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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的所谓传统历史，如果仔细考察，便会发现不过是跪伏于“皇权”之下的奴隶式的“思存主义”——没有反抗，全部是僵化的委曲求全；然后自封为充满正义的“君子”。 ——题记一 不经意间，便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一个人背后隐匿着的某些思想，其中的高尚与卑微顿时显露无遗。 ——题记二 你不用装，你本就是清醒的装睡者。 ——题记三  一、或许被夸大的金庸我知道对于故去的人而言，应该彰显其英名而尽量隐其“小疾”，这毕竟是传统文化“中庸”所倡导的特性之一；特别是像金庸这样的大人物，被人称作“金大侠”，其江湖地位早已根深蒂固，任何的风言风语对于其来说，都是“湿湿碎”。 可是对于我来说，这个世界上本没有什么“中庸”，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自己做下了开头，那么就必须迎接最后的结果。这便是因果。所以灰色地带，不过是成年人为掩饰自己虚弱的“罪恶的”或“庸俗的”心理而找到的一个代名词罢了。 把金庸称作“金大侠”实在就是一个笑话，充其量他本身仅只是一个写作披着“侠”外衣的通俗小说作家而已。文人多虚伪，他们身上特点向来有二：一是相互看轻对方，有机会便把其贬得一文不值；二是相互“捧臭脚”，有场面便吹捧对方如何天下独一无二。然而对于异己，想来是寻着苗头便给予打击的。  那些把金庸夸赞上天的人们，其真实内心到底如何，毕竟人心隔肚皮，我们是难以知其根底的。不过，在严密的包裹下也会有蛛丝马迹显露出来，我们就会明白这些人物的真实用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便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金庸之所以得到大众的喜爱，就是因为他的小说写的与众不同，满足了普罗大众内心里某部分欲望的宣泄。毕竟，当一个行侠仗义的英雄，既可得其名利，若机会得当，又可抱得美人归。这笔买卖当然要得做。 这只是平常人的思维，满足一下自己小小的虚荣心理需求。然而，这世界上更有不少“独具慧眼”之辈。他们真是可以与金庸小说里那些虚构大人物们相提并论的。我们平常人看见了“一”，而这些人物却能进一步发现“二”。这就是本事吧。成年人的世界里，本没有什么人情，更多的是相互利益。 当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或电视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效益之后，整个世界都已经开始发亮或改变，最终走向了金庸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程度。利益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催化剂，它能够让塑料开花，能够让顽石落泪，甚至可以令人变“性”。多么可怕的利益化！ 事实上，在创作武侠小说之初，那个时候的金庸是“单纯的”，小说毕竟只是小说，在接受良好文化教育的金庸内心，最初的创作是有些“迫不得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才是一个真正“文人士子”本身该做的事情啊。金庸和梁羽生，甚至民国时期的宫白羽、王度庐、张恨水、还珠楼主等人，他们的情怀都是如此。只是或由于时代因素，或由于生存原因，或由于工作需要，只能聊著“小说”。小说自身本就在正统之外，就像“君子远庖厨”一样，对于“正统的”“读书人”来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当读的只有“圣贤书”、“四书五经”之类，而如唐传奇这般文章仅为“小说”，并非正道。  二、建筑金庸的名利场如果金庸没有创办《明报》，那么他的武侠小说创作肯定不会有超越；我说的是肯定而没有其它。这个创业对于金庸一生来说，完全是颠覆性的行为，也因此改变了他的人生，从而造就现在的所谓“金大侠”——金钱大侠？！（有错吗？！没有啊！自古金钱多锋利，从来心门容易动。） 