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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时候当我说出带有“死”字的句子，尤其在某些节庆时，总会听到大人马上跟我说：“呸呸呸！快吐个口水重说过！”。当我们年岁渐长后，我们也总是试图掩藏或不想承认我们的衰老。 于是乎，关于死、衰老，一直都是我们一个十分忌讳的话题。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而且基本上是与癌症患者打交道的医务工作者，我的大半辈子见证了许许多多的生老病死。  同时，作为一名兼职的心理咨询师，我也了解了我们对衰老、死亡的恐惧是如何以直接或各种变形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它们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的。 另外，在我的现实生活中，也亲历了双亲的衰老与死亡，我的父亲是因晚期癌症而逝去的，我的母亲则是因衰老而去世。我如今也刚过半百了，孔老夫子说过：五十而知天命，也该悟到何为“死生有度，生命无常”了。 所以，今天，我打算借由【美】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所著的《最好的告别》（Being Mortal）一书中的主要观点，试着跟大家一起打开这个关于衰老与死亡的潘多拉的盒子，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盒子里都装着些怎样的宝贝。  在我看来，人生就是一段故事，有开头、中间过程、还有结尾，无论是衰老而死抑或因病而死，都构成故事的结局。一个完整的故事必需有一个ending，无可避免，无处可逃。 关于衰老过去，能够活到老年的人并不多见，但是今天，随着科技、医学的进步发展，活到高龄已不再少见了。在美国，1790年的时候，65岁以上的人占人口的比例不足2%，现今，这一比例已上升至14%。而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个数字已超过了20%。中国的老年人口已超过1亿。然而，不管我们的寿命如何延续，“老”就像日落一样无可避免。接受变老是一件令人崩溃的事情。 衰老是一系列的丧失——丧失听力、记忆力，失去最好的朋友和固有的生活方式。 在小说《每个人》中，作家菲利普.罗思说得更加苦涩：“老年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  生命老化的故事就是身体器官走向衰竭的故事。在正常的生命历程中，下颌肌肉会损失40%的质量；下颌骨会丢失20%的骨质，变得多孔而乏力；到60岁时，人们已失去1/3的牙齿；85岁以后，大约有40%的人已经一颗牙齿都没有了（特别佩服日本的全民保健意识，他们提出一个“8020”计划，也就是，80岁仍保持有20颗牙齿，要知道，牙齿是人体内最坚硬的物质，也是一个人健康的标志）。 在我们的骨头和牙齿软化的同时，身体的其他部分却变硬了。随着血管的变硬、心脏负荷的加重，一半多的人到了65岁形成了高血压。脑也随之萎缩，30岁时，脑是一个1400克的器官，颅骨刚好容纳得下；到70岁时，大脑灰质丢失使头颅空出了差不多2.5厘米的空间。所以也导致老人头部撞伤后易致颅内出血。老年人的组织、记忆、协调、平衡等能力每况愈下。 上面我们罗列了一大堆关于老年人身体器官衰竭的数据，似乎表明，正是这些器官的衰老使我们陷于危险之中。但老年医学专家于尔根.布鲁道则指出，脚才是老年人真正的危险。每年有35万美国人因为跌倒导致髋关节骨折。其中40%的人最终进了疗养院，20%的人再也不能行走。导致跌倒的三大主要危险因素为平衡能力差、服用超过4种处方药和肌肉发力。没有这些风险因素的老年人一年有12%的机会跌倒，三个风险因素都有的老年人几乎100%会跌倒。因此，对于照顾老年人来说，防跌倒是重中之中的任务。 老了但对生活的要求不能仅仅是安全。当我们年老、体弱、不能照顾自己的时候，是什么使生活值得过下去？  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五大人类需求层次论，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爱与归属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但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的优先需求则发生了显著的改变。 大多数老年人削减了追求成就和社会关系的时间及努力，他们缩小了活动范围，交往的人减少，交往对象主要是家人和老朋友，也就是越来越怀旧了。他们关注当下，而不是未来。所以，这也是“常回家看看”如此盛行之由吧！有人说疗养院的三大瘟疫是：厌倦感、孤独感和无助感。