今我还记得他大伯家的红薯最好吃，干面香甜。振生和我是高小、初中、高中的同学，同窗八年，他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去了西藏，从事地质工作多年，最后落了一身毛病，回到合阳，先后在农业机械厂任厂长，乡镇企业局任局长，最后因县委书记要安排别人，他被迫调到信访局后退休。上高二时，同班同学秦宝法家里不让念书了，我和振生一起去他家，做工作想让他继续读完高中，但因家穷弟兄多，生活困难，劝无结果，宝法就休学了。合阳工作时，我们又在一起，关系都挺好。宝法为人热情，工作积极，对我帮助都很大。我在城里盖房，盖灶房，都是他一手操办的，他就是这样一个热心人，我常常想着报答他，但总觉得做得很是不够。有时我也会出了村子向西北走，到南阿场看看舅舅，在他家吃了中午饭，下坡到李家河经大塬头、灵皋回学校。当然还有几条路可走，但绕得要远一些，所以走得就少。目的只有一个，道路却有千万条，这是我后来才悟出的一条道理。

从1959年开始，连续三年困难时期，情况越来越严重，大家都在忍饥挨饿，吃不饱饭，许多人已经浮肿了，有的同学因为家里连一点粮食都匀不出来就退学了。学校的管理也放松了，晚自习取消了，各种活动也基本上停止了。大家都是天黑就睡觉，太阳老高才起床。十几个人的大宿舍里，放上一个大尿罐，一晚上就尿满了。每天两个人轮流倒尿罐，在那时，这也是见惯不怪的。

各班留下的学生除过坚持最基本的教学活动外，大家考虑最多的就是怎么可以弄来吃的。我们在学校周围开荒种粮、种菜，养羊、养猪。后来每次回家，路过有些地方，我都会指给孩子们看，告诉他们我在这里放过羊，又在那里开过荒，种过菜，而孩子们听着这些总是觉得疑惑不解。开荒，种菜，养羊，可也远水解不了近渴，因此，我们经常是前半天上课，后半天去地里挖野菜。挖回的野菜或者在操场上晒，或者在大礼堂阴干，每到饭时，我们每个人都能分到一碗煮好的野菜糊糊汤来吃。那时，只要能吃的东西，我们都吃过，一切为了活命。野菜越来越难挖，我们就想其他办法，据说有一种滋生于水面的绿色水藻可以吃，班主任闵老师就教我们尝试着培育它，可结果似乎并不好。合阳东临黄河，河滩有种野草，当地人叫它马蔺。听说马蔺根能吃，许多人确实在吃，学校就组织学生去挖。我们天不明起床，六七个人拉辆架子车，由黑池下坡，到河滩去。深秋时节，草上都落着厚厚的一层霜，白花花的，前边的人挖，后边的人拾，手都冻得红肿红肿，腰背酸痛，晚上回到学校时早已精疲力竭。我们把采回的马蔺根晒干磨面，蒸成馒头，软的捞不到手上，酸的实在难闻，但大家还是硬着头皮把它吃下去。古书里记载，马蔺全身入药，亦可做蔬菜食用，药毒一体。是药三分毒，马蔺根吃下去，引起的便秘腹胀更难受。

三年困难时期，学校原来的供给系统也出现了问题。有段时间，灶上没煤烧了，学校就组织师生去澄城矿上去拉煤。去矿上拉煤要翻金水沟、王村沟、县西河沟，还要下一面坡叫镇吉坡才能到达，来回一百多里路，等于要翻七架沟。我们天不明出发，七八个人一辆架子车，上坡时几乎是与坡平行，向上爬着走。在此情况下，连牲口都要气喘嘘嘘，我们这些学生们汗流浃背地狼狈相可想而知。整整一天，又饥又累，天乌黑才能回到学校。

合中六年，是我刻苦学习的六年，心无旁骛的六年，生活艰难的六年，也是硕果累累的六年。这六年在我的一生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在这样的环境中熏陶，在这样一批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老师教育下，我不仅学到了比较扎实的基础知识，而且也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为了一个高深莫测连自己也不清晰目标，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时候吃不饱，穿不暖，还得没黑没明地学，身体也就渐渐地垮了下来，严重的肠胃病、严重的神经衰弱、难以根治的讨厌的过敏性鼻炎，伴随了我几十年也不曾好转，以致上了大学以后好长一段时间，早晨上课迷迷糊糊，晚上睡觉清清楚楚。

