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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笔论”是六朝时期文学批评的重要论题，刘勰《文心雕龙·总术篇》“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揭明它的基本内涵。唐代以后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文笔论”归于沉寂，直至清代中期随着骈文派的崛起，又重新被提起，特别是阮元对“文笔论”作过专门的探究，并提出新的见解，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至近代刘师培尚沿承其说，当然也激起章太炎等的抨击，黄侃采取调停纷争的态度。郭绍虞则在辩驳的同时吸收了阮元“文笔论”的有益因素，并与外来的纯文学、杂文学观念相接榫，而对传统文学批评史作出新的诠释。 一、阮元： 为骈文立基而曲解“文笔论” 阮元，作为扬州人，自小就受到深厚的《选》学传统的浸润。后与汪中、凌廷堪、孙梅等扬州学派人物交游，成为清代中期骈文派的中坚力量，仪征骈文渐有与桐城派古文分庭抗礼之势。桐城派响应官方的程朱理学，授人以法，文士学子纷纷响应，乃至后来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之叹；但扬州学派坚守“选学”传统，提倡骈文，以相抗争。阮元早年对“文笔之辨”并不自觉，汇辑有韵无韵文章的别集还命名为《诂经精舍文集》《揅经室文初集》。至道光年间刊刻《学海堂集》《揅经室集》时，则都只名曰“集”，而不名为“文集”。除了《文言说》之外，阮元还作了《文韵说》《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与友人论古文书》等，申论他的“文笔论”和骈体文学观，并在学海堂以“文笔”策问课士，教儿子阮福与弟子拟对。阮福、刘天惠、梁国珍、侯康、梁光钊等人均撰《文笔考》之类文章，收入《揅经室集三集》卷五或《学海堂集》卷七，并单独刊刻行世，以扩大影响，成为嘉庆、道光年间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事件。  阮元 阮元重新提出“文笔论”并加以新的诠释，实则是一种学术策略，旨在为骈文派的主张确立理论的根基。具体来说，其要义如下：一、采用“依经立论”的方式，将用韵比偶的骈文观上溯至《周易·文言》，试图确立其文学观念的正统合法性。二、兴起“文笔之辨”，曲解刘勰“文笔论”的内涵，将有韵、无韵之别偷换为骈、散之分。三、发挥萧统《文选序》的文学观，严格地将“文”与经、子、史分别开来，本意旨在排斥当时的桐城派古文，客观上强调了“文”的独立性。 刘勰《文心雕龙·总术》曰：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这是当时人们对于“文笔之辨”的基本认识。阮元及其弟子的“文笔考”，虽然采用汉学家的考据方法，勾稽大量史料作考辨；但很明显，他们并没有遵守实事求是的原则，恪守“文笔论”的本来含义，而是有意地加以曲解，在是否有韵之外还加上了骈散的问题，将“文笔之辨”转化为“骈散之争”，并表现出鲜明的尊“文”黜“笔”的态度，这实际上是在为骈体文争取合法性，是攻击当时桐城派古文的一种学术策略。当时受到阮元影响的年轻人力钧在《文笔辨》中直接说： “六朝近于文，八家近于笔。今之骈体、散行，即古文笔之名所变焉者也。” 可见，阮元的这种曲解在当时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影响。 问题是，“文笔”与“骈散”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并不可以无缝对接。骈体文的基本特征是句式骈俪对偶，而不是押韵。事实上，大量的骈体文章是不押韵的，只有其中的骈体赋，才讲究押脚韵。因此按照刘勰的说法，不押韵的骈文应该是“笔”而非“文”；骈文派标举的典范即萧统《文选》，既收有韵的文，也收了无韵的笔，并非如阮元等人所说是“文”而非“笔”。可见，将“文笔之辨”转化为“骈散之争”，并不能自圆其说。 阮元在确立了“用韵比偶”的骈文观的同时，明确在文与经、子、史之间划界，突出骈文的正统性，而将唐宋以降的古文一概归入子、史之中，排除在“文”之外，剥夺古文的“文”的资格。阮元的逻辑是：从骈散的角度说，经、子、史多奇少偶，唐宋八大家取以为法，尚奇不尚偶；若将经、子、史排斥在“文”之外，那么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自然就是“笔”而非“文”了。阮元等人之所以反复计较文、笔的分别，就是要消解桐城派“好古之士”尊崇韩、柳、欧、苏散行古文的正统性和合法性，而为骈文派张本立说。 阮元等人如此执拗地崇骈黜散，难免陷入理论的谬见。他在《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竟然提出“四书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为一派，为文之正统也”，把八股文视为正统，恰是暴露出他的骈文理论的褊狭。 二、刘师培、章太炎与黄侃： “文笔论”的现代延伸与清算 “骈散之争”自清代中后期形成犄角之势，一直延续至晚清民国，是贯通传统与近现代文学理论的一个话题。刘师培虽然是阮元的同乡，饱受《选》学沾溉，但是他提倡骈体文绝非乡曲之见。