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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艺’江南”文化十讲 “最‘艺’江南”文化十讲，由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上海市博物馆协会、上海市动漫行业协会和上海博物馆承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夏读书会、光启讲堂、上海海派连环画中心、上海城市动漫出版传媒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共同协办，以系列讲座形式，邀请知名学者和文化名人，围绕江南文化的话题，对江南文化进行深度阐释。该项目于5月20日在上海博物馆正式启动，将持续到2019年底。 本期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是“最‘艺’江南”·文化十讲的第七讲，由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詹丹先生带来的讲座：《红楼梦》与江南文化。 （*以上讲座和嘉宾排序不分先后，具体讲座时间、地点请以各主办单位公告为准） 内容简介与要点提炼 《红楼梦》所描绘的江南文化大约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江南的城市风貌，二是江南的园林风格，三是江南岁时情调，四是江南的生活习惯，五是江南的饮食物品，六是江南的人物形象，七是江南的戏曲语言。讲座将分别举例详述，渊博清通，引人入胜。 本次讲座提纲及内容整理如下：
江南经营六十年 苏州、南京和京城 苏州园林和大观园的美 江南美食和物品 江南戏曲与方言 红楼女子江南身 《红楼梦》与江南的历史文脉 《红楼梦》与江南文化 詹 丹 1 引言 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巧，讲《红楼梦》与江南文化，是属于第七讲，今天又是农历七月七日，所以三个七凑一块儿了。曾经有老师问我说是不是我故意挑这一天，要把这三个七凑一块，其实没这回事。因为《红楼梦》里面尽管也讲到了七夕节，但是里面人物几乎不过七夕的。在《红楼梦》里，认为七夕是不好的节日。王熙凤女儿大姐生在这一天，开始一直没起名字，她体质也不太好，后来刘姥姥进大观园，王熙凤跟她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刘姥姥说干脆采用以毒攻毒的办法，根据七夕有乞巧的风俗，就叫她巧姐。可见七月七日是一个不好的节日，这个节日的表面上欢聚，其实代表更多的痛苦，一年只能见一个晚上，所以大家都认为这是不好的。既然《红楼梦》里这样来看七夕，我未必会主动挑这样的日子来讲《红楼梦》的。 但在上海博物馆讲《红楼梦》也有它的特殊的意义，大家都知道脂砚斋抄本最早的本子甲戌本（当然学术界对此是有争论的），是收藏在上海博物馆。遗憾的是，这个本子是不能看的。据说当时胡氏后人卖给上海博物馆签的协议是不用于公开查阅，只用于收藏，所以我们都是看不到的，但就收藏甲戌本这一事实，在上海博物馆讲《红楼梦》确实有它的特殊的意义。 在进入正题前，先提一个看法作为引言。 有一位学者曾经谈到过乾隆时期有两部伟大的文学杰作：北方的是《红楼梦》，南方的是《再生缘》（就是讲述孟丽君的长篇谈词）。如果说《红楼梦》是北方的杰作，《再生缘》是南方的杰作，我今天来谈《红楼梦》与江南文化，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疑问，怎么会拿一本北方的杰作来谈江南文化？