在中学时代，还有两件事是我终生难以忘记的：一是大跃进运动中的大炼钢铁，另一件是高考中的意外。

初二开学刚一个月，有天下午，学校突然宣布停课去韩城大炼钢铁。去之前放一天假，让学生回家做准备。会后，我们这些年纪小点的跟着高中部的学生，一路小跑，等回到家里，已经是满天星星。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准备的，那时候社员们都吃大食堂，称上几斤馒头，拿上几件换洗衣服就行了。

去韩城的路上，两边的地里都是雪白的棉花和金黄的谷子，可如潮的人流里谁也顾不上地里已经成熟的庄稼，铺天盖地都是“全民大炼钢铁”、“为1070而奋斗”的标语口号，一切都在为“钢铁元帅”让路。

那时候，人们的头脑普遍有些膨胀，以致弄不清自己到底是人还是神。据说，要不了多久，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有的地方还做了规划，要在三五年内，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湖北省有个当阳县跑马乡，就是张飞当年“三声喊断当阳桥”那个地方，10月中旬的一天，乡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11月8日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到时候无论什么东西就都不分你我了，连小孩子也一样，至于老婆是不是自己的，这一条还得请示上级。在今天看来，实在滑稽可笑。但那时人们却信以为真，我们还太年轻，更是什么也不懂，只是跟着跑。

我们的目的地是韩城西庄的柳枝村。40公里路，我们一路小跑，不等天黑就到了。我们打地铺住在老百姓家，一个班一个灶，女生轮流做饭，男生两人一根杠子一条绳，天天到村边的西山上去抬矿石。早晨去的时候，每人拿一两个苞谷馍，条件好的学生有时也可在村口买个软牛心柿子，一边走一边吃，又说又笑，倒也快活。人的精神力量是估算不来的，那时候，人们不知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劲头，一连跑了几十天也不知道累，肩膀肿了也不觉得疼，鞋子不知磨破了几双，但大家依然不知疲倦，毫无怨言，一心想着要把那个铁炼出来，一想到要见钢铁元帅了，心里更是热乎乎的。矿石抬得差不多了，就要准备冶炼，平地上挖个坑，矿石打成核桃大，一层焦炭，一层矿石，好像还要加一些石灰石，再从山上砍来树枝，至少也要胳膊那么粗，点起火来不停地烧。我只记得那个风箱大得很，当地人把它叫“排”。煽风的时候，一头两三个人，这头拉，那头推；那头拉，这头推。风量很大，火焰一开始是红的，后来变成蓝色，温度最高时则变成白色的。一天24小时，不停地拉，不停地推，不停地烧，炉不停火人换班。晚上困了，在田间的谷子秆、苞谷秆上躺一躺，那就算是享受了。

50多天下来，我们到底也没有见到炼出来的铁，就打道回府了。后来，政治课赵老师在讲到“三面红旗”时说：大炼钢铁“所得极大”，但有人却攻击“得不偿失”，这是别有用心的。我们当时听了并不知道所指是谁。成绩大不大历史自有公论，最后的结果是全国死了几千万人，活着的连续三年不得温饱，终日挣扎在饥饿线上。这样一条血的教训，现在还在争论不休，真是莫名奇妙。

不管发生了什么，不管经历了什么，六年的中学生活就要结束了。在毕业时，我总能想起入学的心情，那时觉得六年时间，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可终场的剧情总是来得太突然，太出乎预料，1963年6月，我们中学毕业了，再过一个月，就是高考。

合阳那年没设考点，没有考场，我们得到邻近的大荔县去考试。除了女同学和部分不会骑自行车的男生坐敞篷汽车外，其他人都是骑着自行车去大荔。我也是骑车的，刚上路，还是蛮顺利的。快到许庄时，忽然我被后面的自行车撞了一下，连人带车倒了下去。当时并没有什么感觉，被同学们扶起时，忽然有人喊道：“看！脚上有血。”我低头向脚上一看，鲜血从布鞋里渗出来，一直流到地上。同学们帮我包扎好伤口，用自行车带着我到了目的地，住进了大荔中学。出师未捷脚先伤，我心里懊悔极了，情绪坏到了极点。天是那样的闷热，同学们都到外边找个阴凉的地方复习去了，我却躺在床上怎么也静不下心来。心想：这一下可完了，十年寒窗白费蜡。

