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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书法史的分期和体系 07
五，书法史的体系︰两种模式 研究中国古代书法史的分期，目的是揭示它发展的阶段性；而研究中国古代书法史的体系，则是揭示它发展的顺序性。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分期和体系的研究之综合，就是整个古代书法史的概括。 中国的书法艺术从发生、形成达到成熟，约有六、七百年的漫长时间，其变化发展的过程，可排成一条锁链式的系列。这个体系发展的过程，既可以从书体的变化表现出来，也可以从书家的笔法、师承、美学思想、作品、或书写器具的演变和继承关系上表现出来，其结论应当是一致的。[27]通常学术界都以书体的变化为考虑的标准，我在下文中也从这一角度加以叙述。 字体和书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字体是从文字学的角度说的，考虑的基点是文字的结构；凡构造上符合共同原则、形体具有共同特点的同一系统的文字可称为一种字体。书体是从书写的角度说的，考虑的基点是书写的风格；凡文字在书写上具有共同特征或具有某一成熟的艺术风格者，可称 为一种书体。在书法上所说的书体，必须具有艺术上的价值；没有艺术性的信手而书一般不能成为一种书体。书体当然也有结构上的变化，但书写中所表现的「结构」（或称「间架」、「结体」、「结字」等等），乃是对表现艺术风格而言的，与字体之结构指字画的构造形式内涵不同。 在发生期中，由于书写服从于应用的目的，故字体和书体基本上是一致的。至形成期才逐渐转入寻求具有艺术趣味的书体，如杜、崔的章草，刘德升的行书，王次仲的八分直至张芝的今草等等。这些书体和字体有些纠缠，有人干脆称之为字体，从它们都是书写体这一点上，仍应属于书体。进入成熟期后，字体已经稳定，书家创作的方向也就随之转变，完全强调艺术上的个人风格，书体的内涵也就缩小到一人一家之体了，如欧体、颜体、柳体之类 [28]。我认为，行、草、真、隶等等，可说是书体的各个大类；欧、虞、颜、柳等等，可说是书体各个子目。汉字字体至晋唐已完全定型，书体各大类至此时也都创制，只有书家一家之体，千年来仍层出不穷，近代康有为、吴昌硕、沈尹默之书，都可以说是一家之体。 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书法史的体系时，考虑的基点自然是书体，而不是字体。而且，由于书体繁多，也只能就其重要者加以考虑。对于有些主要的书体，各家理解也有不同之处。但我所探讨的是中国书法史的体系，至于具体问题的辩证，本文不能详说。 对古代书法史的描述，大致有两种模式︰ （一）单线式 这是以书体的历史发展顺序叙述书法史体系的一种形式，由于是依着时间铺叙，结果成一条直线。至今大多数论著都采用这种方法。许慎《说文‧叙》是最早叙述字体产生和发展源流的一篇文章，但其时楷书尚未产生，许书又专意于文字的源流，诸体并述，未作分类，故不能认为是研究书法体系的著作。此文的重大价值，在于它提供了文字演变的确切数据，后世书学著作往往以许氏为根据。至晋卫恒撰《四体书势》，虽然材料上多取诸许氏，但观点已转变为专论「书势」，表现出书法进入成熟期后的自觉。卫恒不仅论述了书体的演变，同时还论述了早期书家的师承关系，对于了解中国古代书法史体系的脉络，显得更为清楚。 完全从书法着眼研究书法史体系的论文，唐虞世南《书旨述》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篇，其后张怀瓘的《十体书断》可称力作。虞世南对书法源流的论述（部份已见第一节所引），如用一简表来表示，大致如下︰ 仓颉古文→籀文（又名大篆）→李斯小篆→程邈隶体→史游章草→张芝今草→钟繇真楷→二王 张怀瓘演叙十体书源流如下[29]︰ 可以看到，唐人的体系，已经基本上排斥了美术字[30]，并把眼光从文字学的领域转向书学，这显然是一个进步。但是，面对业已产生的各种书体，只是简单地从表面上叙述其次序，张怀瓘想追踪各体源流，由于未能作出科学的分类，反而显得更加混乱。