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问题，即在怎样的意义上，所谓一部北方的杰作，在这里也可以体现出江南文化的特点，先把它作为问题提出来，下面我们进入正题。 2 江南经营六十年 首先是历史的回顾。 之所以有人说《红楼梦》是一部北方的杰作，是因为现在大家都认为曹雪芹是在北方完成他的《红楼梦》，甚至有人还找到了曹雪芹在西山黄叶村写《红楼梦》的地方（虽然有争议），不管怎么说他是北方完成的，而且发现早期的手抄本也开始流传在北方的圈子里面。现在有确凿证据的乾隆年间钞本“舒序本”，也是在北京抄录下来的。所以说是北方杰作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红楼梦》如果其中有作者丰富的生活经验，那主要不是写他在北方生活经历，尽管红楼人物主要活动在北方、在京城，生活吃住，都用到炕，是北方的习惯，但这只是外在的、表面的，里面更多的一些内容、那种奢华的贵族生活，是作者南方生活记忆的积淀。
这里来简单追溯一下他们在江南大概60多年的繁华生活。 曹家从康熙二年到南方生活，就是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开始出任江宁织造。以前江宁织造是短期任命，但是到了曹玺接任江宁织造后，就一直做下去了，变成好像世袭的。曹玺死了，他的儿子继续做，那就是曹寅，传说曹寅小时候是康熙的伴读，后来继承父亲官位，曾兼任过短期的苏州织造，但主要是专任江宁织造，其中还兼过两淮巡盐史，也一直做到他去世为止，再由他的儿子曹颙来继任，他的儿子当得时间短，曹颙26、27岁就去世了。 曹寅不幸的是，尽管名气很大，但是他家男丁不兴旺，曹颙去世后，从家族里过继来一个人继承香火，那就是曹頫，曹頫继续做江宁织造。 现在学术界好多人认为，曹雪芹是曹颙的遗腹子，但也有人认为是曹頫生的儿子，如果认为是遗腹子的话，曹颙去世这一年生下曹雪芹，那么等到曹頫做了13年江宁织造被革职抄家，曹雪芹就是13岁，因为曹頫接江宁织造正好13年。 从曹玺任康熙二年到雍正五年曹頫被革职，这一段时间有60多年，这是他们曹家主要在江南生活的奢华日子，曹雪芹的朋友曾经有诗句说“秦淮风月忆繁华”，主要表现当时生活的状态。 所以《红楼梦》尽管是在北方写的，但主要是写回忆他以前在江南的一种盛世，当然因为是小说，里面有南北杂糅的倾向，但是江南生活的记忆，在《红楼梦》里表现得还是比较充分的，这是由他生活的背景和积累决定的，这是大概的一个生活状态，所以曹雪芹后来还保留了好多南方的习惯。 传说有人要看曹雪芹写的东西，曹雪芹说很简单，你只要拿南方的酒和烧鹅招待我，我就写点东西给你看。 还有一个传闻，说小时候的曹雪芹在拙政园住过一段日子，我们以前上师大的一位老师徐恭时就考证过曹雪芹住拙政园的问题，这样看来，大观园有许多苏州园林的特点，这也有作者的生活依据。这是大概的历史背景。 3 苏州、南京和京城 先看小说中呈现的城市关系。 《红楼梦》在确立贾府所处的北方京城这一基本活动地点的同时，江南的一些重要城市，特别是姑苏和金陵两大城市，也不时得到呈现。南京被提及42次（包括金陵、石头城等），苏州被提及26次（包括阊门和虎丘），扬州被提到相对少些，共11次（包括维扬）。这里我们主要讨论江南的南京、苏州与北方京城的关系。 从小说叙述的内容看，金陵南京，作为贾家的发迹地，体现出在京城为官做宰一干人等的乡土之根，也代表着历史上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曾有过的全面繁荣。所以，一方面，当贾政痛打宝玉惹怒了贾母，贾母可以大声吆喝回南京老家来威胁贾政。另一方面，王熙凤，也可以在与贾琏的奶妈聊天时，夸耀他们王家以前在南京接驾时的富庶与荣光。