第二天，在同学们的搀扶下，我一瘸一拐地走进了考场。第一场考语文，试卷上出了两道作文题，学生任选一题。记叙文是《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我觉得这个题目太一般，写不出激情，便选定了第二道题——议论文《当唱起<国际歌>的时候》。然而，那时候对《国际歌》的感受并不深刻，甚至连《国际歌》的歌词都记不全，只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能实现”这一句，我敢肯定是出自《国际歌》的，那就以这一句为中心吧。我拟了个简单的提纲便下笔写去，记得好像写了三层意思：一层是无产阶级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并举了一个古老的例子：一个老汉有十个儿子，都不团结，有一天老汉把儿子们叫到一起，给了他们每人一根筷子，叫他们折，儿子们没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折断了，老汉接着拿了十根筷子扎在一起让儿子们折，但谁也折不断，说明要团结。第二层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劳苦大众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靠的就是全民团结，路线正确。第三层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一项更加宏伟的事业，更需要共产党人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大团结。至于其他科的考试内容，现在一点都记不起了。

考完以后，我只能坐汽车回去。在汽车上，同学们都在议论，考试如何如何？有的同学甚至说，这是自己有史以来考得最好的一次，肯定没问题。我却沉默不语，情绪低沉，觉得自己没有考好。到了学校，同学们收拾行李，各奔东西。我住在县城韩叔叔那儿，等待家人来接我。过了几天，韩叔叔的儿子增广由老家拉来了牲口把我送了回去。

整个暑假里面没事干，也干不了什么事。等到伤好了，我们便约了一些同学互相走动走动：我先到南场益。南场益村在我们村的西北方向二十里地，老乡们叫它西塬上。那里有我的一个老朋友王志康。初中我俩在一个班，他是团支部书记，我是班长，配合默契，没得说。高中虽然不在一个班，但仍过从甚密。我到他家看望了他的老爸和继母，然后和他一起去三池成振兴家。振兴和我高中是一个班，是时我是高六三乙班长，它是团支部书记，关系挺好。他的家里很穷，几间厦房能看着天，老爸和老妈年纪都大了。老人见到我们十分高兴。老妈驼着背蜷曲着身子，拉着风箱，嗅着浓浓的黑烟，给我们煮饭吃。看着她那艰难的样子，我们心里挺难受。因为天太热，晚上我们便铺了一张席子，睡在屋檐下。他的哥嫂和老人分开过，占住西厦房，当时门锁着。第二天一起床，老人又熬了米汤，热了几个馒头，吃过早饭我们就告辞上路了。一路东南，到了我家和合川的王民保家。合川是个美丽富饶的地方，有山有水，肥田沃野，老百姓家里也比较富裕，吃喝就大不一样了。徜徉在处女泉边，攀登上天柱山顶，远望古老的晋塬，深深地狠劲呼吸了几口大河送来的远古清香，我们都陶醉了。最后我们又一起到县城，看望了几个老师，周游就算结束了。时过几十年，当年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仍清楚记得，但许多场景已是物是人非：志康毕业后教书，后又从政，从副县长、人大副主任的任上，突发心脏病去世。他对人真诚，乐于助人，工作积极，认真负责，我们是肝胆相照的好朋友；振兴政法学院毕业后从事政法工作，在宝鸡市公安局局长的位子上突然去世；民保教书，常住合川这块风水宝地，依然健在，多次组织同学聚会，颇受大家拥护。同学们走动完了以后，就在家里一边劳动，一边等待着吉凶难料的消息。有一天，我去井上绞水。我们那儿井特别深，要到地下100多米才有水。井上竖着辘轳，绞水要两个人合作，借来绞索，盘在辘轳上，两头系好木桶，两个人一起绞，一个桶上，一个桶下，一早晨能从井里汲取十多担水。绞三担水，提供绞索的人一担水，绞水的两个人一人一担水。可这天还没来得及绞水，就有人喊我回去，说是邮递员送信来了。我回去见信拆开一看，原来是录取通知书，再一看，我被西安政治经济学院录取了。老乡们听说，纷纷前来祝贺，都说：不错，不错，既学政治又学经济，前途无量啊。我听了以后心里乐滋滋的，最后竟忘了绞水的事情。十年寒窗，九载熬油，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吗。

【作者简介】雷德志，合阳百良东宫城人，原渭南师院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