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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12年 己酉 周赧王 三年
【原文】春，秦师及楚战于丹阳①，楚师大败；斩甲士八万，虏屈匄及列侯、执七十余人，遂取汉中郡。楚王悉发国内兵以复袭秦，战于蓝田②，楚师大败。韩、魏闻楚之困，南袭楚，至邓。楚人闻之，乃引兵归，割两城以请平于秦。
【白话】春季，秦军与楚军在丹阳（今河南淅川西）交战，楚军大败。秦军斩杀楚军八万甲士，俘虏主帅屈匄及列侯、执珪等高级将领七十余名，遂占领汉中郡。楚怀王倾尽全国的兵力再次袭击秦国，双方交战于蓝田（今陕西蓝田），楚军再次大败。韩魏两国听闻楚军陷入困境，于是南向袭击楚国，兵锋到达邓地（今湖北襄樊）。楚人听闻后只好撤军，割让两座城市向秦国求和。
【姚注】 ①丹阳位于丹水以北，故名丹阳。溯丹而上，即是秦之商於，两地以武关为界。此时丹阳虽为楚之边境，然在西周初年以来作为楚国都城达三百年之久，直至楚文王时才迁都至郢（今湖北江陵）。因此，无论从地理，还是从历史角度而言，丹阳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
②当时，秦楚两国皆有一蓝田，秦之蓝田位于今陕西蓝田，楚之蓝田位于今湖北钟祥西北。《史记正义》记：“蓝田县在雍州东南八十里。从蓝田关入蓝田县。”即是认定陕西蓝田的说法。然亦有近代史家认为蓝田当为今湖北钟祥西北，盖今陕西蓝田距离秦国都城咸阳仅40公里，楚军刚经历了一场惨败，即便是动员全国兵力，又何至于如此勇猛，且秦军正是士气高昂之时，何至于如此不堪一击，让楚军将兵锋推至都城附近？故当是秦军趁胜追击，在今湖北钟祥西北与楚军交战。但在姚尧看来，蓝田在今湖北钟祥西北的说法更加不可能成立，此处位于楚国都城郢都以北110公里，秦军追击到这里与楚国交战目的何在？丹阳之战，秦军能斩杀楚军八万，俘虏楚军主帅以下高级将领七十余人，想来自身遭到的损失亦不会小，能够顺势占领六百里汉中之地（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史记·秦本纪》），应该可以满足了。此前秦国征讨三晋，获胜后也就占领一两座城池即收兵，不会继续攻击以灭其国。如今征讨的是强大楚国，获胜后能够占领半个韩国大小的土地，难道秦军还不知足，还想继续南征，就此灭了楚国吗？且《史记·楚世家》记“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於蓝田。”若蓝田真在今湖北钟祥西北，那就不应该是“复袭秦”，而应该是“御秦”；楚怀王也不应该是“大怒”，而应该是“大惧”了。又《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於蓝田。”若蓝田不在今陕西，而是在今湖北，则“深入击秦”四字从何谈起？故姚尧以为，当时的情境应该是，楚怀王因被张仪戏耍而恼羞成怒，既然不能用外交手段接收商於之地，那就用军事手段强占商於之地，遂从丹阳出兵北上攻打武关，以至于有丹阳之败，不仅损兵折将，反而把汉中丢了。之后楚怀王再次动用全国兵力伐秦，本来此时秦军占领汉中的时间不长，根基维稳，楚军要想夺回来还是比较容易的。奈何怀王置自己新丢的六百里汉中之地于不顾，心心念念就是张仪胡诌的六百里商於之地。秦军见楚军来势汹汹，遂主动诱敌深入，放楚军入武关、过商於，一直退到秦都咸阳附近的蓝田才发动反击。此时楚军主力已是孤军深入，后勤粮草补给困难，遂有蓝田之败。加之此时韩魏趁机南下袭邓，则继续向南可威逼楚都郢都，向北迂回可抄楚军的后路，怀王的情绪由愤怒转为恐慌，遂赶紧撤兵割地，向秦国求和。
【姚论】 用时下流行的话说，楚怀王的问题不在于智商，而在于情商，只能够处顺境，不能够处逆境。在执政的前十年，楚国仍处于蒸蒸日上的势头中，故而怀王的表现也可圈可点。然而随着前318年五国伐秦的失败，楚怀王就开始了一系列荒腔走板的昏招。其实，五国伐秦失败后，损失惨重的是韩魏。楚怀王虽说是从约长，可除了面子上不好看外，并无太多实质意义上的损失。尤其屈原东使于齐，为楚国请来齐兵相助，占领秦之曲沃。齐楚联合是足够与秦、韩、魏相抗衡的，且韩、魏与秦连横是不得已，若楚怀王运筹得当，二次合纵伐秦也不是不可能。可楚怀王偏偏在此时利令智昏，贪图秦之商於之地，遂自断羽翼，放逐屈原而与齐国绝交。即便在发现六百里商於之地只是骗局一场，楚国所遭到的实质损失也仅限于外交层面，只要贬黜上官大夫等联秦派，重用屈原等抗秦派，则齐楚关系还是有望修复的。