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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满阴谋论的《竹书纪年》 五帝时代是儒家理想中的黄金时代，其中尧、舜、禹禅让又素为古人津津乐道。现代人接触的启蒙读物以及中学教材，一般也是这样记述，大家基本都按照《史记·五帝本纪》来讲这个故事。 《五帝本纪》是《史记》的第一篇，写的是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的故事。在帝尧执政的时候，冀州有个叫舜的小伙子，他是颛顼的七世孙，但已经沦为平民，父亲和继母、弟弟都对他很坏，可舜却谨守孝悌之道。之后被帝尧看中成为女婿，经过考察立为接班人。但舜并不愿意即位，而是让位给尧子丹朱，不过诸侯并不认可丹朱，依然朝拜舜。于是舜才勉为其难即位了。 帝舜在帝尧年老时摄政，惩罚过治水不力的鲧，这个鲧也是颛顼之子。鲧的儿子禹子承父业，勤勤恳恳，三过家门而不入，最终成功治理大洪水，禹又因此成了舜的继承人。帝舜去世后，禹又让位给舜子商均。然而诸侯同样不认可商均，依然去朝拜禹。于是禹也勉为其难即位了。禹去世时又传位给大臣伯益，伯益有样学样让位给禹子启。但诸侯并不买他的账，大家真的朝拜启。从此儒家称颂的“天下为公”终结，历史进入了“家天下”时代。 大禹治水 太史公之后的四百年，西晋太康年间，汲郡汲县（今河南卫辉）一座战国墓葬出土了一批简牍，其中一部是记载上古到战国的史书，被称为《竹书纪年》（或《汲冢竹书》《汲冢纪年》）。《竹书纪年》原本在宋室南渡后丢失，到明朝出现了一部完整版的《竹书纪年》。近代朱右曾、王国维又从古人注疏中整理出一部残缺的《竹书纪年》，这部作品比较符合原著，又叫古本《竹书纪年》。而明代的《竹书纪年》却被王国维考证为伪作，又叫今本《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在古代长期不受重视，因为其中一些记载与《史记》大相径庭，其中就包括尧、舜、禹禅让事件。比如“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益干启位，启杀之”等等，可以说是相当颠覆三观了。所以现代不少人以《竹书纪年》是而《史记》为非，最典型的是柏杨《帝王之死》，绘声绘色地把尧舜禹禅让都写成刀光剑影的明争暗斗。这种阴谋论当然满足不少读者的胃口，到现在自媒体时代，网上更是铺天盖地的翻案文章。 舜帝，宗峰岩饰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问题：《竹书纪年》只是战国时期的史书，战国人对上古的记录就一定是真实的吗？ 不可否认，《竹书纪年》不少记载确实能被其他史料佐证，比如提到国人暴动之后有共伯和摄政、周幽王死后有周携王在位，这两个人物在《史记》一个成了“周召共和”，一个则干脆消失了，但近年发现的清华简《系年》也有这样的说法。《竹书纪年》的战国史料价值就更高了，《战国史》作者杨宽先生即以其校正对《史记》不少错误的年份。 但这并不代表《竹书纪年》都是不刊之论。比如其中说伊尹篡了太甲王位，之后被太甲复辟所杀。但通过殷墟甲骨文看，伊尹在商代享受和商王同等隆重的祭祀，完全不像个乱臣贼子的下场。所以对于《竹书纪年》的史料还是应该仔细斟酌，万不可以一个“人性使然”而妄下结论，必须回归上古社会形态与战国托古思潮。 禅让梦幻的破灭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竹书纪年》的篡夺说在《史记》禅让说之前，但是《史记》关于禅让的说法，来源比《竹书纪年》更早，可以说禅让说统一了整个战国前期。 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于1936年作《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认为禅让起源于墨家的尚贤主义，与儒家的尊尊亲亲观点不合。这种禅让方式在墨家中是实践过的，墨家巨子就是由上一代指定下一代。而墨子本人也是宋公子目夷之后，宋国作为殷商遗民是饱受歧视的，墨家信众更是基本出身社会底层，所以墨家对于尚贤的呼唤最高。而且在《墨子》里只有尧舜禅让，舜禹禅让是儒家附会上的。在此之前，他认为禅让是起源于儒家的。 顾颉刚 更多学者倾向于禅让说并非起源于一人一家，而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春秋后期正值氏族解体、私学兴盛，越来越多庶人希望登上政治舞台，不独儒、墨两家，所以有尚贤思想应当也是正常的，而这种思想走向极致当然就是禅让，如果连王位都能授予贤人，一官半职又算什么呢？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从目前记载禅让的文献来看，最早的就是《论语》和《墨子》，但《论语》的内容可能出于后代附会，所以顾颉刚先生并不认可。 在《论语》的《尧曰》篇里，尧对舜说“天之历数在尔躬”，之后“舜亦以命禹”，这自然是禅让时的说辞，但问题是这里并没有“子曰”，不能认为孔子本人主张，而且和《论语》的文体也不符合。