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她妈：艺术一旦失去分寸，就成了宣传，就会引起人的反感

茹志鹃：艺术一旦失去分寸，就成了宣传

昨天是星期六，今天是星期天，明天九月五日，是美国的劳工节。一连三天休息，学生们都带着睡袋，开了车出去玩了。平时，深夜窗对面河边，不时传来青年们大笑大嚷的声音，今晚更甚。

中午钟敬堂开车带我们三个去吃意大利饼，一位李小姐也陪着同去，五个人吃了五客自取的生菜，两个中等大的煎饼，啤酒，可乐，外加小费共五十美元。五十美元，近人民币一百元，在我国可以吃一桌酒席了。据说这请吃饭的钱，是“写作计划”报销的。意大利煎饼里面有大量的“芝士”，安忆吃不惯，只尝了一小块。多下来很多，都装了盒子，由钟敬堂带回去。在美国，带回餐桌上剩下的食物，好像还是一种美德。

 

昨天把一只鸡煮了一锅汤，却一直没机会吃它，就约了陈、钟、李、吴祖光、潘耀明一起来吃晚饭，另外加了番茄炒蛋。潘也拿了两盘干干净净的菜来，陈端来一锅没烧烂的红烧肉煮鸡蛋。大家吃了米饭，喝了菠菜鸡汤—真奇怪，这鸡一下锅就烂，就是不鲜也不香。不过大家还是感到很满足，老老少少围坐一桌，像中国的中秋，或春节的团圆饭。

 

晚饭后，大家去华苓家看录影带，今晚演的是一部美国三十年代电影，得过好几项金像奖。题名说不上来，内容是叙说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受了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后来代表美国的工人社会党，去苏要求第三国际的承认，而第三国际却把他关起来，后来放他出来送到远东去作宣传，最后死在苏联。好像是个真实的人物，故事通过各人回忆、通过与其妻的离合组成。有些细节显得不真实，是甩开了大环境而突出强调起来的，失去了分寸。艺术一旦失去分寸，就成了宣传，就会引起人的反感。这是一条真理，一条规律，不论在东方在西方都一样。

 

华苓家的二十四寸落地遥控电视机，是放在楼下大厅，也可能是她的写作间。淡黄长毛地毯，三面是中国名家字画，一面是玻璃墙。里左角是一张大书桌，桌上，地下，都是书。在这里，人们赤着脚，可以躺在沙发上，也可以卧在地上，喝着啤酒、可乐。可以看书，可以看电影录像，也可以什么也不看。这里不算是豪华的，但是够舒服的，可以说是舒服得接近奢侈了。

可惜人的肢体不能膨胀开来，无论是躺是卧，只能占一个地方。吃呢！人的胃更是有限。人，为了这样的生活，可以不惜一切的去追求，去拼搏，去竞争。在这过程中，把一切都奉献，一切都失落了，久而久之，便产生“我在哪里？”“我为什么活着？”“活着又为什么？”……

一种思潮的产生，恐怕不是凭空由文人骚客想出来的。美国青年人的失落感，也绝不是因为吃饱饭没事干而撑出来的。由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人和电子计算机、电脑展开了竞争。中国的生产方式还处于古朴阶段，特别是农业。近几年来，考大学恐怕是竞争最力的一个地方，但离失落感也还遥远。

来源：节选自茹志鹃《母女同游美利坚》 ；本文由微信公号——复旦人文课（fudan_renwen）整理编辑，转载请注明出处。

——延伸阅读——

文坛母女花——茹志鹃与王安忆

来源：现当代文学  

文坛上历来是不乏两代人一同投身于文学的例子，她们就是其中之一。

对这对母女花的了解先源于王安忆，第一次得知王安忆之母茹志鹃也是位优秀的作家时颇为出乎意料，但转念一想，这大概对王安忆的文学道路也是有所影响的吧。某作家曾在文章中回忆初次见到母女俩的场景，“王安忆竟当着她妈妈的面，说茹志鹃是一贯站在党的政策立场上进行创作的，茹志鹃对此并不生气也不反驳，只是微笑无言，当时我很惊讶于王的泼辣和茹之宽厚，想来母女深情，说不定茹因欣赏王之脱颖而出而深感自豪呢？！”显然，茹志鹃的稳重谦虚和豁达大度与王安忆的机敏锋芒和开放洒脱形成鲜明而强烈的对比。

