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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词人当中，因为写词而造成绝代厄运与荣耀，大概只有柳永了。关于柳永的生平，只有一些零星的传记资料，连最后葬身何处都扑朔迷离。基本上靠一些碎片八卦的逸事逸话造成一个不幸天才的传奇而千古流传，印刻在今天的文学史上。“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说明柳词家喻户晓的盛况。宋人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说，那是一个从“西夏”归来的官员说的，像是海外拿了奖似的。更像海外奇谈的是有关他的《望海潮》一词：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据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载：“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音乐无国界，曲子词源起于朔外，金主亮听歌不足为奇。他对江南美景的歆慕，也是作品美所致，不失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佳话，然而激发其侵略野心，不无黑色幽默，不禁令人想起古代“烽火戏诸侯”的故事，而柳词扮演了“倾国倾城”的角色。别的不说，至少这两则故事在传递同一个信息，即说柳词之美，流传之广，名声之大。柳永原名三变，后来改为柳永，生卒年向无定论，学界一般同意唐圭璋等人的“永冠年写词赠孙何”之说，把这首《望海潮》确定为柳永二十岁时所作，并推算他生于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写作这首词的前一年柳永离开家乡福建崇安，北上去汴京应试，却流寓在苏杭一带，迷上了繁华的城市生活。想拜见杭州太守孙何，不得门路，于是托名妓楚楚在宴席上唱《望海潮》，果然孙何识才，柳永也名噪一时。 [宋]叶梦得撰 [清]叶德辉校刊
涂谢权点校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柳永二十五岁至汴京，一表人才，群芳惊艳，如果把那些奇闻逸事聚拢在一起，可搭出一个戏台子。宋人罗烨《醉翁谈录》描写：“其为人有仙风道骨，倜傥不羁，傲睨王侯，意尚豪放。花前月下，随意遣词，移宫换羽，词名由是盛传天下不朽。”叶梦得说：“柳永，字耆卿，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避暑录话》）于是朝野为之惊动，皇帝、首相纷纷出场，演出了一场维持风化、扼杀天才的活剧。柳永没想到写词与当朝皇帝扯上关系，会成为他一生的噩梦。他参加了数次考试，都没中，愤不平而作《鹤冲天》一词：“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其实他对朝廷满怀希望，遇上喜庆佳节也会作词歌功颂德一番，第一次临考前在《长寿乐》中说：“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待恁时、等着回来贺喜。”仿佛已身披天子恩泽，区区功名唾手可得，然而咫尺天涯，屡次铩羽而归，心理上愈发不能接受。所谓“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是牢骚话，却傲骨高耸，气势如虹。按理说应当总结失败教训，修理登龙术以利再战，柳永却去烟花巷寻访红粉知己倾诉衷肠，畅快风流，这还不算，甚至宣称宁可把功名换成“浅斟低唱”，把社会价值系统都颠倒了。来到京城之后，柳永更放纵浪荡。罗烨《醉翁谈录》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填词带来创收，过得风光滋润。“烟花巷陌”的风流艳迹纵横交错在他的词作中，如“画鼓喧街，兰灯满市，皎月初照严城。清都绛阙夜景，风传银箭，露叆金茎。巷陌纵横。过平康款辔，缓听歌声。凤烛荧荧。那人家、未掩香屏”（《长相思》），如“恋帝里，金谷园林，平康巷陌，触处繁华，连日疏狂，未尝轻负，寸心双眼”（《凤归云》）。柳永的词作是其真实自我的直率写照，《鹤冲天》一时痛快发泄，像在他的网红世界里发帖一样，马上会播之人口。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在柳永第四次应试之后。