而根据《墨子·尚贤》，舜是在历山耕作的农夫，而尧“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并没有说舜禹禅让的故事。这也是顾颉刚先生主张禅让起源于墨家的理由之一，这是符合他的“古史层累说”的。 新出的《唐虞之道》《容成氏》《子羔》《保训》四部出土文献，同样主张的是禅让说。其中《唐虞之道》讲的是尧舜禅让，作者结合舜的圣、仁、义、德、贤事迹，系统阐明了其对禅让思想的主张。《容成氏》除了尧、舜、禹禅让外，还提到远古帝王卢氏、赫胥氏、乔结氏、仓颉氏、轩辕氏、神农氏、㭏□氏、垆□氏也是实现禅让。《子羔》则是孔子与弟子子羔的对话，作者借孔子之口同样宣传了禅让说。《保训》假托周文王对周武王的遗言，也涉及到了尧舜禅让。 电视剧《大舜》中的尧舜禹 这四部文献大约都写成于战国中后期，可见，从战国前期到中期甚至后期，禅让制都非常流行，这种思潮甚至直接影响到列国政局，《吕氏春秋》说魏惠王想传位惠施，《战国策》公孙衍对张仪说想建议魏惠王传位张仪，《战国策》说秦孝公想传位商鞅，应当都是这种思想的结果。但这几次禅让都没有真正成功，原因当然也很简单，无论禅让被吹得如何天花乱坠，王位岂可轻易授予外人呢？ 但终于有人走出了这一步，这个人就是燕王哙。根据《史记·燕世家》，燕王哙受到策士苏代、鹿毛寿等人的鼓动，决定把王位让给相国子之。他们说尧以天下让许由而许由不受，所以尧既有了美名又没失去天下。于是燕王哙有样学样，结果子之地位愈发尊贵。他们又说大禹举荐伯益却任用启，等到大禹去世后启就攻打伯益，所以大禹不是真正的禅让。于是燕王哙又把三百石以上俸禄的官员任免权都交给子之，算是真正完成了禅让。 子之当国三年，国家治理得一团糟，这时将军市被和燕王哙的太子平谋划攻打子之，结果太子平和市被双双阵亡。而齐宣王此时趁火打劫，子之、燕王哙都被杀死。根据《孟子》记载，齐国发兵之前，齐国人沈同曾询问过大儒孟子的意见，孟子认为齐国是可以攻打的，为什么呢？因为燕王哙不应该把王位相让，而子之也不应该接受王位，这就是倒行逆施。《燕世家》则直接说是孟子怂恿发兵的。这件事在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燕王哙和子之的身死国灭，代表着禅让说实践的破产。从此禅让说开始被广泛质疑，而篡夺说却崭露头角。 儒道法三家的不同批判 第一个质疑的不是别人，正是孟子。 孟子的学生万章有次问他：“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回答得很干脆：“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万章继续问：“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孟子应该是茫然了一阵，然后接了句空洞的话：“天与之。”万章继续犀利地提问：“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您说天给的，天会说话吗？孟子说：“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万章针锋相对：“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注意，最精彩的地方到了。 孟子说：“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进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什么是天意呢？一是舜做了尧二十八年的相国，二是诸侯自觉朝贡舜不朝贡尧。倘若做不到这两点，那就算是篡位了吧！ 这段我们并不陌生，开篇《史记·五帝本纪》就是这么说的。但是在此之前的《墨子》《论语》以及前后不久的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都只提到尧舜禹禅让，而没有因避位而被拥戴这一环节。孟子这一补充解释非常重要，今天一直有人认为禅让反映的原始民主制，但是从其他文献完全看不出这点，所谓禅让的权力交接完全发生在前后两任首领之间，没有其他人的表决！我们从上下文来看，这件事万章是完全不懂的，那么是否孟子信口为之呢？ 孟子之后的另一位儒家大佬荀子，同样反对禅让制。他说：“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荀子·正论篇》）不过吊诡的是，他同时又说“尧舜尚贤身辞让……舜授禹以天下”（《荀子·成相篇》），竟然又是肯定尧舜禅让了。后者可能不是荀子原著，“尚贤”的字眼可能与墨家有关，但可证明禅让说仍然有人主张。 道家则又是另一副态度。道家代表人物庄子对这事儿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而是轻蔑。他在《让王》中举了很多禅让被推辞的故事，比如尧让许由、子州支父；舜让子州支伯、善卷、石户之农、北人无择；甚至商汤还要让卞随、务光。在《庚桑楚》又来了一句“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禅让虽然有好处但也有坏处，燕王哙事件不是很明显了吗？ 最后是法家，法家巨擘韩非子出自荀子门下，而法家更加强调君主集权，所以当然也是反对禅让制的。