可楚怀王只是因为面子上不好看，就放任自己的愤怒情绪，贸然出兵讨伐秦国，遂导致丹阳之战的惨败。即便是丹阳惨败之后，楚国所遭到的实质损失也主要在军事层面。汉中虽为秦军攻占，但毕竟短期之间立足未稳，楚怀王既已发动全国兵力，想要夺回汉中当非难事。可楚怀王再次因为脸面无光，遂又放任自己的愤怒情绪，竟置六百里汉中于不顾，甚至越过了六百里商於，而令楚军一路北上攻打到秦国都城咸阳附近。难道，楚怀王此次出兵的目标既不是汉中，也不是商於，而是秦都咸阳吗？难道，楚怀王居然想一鼓作气灭了秦国吗？他哪里还有什么战略战术？纯粹是拿国家的命运，拿军队的命运去泄愤！结果，楚军不出意外地再次遭到军事上的惨败。领土方面，六百里汉中固然是无法再收回，此外还又割让了数座城池。《孙子兵法·火攻》上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遗憾的是，这些“不可以”的事情，楚怀王无一例外地全做了。
【原文】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昭王。昭王于破燕之后。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谓郭隗曰：“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与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①求千里马者，马已死，买其首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马且买之，况生者乎！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于是士争趣燕：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昭王以乐毅为亚卿，任以国政。
【白话】燕国百姓共立太子姬平即位，是为燕昭王。燕昭王是在燕国被齐军攻破后即位的，他哀悼死难的将士，抚恤残存的家属，与百姓同甘共苦，以谦卑的姿态和丰厚的薪酬招揽贤才。燕昭王对郭隗道：“齐国趁我们国家内乱之际攻破燕国，我也深知燕国国土狭小，力量有限，难以报仇雪恨。然而，若真能得到贤才而一同治理燕国，以洗刷先王的耻辱，这才是我的心愿啊！先生如发现合适的贤才，我愿意亲自侍奉他！”郭隗道：“古时候有位国君派侍从用千金去求购千里马，结果千里马死了，侍从就用五百金买下马头后返回。国君闻之大怒，侍从解释道‘君主您连死的千里马都愿意买，更何况是活的千里马！千里马很快就会送到了。’果然不到一年，就送来了三匹千里马。大王现在如果真的想要招揽贤士，就请先从我郭隗开始吧！那些比我贤能的人，都会从千里之外赶来投奔的。”于是，燕昭王为郭隗改建宫室，并拜其为师。于是，天下贤才争相投奔燕国，其中乐毅自魏国来，剧辛自赵国来。燕昭王命乐毅担任亚卿，将国政委任给他。
【姚注】 ①涓人：宫中负责洒扫清洁之人，亦泛指亲近的内侍。
【姚论】 随着燕昭王的即位，由禅让闹剧引发的燕国动乱终于宣告结束，燕国也迎来了一位伟大的君王。然而，还有许多疑问值得我们探讨。譬如，传说中的尧舜禅让，至燕王哙时已过去两千多年，燕王哙之后距离我们现在又过去了两千多年。为何燕王哙之前的两千多年没有再发生过禅让，燕王哙之后的两千多年也没有再发生过禅让，上下五千年间竟然独此一家？那么，他的这种思想从何而来？难道真的只是他突发奇想吗？身边为何竟无一人反对？还有，燕昭王成就霸业似乎也太容易了。按照郭隗“千金市骨”的说法，只要燕昭王厚待比较优秀的人才郭隗，则更优秀的人才就会想：“连郭隗这种级别的人才都能获得厚待，何况是我？”于是，天下最顶级的人才就会纷纷投奔燕国。真的是这样吗？那为什么那些最顶级的人才所想的不是“连郭隗这种级别的人才都能获得厚待，可见燕昭王没有识人之明”呢？或者反过来说，倘若招纳贤才是如此简单易行，则为什么其它国家不能复制呢？哪个国家找不到一个二三流的人才，又不能为他修建宫室呢？只要君王郑重其事地为一个二三流人才修建宫室，就会招来乐毅这样的顶级人才，然后君王再把国政交给这位顶级人才，然后就可以称霸天下了，世上会有这么轻松便捷的好事吗？如果可以，则为什么其它国家不群起效仿呢？可见，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深入探讨。