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说：“仁宗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美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所谓“特落之”，说明柳永这次考得不差，名在榜上，因为他善作艳曲，名头又大，所以皇帝刷落杀一儆百。相似的说法有两三种，如《艺苑雌黄》说：“（柳永）喜作小词，然薄于操行，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日与儇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圣旨填词柳三变。’”（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这条记载与考试无关，是有人推荐，皇帝断然否决，觉得柳永品行不端，不适合做官。不过更凸显了柳永的反叛形象，不加检点，且干脆以圣旨为名我行我素起来。事实上，此时柳永四十左右，受了这番打击，便离开汴京去江南游历，继续做“才子词人，白衣卿相”了。历史上宋仁宗被称为“一代明君”，在位四十余年，勤勉为政，造就宋初安定繁荣的局面。在对待柳永这件事上看似吊诡，却体现了他的为政之道。我们在讲欧阳修的时候讲过宋初各地设立的教坊机制以及词这一新兴样式走向兴盛的情况，《宋史·乐志》记载：“仁宗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而且宋人陈师道《后山诗话》说：“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这么说皇帝也是柳粉了。但是另一方面宋初从真宗到仁宗三令五申整顿文风，正当柳永刚至汴京之时，便逢上真宗的“读非圣之书,及属辞浮靡者,皆严谴之”的诏令，这对于柳永已相当不利。可想而知，当“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之曲流播都下，无异于公然向当局的文艺政策叫板，因此仁宗将他从榜单中刷落，恐怕不是一时之念，而是一种忍之已久的回应。其实从某种角度看，十多年来对于柳永这样一个异类的存在，已是相当宽容了。《鹤冲天》触犯了官方道德底线，“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表述固然因对比鲜明而触目，但柳词大量描写代表个人欲望与自由的渴求，当然难被主流社会价值受容。学者注意到柳词中“狂”字的频繁率度，大多出现在留恋欢场、声色享娱的作品中，而另一类大多与“羁旅”主题有关，是表现深夜孤眠的情景，达百余首之多，“被”“衾”“枕”“帷”等意象触目皆是。如“最无端处，总把良宵，只恁独眠却”(《尾犯》)，“凤衾鸳枕，忍负良天”（《玉蝴蝶》），“忆绣衾相向轻轻语”（《祭天神》），“今宵怎向漏永，顿成两处孤眠”（《临江仙引》），“再三追思，洞房深处，几度饮散歌阑，香暖鸳鸯被”（《浪淘沙》），“想鸳衾今夜，共他谁暖”（《满江红》），“算得伊、鸳衾凤枕，夜永争不思量”（《彩云归》）等。这类衾枕意象占据“羁旅”词的核心，在孤独中心心念念其远方的意中人，而把所有的思念与憧憬归结为同枕共衾这一点显得低俗。但他的意中人并非实指，不涉及性爱细节，好似一个爱的幻象的类型化意象，体现了流行歌曲的特征，其所隐含的身体欲望仍保持了词的原始活力，不仅给传统思想的“情”增添“欲”的因子，也给抒情传统注入了新的生气。孤独形象也是个性化、诗化的，其梦中情人不无“美人才子，合是相知”（《玉蝴蝶》）的主观色彩。且几乎必不可少的，孤独者面对寥廓萧瑟的秋景，常以符号化的“宋玉”自譬，他也几乎必定要登高远眺，朝着帝京的方向，旖旎缱绻的记忆更增相思之苦。关于登高，我们熟悉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读来何等志高气爽！柳词的描绘或许更符合为士人所遵循的“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经典古训，然而对于戴着宋玉面具的主人公来说，所有的愿望只是回到爱人的身旁，重温“鸳衾凤枕”之梦，深秋季节与浩茫空间更衬托孤独的悲凉气氛；在感叹人生苦短时，也必定对身受官家拘束而不满，遂发出“良辰好景，恨浮名牵系。无分得、与你恣情浓睡”（《殢人娇》）的抱怨，或者“这巧宦、不须多取”（《思归乐》），“利名牵役。又争忍、把光景抛掷”（《轮台子》）的感叹，等等。