嗣后一直到清季，对书法体系 的叙述基本上都是单线式的描写，如清冯武《书法正传》曰﹕ 「书自苍颉、沮诵以来，随代而屡变。古文变而为篆籀，篆籀变而为八分、小篆，小篆变而为隶，兼篆隶变而为今正书，正书变而为行书、章草，章草变而为章书。诸体之中，惟正书最为切要焉。盖小篆者正书之源也，行草者正书之变也。」[31] 如列成表，则为︰ 这种基本上顺序排列的一条主干线的思想，被近代学者所继承。近代对书体的考释日渐严密，于是单线式的排列也远胜古人。如胡小石《书艺略论》︰ 「中国诸书体，完成时代时甚早，今列一简表以明之︰ 于此，更有一事须郑重道及者，即上列诸体，如隶、分、真、草之类，其成立固各有先后；各体间，彼此亦有渊源关系，然并非前一体灭绝、其他一体始代兴。实际上，隶、分、真、草可以同时并存，并可以一人专擅。」[32] 邓散木的系统如下[33]︰ 潘伯鹰的系统如下[34]︰ 此类例子尚多，兹不一一。观察这些系统表，虽然描述了书法演变的过程，但由于未作科学的分类，故流为一般的历史记录，看不出真、草、隶、篆这些大系统之间有什么内在的关系。实质上，这些系统表，都是从文字的演变来考虑的，并非以书法为基点，故普遍存在着字体与书体不分，系统上正体和草体混糅这样两个缺点。从时间上说，也只是排到楷书和行草，对晋唐以后的书法体系，都无法加以叙述。只有胡小石一表，以正体（官方正式文字）为主干，将其它书体作为派衍来进行排列，这个想法较之正、草混排是棋高一着。 （二）双线式 这是把书体进行分类，设立两条主干线来描述书法史的体系，故称为双线式。 清代学者刘熙载曾经对各种书体做过如下分类︰「书凡两种；篆、分、正一种，皆详而静者也；行、草为一种，皆简而动者也。」[35]他实际上已经觉察到书体可以分两大类，即正体系统和草体系统（这里所说的「正体」和「草体」，是广义上概括，不是指真书和草书。「体」指一体系，有别于「书」，下文均如此）。近人郭绍虞先生为主张划分正、草二体之最有力者，其论点见于《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一文。郭文的主题是研究文字的衍变过程，所以着眼点是字体而不是书体，但郭先生的分类法却是富有启发性的，他提出，「就文字的形体讲，只须分为正草二体」； 「文字的演变至少有篆、隶、楷三个不同过程，为什么我们说文字的形体只有正草二体呢？这是由文字的性质来决定的。文字应用有两个目标；一个要求辨认清楚，一个要求书写便利。……一般人往往要求辨认清楚的文字，称为正体，而对于要求书写便利的称之为草体。」[36] 根据这一基本思想，郭先生指出，草体的特点是结构简单和笔画钩连，正体的性质是笔画繁多和书写端正。草体书写虽然迅速，但不易辨认；正体虽然书写较慢，但清楚易识。任何时代都是正、草二体同时存在的，正体静而稳定，草体动而易变，草体冲破正体的束缚和格局，经过一段时间后，又整理为新的正体，如此循环而发展。篆体的草体是草篆或隶书，隶书的草体是草隶或章草，楷书的草体是行书。实际上，昔人所说文字至少有篆、隶、楷三体，是对文字史横向的阶段而言，而郭先生的正、草二体，是从文字史纵向的系统说的，二者并不矛盾。列成表则如下︰ 这种正草双线式的体系，一九七二年郭沫若作了同样的叙述，文郭绍虞认为草体是正体的简化，而郭沫若认为正体是草体规整化的结果，故「广义的草书先于广义的草书」，即「篆书时代有草篆，隶书时代有草隶，楷书时代有行草。隶书是草篆变成的，楷书是草隶变成的。」[37]兹列表以对比之︰ 二郭的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至于究竟是「正先草后」还是「草先正后」，这是对草书广义和狭义的理解不同，并无实质性的区别。 双线式的体系，实际上就是刘熙载思想的运用。它较之于单线式，显然要清晰和科学得多。但二郭所论为字体，又侧重于正体，故所选字体的范围较为狭小。郭绍虞先生说，他论字体「只举古文、篆、隶、楷四种，至于行、草二体，我们不看作是正常的字体，因为它没有独立的性质，而是附丽于当时流行的正体的。」又如狂草，他认为「文字一走上狂草这条绝路，就失掉文字的作用，而与字体演变不生关系」，故「此后的草书在书法上可以成为楷书的草体，在字体上却不成为当时正体（楷书）之草体」。