我想，这也是老年人的三大瘟疫吧！ 家人、相伴到老的伴侣、老朋友可谓是我们抗击衰老的三大法宝了，珍惜！  最大限度地保有自主和有尊严的生活也是老年人值得活下去的理由。一扇能上锁的门，也能成为老人的一种渴望。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有时对于老人来说也是一种难得的美好，比如，对于很多不能自理的老人来说，“生活中最好的事，就是能自己上厕所。” 关于死亡人类痛苦的根源是什么？伊比鸠鲁认为，痛苦来源于我们对死亡无所不在的恐惧。心理治疗大师欧文.亚隆也曾说过：你不能直视骄阳，也不能直视死亡。但，既然人生是一个故事，而死亡便是故事的最后结局，我们还是要直面死亡。  无论是由于年龄还是健康不佳所致，随着能力的衰退，要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往往需要警惕认为医学干预必不可少的想法，抵制干预、修复和控制的冲动。 对于一个病人来说，他们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可能遭遇死亡。这也引出了一个艰难的问题：什么时候应该努力医治，什么时候应该放弃治疗？或者，换一种问法，如果你换上了转移性癌症，或者任何相似的晚期、不可治愈的疾病，你希望你的医生怎么办？ 目前的医患关系主要有三种类型：家长型、资讯型、解释型。 最古老，也是最传统的关系是“家长型”的——我们是医学权威，目的是确保病人接受我们认为对他最好的治疗。我们有知识和经验，负责做出关键的抉择。如果有一粒红色药片和一粒蓝色药片，我们会告诉你：“吃红色药片，这对你好。”我们可能会给你讲讲蓝色药片，但是，我们也可能不讲。  第二种关系是“资讯型”关系。我们告诉患者事实和数据，其他一切随患者来裁决。“ 这是红色药片的作用，这是蓝色药片的作用，”我们会说，“你想要哪一个？”这是一种零售型关系。医生是技术专家，病人是消费者。越来越多的医生成为这个样子，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对科学的了解越来越多，而对病人的了解则越来越少。总体而言，这种关系是目前最受欢、使用最多的关系。 事实上，这两种类型的关系都不是人们想要的。我们既想了解信息，又需要掌控和裁决权，同时我们也需要指导。伊曼纽尔夫妇把第三种医患关系称为“解释型”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医生的角色是帮助病人确定他们想要什么。解释型医生会询问：“对你来说，什么最重要？你有些什么担心？”了解到答案后，他们会向你介绍红色药片和蓝色药片，并告诉你哪一种最能够帮助你实现优先目标。  但面对一个已病入膏盲的病人来说，现实情况又如何呢？无论是医生或者家属，大多都选择朝一个方向走：那就是采取更多的措施。因为医生也好、家属也好、甚至病人也好，他们唯一害怕犯的错误就是做得太少。大多数人并不理解在另一个方向上也可以犯同样可怕的错误——做得太多对一个生命具有同样的毁灭性。不是有一句经典的行话吗：“手术很成功，但病人死了。” 当我们无法准确知道还有多少时日时，当我们想象自己拥有的时间比当下拥有的时间多得多的时候，我们的每一个冲动都是战斗。 于是，死的时候，血管里留着化疗药物，喉头插着管子，肉里还有新的缝线。这是一个现代社会才有的悲剧，并且已经重演了千百万次了。在美国，25%的医疗保险费用花在5%生命处于最后一年的病人身上，其中大部分的钱用在了最后几个月没有任何明显作用的治疗上。 也许，接受个人的必死性、清楚了解医学的局限性和可能性，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顿悟。 除了单纯地延长生命之外，重病患者还有其他的优先考虑事项。调查发现，他们的主要关注点包括避免痛苦、加强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意识清醒、不成为他人的负担，以及实现其生命具有完整性的感觉。 也许，更重要的是能够在人们生命终结之时，帮助他们实现其最重要的愿望。如何与大限将至的患者进行艰难的谈话以了解他们最重要的愿望？ 问他们问题吧：他们觉得预后会怎么样？对于前景，他们有哪些担忧？他们愿意作出哪些取舍？如果健康 状况恶化，他们希望怎样利用余下的时间？如果他们自己不能做决定，他们希望谁来做决定？  面对不可避免的衰老、死亡，我们做好准备了吗？我们将如何进行最好的告别？ 勇气。我们得准备两种的勇气。第一种勇气是面对人终有一死的事实的勇气——寻思真正应该害怕什么、可以希望什么的勇气。第二种勇气——依照我们发现的事实采取行动的勇气。 具体来说，承认“年纪大了”才能活得自然；善终不是好死而是好好活到终点。用自己的勇气书写自己生命故事的结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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