而这一老宅，在贾雨村眼光里，又显示着别样的意味： 去岁我到金陵地界，因欲游览六朝遗迹，那日进了石头城，从他老宅门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大门前虽冷落无人，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也还都峥嵘轩峻；就是后一带花园子里面树木山石，也还都有蓊蔚洇润之气，那里像个衰败之家。 虽然贾雨村强调的是贾府的衰而不败，但他叙述的内容却被古董商人冷子兴演说的贾府历史所笼罩，于是，门前的冷落无人，与六朝遗迹作为一个废都的气氛协调起来，为京城中的贾府，营造了一个特殊的具有历史感的参照点。 如果说，江南的石头城相对于京城更是具有历史的意义，是时间的参照，那么姑苏城则更多的是地域性的空间参照。 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病逝扬州，由贾琏带着黛玉抚柩回姑苏老家。等到贾琏回来，在凤姐面前夸奖香菱的美貌时，被凤姐嘲笑，说他往苏杭去过一趟的人，还这么像没见过世面似的。一个久住在京城的人，把去苏杭视为见世面，虽然这话不能十分当真，但至少也说明了，苏杭这样的城市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或者说，在当时，即便有京城这样的地方，把繁荣富庶集聚在一起，使得其它城市无可比拟，但是，对于京城里的人来说，还有一个他乡异地的神奇性，让他们存有念想。异地女子的风采，也许会更具诱惑性。所以，当元妃省亲需要准备演戏班子时，贾府也是派贾蔷等去姑苏采办教习和演戏的女子的，甚至老祖宗带刘姥姥进大观园坐船游乐时，划船的船娘也都是从苏州选来的。 故乡总是把人心收拢来的，他乡是把人心放飞出去的。南京和姑苏，就是生活在京城的贾府中人的故乡和他乡。 当然，城市，不仅仅是一种景观，不仅仅是一种意象，城市中生活着的人，构成了城市的灵魂，当他们离开各自生活的城市而进入到新的环境时，原有城市留在他们各自身上和心灵的烙印，似乎并不能如同他们走出地界一样的完全摆脱。其跟红楼女性的关系，下面会专门讨论，这里先简单说一下贾宝玉与江南的心理关系。 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贾宝玉认为苏州和南京对他来说都具有一种心理特殊的意味，我称之为贾宝玉的焦虑。贾宝玉曾经对着怡红院的镜子，做梦进到了江南的甄家，然后碰到了甄宝玉，结果被甄宝玉嫌弃，这是对着镜子以后做梦进入南京甄家发生的一段经历。 而贾宝玉也同时担心苏州还会有人把林黛玉从他身边接走，所以他后来因此轻易就受了紫鹃的哄骗，担心黛玉会被接回苏州，以致生了很严重的病，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慢恢复过来。所以南京也好、苏州也好，那两个地方似乎都有更优秀的人嫌弃他，或者因为一种更有力的血缘关系，把他身边的爱人夺走，让江南这两个地方，构成贾宝玉心头的焦虑。 当然，我刚才说的都是小说里呈现的城市关系，都是在真事隐去后留下的假语的世界。如果考虑到作者实际的江南生活经历，那么还有另一层现实与小说的城市关系，我们也应该注意。 也就是说，在现实中，曹家的繁华生活主要是在江南的，而移居到北方，已经败落。这样，小说中实际呈现的似乎是在北方的那种贾府繁华，其实是以在现实中，在过去的江南生活经验为依据的，或者说，这一组真事隐和假语存的关系是一组虚实相生的关系。这样，小说中，江南的甄家，和北方的贾府互为转喻，同时，小说中两家又以正面和侧面，共同指向了小说背后的江南曹家，构成与现实的双重隐喻关系。 4 苏州园林和大观园的美 下面我们再来谈苏州园林。 刚才谈到的城市是人物活动的大环境，而《红楼梦》里面写到的人物小环境主要是大观园。元妃省亲以后，她只是来了一次，后来就空关着，因为按照惯例，只要是皇帝或者皇帝家人住过的地方，一般都要封闭起来的，不能让人随便住的。后来元妃想这样太浪费，特意下了一道懿旨让家里的贾宝玉和他们姐妹一起到里面去住，从此以后，《红楼梦》主要人物把大观园作为他们生活的日常环境。