后世因孔孟推崇尧舜，故认为尧舜禅让必是儒家所极力推崇，可事实上，儒家从来就没有真正推崇过尧舜禅让，正如《春秋公羊传》中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儒家认为“亲亲”和“贵贵”是比“贤贤”更重要的。战国时期儒家两位最重要的思想家孟子和荀子，都是明确反对尧舜禅让的。先说孟子，当燕国发生子之之乱时，孟子就明确提出“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理由是“子哙不得与人燕， 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在《孟子·万章上》中，孟子通过与其弟子万章的对话，完整地阐述了其对尧舜禅让的观点。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沤歌者，不沤歌尧之子而沤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万章问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传於贤而传於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於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於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汤以王於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於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翻译成白话是这样的：
万章问：“尧将天下给了舜，有这回事吗？”孟子答：“没有，天子不能把天下给别人。”万章问：“那么舜得到天下，是谁给他的呢？”孟子答：“是天给的。”万章问：“天给他的，难道天曾经再三叮咛、反复告诫了吗？”孟子答：“不是，天不说话，只是用行动和事情来表示而已。”万章问：“用行动和事情来表示，是怎么做的呢？”孟子答：“天子可以向天推荐特定的人，但不能强迫天将天下授给此人。诸侯可以向天子推荐特定的人，但不能强迫天子将诸侯之位授给此人，大夫可以向诸侯推荐特定的人，但不能强迫诸侯将大夫之位授给此人。当年，尧把舜推荐给天，天接受了；又把舜介绍给百姓，百姓也接受了。所以说，天不说话，只是用行动和事情来表示而已。”万章问：“请问，推荐给天，天接受了；介绍给百姓，百姓也接受了，这是什么意思？”孟子答：“命他主持祭祀，则所有的神明都来享用，这就是天接受了；命他主持政事，则所有的政事都治理得很好，百姓生活安定，这就是百姓也接受了。是天把天下给他，是百姓把天下给他，所以说，天子是不能拿天下授给人的。舜辅佐尧治理天下二十八年，这不是仅凭人力所能做到的，这是天的意志。尧去世后，舜为他服丧满三年，而后就避居于南河之南，以免妨碍尧的儿子继承天下。可是，此时诸侯不去尧的儿子那里朝拜，却都到舜的居所朝拜；诉讼者不去尧的儿子那里诉讼，却都到舜的居所诉讼，讴歌者不讴歌尧的儿子，却都歌颂舜。所以说，这就是天的意志啊！这样，舜才回到都城，登上天子之位。如果舜当初就占据尧的宫殿，逼迫尧的儿子让位，那就是篡位，而不是天授了。《太誓》上说：‘天之所视，即来自百姓所视；天之所听，即来自百姓所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万章问道：“有人说，‘到了禹的时候，道德就衰败了，不再把天下传给贤人，而是传给自己的儿子’，有这回事吗？”孟子答：“不对，不是这样的。天把天下授给贤人就是贤人，天把天下授给儿子就是儿子。当初，舜向上天推荐禹，过了十七年，舜去世了。三年服丧期满后，禹避居于阳城，以免妨碍舜的儿子继承天下。可是，天下的百姓都跟随禹，就如同尧去世时，百姓不跟随尧的儿子而跟随舜一样。禹向上天推荐益，过了七年，禹去世了。三年服丧期满后，益避居与箕山之北，以免妨碍禹的儿子继承天下。此时，朝拜、诉讼的人都不去见益而去见启，说‘这是我们君主的儿子’；讴歌者都不讴歌益而讴歌启，说‘这是我们君主的儿子’。尧的儿子丹朱不肖，舜的儿子也不肖，舜辅佐尧、禹辅佐舜的年岁长，给百姓施与的恩惠久。启为人贤明，能够继承禹的治国之道。益辅佐禹经历的年岁少，给百姓施与的恩惠不久。舜、禹、益相隔年岁的长短、他们儿子的贤明或不肖，这些都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没有人叫他们这样做，可却做到了，这就是天意；没有人给他们，可却得到了，这就是天命。