阮元重释“文笔论”，旨在从根本上消解桐城派古文的理论基础，为骈体文的兴起确立根基，开辟道路；刘师培主张骈体文，重提“文笔论”，则是面对新的时代问题而做出的回应。阮元立论的侧重点在用韵比偶，刘师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藻饰。他采用训诂的方法，证明“文章之必以‘彣彰’为主焉”，“盖‘彣彰’即文章之别体”，“文以藻绘成章为本训”。之所以如此强调文的藻饰性，就是旨在针砭桐城派古文和当时流行的“报章体”之不讲究辞藻文采。  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讲义》 章太炎感慨“今世文学已衰”，不满于当时文科“尚文辞而忽事实”“重文学而轻政事”等弊端，以返古求真的态度，重新训诂“文”的意义。提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把一切有句读的文章和无句读的表谱之类都囊括在“文”的范围之中，可谓是真正的“泛文学观”。依据这种“泛文学观”，章太炎既批驳了刘师培以“彣彰”解释文章，又驳斥了阮元“俪语为文，单语文笔”的“文笔论”。在20世纪初纯文学引入国内大行其道时，章太炎的“泛文学观”没有得到人们的响应，连他的学生鲁迅等也难以接受。在“泛文学观”之背后，章太炎对文坛“尚文辞而忽事实”“重文学而轻政事”的针砭，也没有得到人们的关切。但是，他所谓“文即诗赋，笔即公文”的“文笔论”，对于稍后郭绍虞用纯文学、杂文学来解释“文笔”有着直接的启发。  章太炎《国学演讲录》 章太炎的弟子黄侃，喜好骈文，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北京大学讲授辞章学和文学史。他的《文心雕龙札记》试图在其师“泛文学观”和阮元的骈文观之间做出调停，给予折中。至此，“文笔之辨”似乎可以平息了。 三、郭绍虞： 以近代纯杂文学论解释传统“文笔”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奠基者郭绍虞，自1927至1937年，在十年中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研究“文笔论”与传统的文学观，并将其成果贯彻于最早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编撰中。郭绍虞以当时比较盛行的纯文学、杂文学的辨别来解释“文”与“笔”，提出： “以文笔对举，则虽不忽视文章体制之异点，而更重在文学性质之分别；其意义与近人所谓纯文学、杂文学之分为近。” 郭绍虞的辨正，主要有以下几点：将“文笔之辨”的内涵转换为纯文学与杂文学的分别，即从文章体制之异上升为“文学性质之分别”。二、将“文笔之辨”上溯至先秦两汉的“文学”“文章”之辨，首次细致辨析了“文学”“文章”的内涵。三、依据文学观念演进与复古的二元对立，将中国文学批评史“系统化”，从而抨击道学家功利派的文学观。  郭绍虞 文史学术多带有时代性。合乎时代潮流，响应时代呼唤，也必然会有时代的局限性。郭绍虞用“文学观念的演进与复古”来叙述中国文学批评史，在当时就受到钱锺书的置疑（《论复古》）。郭绍虞用近代的纯文学、杂文学来解释“文”与“笔”的分别，是继阮元、刘师培之后对文笔的新阐释，是受到了章太炎“文即诗赋，笔即公文”的启发，而直接动因则是“五四”后新派学者受西学的影响，借鉴近现代理论把旧学讲得系统化的学术模式。  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 但是，六朝时期的“文笔”可以解释为纯文学、杂文学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六朝时期是否就已有了纯文学、杂文学的明显分别呢？这也很难说，只能说抒情性的诗赋在当时的文学体裁中得到重视，但并未从应用与审美的角度做出明显的区分。梁元帝的“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也并非“接近于近人所谓的纯文学”。杨明先生说： “萧绎之说不但未突破押不押脚韵的界限，而且其说实与刘勰并无不同，所谓‘文笔’的概念实无所谓传统革新、前期后期之别”。 郭绍虞从“文笔论”中衍生出纯文学与杂文学的分别，与阮元从“文笔论”中䌷绎出骈、散之别来一样，都是“六经注我”式的过度阐释，今天需要重新予以审视。 话又说回来，阮元的阐释虽不切合“文笔”论的原本含义，但是它为清代骈体文的中兴提供了理论支撑，是有意义的。同样，在纯文学观与杂文学观相互交织、相互冲突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郭绍虞将“纯文学”这种外来观念本土化、历史化，从中国文学传统中梳理出纯文学观念的发生、发展，将传统文论与现代文学观念相接榫，虽然结论并非无懈可击，但是这种现代学术眼光和理论探索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传统就是在不断的再阐释中获得新生命！ * 作者自注：原文发表于《文学评论》2015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15年第12期转载。微信版作了大量删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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