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姓不婚”的历史渊源，为何到现代社会被废止了

很难想象，文明社会已经发展到今天，两个并无血缘关系的名人离异还是会引发他们本国舆论界的某一部分人重提婚姻旧制“同姓不婚”。中国从周王朝开始正式确立了“同姓不婚”的婚姻制度。到了唐朝，大唐律法规定：凡同姓为婚者判处两年牢刑，同姓又同宗者以奸淫罪论处。明、清律法也规定：凡同姓为婚者各杖六十，并判处绞刑。

双宋

如果说，在远古时代“同姓即血亲”的几率很大，出于伦理和繁育后代的考虑，禁止同姓结婚还可以理解，但随着历代都有各种人员迁徙，“同姓”代际关系相隔久远，同姓之间早已不一定就有血缘关系了。可是“同姓不婚”作为律法条款还是继续沿袭了很久，直到民国才正式废止。韩国比我们废止得还晚，《请回答1988》中的父母们在八十年代还在纠结“同姓不婚”的问题。

成善宇与成宝拉结婚

同姓不婚的社会基础

在原始社会晚期，氏族成员已经开始意识到近亲婚配的危害性了，于是氏族成员实行外婚制度。周王朝延续了古代的族外婚姻制度，上至周天子下至一般卿大夫，都要遵守。在那时，虽然遗传学、优生学尚未产生，但人们从长期的实际生活中体会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即认为同姓男女结婚，后代不会昌盛，或者说子孙难以繁殖，甚至还会带来各种疾病。到后来又形成了一种伦理道德观——同姓结婚有碍风化，为社会所不容。《国语·晋语四》中说“畏途敬也”，同姓而婚，本身是对祖先的不敬，是对祖先的亵渎；同姓不婚，是对祖先的礼敬，表示同姓之间的亲密关系。

周天子

除了生育的考量，“同姓不婚”的重心还在于防止家族内部的纷争，扩大宗法关系的罗网。宗法制度是我国奴隶社会的产物。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的家庭公社。是由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成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族制系统。奴隶主贵族的婚姻基本上都是一夫多妻，为了确保财产的继承便有了嫡庶之分，以便限制儿子间的争权夺利。奴隶主凭借自己的特权，按等级原则规定在许多妻子中，只有一个是正妻，叫嫡妻。嫡妻所生的儿子叫嫡子，只有嫡长子有继承的权利。其余配偶统称为庶妻，她们所生的孩子为庶子。

同姓不婚的政治伦理需求

然而，宗法制度并不能成为奴隶主贵族们永远的护身符。正是这个嫡长子继承制度，把王公侯伯的庶子及其后裔逐渐推向社会的下层，促成平民地位的提高。如果说周王的庶子还有机会受封建国当诸侯，而庶子们的庶子情况就没那么美妙了。世系越往下推，其后裔受封的机会就越少，直至终于成为平民。到了公元7世纪末，周朝出现了民间百姓莫不称自己是周王室成员的亲属或姻亲的情况。反映出宗主地位的江河日下，于是，王室衰微，上下相克。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周王室与诸侯国之间的矛盾也空前激化了。

《国语·晋语四》记载，晋国的司空季子曾针对“同姓不婚”的问题发表看法，大意是说，异姓家族或诸侯因为没有血缘这条纽带，异姓通婚可以让两姓之间的嫡庶、长幼、亲疏相对应，又不混淆本姓内的嫡庶、长幼、亲疏秩序。相反，如果同姓为婚，难免要在嫡、长、亲者与庶、幼疏者之间通婚，这种婚姻会把同姓内部原来的嫡庶、长幼、亲疏等尊卑关系打乱。结果会是离心离德，生怨育灾，发生内乱。通过“同姓不婚”来避免近亲结婚，目的在于克服由此引起的家族衰落与内乱。

不是只有同姓才是近亲

异姓联姻可以加强异姓贵族的联系，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并有利于维护宗族内部的伦常关系，。通过婚姻来争取联盟或改善关系在历史上也很常见。《史记》中记载，“襄王欲伐郑，故取翟女为后，与翟共伐郑”。囿于古代时的历史条件和科技水平，“同姓不婚”存在一定局限性，同姓不婚只限制了父系近亲，不限制母系近亲。像贾宝玉与林黛玉和薛宝钗那样的姑表亲、姨表亲的异姓近亲就不在限制范围之内，故从本质上讲，还是无法杜绝近亲结婚的遗患。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古人“同姓不婚”，在遗传学、优生学方面的考虑一直懵懵懂懂，时明白时不明白，之所以一直坚持，更多的还是出于政治、伦理方面的考虑。其中也不排除迷信的成分。《国语·晋语》中指出，同姓结婚，会引发天灾人祸，故应避免。其实很多的同姓，籍贯闾里完全不同，出生地相距遥远，已毫无血缘关系可言。因而，现在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同姓之间结婚，已经完全没有什么生物遗传方面的禁忌。如果还有人非拿“同姓不婚”说事儿，也只能说是一种习惯势力，一种风俗的坚守。婚姻法规定禁婚的范围仅限于：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