《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有认为是虚拟的，也有认为是写实的；有认为是理想的，也有认为是现实的。而主张写实的人，一般会举北方的恭王府或江南的随园等为现实的蓝本。但无论观点如何，作为一种园林艺术，对苏州园林特点的继承和发挥，那种如刘姥姥进大观园所说的，如人在图画中的总体感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也正是叶圣陶在《苏州园林》一文，对江南园林作的基本概括。大概也是因为这一原因，传说曹雪芹小时候曾经在苏州的拙政园小住过一段日子，也并非空穴来风了。 苏州园林一般可以从山水规划、建筑布局、花木种植等角度来分析，而对大观园的讨论也不外乎这些方面。不过，大观园除了元妃省亲使用过一次外，主要就是宝玉和众姐妹的日常居住环境。这样，把自然景观、人工建筑与人的日常活动结合在一起书写，让人物本身也组合在园林中成为一道风景，让人与自然的关系得以充分展开，构成大观园环境描写的一种特色。 相对于山水规划和建筑布局的稳定，花草树木受自然气候的影响更大一些，所以，大观园虽然是从空间意义上得到呈现，但园内的四季轮换，自然变化在花草树木见出的征候以及给人带来的感受，同样有更充分的描写。以《红楼梦》前八十回来说，秋季占篇幅最多，大约有二十五回；春季其次，大约占二十三回；再其次，冬季占了约二十回，夏季占了约十三回，在凸显春秋两季的重要位置（咏叹春愁秋思，或者说女子悲春男士悲秋，在传统诗词中最为丰富）时，也给冬夏两季保留了一定篇幅。 于是，在不同的季节中，大观园中的宝玉和众姐妹，在山水、建筑和花草等多层次的环境中，呈现了各自的美感以及折射了人物特有的情感世界。大观园涉及到的花草树木有200余种，所以在不同的季节，人总是能够与相应的花草世界互相映衬，显得多姿多彩：
春天里，桃花树下，宝玉展读西厢，当书中“落红成阵”的描写飘过他眼前心头时，一阵风来，也把落瓣吹满了他一身，这是心灵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和谐。但也有经过不和谐的曲折而逐步达成的和谐，如第五十九回的“柳叶渚边嗔莺叱燕”写到的春燕和她母亲从怄气到和解的内容。 夏天里，龄官在蔷薇花下不断重复着书写一个“蔷”字，把她满腹的心事倾吐给了自然；也是在夏天，史湘云率真潇洒睡到了铺满芍药花瓣的青石板上；而香菱，和一群女同伴玩起了斗草的游戏，天真烂漫。 秋天来了，诗社里吟咏着海棠和菊花，满池的残荷叶以及滩头的衰草让人感到阵阵秋意，而凸碧山和凹晶馆赏月的不同活动，把凄清之意烘托得淋漓尽致。 到冬天，大观园里又有琉璃世界白雪红梅的美，如第四十九回所写的宝玉感受，这种美在薛宝琴带着丫鬟捧红梅走在山坡雪地里时，又掀起了审美的高峰，被老祖宗认为是胜过了仇十洲的名画。 大观园既体现时间意义上的四季轮回美，也是空间营构意义上的多层次美。 第四十九回写到琉璃世界白雪红梅，循着宝玉的视角，空间的角度不断在改变、层次不断在推进： 虽然门窗尚掩，只见窗上光辉夺目，心内早已踌躇起来，埋怨定是晴了，日光已出。一面忙起来揭起窗屉，从玻璃窗内往外一看，原来不是日光，竟是一夜大雪，下的有一尺多厚。 出了院门，四顾一望，并无二色，远远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却如装在玻璃盒内一般。于是走至上坡之下，顺着山脚刚转过去，已闻地一股寒香扑鼻。