平民百姓要想能够继承天下，不但要有如舜、禹一般的德行，还需要有天子向上天推荐他，所以孔子无法继承天下。从祖先那里继承天下，却又最终被天抛弃的，必定是像桀、纣一样的人，所以益、伊尹、周公没能拥有天下。伊尹辅佐商汤王统一天下，商汤去世时，太丁还没等到继位就已经死了，外丙在位二年，仲壬在位四年。随后继位的太甲破坏了商汤的法度，伊尹将他放逐到桐地。放逐期间，太甲悔过，怨恨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在桐地的三年，太甲用仁义来改善自己的行为，听从伊尹对自己的教导，重新回到了亳都。周公之所以未能继承天下，与益在夏代、伊尹在商代的道理是一样的。孔子说：‘尧舜的禅让，和夏商周三代的世袭，其继承的道理是一样的。’
按照孟子的说法，天下是天的天下，亦是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天子的天下。天子只是受天和天下人委托的职业经理人，并不对天下拥有所有权，故而他不能将天下授让给别人，只能是推荐继承其位的职业经理人，且还需要获得天和天下人的批准认同。因此，这不叫“尧舜禅让”，而应叫“尧舜推荐”。至于燕王哙，如果他真的要效仿尧舜的话，则流程应该是这样的：
第一步，燕王哙将子之推荐给燕国百姓。
第二步，子之在燕王哙死后为其服丧三年。
第三步，子之在三年服丧期满后离开燕国都城以避燕太子姬平。
第四步，由燕国百姓自主选择，如果燕国百姓认可姬平作燕王，那么子之就认命。如果燕国百姓不认可姬平，还是集体来找子之，那么子之此时才能够继任燕王。
可事实却是，燕王哙在世时就把王位授让给子之，而子之也居然就接受，就南面为王了，结果造成燕国的内乱分裂，所以孟子说这是无道之举。
再说荀子。在《韩非子·难三》中曾有记载：“燕王哙贤子之而非孙卿，故身死为僇。”这里的孙卿，其实就是荀子。荀子名况，字卿，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荀子与燕王哙是同时代人，且荀子极有可能当面反对过燕王哙禅让子之。因韩非子是荀子的学生，故这段文字当有其可信性。然亦有史家考证荀子生平，认为其不可能与燕王哙有此交集，对此我们且不加以深究。荀子有一篇文章叫《正论》，因其认为社会上流行一些谬论，故在本文中逐条列出，然后以公正的言论一一批驳。其中，就有关于对“尧舜禅让”的批驳：
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 曰：“死而擅之。”是又不然。 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 曰：“老者不堪其劳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议也。 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不知逆顺之理，小大、至不至之变者也，未可与及天下之大理者也。【节选】
在这段文字中，我们略去了荀子长篇大论的批驳，只节选了他的结论。首先，荀子旗帜鲜明地批驳了尧舜禅让的说法，接着批驳了尧舜死后禅让的说法，再接着又批驳了年老体衰后禅让的说法，再然后又批驳了年老后不愿意继续劳累而禅让的说法。最后，荀子总结道：所谓的尧舜禅让，是根本不存在的假话，是见识浅薄者的传闻，是孤陋寡闻者的胡说。他们是一群不懂得合理与不合理，不懂得小与大，不懂得至高与非至高之间不同的人，是一群不能与他们讨论天下大道理的人。
综合孟子和荀子的言论，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是根本不赞成所谓尧舜禅让的，燕王哙的禅让之举，其思想渊源肯定不会来自儒家。至于说法家，那就更不可能了，法家最看重的就是君主必须牢牢掌控手中的权力，不得以任何方式被任何人夺走。荀子的学生、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在《二柄》一文中明确提到：“人主有二患：任贤，则臣将乘于贤以劫其君；妄举，则事沮不胜。故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要群欲，则是群臣之情不效；群臣之情不效，则人主无以异其臣矣。”意思是说：“为君主者，有两大祸患：任用贤人，则臣属就会利用贤能来劫持君主；随意推举，则事情就会败坏而不能成功。