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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福文 建国后，从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每年都有大批机关干部下乡搞农村建设工作。那时候农村没有食堂，所有下乡干部吃饭都由村长或互助组长、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相似后来的生产队）安排，一般派在贫下中农家里吃饭，当时叫“派饭”。十天半月轮流调换一次，便于干部了解群众生活。冬天每日吃两餐，夏天每日三餐，每天交2-3角伙食费不等。冬季下乡干部较多，从1956年起，乡政府冬季开办临时食堂，各村的下乡干部每天往返跑路来乡政府吃饭，人民公社化以后，各生产队都有集体食堂，下放劳动的干部与驻队干部和社员群众同在一个食堂凭票排队打饭。即使公社、县上的领导来检查工作也不另开锅灶，坚持同吃，那时候干部粮食标准定量29斤，由所在生产队补助到35斤～40斤。 建国初，农村不仅没有办公室，更没有宿舍，干部下乡自带行李，分散居住在群众家里或借用农户房屋，即做宿舍又当办公室和开会的场所。女同志被安排在有老人的家里，和老大娘住在一起，新疆家家都有大土炕，单身老人家更好安排住宿。冬天取暖问题乡上安排富户拉煤，或富户出牲畜、出车，由无运输力的农户处劳动力解决，远离煤窑的村庄到北沙窝拉梭梭柴、红柳、碱柴，靠山近的则进山拉胡杨木柴、松木柴，供下乡干部取暖。下村干部与群众同住的问题直到农业合作化时期才逐渐改变。人民公社化以后，生产大队普遍盖了办公室，除了下乡劳动锻炼的干部外，驻队干部一般都驻办公室，开会学习才有了固定的地点。1958年下半年以后，农村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开始，社员群众经常远离村庄，开荒造田，平整土地，挖水渠、修水库，春播秋收。干部为了深入第一线，也到山区戈壁同社员群众住在一起，宿舍都是临时挖的地窝子，同住体现了和群众同甘共苦。 土地改革以后，贫苦的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生产互助小组，互相帮助春种秋收，但缺乏资金、籽种、农具、蓄力的农户不少，影响发展生产，下乡干部一方面要帮助贫下中农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还要深入田间地头推广新式农具，就必须参加生产劳动。村上的贫苦农民无蓄力、无劳力等现象较普遍，下乡干部和乡村干部就要动员富裕农户支援，再组织农村的青年帮助春播秋收，下乡干部不仅是组织者，而且是带头劳动的参加者，从初级社、高级社到1957年，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还没有明文具体要求，到1958年以后，下乡干部和社员群众一起劳动已很普遍，开荒、平地、挖渠、修水库、积肥、插秧、拔草、收割、打场等样样农活都干。1960年，中共中央制定了人民公社“十二条”，首次提出县、社（公社）以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广大社员群众实行“三同”。各级党委要求广大下乡干部边工作，边劳动，每月必须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与社员群众同劳动。当时，统一印制了劳动工分本，人手一册，由所在生产队按农活项目、劳动工时记工分，作为所在单位领导考核下乡干部的标准之一，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一直坚持到七十年代中期。 1960年，开始纠正1958年以来出现的“共产风”、“浮夸风”，克服干部思想作风上级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生产上的瞎指挥。1961年，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重申有事同群众商量的规定。从此由“三同”改称“四同”，成为下乡干部工作作风的戒律。条例公布后，在农村工作的干部特别注意联系群众。生产队的春播、夏管、秋种、秋收等重要农事，分别召开老农、科技人员、青年、妇女座谈会，倾听社员意见。县、公社、大队的生产计划，都征求生产队的意见，那时候强调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和队干部共同商议发展生产大事。 责任编辑：范同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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