回头一看，恰是妙玉门前栊翠庵中有十数株红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显得精神，好不有趣！ 这里，人所在的当下位置，把外与内、近与远、前与后的空间层次，分隔得细腻而又富有想象力，因为在人向外部世界的观察中，也同时有向自身心灵、自身想象世界的努力开拓，像其中一句“自己却如装在玻璃盒内一般”即是。而苏州园林的园中有院的丰富格局，比如此段中怡红院和栊翠庵分隔形成的不同特点，也丰富了空间的层次感。 当然，上述的空间位置变化，基本是在水平面的，在垂直轴的高下方面，在自然与人工的整体结合上特别见出空间设计匠心的，可举第七十六回为代表。这一回回目“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凹晶馆联诗悲寂寞”，其中史湘云有过一段议论： 这山之高处，就叫凸碧；山之低洼近水处，就叫凹晶。可知这两处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高一矮，一山一水，竟是特因玩月而构成两处。有爱那山高月小的，便往这里；有爱那皓月清波的，便往那里去。 这里不仅有山水月色和建筑的综合性设计，耐人寻味的还在于，当老祖宗带着人在凸碧堂赏月，又让女孩子在桂花树下吹笛助兴，这样，月色、桂华香和悠扬的笛声，让人感受的是视觉、嗅觉和听觉的全方位享受。而通过清点凸碧堂茶具，发现少了一个茶杯，了解到是史湘云身边丫鬟翠缕拿走的，又把凸碧堂的赏月活动自然过渡到史湘云和林黛玉的凹晶馆月下联诗。山上与近水的两处空间，以人物活动的动态方式连接了起来。 还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时候，老祖宗安排到藕香榭去，然后让那些演奏的人就在藕香榭旁边演奏，音乐是从水面漂过来的，这个感觉比你直接对着听音乐感觉要好得多。人们充分利用大观园里水的作用就这样体现出来了。 还比如说第二十七回薛宝钗扑蝶，黛玉葬花，黛玉葬花是在山坡上葬花，宝钗在水边扑蝶，曹雪芹总是考虑到山水之间的搭配。我们看到大观园里人物活动时，山水、建筑和花木的总体设计，总是隐隐约约作为一个整体背景而出现。 不过，苏州园林毕竟是人工开发的一个个园区，往往是在城市喧嚣环境中建起的一个相对隔离的自然环境，其中虽然有构成自然一部分的元素，但其本质上的非自然性，使得这种美，也带有很大的非自然性，所以如何在自然和非自然中勉力达成一种协调，正是有关大观园艺术审美中需要考虑的。第十七回贾政带着贾宝玉等初次游览刚落成的大观园，贾政与宝玉围绕着“稻香村”发生的有关“天然图画”的争执，其实触及了苏州园林艺术中一个本质性的问题。而宝玉认为把这处景点设计成田庄有可能违反了自然美的原则，是有一定道理的。后来，年轻守寡的李纨恰好成了这处院落的主人，其在“群芳开夜宴”中，抽签抽到的是“竹篱茅舍自甘心”一句旧诗，这种“自甘心”的心态和表现的行为，与院落间，是否有作者暗示的一种非自然的关联性呢？ 也许，园林问题，最终还是要从人的问题、从社会制度问题出发来理解，并由此引发大观园美的被毁灭的总问题，这是需要另外来讨论的。 5 江南美食和物品 《红楼梦》写到过不少美食，有人曾根据其提及的食材和菜肴名称，梳理出版了《红楼美食》《红楼梦饮食谱》等书籍，而扬州饭店、西园饭店等，还据此开发出颇具规模的“红楼宴”，红学家和大厨们曾组团出访海外，让大家品尝研发的饮食，受到不少海外华人的追捧。2004年，我在扬州西园饭店参加“《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时，也品尝过红楼晚宴，吃了传说中的茄鲞等美食。 