茹志鹃，1925年生于上海。童年和少年对茹志鹃来说，没有欢乐可言。直到参加了新四军，从小做家庭手工，漂泊流浪，住孤儿院的她才第一次享受到相亲相爱、情同骨肉的温暖情谊。回顾峥嵘岁月，展望新生活，她满怀激奋，整个社会在她眼里一片光明。1950年开始，她情不自禁地执笔写作了。她是一名新中国的歌手，她的作品是一曲曲光明的颂歌。然而，她万万想不到，文化大革命的狂飙突起，她的头上会骤然间被扣上几顶大帽子，什么“专写中间人物”、“反重大题材”、“反火药味”，她成了“文艺黑线人物”。她后来也写道，“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带着一种比较真诚的、天真的、纯洁而简单的眼光来看世界，所以我看一切都很美好，都应该歌颂。……而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我的脑子比较复杂了。社会上的许多事情也复杂了，看问题不那么简单化了。”经历了迷惘、痛苦、思索、激愤、盼望，她终于迎来了十月的金秋，也迎来了自己创作生涯中的第二个春天。

相形之下，王安忆所走的道路显然要比她的母亲平坦。初中毕业后，主动要求“插队落户闹革命”去。在条件艰苦的淮北农村，她跟着农民起早摸黑地战天斗地，肩上套着绳索拉犁，在滴水成冰的严冬挥舞铁锹挖河。在“广阔天地”大干了3年后，因一技之长而去了地区文工团，拉了6年的小提琴。总是不停地下厂矿、基层、农村演出，住旅馆，坐火车、汽车，排练。这些丰富的生活经历对王安忆来说是笔财富。她后来创作的《尾声》、《这个鬼团》、《小院琐记》等小说，就取材于她这段时间的生活。

从文学作品上来看，茹志鹃文革前的作品大都以真人真事为背景，具有色彩柔和、情调优美的独特风格，善于截取日常生活片断，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细致入微，犹如一支支动人的抒情曲。她较多描写的是成长中的普通人，善于根据人物的性格特点，生活环境和经历，去挖掘人物思想深处的闪光点，让读者看到人物成长的社会、历史原因。

茹志鹃在新时期的小说则取材于沸腾的时代生活。在艺术形式上并不满足于自己驾驭自如的技巧，不固守已经形成的风格，而是为了表现新内容的需要，勇于开拓新路。评论家黄秋耘曾用“从微笑到沉思”这一形象化的语言，概括了茹志鹃文革前后创作上的变化。她的《儿女情》、《失去舵的小船》，含着一种深邃的哲理含义，我看到的是对人的尊重、对人的价值的充分肯定。90年初茹志鹃担任了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作品渐渐少了，这是中国作家的特殊规律。从茹志鹃的创作道路看，不论早期的微笑还是后期的沉思，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温存中透出辛辣，热情里蕴含冷峻。

总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想来总是一代胜过一代的。王安忆在她的创作前期，以擅长写知青题材驰誉文坛，在创作中她与笔下人物合而为一，从中寄予了对生活的追求与向往，表现了青年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迷惘、苦恼以及始终没有失去的希望。王安忆常能从平凡的事物中揭示出发人深思的重大问题，她这段时间的小说感情的表露真切自然，以细致地镂刻人物内心世界见长。

而访美归来后，王安忆的小说，无论是在题材，还是在审美趣味、美学风格方面，与她前期的小说相比，都出现了某种超越。她开始试图从文化这一层面去分析现实生活，从一定的文化价值观出发，对现实作文化的观照。

拿98年发表的《隐居的时代》来说，我们看到的是插队知青的文学生活，是一个县城中学来历特殊的老师们，这些都清楚不过地表明，在大一统的意志下和荒漠时期，精神需求，对美的敏感，知识和文化，潜藏和隐居到了地理的夹缝和历史的角落里，这样的夹缝和角落不仅使得它们避免流失散尽，保留下相传承继的文明火种，而且，它们也多多少少改变了他们栖身的所在——一种新的、外来的因素，“很不起眼地嵌在这些偏僻的历史的墙缝里，慢慢地长了进去，成为它的一部分。”——就像下乡的医疗队和黄医师，“它微妙地影响了一个村庄的性质。”

在王安忆的这一系列小说中，我们读到了内在的舒缓和从容。叙述者不是强迫叙述行为去经历一次虚拟的冒险，或者硬要叙述行为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某种新的可能性。不，不是这样，叙述回归到平常的状态，它不需要刻意表现自己，突出自己的存在。当“写什么”和“怎么写”孰轻孰重成为问题的时候，“偏至”就难免要发生了。而在王安忆这里，叙述与叙述对象是合一的，因为在根本上，王安忆秉承一种朴素的小说观念，“小说这东西，难就难在它是现实生活的艺术，所以必须在现实中找寻它的审美性质，也就是寻找生活的形式。现在，我就找到了我们的村庄。”

提到王安忆，总不免想到她母亲对她的影响，对此，王安忆的回答是，“我不希望把我和妈妈在文学上扯在一起；我就是我，在这一点上，我是独立的。”的确，她是对的。茹志鹃、王安忆，她们的文学在很多方面有着相似，也许是源于某种血脉相承的东西，也许是女性作家的共通。但她们终究是不同的两个人，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思想底蕴，让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但同样精彩的作品。

是的，不得不承认，这是文坛之花，清新、柔美的母女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