说到底，柳词所表现的是一种普通人的人生观，与走向稳固的科举机制相背离，因此为仁宗所黜落，实际上是价值观冲突。朝廷要振兴儒道，严斥浮靡文风，另一方面又为靡靡之音放绿灯，北宋词在吊诡中发展，官场中也发展出一套游戏规则。晏殊老谋深算，词风雍容典雅，当然是走顺水船，不会有问题。欧阳修忍不住放荡也写“艳词”，却能引领文学“复古”新潮，游走在两重世界里，非高手莫办。柳永不懂这一套，不像晏、欧把词当余兴，他是全身心投入，与歌女乐工打成一片，以写词为生活方式，为虐浪笑傲传真，一如其率真自然的词风，因此吃亏。宇野直人认为柳词的“才子美人”蕴藏着某些“香草美人”的“古典模式”的寓意（《柳永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想拔高柳永却可能把他看低了。否则在专讲“言内而意外”的张惠言《词选》里为何柳词一首都无？柳词一向因格调低俗而遭到“雅”士排斥，除了美学趣味的原因，也跟对肉身成分的集体恐惧有关。另一方面，论者津津乐道柳词的“反抗”或“反封建”性，恐怕在他主观上不然。他热情拥抱时代的繁华，讴歌朝廷的庆典也出自真心，尽管遭到挫败，但并未对仕途完全失望，约十年之后重返汴京，正逢仁宗亲政不久，为了笼络士人特开“恩科”，对历届落第的放开尺度。柳永抓住这一机会，结果录取进士达一千六百四十名，他是其中之一。此后十余年他在各地任职，循资渐进，至六十三岁方调回京师，任著作佐郎，转著作郎，又转太常博士，六十九岁转屯田员外郎，官阶从六品，属于级别最低的京官。七十岁退休，次年逝世。 [日]宇野直人著 张海鸥 羊昭红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北宋官场都想当京官，地方官辛苦，京师繁华之地，人文荟萃，又靠近权力中心。柳永一心想回到皇都，却不能遂愿。他的仕途坎坷，除其“填词”名声带来负面作用之外，也跟缺乏官场人脉有关。朋党政治在宋初开始形成，钱惟演、范仲淹、晏殊、欧阳修等周围都有圈子，可柳永都不沾边。论者都说柳永出身于世代业儒仕宦之家，他的父亲与五个叔父都是做官的，不过柳永好像没从他的家族得到什么帮助。其父柳宜在南唐官至监察御史，入宋作为“伪官”重新打拼，转辗于京师与外省，官做得颇为艰辛。李修生认为柳永在赴京之前可能在两浙一带谋出路，或在盐场充当过管勾类人员（《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1期）。虽自成一说，却提示了思考空间。其实柳永在十四岁时，柳宜让他随其叔父回到崇安，不让他在京中完成学业，大约跟家庭经济有关。柳永初至汴京，其父已近七十，官终于工部侍郎，这对他前途有所影响。如果家族有势力，大约不会让他朝填词一路去发展，就不会与歌女乐工亲密无间以致被讥为教坊“丁大使”（刘克庄《后村诗话》），就变成另一个柳永了。柳永约六十岁时，因久在外省升迁艰难而心有不甘，于是找门路，结果又栽在仁宗手里。这故事有四五个版本，据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所载，他结识了姓史的内官，很得同情。正好教坊要演奏新曲，也出现老人星的吉兆，史某就乘机在仁宗跟前讨情，仁宗命柳永作词。柳永求之不得，欣然命笔，作成一首《醉蓬莱》。然而皇帝读到开头“渐”字就不高兴，读到“宸游凤辈何处”这一句与他为真宗写的悼词暗合，神色惨然起来，最后读到“太液波翻”时，就怒说为何不写“太液波澄”？于是把词稿一丢，就把柳永的希望丢没了。照这个传闻，仁宗不计前科，仍给柳永机会。柳永好像过于自信，没把握好皇帝心理，甚至触犯忌讳。据说这件事发生后，柳永还去见了正居相位、向来以奖掖后进著称的晏殊。这一段妙：“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张舜民《画墁录》）柳词《定风波》以女子口吻表达对爱人的思念，说“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最后说“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希望两人永远不分离。这是柳词的一贯主题，只想过美满的小日子，只是从女子口里说出，更为家常温馨。晏殊回答我也作曲词，但不会写你那样的句子，一语道破他和柳永之间的价值观分歧以及作词背后的官场潜规则，柳永就无语了。 以上我讲的柳永不敢说是信史。关于《醉蓬莱》的记载有四五条，有人会问为什么只挑了一条来讲？比方另一条说柳永托内官把这首词送到后宫请求帮助，被仁宗发现，从此再也不许宫中唱柳词了（陈师道《后山诗话》）。如果这么问，我也无语了。这是柳永研究的烫手问题。