把小说中提及的食材和菜肴加以考证梳理让人加以品鉴，或者研制现实版的菜系，让人一一品尝，虽然无法评价其与小说描写的感觉是否吻合，但据此引发人们新的食欲，并且在大快朵颐中，获得一种超越于感官享受的文化陶怡，这是研究、开发红楼美食的价值所在。 讲座开始时就提到，曹雪芹到北京后，仍然嗜好南方美食，所以裕瑞《枣窗闲笔》记录关于他的传闻说：“若有人欲快睹我书，不难，惟日以南酒烧鸭享我，我即为之作书。”这里提到的南酒和烧鹅，就是典型的南方饮食。 小说中，也有不少地方提及贾府中人保留南方饮食习惯的，比如最常见的，就是红楼人物吃米饭而不是面食居多，南酒、绍兴酒等一类南方酒水，也是他们喜欢的，似乎男女都欢迎。第六十三回怡红院的众丫鬟单独为宝玉过生日，特意藏下一坛绍兴酒，最后喝倒了好几个人。
当然，《红楼梦》毕竟是一部小说而不是食谱，所以即便提及了不少江南美食，但总是会把这些美食的书写置于特定语境中，在或详或略的书写中，为全面展示人物的生活状态或心理世界，为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起特殊的作用。而依附于其中的江南生活梦，则若隐如现，贯穿始末。 第十六回，贾琏陪黛玉把她去世的父亲林如海送回老家落葬，返回贾府后，贾琏的奶妈赵嬷嬷正好前来，凤姐因向平儿道：“早起我说那一碗火腿炖肘子很烂，正好给妈妈吃。”又道：“妈妈，你尝一尝你儿子带来的惠泉酒。”这里，火腿炖肘子是江南一道名菜，而惠泉酒，是用无锡惠泉水酿的酒。他们在一起那么兴高采烈品尝江南的饮食，是因为元妃被封为贵妃，而且恩准回家省亲，于是赵嬷嬷和凤姐边喝惠泉酒，边争先恐后谈起了当初在江南接驾的事，谈论昔日的江南繁华岁月与当下对江南美食的品尝组合在一起，感官的品尝与记忆的印象，似乎妥妥地互相刺激。这是江南故乡味道的品尝，也是昔日繁华梦的重温。 江南饮食不但打通了感觉和记忆，而且也打通了书里和书外的两个世界。 第五十四回写贾府众人元宵聚会，袭人鸳鸯因为刚遭遇丧母，没有参加，躲在怡红院里作伴聊天，老祖宗吩咐拿些席上的食品装盒送过去，宝玉当时没在场，路上碰到了送吃的那些媳妇，就让跟随的丫鬟把食盒揭开来看，小说写端着食盒的媳妇们忙蹲下身子让宝玉看，见里面是“席上所有的上等果品菜馔”。这里并没有写出具体的果品菜肴名称，但恰恰是宝玉看的举动，其对送给丫鬟食物的关注，勾起甲戌本中脂砚斋对江南美食的回忆，忍不住写下评语说：“细腻之极。一部大观园之文皆若食肥蟹，在此一句，则又三月于镇江江上啖出网之鲜鲥矣。”在这里，不仅是宝玉对饮食的关注引发了脂砚斋的感叹，而且，一切细腻的文字描写，似乎都可以在阅读过程中，转化成一种江南美味的感官享受。文字释放的力量，与江南美食的力量，相得益彰。 江南是水乡，美食也以水产品显示特色。 上述脂砚斋等提及的肥蟹、鲥鱼等荤腥自是江南美味，有些水生蔬菜，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第六十一回写大观园的司琪小丫鬟莲花儿去吩咐厨房柳家的给她做炖蛋，厨房柳家的推说食料不够，被莲花儿揭老底说：“前儿小燕来说，晴雯姐姐要吃芦蒿，你怎么忙得还问肉炒鸡炒？春燕说荤的因不好，才叫你另炒个面筋的，少搁油才好。”长在江边的芦蒿有着一股春天特有的鲜嫩气息，向来吸引着人的食欲。当然，作为一种蔬菜却要用猪肉或者鸡肉做配料，有意在食材上进行主次翻转，这也如茄鲞配料那样，是富贵人家才会有的一种做派。 不过，最值得讨论的，还是小说两次写到的江南名菜——莼菜。 “莼鲈之思”是著名的典故，晋代的张季鹰为思念江南美食莼菜羹鲈鱼脍而辞官洛阳，历来成为美谈。第二十八回写宝玉所唱当时流行的相思曲《抛红豆》，其中咏叹恋人深陷相思苦恼中的感觉，举的就是江南日常饮食状况：“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莼噎满喉”。“玉粒”即米饭，“金莼”即莼菜，暗示了一位江南有情人的生活习惯。