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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竹书纪年》札记——尧舜禅让考证 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有尧舜禅让的详细记载。圣王尧舜不但一心为万民谋福祉，更有禅让的高风亮节。并因此被世人传诵。但《竹书纪年·五帝纪》却记载：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堰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 《竹书纪年》与《史记》不同的记载，使得个别人对儒家大肆批判，称儒家虚伪，篡改历史。还有更多不堪入耳的谩骂之声。 笨笨今献拙文一篇，以揭开尧舜禅让的历史悬案。 为了捋清尧舜之事，须先明晰中国的三个时代：传说时代，半信史时代和信史时代。夏朝建立之前是传说时代；夏朝与商朝是半信史时代；周王朝之后是信史时代。 以信史时代的东周时期为例：若发生君主被弑或放逐，诸侯会盟，大规模战争等重要历史事件。各国史书皆会记载。下面举两则事例： 在《左传·僖公七年》传文中，有管仲之言：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 《左传·文公十五年》传文记载：华耦来鲁国聘问。鲁文公与之宴，被华耦谢绝，并称其曾祖父华督曾弑君，其事见于诸侯之策。作为逆臣的子孙被国君宴请，是对贵国的侮辱。在此可参照《桓公元年》和《桓公二年》的传文：因孔嘉之妻美而艳，华督杀孔嘉而娶其妻，遂杀宋殇公。 尧舜并非处于信史时代，而是原始社会的传说时代。人们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更没有专职的史官。传说时代的历史故事有一个鲜明的特点：越简略的历史故事，可信度越高；越详细的历史故事，推测的成分越大，可信度越低。 先秦典籍中最先提及尧舜禅让的，是墨家弟子根据先师遗教编辑而成的《墨子》。墨子提出此论有其必然性。首先尧舜皆为明君。天子之位由尧及舜，再由舜传禹。并非传子，而是传贤。这与墨家尚贤的主张不谋而合。墨子便以此推测——尧舜禅让。并让尧舜成为墨家尚贤思想的代言人。 墨家提出尧舜禅让之论后，在墨家的大力宣传，以及其他学派的附和下。此说被世人普遍接受。 于是，才有了公元前318年，燕王哙效法圣王尧舜，将燕君之位禅让给相国子之之事。 下面，再看看《竹书纪年》的舜囚尧之说。 《竹书纪年》在晋代被盗墓者发现。它在战国后期被埋葬于魏安釐王的墓里，得以侥幸避过秦火。对于书中所记载之事，有三点需要明晰： 一是此书并非严谨的史书。《竹书纪年·五帝纪》记载：胤甲居于河西，天有妖孽，十日并出。此事显然不可信。《殷纪》记载：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伊尹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但根据考古出土的甲骨文显示，直至商朝末年，商王朝仍然坚持对伊尹的祭祀。《竹书纪年》对此事的记载可信度亦不高。 二是书中尧被舜囚的观点产生应当晚于燕王哙。否则燕王哙断不会效法尧舜禅让。 三是作者当为法家学者。作者根据简略的史料，进一步推测出舜囚尧，以及伊尹放太甲自立，太甲杀伊尹之说。与法家宣扬“人臣太贵，必易主位”，君主必须独揽大权的思想十分匹配。君主若不能驾驭群臣，即使圣明的尧舜，亦会被逆臣囚禁。 《竹书纪年》作者提出此论与墨子类似，皆是依据本学派的思想，对圣王尧舜之事作出进一步的推测。 由上可知，《竹书纪年》的可信度远不及《左传》，甚至不及准史书《国语》。其可信度与《战国策》大体相当。 儒家大师荀子的学识可比肩孔子，他指出：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 荀子的弟子韩非则对此事持两可之说，韩非称：尧在位之时，食不果腹。为了百姓，不辞辛劳，与苦役无异。韩非认为尧舜禅让并非道德高尚，而是躲避苦劳之举。 然后韩非又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通过荀子与韩非之言，可知在先秦时代，对于尧舜是否禅让，是否囚禁。 没有具体的史籍记载。这更进一步证明了鄙人之言：墨家提出的禅让说与法家提出的囚禁说，皆是作者依据本学派的思想，对尧舜之事作的进一步推测。 我们通过三国时代，曹丕逼汉献帝禅让之事。可知尧舜禅让之说，包括了法家的舜逼尧之说。即尧舜禅让可能是自愿禅让，亦可能是被迫禅让。墨家认为是自愿，而法家认为是被迫。 至此，我们在回顾荀子的观点。荀子在否定了墨家的禅让之说的同时，也否定了法家的囚逼之说。但荀子只否定他人之论，却没有提出自己的观点。因为尧舜时代“历史故事越简略，可信度越高；历史故事越详细，推测的成分越大，可信度越低”。 对此，荀子依据“舍详细，取真实”的原则，而不愿多言。 笨笨今天就与荀子大师唱一次反调，推测尧舜之事的几种可能性。 一种是尧舜禅让，包括被迫禅让和自愿禅让。前者可视为法家与《竹书纪年》的观点。后者可视为墨家与《史记》的观点。 二是选拔和推举。我们先看孔子对尧舜时代的描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选贤与能。孔子未详细解析尧舜之事，但大致可知，尧、舜和禹皆为选拔和推举产生。 这与荀子的观点互为印证。 孔荀二子皆认为，在尧舜时代，华夏元首是选拔和推举产生的。而墨子及其弟子，以及《史记》中的禅让之说，并未否认推举，但更侧重尧舜等人的高风亮节——禅让。 孔子与荀子的观点，侧面体现了制度比人更可靠；墨子无疑认为尧舜主动让贤的高尚道德才起决定性作用。侧面体现了墨子认为，人比制度可靠。 读文化典籍时，明白这一层，才是读书为学的真正意义所在。 综上所述，孔荀二子所言的尧舜之事，虽过于简略，不够详细，但可信度却高。姑且认为是90%（也视为100%，10%的可能是尧舜在选拔和推举制度之下，禅让给众人推举之人）；墨子之论的可信性有9%；法家及《竹书纪年》的可信性有1%。 需要指出的是，墨家的9%与法家的1%是可以互换的。所谓世移则事异：若在三国时代，显然法家之论可信度更高。如前文所言曹丕逼迫汉献帝禅让。若在原始社会，就如韩非所言，尧舜名为天子，但与苦役无异。禅让帝位不过是把苦差事交给了他人。自愿禅让帝位的可能很大。 墨子尧舜禅让之说可信度虽然不高，但却是舆论的主流。否则，荀子也不会专门批之。 由于焚书坑儒，致使大量先秦典籍焚毁，对于尧舜之事缺少更多的佐证。最终司马迁信服了墨子之论。孔安国在其伪造的《古文尚书》中，更是继承了《史记》之论。 第一个提出尧舜禅让的是墨家。毁灭中华文化，致使大量先秦典籍缺失的是法家。但个别人不分青红皂白，对儒家大肆谩骂。 笨笨不由想起成都汉服事件：身为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所知，居然将华夏衣裳汉服当成日本和服。事后成都市公安机关认定肇事者并非是反日爱国分子，而是地痞无赖和人渣。那些对传统文化一无所知，张嘴就批。甚至肆意辱骂自己的祖先，以传统文化为耻者。与成都汉服事件中的肇事者无异。 鄙人只能对它们只有一句话——没文化，真可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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