无疑，这些传闻都是珍贵史料，尽管有八卦性质，互有矛盾，却反映了历史真实，即在宋代人们不断谈论柳永，也是关于词为什么那么大众的传奇。且有些记载像隽永小品，片言只语神态毕现，含有政治与美学的不同态度。迄今我们在不免己意地选择使用这些材料，不太关注这些逸闻是怎么生产的，作者属于哪一类社会群体，对于文学批评与文化传承起了怎样的作用。这些八卦性文献或许值得进一步探讨。柳词为什么那么火？这里试举一首做点分析。“晓风残月柳三变”这句话在人们口头相传，而“晓风残月”出自他的《雨霖铃》这首词，等于柳永的名片。词曰：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如何评价文学作品？若用现在流行的批评术语，一是“文学性”，一是“经典性”。前者指艺术手法，须做形式分析；后者指作品的创新度，从而确定个人才情在文学传统中的经典位置，当然，微观与宏观是互为关联的。我们知道，“长短句”古已有之，唐代之后与音乐结合而产生“词”。温庭筠、李后主等沿着“艳诗”一路发展，为中国抒情传统翻开新的一页。长短句被赋予新的节奏与律动，更适合表现男女之情的流动与变化，并展示其无数组合的可能性，而上下阕形式使篇章结构趋复杂化。关于词的长短，一般认为六十字以内为“短调”，“中调”以九十字为限，超过者为“长调”，也称“慢词”。这首《雨霖铃》属于“长调”，柳永不一定是发明者，但他精通音律，创制了大量新题长调，蔡嵩云说：“宋初慢词，犹接近自然时代，往往有佳句而乏佳章。自屯田出而词法立。”（《柯亭词论》）因此说柳永为宋代慢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较为公允的。这首词写离别，不妨设想柳永在科场失意之后离开汴京的情景。读来一气呵成，荡气回肠。情景描写、场景及视点转换与欧阳修的《诉衷情》相似，但长调更为曲折，修辞手段更为复杂。开头一段写景，阵雨刚过，洗出一片清秋，凄切的蝉声带来寒意。第二段“都门帐饮”可能另有送别的人，我们只隐约看到一对“无绪”的恋人，似与四周隔绝，但天若有情，所有的景色替两人难过，读者也感同身受。天色向晚，船主在催促出发，两人来到前台，仍依依不舍，“执手相看泪眼”，好似定格于脸部特写，“竟无语凝噎”，以凝练的笔触刻画出肝肠欲裂的情状，情绪结块，时光凝固，高度紧张而压抑。终于松手，“念去去”，情绪随悲吟化开，其阅读效果如唐圭璋说：“‘念去去’两句，推想别后所历之境。以上文字，皆郁结蟠屈，至此乃凌空飞舞。”（《唐宋词简释》）然而举目千里，离情别绪如不息的波涛，在暮霭中渐行渐远，意兴幽远在我们心头回旋。下半阕出现“多情自古伤离别”的画外音，点出离别主题，令人想起江淹《别赋》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的经典感叹，然而“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意谓世间的离别千万种，都比不上这段“清秋”的悲凉，警醒的读者思量着悲凉的意涵时，又给“今宵酒醒何处”的提问打断，紧接着忽现一幅“杨柳岸，晓风残月”的画面。这两句之所以令人击节叹赏，如清代沈谦说：“读之皆若身历其境，惝恍迷离，不能自主，文之至也。”（《填词杂说》）与前面唐圭璋的点评一样，均为一种理想阅读的回应。零距离阅读是廉价的，而神来之笔给美学期待带来惊喜。读者体味景中人的孤况，空旷中填满了同情。最后“此去经年”一段再度自问，有意思的是“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无限伤感，余恨袅袅，说自己难保不风情，似乎没说谎，但任何风情都是过眼云烟，唯有你最知心，没有之一，或许这是能够向心上人做的最美告白了。柳词以结构完整、词脉细密为人称道，如“耆卿词，曲处能直，密处能疏，奡处能平，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自是北宋巨手”（冯煦《蒿庵论词》），或“其佳词，则章法精严，极离合顺逆、贯串映带之妙”（《柯亭词论》）。这首《雨霖铃》确具代表性。它自由运用铺叙、议论、独白与暗示等手法把离别之情表现得张弛有节，前后照应，令人一唱三叹。与情景交融的写法不同，柳永把人物和景色并置，由读者的移情体验搭桥。由于“杨柳岸，晓风残月”像一幅水墨画，刘熙载以绘画术语作点评：“词有点染，耆卿《雨霖铃》‘念去去’三句，点出离别冷落；‘今宵’两句，乃就上三句染之。点染之间，不得有他语相隔，否则警句亦成死灰矣。”（《艺概》）其实这两段也是秋景母题的一再重现，复调般随着人物视点的转移而切入不同的时空，“念去去”三句是两人目中的“暮霭沉沉”，而酒醒之后见到“杨柳岸，晓风残月”，如果“杨柳”指妓女，那么何尝不是其心上人凄凉境遇的景象？