韩非子巧妙化用了《墨子》关于尧禹的史料，《墨子》本来想强调尧禹生活节俭，他却说尧禹当时没有享受的条件，所以禅让也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他同时抄了很多《庄子》让王的故事，但都偷偷篡改了。比如商汤让位给务光，《庄子》歌颂的是务光的高风亮节，但韩非子却说商汤派人告诉务光，商汤要让位给你，是要你承担杀夏桀的恶名。务光不开心，就自杀了。 韩非子 根据韩非子的记录，我们可以发现，诸子百家的史料，往往是根据学说需要任意编辑的。就连《韩非子》这部书本身也提到“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孔子、墨子都说自己是真尧舜，尧舜又不能复生，谁知道他们说的是真的？所以这些言之凿凿的人啊，不是蠢就是坏！ 《韩非子》里还举了一个例子，奸臣的党羽对奸臣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而天下誉之”，奸臣觉得有理，所以抓紧拉帮结派夺权。这件事很像是韩非子随口编的段子，但应该反映了当时的一类说法。大家应该很眼熟了，这段话表达的内容和思想，与战国中后期的《竹书纪年》如出一辙！ 于是我们可以总结一下禅让学说的演变：禅让学说始终是主流，只是战国前期更受推崇和主张，燕王哙禅让失败后，儒、道、法三家虽然承认上古存在禅让，但却从不同角度反对这一行为；篡夺说则进一步对禅让事件也进行质疑，是对禅让说最极端的一种抨击。整体来看，禅让学说也只停留在尧舜传说里，作为现实政治主张已经完全破产。 河北平山的战国中山王墓出土了一件“中山王方壶”，其中就提到“燕故君子哙、新君子之，不用礼义，不顾逆顺，故邦亡身死，曾无一夫之救”，体现了当时执政者的观点。四百多后魏王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让，也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曹丕当然是以今度古，但这也表示帝王不可能会接受尧舜这样的禅让行为，世间再无燕王哙。
曹丕，李晨饰 但为什么大家还是认可上古发生过禅让呢？当然还是由于儒家的提倡。先是《孟子》，后是《尚书》的《尧典》篇。《大戴礼记》的《五帝德》《帝系》两篇则以尧舜禹同为黄帝后裔，那么也符合儒家尊尊亲亲的观点了，虽然舜是庶人出身、禹是罪臣之子，但他们还是有贵族血统啊！那么如何处理《尧典》借鉴《墨子》的舜为平民呢？于是就把舜的辈分压低，作为颛顼的五世孙，所以流落成平民了。 太史公把以上史料弄了个大杂烩，那就是《史记·五帝本纪》。但是破绽也就来了，尧是颛顼的侄孙，禹是颛顼的孙子，那么尧和禹居然都成了舜的高祖辈！同时，如果尧舜禹的禅让继承完全合理，那实际上也不需要接下来的避位而受拥戴，真避位于尧舜之子，不是正反证了传子存在？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个中缘由其实很简单，正是因为《五帝本纪》来源于上述多方史料整合，而我们所做的就是拆分《五帝本纪》，将其还原为战国诸子的主张。 酋长是怎么炼成的 那么，所谓的尧舜禹禅让，除了战国诸子的托古改制，到底有多少真实的素材呢？ 商朝以前是没有文字出土的，所以尧舜的真实事迹，肯定是无法还原了，韩非子说的尧舜不能复生没错。甚至尧舜其人是否存在都有疑问，毕竟目前连夏朝都得不到证实。所以顾颉刚、童书业、杨宽等“疑古派”认为这些传说故事来自战国诸子的发明，这种观点据前文分析不无道理。但其中究竟有多少真实因素？这个问题他们仍然没有解决。所以暂且把尧舜视为两个部落酋长的符号，再从民族学资料里寻找答案。 徐中舒先生是王国维先生弟子，尤其重视以民族学证上古史。通过对记载乌桓、扶余、契丹的史料分析，他认为“禅让制度本质上就是原始社会的推选制度，……只是先秦古书中所讲论的禅让制度以及后来儒家学派大所谓禅让制度，都是被涂上一层深厚的粉饰。……一个人被推举为酋长，或者前一个酋长为后一个酋长代替，都是原始社会的必然规约，谈不上被推举的人是什么圣贤，充其量不过是被人认为有主持公共事务能力的一些人而已”。 徐先生的观点影响较大，直到今天也还是主流观点，不过与顾先生观点并不矛盾，只是一方强调原始形态，一方强调后世托古。但要注意的是，这是我们先认可禅让存在后，回过头再去找类似因素的结果。而就算原始推举制是常态，同时也要受现实博弈的影响。如果部落联盟（或部落）内的一方部落（或氏族）实力明显压倒其他方，那很可能即采用篡夺形式。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篡夺说也有类似因素存在，但是和真正的上古形态又有本质区别。
那么所谓的禅让传说，更多还是战国诸子的托古改制。就如同前文分析，最关键的是一点，战国前期书写的禅让，表达的仅是首领个人意愿，而不存在原始推举。这里的尧舜和战国的专制国君没有区别，丝毫看不出氏族民主色彩。对立面的篡夺说，基础当然也是一个专制政权，所以才存在君臣间的篡位事件。而战国以前的氏族社会，对共同体首领的争夺发生在若干氏族部落之间，绝非臣子对君主的幽禁和流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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