因此，君主喜好贤臣，群臣就会通过粉饰行为来迎合君主，这样群臣的真实情况就不会显露；真实情况不能显露，则君主就无法识别其臣属了。”之后，韩非子列举了一系列君臣关系作为例证，其中就有燕王哙和子之，他说：“燕子哙好贤，故子之明不受国。故子之托于贤以夺其君者也。其卒，子哙以乱死。”显然，在韩非子看来，君主任贤这事都是必须反对的，因为只要君主任贤，就会被臣属粉饰贤能以窃取权力，最典型的例证就是燕王哙和子之。另外，在《韩非子·说疑》中，还有“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的记载。可见，燕王哙的禅让之举，其思想渊源也绝对不会来自法家。
再说道家。早在春秋时，老子就在《道德经》中提到过“不尚贤”。而到战国时期，庄子在《秋水》中借海神之口谈到了他对尧舜禅让以及燕王哙禅让的看法：“昔者尧、舜让而帝，之、哙让而绝；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帝王殊禅，三代殊继。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之徒。”意思是：“尧舜禅让而成就帝业，燕王哙和子之禅让却遭灭绝；商汤王和周武王争夺而成就王业，白公胜争夺却遭灭亡。远古时期的禅让制各不相同，夏商周三代的世袭制也各不一样，一个人不合时代、背逆世俗，我们就称他为‘篡夫’；一个人合于时代、顺应世俗，我们就称他为‘义士’。”可见，燕王哙的禅让之举，其思想渊源也绝对不会来自于道家。
先秦诸子中，讨论政治思想的主要就是儒墨道法四家。既然儒、道、法三家都不可能，我们再来讨论墨家。是的，就是墨家，墨家才是燕王哙禅让的思想渊源。首先，我们查墨家的经典著作。墨子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就是尚贤，在《墨子·尚贤上》中，他是这样说的：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则由得士也。
翻译成白话是这样的：
因此古代圣王执政，总是任德而尚贤。即使是从事农业、手工业或商业的人，只要有能力就选拔他，授予他崇高的爵位，授予他丰厚的俸禄，授予他重要的任务，授予他决断的权力……因此，为官者不会永远富贵，为民者也不会永远贫贱。有能力就选拔他，没能力就罢黜他。选拔有公义的人，不考虑私人恩怨，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古时候尧把舜从服泽（地名）之阳选拔出来，授予他政事，于是天下太平；禹把益从阴方（地名）之中选拔出来，授予他政事，于是九州统一；商汤把伊尹从厨师之中选拔出来，授予他政事，于是灭夏的计划得以成功；周文王把闳夭、泰颠从渔猎者之中选拔出来，授予他们政事，结果西边的部落降服。……因此，贤士是用来作为辅佐和继承的人选的。因此，只要得到了士，计谋就不会困乏，身体也不会劳累，功名可以成就，美德更加彰著，罪恶不致产生，这些都是因为得到贤士的缘故。
在这段文字中，墨子非常明确地提出要“尚贤”，说选拔人才时，只问能力，不问出身。为此，列举了尧选拔舜，舜选拔禹，汤选拔伊尹和文王选拔闳夭、泰颠四个例证。更关键的是，墨子说“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辅相，就是作为辅佐；承嗣，就是作为继承人，而四个例证中，汤举伊尹，文王举闳夭、泰颠，是辅相；尧举舜，舜举禹是承嗣。墨子明确提出士是可以作为继承人的，在先秦诸子中可谓独此一家，其它诸子即便也建议选拔贤才，但说到底也只敢说“辅相”，而不敢说“承嗣”，此亦为墨家自秦以后就迅速凋零的一个主要原因，盖在大一统的帝制时代，没有帝王能够容许“贤士承嗣”的思想存在。
在《墨子·尚贤中》，则写道：
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在《墨子·尚贤下》中，亦有类似记载，只是个别字词不同。这句话非常明显地指出了是尧将舜从民间选拔上来，立为天子的，亦没有孟子所谓“三年服丧，而后避居”之类的说法，就是直接立为天子。
在《墨子·尚同上》中，则写道：
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
在这段文字中，墨子非常清楚地提出，上自中央的天子、三公，下自地方国君、正长，选拔的标准既不是血缘，亦不是功劳，而是“贤可”。尤其是“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这句，根本就不考虑继任天子与前任天子的血缘关系。