也与最后“更与何人说”更有照应。所以这种表现手法颇如郑文焯所说：“柳词浑妙深美处，全在景中人，人中意。而往复回应，又能寄托清远，达之眼前，不嫌凌杂。”（《批校乐章集》）一般把柳词分为雅、俗两类。夏敬观说：“耆卿词当分雅、俚两类。雅词用六朝小品文赋作法，层层铺叙，情景兼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俚词袭五代淫诐之风气，开金元曲子之先声，比于里巷歌谣，亦复自成一格。”（《吷庵词评》）且不论“俚词”一向遭“雅”士排斥；“雅词”几乎以这首《雨霖铃》马首是瞻。“用六朝小品文赋作法”这一句很有启发，涉及柳词的“文学性”与文学传承关系，这方面宇野直人在《柳永论稿》一书中为《雨霖铃》每一句找出词与句的出处，涵盖了汉魏至唐代的诗文，并指出这首“词的意境全然是由这些传统意象构成的”，“是以离别为中心，将种种既成意象巧妙组合，从而把人类的离别情趣渲染到了极点”。某种意义上这种“巧妙组合”即类型化方法，不光是离别题材，如上文指出的有关羁旅词中秋景、远眺与鸳衾等意象，都可说是运用了类型化的表现手法。有人指出：“柳耆卿词，大率前遍铺叙景物，或写羁旅行役，后遍则追忆旧欢，伤离惜别，几于千篇一律，绝少变换，不能自脱窠臼。”（周曾锦《卧庐词话》）确实，柳永自创各种套路，不免被套住，说“绝少变换”则言过其实，比方清代朱彝尊、汪森的《词综》收入柳词二十一首，八九属“羁旅行役”题材，可看到玩套路于股掌之上，千姿百态。在柳永那里，雅俗是个统一体。与大众分享是他的美学理想，负载着初始词曲的活力与肉感，追求通俗易懂，俚词俗语是本色；另一方面融汇文学传统，使词曲文人化。他对文学传统的选择多半由音乐特性所决定，以赋体铺叙为主，以内化互文的方式体现丰富的文学性与深层人文底蕴，类型化是他的一大创格，正如鸳衾绣枕的意象合乎民间大红大绿的审美趣味一样，诉诸大众的文化认同，也是理解他与后世通俗文学亲密关系的一把钥匙。写实是柳词的基本特征，如谢桃坊所说：“多不用比兴、夸张、象征、雕饰等手段，只用平叙，尽力铺展，有似画家细致的白描、写实的手法。”（《柳永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的确包括不用典，也不追求“香草美人”的寓意，实际上柳永避开了《花间词》一路，直接将曲子词与抒情大传统接龙，自成大开大合的范式。柳永的传奇不啻怀才不遇、难逢明君的一声叹息，也给词人戴上了天才的冠冕。最后再讲个桥段。宋人当中不乏把柳永与杜甫并举的论调，有人说：“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词。”这么看词和诗平起平坐了。张端义认为：“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又说：“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同。”（《贵耳集》）且不说“表德”，杜诗、柳词在写实与反映广阔社会方面是相似的，更多人同意柳词表现了宋初的“太平气象”，如“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李之仪《跋吴师道小词》），“承平气象，形容尽致世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之类。说实在，杜诗中不乏表现民生疾苦、社会动乱的篇章，柳词几付阙如，但柳永长年游历，足迹遍乎南北，留下不少描写各地风光的作品，像本文开头引征的《望海潮》，通过典型化手法把“东南形胜，三吴都会”的富庶繁华表现得淋漓尽致，其手法不下于现在的广告视频。尤其在他众多作品中的京都，金銮绛阙，平康巷陌，凤辇宸游，画鼓喧街，皆一派欢乐的景观，飘浮着祥蔼氤氲，充满作者身逢盛世的喜悦，无怪乎范镇说：“仁庙四十二年太平，吾身为史官二十年，不能赞述，而耆卿能尽形容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做了二十多年史官的范镇比起柳永自觉惭愧，似乎交杂着对命运错位和朝廷寡恩的感慨。如果柳永生活在今天，或能获得“人民诗人”的嘉赏。看来仁宗的智商和情商都比不上宋徽宗，让周邦彦在音乐机关大晟府当个官，至于是不是由于李师师插手，那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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