而以金玉形容珍贵的米饭和莼菜难以下咽，也强调了愁绪之强烈。有意思的是，程乙本整理者不理解“金莼”之与江南地域关联的特殊性，把“金莼”改为“金波”，居然让液体的饮料也能噎喉，不但违背了生活常识，而且也失去了特定的文化内涵。日前读白先勇的《细说红楼梦》，发现他认为脂钞本中的“金莼”之“莼”是怪字，转而欣赏程乙本的“金波”，实在是令人有些匪夷所思了。 另有一处是第七十五回，写贾府过中秋夜，各房都有菜装了食盒来孝敬老祖宗，老祖宗说吩咐过几次要把这一惯例去除，何以没照办？王夫人笑道：“不过都是家常东西。今日我吃斋，没有别的。那些面筋、豆腐，老太太又不甚爱吃，只捡了一样椒油莼齑酱来。”贾母笑道：“这样正好，正想这个吃。” 贾母最终的话，似乎说明了，用莼菜调制成酱这样的江南美味，才是挡不住的一种诱惑，她之前不无严肃的几次吩咐，自然可以暂时搁置执行。而王夫人心领神会的笑答，大有拈花微笑的默契了。 下面分析江南物产给小说人物带来别样的感受，这里举出个案来稍加分析。 第六十七回写薛蟠去江南贩货回家，带回了一箱子在苏州虎丘等地买回的许多工艺小礼物送给宝钗： 笔、墨、砚、各色笺纸、香袋、香味、扇子、扇坠、花粉、胭脂、头油等物，外有虎丘带来的自行人、酒令儿，水银灌的打筋斗的小小子，沙子灯，一出一出的泥人儿的戏，用青纱罩的匣子装着；又有虎丘山上泥捏的薛蟠小像，与薛蟠毫无相差。宝钗见了，别的都不理论，倒是薛蟠的小像，拿着仔细看了一看，又看看他哥哥，不禁笑了起来。 这里物品的详尽罗列，可以让我们想象薛蟠在苏州虎丘闲逛的场景。而其不加选择统统购买下来，可以认为是苏州地方的物产让他目不暇接，也可以说他挥金如土，或者竟是他不知何物是宝钗更需要的，所以一并带回来了。东西带回来多，既说明其待宝钗确实不错，也可以说明他并不理解宝钗的内心真正需求、宝钗的真正爱好。让薛宝钗好笑的，还不仅仅在于泥人很像薛蟠，而是这种捏泥人的场景，把对于地方风情的猎奇态度与薛蟠的儿童般天真结合了起来，并且在这过程中，似乎把宝钗也拉进了一个新的场景，让本来似乎是习惯于薛蟠外貌言行的妹妹，用新的眼光仔细看起对方来，从而或多或少点燃了亲人间已经习惯得近乎麻木的温情。 如果说，宝钗因为薛蟠从苏州带来的礼品而让自己感到亲情充溢的愉悦的话，那么，当她把许多礼品转赠给黛玉时，黛玉却因此感到亲情的匮乏而伤感。因为她看到这些礼物，想到的却是没有来自家乡的亲人，从而表明家乡已经没人牵挂她，也不需要她牵挂。在这里，对于宝钗来说，具有地方特色的礼物是可以满足猎奇心态的，并且附加了对亲情的重温。而对于黛玉来说，这些出自她家乡的礼物，不但没有异地的奇异光环，而且，反提醒了她尽管拥有这些物品，但却无法延伸到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后来宝玉看到她落泪，故意说是因为薛宝钗礼物给少了，这样近乎胡搅蛮缠的安慰，不过是宝玉真心希望她能把心思从人转向物而已（因为已经无人可念）。总之，在这一回中，借助于对富有地方色彩的苏州风物描写中，其把相关人物的心理，也揭示得相当深刻。同时也说明了，城市中的居住者才是构成城市的灵魂，才能真正让人产生依然之情，而城市之物的充溢，对有些人而言是新奇，对另一些人则有着物是人非的感触。 6 江南戏曲与方言 当然，引发人物感触的不仅仅是江南的特产，还有江南的文化消费。 先说江南戏曲曲艺方面的问题。 贾府中人来自江南居多，所以小说写贾府众人的娱乐活动，比如看戏、听曲，也以南方的昆曲、南戏和弹词居多。据徐扶明、顾春芳等学者统计，《红楼梦》中提到的昆曲剧目，就有《牡丹亭》《长生殿》《双官诰》《一捧雪》《邯郸记》《钗钏记》《西游记》《虎囊弹》《金貂记》《九莲灯》《满床笏》《南柯梦》《八义记》《西楼记》《玉簪记》《续琵琶记》《牧羊记》《浣纱记》《祝发记》《占花魁》《疗妒羹》等20多种，还有经典南戏，如《琵琶记》《白兔记》《荆钗记》等。