以上所谈的是墨家的思想，接着讨论墨家的实践。墨家是先秦诸子中唯一具有严密组织形式的，其组织的首领称为“钜子”，亦称“巨子”。钜子是墨家最贤能的人，掌握墨家的生杀大权，墨子本人就是墨家的第一任钜子。钜子去职时，会由他选定一位最贤能的人继位，成为新任钜子。
在《吕氏春秋·去私》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墨家有位钜子叫腹䵍，居住在秦国，其子犯下了杀人罪。秦惠王对腹䵍说：“先生您年岁已经大了，又没有别的儿子，寡人已经下令让司法官不要处死您的儿子，还望先生在这件事上听寡人的话。”腹䵍道：“墨家的法律规定‘杀人者处死，伤人者受刑’，目的就是为了禁止杀伤。严禁杀伤，这是天下的大义。虽然大王赐给我恩惠，命令司法官不要处死我儿子，但我腹䵍却不能不执行墨家的法律。”最终腹䵍没有应允秦惠王，而是处死了自己的儿子。
通过这个故事，可知墨家自有法律，以约束墨家徒众的行为，而钜子就是解释和执行法律的最高统治者，可不受君王干涉。此亦是墨家自秦以后就迅速凋零的第二个主要原因，盖在大一统的帝制时代，没有帝王能够容许在国家的王法之外，还有如此强大严密的组织和不受干涉的私法。
在《吕氏春秋·上德》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墨家钜子孟胜，与楚国的阳城君是好友。阳城君委托孟胜守卫自己的封邑，并将璜玉剖分为二，以为符信，约定：“只有璜玉符合，才能听从命令。”楚悼王去世时，贵族大臣们攻击吴起，阳城君亦参与了此事。楚肃王继位后，处治那些因兵器触碰到楚悼王尸体而获罪的大臣，阳城君畏罪逃走，楚国则收回他的封邑。孟胜道：“我受人家的委托守卫封邑，又约定了以璜玉作为符信。现在既没有见到符信，又无力守卫封邑，若不为此而死，是不行的。”孟胜的弟子徐弱劝谏道：“如果您的死能对阳城君有所裨益，那为此而死是可以的。现在您死了对阳城君没有任何帮助，却使得墨家在世间断绝，这样死就不可以了。”孟胜道：“不对。我与阳城君之间的关系，不是老师也是朋友，不是朋友也是臣子。如果我不为此而死，则今后寻求严师的人一定不会到墨家来寻求，寻求贤友的一定不会到墨家来寻求，寻求良臣的一定不会到墨家来寻求。我为此而死，正是为了要实行墨家的道义，从而使得墨家的事业可以继续啊！我将把钜子的职位传给宋国的田襄子。田襄子是位贤者，又何必担心墨家会在世间断绝呢？”徐弱道：“既然先生您这么说，那么徐弱请求先死，以便能扫清道路。”遂转过身去在孟胜面前自刎而死。孟胜于是派两个人将钜子之位传给田襄子。孟胜死后，又有一百八十名弟子为其殉死。那两个人将孟胜的命令传给田襄子后，也准备返回楚国去为孟胜殉死。田襄子制止他们道：“孟胜已经将钜子之位传给我了，你们现在就应该听我的命令。”然而，二人终究还是返回楚国殉葬了。
通过这个故事，可知墨家在选举钜子时，是由前任钜子指定，而指定对象时所考虑的，既不是他与前任钜子的关系，也不是他曾经立下的功劳，唯一的考量就是“贤能”。这，其实就是禅让制在墨家的实践。
在《韩非子·说疑》中，曾这样描写燕王哙：“燕君子哙，召公之后也，地方数千里，持戟数十万，不安子女之乐，不听钟石之声，内不堙污池台榭，外不弋田猎，又亲操耒耨以修畎亩。”翻译成白话意思是：“燕王哙是召公姬奭的后裔，国土面积数千里，国内甲士数十万，不沉湎女色之欢愉，不嗜听音乐之美妙，在宫内不兴建池塘台榭，在宫外不骑马打猎，还亲自操持农具在田地里耕作。”纵览中国三千年之信史，历代帝王中确实有不爱女色，有不爱音乐的。可要说连一样兴趣爱好都没有，却还愿意操持农具在田地里耕作的，可谓只有燕王哙一家。那么，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人呢？在《庄子·天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墨子称道曰：“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屐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翻译成白话意思是这样的：
墨子称道说：“从前夏禹治理洪水，疏导江河而沟通四夷九州，有名川三百，支流三千，小河无数。禹亲自操持筐铲劳作，汇集天下的河川，辛苦得腿肚上没有肉，小腿上没有毛，暴雨冲洗过身体，狂风梳理过头发，这才终于安定天下。禹是位大圣人，而他的身体竟然为天下辛劳到如此程度。”从而使得后世的墨家，多身穿羊皮粗布，脚踏木屐草鞋，日夜工作不休，以自苦为准则，道：“如果不这样做，就不是在实践大禹之道，也不配称为墨者。”