[38]这些观点，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不无道理，但在我们研究书法史的体系时，事情却恰好反过来︰ 书写上的体是第一位重要的，规整字体的表现力往往不及行草书来得强，故文字学上不加考虑的书体，在书法史体系中却占有重要的地位。从书法上来说，草体系统往往比正体系统更重要一些。 我以下就试图用双线式体系的思想和方法，来表达中国古代书法史的发展体系︰ 发生期： 这一时期中，字体和书体是同一的，所以从正体系统来说，有大篆和小篆。大篆最重要的作品，有《石鼓文》等；小篆最重要的作品，有秦代诸刻。这些，都是从书体角度说的。至于秦统一文字前的六国古文，在书法上没有什么影响，故可略去不谈。上面二郭都提出篆书时代的草体是草篆，郭绍虞先生并举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中《乙亥鼎铭》等以证，这在文字发展史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我所说的「书体」指有艺术性的手写体，从书法角度看，草篆不能列为一种书体，仅是随手潦草而书，这或许正可说明为何前人只说「汉兴有草书」，而不言秦以前有草体存在。唯秦「书同文」之后出现的草体─秦隶，经程邈（卫恒以为不可靠）整理，成为一种官方认可的、通行的书写体，是这时期中唯一的草体。这样，发生期的体系如下︰ 形成期： 此时秦隶以从草体上升为正体，新的草体是草隶和章草，隶书和章草自然是书体，草隶颇有疑问。清郑文焯有《草隶辨》一篇，将晋太康五年《杨绍墓刻》及永和间《净土寺二十八宿井中宋鸭子砖文》等定为草隶，为「并足考见草情隶韵」，此种「草隶」在艺术上不能单独成为一体。「汉兴有草书」，此草书当是章草之前身，亦属此类。真正可以作为书体的是章草。章草是隶书的草写，由于随意拖带而产生了波磔。它反映到正体上，渐增华丽，出现了东汉时期的有波势的汉隶[39]，与西汉无波势的淳朴的古隶相对称。张芝变革章草，删除波磔，是为今草。今草的悬针垂露之势反映到正体上，则是早期的楷书，钟繇为其代表书家。自张、钟出现，书法已经达到成熟期了。 这里，我没有提「八分」一词，通常认为有波磔的汉隶即是八分，这个结论尚有疑问，故我用「汉隶」一词代表。又有以「八分」即楷书的说法，为避免混乱，我将汉末出现的以钟繇为代表的楷书，直呼为「早期楷书」，位置在汉隶之后。另一个重要书体是行书，行书是楷书的草体，但它的产生未必在楷书之后。郭绍虞先生以为「我们既以为草先于楷，那么也应当承认行先于楷」，此亦马叙伦先生《书体考始》一文所说「盖（刘）德升为行书，视章草加正焉，而（钟）繇为楷法，视行书又加正焉」之意。事实上，八分、行书、今草基本上是同时产生的，这从张芝和刘德升都是桓、灵间人就可以看出来。张芝把章草进一步钩连简化了，而刘德升则把章草加以端正化了；从时间上说，刘德升还略略早一点。 这样，形成期的体系可列为下表︰ 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正体往往数在原有字体基础上吸收了草体成份而形成的，它们往往有两个来源。 成熟期。从张、钟开始，书法艺术进入了成熟期，前文说过，此后的书体就成为书家的一家肢体，即一家风格。当然，某一书家可以同时擅长真草隶篆诸体，如赵孟俯，但一般说来，都有其专长之处，如欧虞褚薛颜柳诸体，通常指他们的楷书，颠张醉素通常指狂草，等等。 从一开始，成熟期的书法就是正、草二体齐头并进的。钟繇擅长楷书，张芝擅长草书。正体系统，至二王趋于成熟，是为南方贵族士大夫的新体。同时北方有民间书手的魏碑一路，风格强健，原在书法史上并无重大影响，至清人才名声大噪，形成重要的一派。南方真书和北方魏碑仅是风格的不同，至隋又统一起来。唐初，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和薛稷称四大家，皆王氏裔传，其后颜、柳异军突起，尤以颜书雄强遒丽，一变古法，影响最大。唐人法度森严，在楷书定型之后，基本上笼罩了宋元明清四代，后人无法与之抗衡，遂有帖学兴起，以行草见长。草体系统，自张芝创今草，二王变为新体，奠定了千年来的格局，确实令人赞叹。