凡是创业，向来并没有一帆风顺的，总是充满诸多坎坷。金庸创办《明报》之初，也是一样。好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因为写作武侠小说奠定了一定的江湖名气。亦因此，他开始在自己创办的报纸上连载武侠小说，慢慢聚拢起来人气。在此方面，可以说武侠小说的写作在一定基础上，对《明报》的最终稳定下来，起了很大的作用。力的作用总是相互的。在武侠小说为《明报》聚焦人气的同时，《明报》也同时开始影响着武侠小说的创作。  金庸的社会评论写的也是很好的。《明报》创建之初，所有的社论都出自于金庸之手笔。前面已经说过，中国传统文人们，在自己的骨子里总难免深迷于“治国平天下”的。当时身处香港的金庸，没有受到“时代冲击”，既能够大方地创作武侠小说，又能够很好地放眼全球，撰写时事评论。这让我想到了宫白羽先生，当时身处内陆的他，虽然在香港进步报刊的请求之下，但是在创作武侠小说之时还需得到“上级部门”“批准”，才好歹写出来给香港报刊发表，之后没多久，便撒手尘寰。如此比较，不得不叹息命运的可怕，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文人多用曲笔，面对当时可怕社会现象，金庸在创作武侠小说的时候，终究没有逃脱这个“魔咒”，开始自觉地在其创作中运用曲笔效果。从自由地创作开始走向自主地、有意识地创作，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那部小说有一个很好的名字《笑傲江湖》，然而，事实上，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只有江湖，没法笑傲，最多的，也是一个苦笑吧。《笑傲江湖》也可以说是一部“寓意小说”，如果清晰其背后的某个背景，就会明白其中的讽喻意义所在。  三、成功的金庸三变金庸此生至少有三次转变，对其一生产生巨大的影响。第一变，当然是其自立门户，创办《明报》。此一变，不仅为其带来丰盛的经济利益，更让其在文艺圈子里各界人员心中树立了一个成功者形象。谁说“君子不言利”？如果不争名夺利拿什么养家糊口？《明报》的成功，让金庸积累了诸多人脉，也吸纳了许多行业精英，让他的名气越来越大。毕竟一声“查老板”，这就是江湖地位。另有其它的好处，大家应该心知肚明的。 金庸给人不善言谈的模样，其实亦算作“大智若愚”式的智慧外在表现。金庸真的是很有见识的，这便是他的第二次改变，知进退，识好歹，自知之明。当其创作盛年时期，他选择了抽身而退，从此江湖封笔。这是金庸有意识地选择，是其智慧的展示。可以说，一般人真的没有其勇气。然而，一般人也没有其当时所具有的财富。金庸的这个改变，一是其对于创作本身的一个尊重：没有创新，何必硬写？二是其已经有另外的事业来替代武侠小说创作，那么又何必为此而伤神费脑呢？这也是他抽身的底气所在。如果他像古龙一样贪恋红尘享乐，大手大脚，不知收敛，结局恐怕也是另外一种场景，不是十分美好。这大约与各人本身性格以及所处环境有很大的不同，才因此而造成各自命运不同的运行轨迹吧。古龙真的很让人感到惋惜，他才是最接近“武侠文学”独一人，只是其复杂的禀性终究浪费了这个机会。  金庸第三次转变中，开始自觉地对其创作的武侠小说进行整理、修改，这是有必要性的。毕竟当时为了在报纸上连载，写作非常匆忙，往往会造成一些遗憾，或者人物性格冲突，塑造单一，或者情节前后不符，叙述脱落，或者语言生硬僵化，言行不一……这些都在金庸大力二次创作之下，都得到了很好的改正。事实上，我们后来看到的金庸武侠小说，大抵都是其修整之后的作品，有许多已经与在报纸上所连载的大大不同。 可惜，什么事情如果恰到好处，自然是皆大欢喜。但就像哲人所说：真理往前走上哪怕一小步，也会变成缪论。金庸对其小说大刀阔斧地修改的时候，有许多地方就像上面所说那样，自然是不得不改动，比如当年倪匡的代笔之处；但又有许多地方却改动得完全不合理性，出乎众多读者意料之外。  四、中庸最后到庸俗《鹿鼎记》是金庸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至于能否称之为武侠小说，值得商榷。如果硬要说是，也不过是披着“武侠”外衣的“伪英雄主义”或“反英雄主义”小说。在这部小说里面，金庸彻底暴露出了隐藏在其思想意识深处的所有的“阴暗面”——所以打上引号，一是强调，强调金庸或许揭露的是所有人性里面的那部分卑鄙思想；二是说明，说明金庸思想里面落后的、阴暗的、封建的那一部分意识，是真实存在的。 