贪图享乐，这原是人的本性，所谓的圣人君子，亦不过是有所节制而已。然燕王哙身为万乘之君，居然安于耕作，甘于自苦，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在效仿传说中的圣王夏禹。夏禹是否真得这般自苦，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得而知。儒家也非常推崇夏禹，但在儒家经典文献中就没有此类记载。我们所知道的是，墨家最推崇的偶像就是夏禹，而墨家口中的夏禹就是这样辛劳自苦的形象。由此可知，燕王哙必定深受墨家影响。而这亦是墨家自秦以后就迅速凋零的又一个主要原因，盖在大一统的帝制时代，没有帝王容许百姓以天子是否能够辛劳自苦作为判定其是否贤能的标准。
综上所述，诸子百家中只有墨家在思想上是极力鼓吹尧舜禅让的，实践上也是在其组织内部执行禅让制的，而燕王哙的思想行为又深受墨家影响，故可知其禅让之举必定源自墨家的支持和主导，这是毫无疑义的。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回答之前的那个问题，为什么燕昭王只要给郭隗修建宫室，就可以招揽来乐毅这样的顶级人才，然后就得以称霸天下了？又为什么其它国家不群起效仿呢？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燕昭王给郭隗修建宫室，而在于燕国常年在墨家思想的主导下，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尚贤文化。在重亲贵的儒家思想主导下的国家，外来贤才是很难有太多发挥空间的。在重军功的法家思想主导下的国家，外来贤才虽然也能通过军功而不断升迁，但仍需面对已经建立显赫功勋的当朝权贵的排挤。惟有在重贤能的墨家思想主导下的国家，外来贤才方会有更多快速升迁的机会。只要你能取信于君王，让他认定你是个贤能之士，便可立即获得出将入相的权力。这才是乐毅、剧辛等贤才争相投奔燕国的根本原因，其它国家若想效仿，除非也能采用墨家思想作为国家指导思想，否则光靠给几个指标人物修建宫室，是不会有什么作用的。
那么，燕国这种采用墨家尚贤的理念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作法，是否值得效仿呢？答案是有利有弊。利的方面在于，当国家百废待兴之际，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贤才来恢复建设。弊的方面则在于，国家发展缺乏稳定性，其兴衰往往取决于君王的一念之间。君王认定的是真贤才，国家就兴旺发达；君王认定的是假贤才，国家就衰败灭亡。燕王哙以子之为贤才，遂导致国破家亡；燕昭王以乐毅为贤才，遂使得燕国称霸。昭王去世后，惠王继位，其以骑劫为贤才而代替乐毅，遂又导致燕国衰败。反观秦国，自商鞅变法后一直保持蒸蒸日上的势头，直至始皇统一天下，这难道是因为秦国历代君王都特别贤明吗？不过是因为法家重视制度，故而秦国能够保持稳定的发展战略罢了。此外，战国时各国王室公子中皆不乏优秀人才，如秦之樗里子，魏之信陵君等。唯独燕国，除了灭亡时遣荆轲刺秦王的太子丹外，竟再无一名在历史上留有名声的王室成员，这当是因为各国或多或少都受到儒家“亲亲”、“贵贵”思想的影响，而唯有墨家只重视“尚贤”的缘故。陈胜起义后不久，东方各国皆相继立原王室后裔为王，独燕王仍是外来的将领韩广，亦当是与燕国长期受墨家思想引导，亲亲、贵贵的观念不强有关。而秦始皇生平遭到过三次著名的行刺，第一次是荆轲，第二次是高渐离，第三次是张良。其中，荆轲和高渐离都是燕人，张良虽是韩人，但为其执行刺杀任务的大力士是张良“东见仓海君”时求得的，而仓海君也是燕人。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六国皆与秦有国恨家仇，为何行刺秦始皇的都是燕国人呢？这难道不是因为燕国是墨家大本营的缘故吗？
【原文】韩宣惠王薨，子襄王仓立。
【白话】韩宣惠王去世，其子韩仓即位，是为韩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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