至唐，以李邕、孙过庭、张旭、怀素诸子，各具一面，千姿百态，为赵宋之帖学铺平了道路。自宋刻成阁帖，元明清书势基本上都可以纳入这一轨道。宋称苏﹑黄﹑米﹑蔡四家，以意为胜；元赵孟俯、鲜于枢、康里子山诸子，师法晋唐，唯赵孟俯为一代宗师；明文征明、祝枝山、董其昌、傅青主、王觉斯等，也是沿着帖学系统学成一家的。只有在考据学勃兴后，才脱离了这一干线，出现了篆隶的复兴。而后阮元振臂一呼，创议碑学，泾县包世臣大力鼓吹，书风一变，北碑陡然见贵，几乎压倒唐碑。但碑学以正体见长，行草的成绩，远不如前人。所以，归结起来说，自晋至唐，正、草二体基本上是齐头并进的；宋以后，出现了侧重一线的现象；宋元明和清代前期的主流属于草书系统，以帖学为代表；清代中、后期又侧重于正体系统，以篆隶和北碑见长。此外，明清两代还有一种「馆阁体」，虽呆板可厌，但也应当提及。列表则如下︰ 将此表与上面发生期和形成期的体系表综合起来，就是中国古代书法史的体系。 注： [24] 潘伯鹰《中国书法简论》卷下《隶书的重要作用》，增订本p.77。 [25] 汉碑中虽有个别题名者，但是否是书家至今不能肯定（如「郭香察书」等），而《汉书》中所载严延年等「善史书」，究竟「史书」为大篆还是为隶书，至今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 [26] 对于「书者，如也」一语，明项穆《书法雅言》将之解释为﹕「书之为言散也，意也，如也。欲书必舒散怀抱，至于如意所愿，斯可称神。」清刘熙载《艺概》卷五《书概》曰﹕「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显然以从文字学转向了书学。 [27] 关于从笔法角度研究中国书法史，请参考拙著《〈传授笔法人名〉考》， [28] 最近郭绍虞《人民群众和书法艺术》一文（见《书法研究》第一辑 p.4），也有此观点提出，但郭先生认为章草、八分、今草、行书仍可算作字体，只有到了魏晋以后才产生了真正的书体。在郭先生《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一文（载《现代书法论文选》p.333）中，他曾提出「体」有三义︰「一指文字的形体，二指书写的字体，三指书法家的字体」。文字形体只须分正、草二体，书写字体指正草隶篆四体或真行草隶篆五体，书家的字体指各家的书法风格，如颜体、柳体。我意，文字分正、草二体是从纵向的发展上分的，而篆、隶、草是从横 向的时代上分的，并不矛盾。所谓「书写的字体」，就是「书体」，真草隶篆即书体的各个大类，至于「书家之体」，是就个人来说的，与「书写之体」都属「书体」，仅是划分标准不同而已。 [29] 唐张怀瓘《书断》卷上。 [30] 张怀瓘十体中的「飞白」，因用笔和工具皆不同于普通的书法，故我认为应属美术字。 [31] 清冯武《书法正传‧自叙》，同治壬申年世豸堂版。 [32] 胡小石︰《书艺略论》，《现代书法论文选》p.33。 [33] 邓散木︰《中国书法的来龙去脉》。 [34] 潘伯鹰《中国书法简论》卷下《晋后书派鸟瞰》，增订本p.82，参见p.14。此表是从潘先生的叙述中概括出来的。 [35] 清刘熙载《艺概》卷五《书概》。 [36] 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现代书法论文选》，pp.333-334。 [37]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杂志1972年第三期。 [38] 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现代书法论文选》，p.357。 [39] 汉隶的波势，实际上西汉已产生，如《永光元年木方》等汉简木牍上都可以看到，只是停留在民间而已。故洪适《隶释》曰︰「隶法虽自秦始，未有点画俯仰之势，终西京之世，学士大夫不留意此，故彝鼎所识，碑碣所刻，皆不复用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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