金庸小说里面带有强烈地西方人文主义思想，不知道其是否有意或无意，总之是一步步地解构着中华传统文明，似乎想要压榨出来其中隐匿着的那些“小”来。然而，如前撰述，金庸毕竟是受到多年正统中华文明古代思想影响的。他从小接受的仍是儒家思想教育，在骨子里面带着一种复杂的感官性能价值比。正是这种鲜明地价值比观念，左右着金庸在尘世琢磨着种种利害关系，从而判断、选择以此来为自己获取最大的利益。 当随着金庸眼界慢慢地开阔起来，能够逐渐接触到外面的五彩缤纷世界，他的思想开始受到“西洋”的那一套价值观念地影响。世界是复杂的，人性也是复杂的，所以才会在这个世界上产生各种所谓的“哲学家”及其他们那些繁琐的“思想”或“主义”。然而，终归到底，统而笼之，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思想”或“主义”，都可以简单地大致上分析为三种：第一种，利他的；第二种，利己的；第三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以理解为第一和第二两种的混合，既没有第一种的伟光正，也没有第二种的卑琐下。当然，还有最后一种谁也不利，狠起来连自己都下狠手的“人？”，所谓“损人不利己”的；这个就有点儿过分了，但是世上未尝难免不会存在此种怪胎。  在《鹿鼎记》这部小说里，汇集了金庸本人思想里面所有落后的根源所在。如果详细研读，就会发现若干问题： 其一，仍有意识地对于所谓“圣明”的皇帝歌功颂德，片面为其寻找开脱解释的理由，意识上无能力从“圣意”的隆恩之中走出来。金庸从原本的“英雄豪杰”、“江湖侠义”最终走向“天恩浩荡”的另一个狭碍思想行为里面。原来曾经的啸傲草莽，终究还是不如跪伏之后的荣华富贵。 其二，瓦解正当的“英雄主义”，把其与所谓的“草莽主义”、“流寇思想”相等同，溶释掉人在本质上应该坚持的正义之光。历史就像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何好看如何下手；历史人物也同样随着“朝廷”的喜好与需要，而能够随时调整其位置或摆放的角度。 其三，片面赞扬或拔高了“流氓”、“屠狗辈”的本义，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让自我陷入误区，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却自以为其是“人性的”（实质上这本就是半瓶子西方哲学理论的“践行者”们的共同错误释义），实际上仍是“流氓的”，“反人性的”。到得今天，仍然有许多人无法理解或不愿相信，西方哲学的文本思想本质上就是建立于“强盗逻辑”之上：为我所用，为我所有。通俗点儿讲：天上地下，唯物独尊！然后才是施舍给“小弟们”、“选民们”的“雨露均沾”。人性很复杂，西方那一套却很简单很实用，放大了人之兽性！ 其四，虽然金庸本身作为一位“文人”而存在（其内心亦应是如此认为），但不知是不是已经见惯见多见够“文人相轻”的缘故，“文人”道德及思想上的沦落成为其大量讽刺所在，虽是小说笔法却如实验证作者内心相关看法。然而，却无意之中再次打了马虎眼，忽略了“伪君子”与“真文人”之间人格区别。有意思的是，他对其曾经蒙受冤屈的祖先，或者自己欣赏的“文人”，却很是大度，或释曲，或颂扬。 归根结底，金庸的确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骨子里终究烙印下了本民族文化里许多落后的作派和作风，这些恶果被他在这部小说里面展露无遗。  后记：还是那句老话：人性是复杂的！所以孟子才说“性本善”，强调人要发现人性之中美好的一面，从而发扬光大，然后克制内心的恶意；所以荀子才说“性本恶”，提醒人要关注人性之中丑恶的一面，然后惩戒改善，从而释放内心的善意。这个世界上，原本是没有什么中庸的，如果有，也只是利益没有达到最大化，还不足以吸引其作出最后地改变罢了。如果人间从此没有是非对错，那么人性与兽性还有什么区别？人之为人，正因为有人性的光辉笼罩着，才让这个世界能够有序地向着更高阶段进化，没有沦陷入黑暗统治的魔鬼地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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