在小说中，这些剧目有些是作为娱乐演出被提及，有些则具体提到了其中唱词，还引发了人物的无限感叹，如林黛玉无意中听到《牡丹亭》曲子中“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等唱词，产生了心动神摇的感觉，是大家所熟知的。薛宝钗把昆曲《虎囊弹》“山门”一出中“寄生草”曲词念给宝玉听时，让宝玉赞叹得很，并进一步引发他“赤条条无牵挂”的同感。 有时候，作者还借演出的戏曲内容，展开戏里戏外的冲突，如王熙凤生日那天，宝玉偷偷出去祭拜金钏。后来大家看南戏《荆钗记》，演到《男祭》这一出，就是王十朋误以为被逼改嫁的钱玉莲投江已经去世，才去江边祭奠她。对这一出戏，林黛玉发议论说：“这王十朋也不通得很，不管在那里祭一祭罢了，必定跑到江边子上来作什么？”结果是宝钗不答，宝玉找借口走开去敬酒了。尽管两人都应该听出了黛玉话里有话，是在讥讽宝玉偷跑出去祭拜。但宝钗不便掺和进来，宝玉要躲开黛玉言语中的那个锋芒，似乎也是想掩饰内心的尴尬。这里，宝玉无法理直气壮而在幕后做下的隐秘事，被敏锐的黛玉巧妙地拉进前台，形成了人物间的心灵冲突。 因为金钏的生日是跟王熙凤是同一天，而金钏自杀其实跟贾宝玉是有点关系的。 前些天有人在《文汇报》写文章论贾宝玉，说《暖男的爱不过如此》，首先承认贾宝玉是个暖男，但又说这个暖男没担当，老是闯祸，看上去对人很体贴，结果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有些女孩子的死跟他有直接关系，其中就举出了金钏。他跟金钏说不太正经的话，让王夫人迁怒于金钏，一个巴掌打过去，说：下作娼妇，好好的爷们都被你给调教坏了。其实这事不能全怪金钏的，贾宝玉也有责任，但贾宝玉看王夫人醒了，一溜烟逃走了。贾宝玉不会走上去说这个事情我来负责，不要怪到金钏头上。为什么贾宝玉做不到？那个时候他能多大？他才12、13岁，《红楼梦》前八十回写贾宝玉主要活动时间段，就是12、13、14、15岁。 有两个很重要的时间标志可提醒我们：第25回贾宝玉因为受马道婆诅咒而发疯，最后是一僧一道对那块宝玉施法让他清醒过来的，当时和尚看到这块宝玉说：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贾宝玉是含玉出生的，所以到这一年最多13岁。 第七十八回，晴雯去世后，贾宝玉写了《芙蓉女儿诔》来祭奠，里面明确晴雯的年龄：“窃思女儿自临人世，迄今凡十有六载。”这里说的是16年。晴雯又比宝玉大，所以，宝玉在《红楼梦》前八十回的活动年龄，大约就在他12、13、14、15岁这几年，前后出入也不会太大。按我们现在说，最多就是初中生。初中生闯祸有几个敢跑到家长面前说这个事情我来承担好了，这么小，你怎么承担？ 所以我曾经半开玩笑半当真说，《红楼梦》是儿童文学，贾宝玉主要活动是处在少年儿童期，到一百二十回小说结束，他19岁，就出家了，用贾政的说法“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那么，小说为什么要写一个年龄比较小的？因为如果年龄大的话他们就不可能住在一起了，只有这么小才允许他们住在一起，所以小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一个保护伞。他们在为爱闹得轰轰烈烈的时候，老祖宗也好、王熙凤也好都说是小孩子在胡闹，他们是从小孩子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小孩子还能够翻了天了？不可能的，所以这里有他的特殊意义。 现在回过头来说贾宝玉那一天偷偷溜出去祭拜金钏，好像谁都不知道，但是林黛玉似乎就知道，但林黛玉又不点破他，借着看戏说王十朋这个人不通得很，天下水总归一处你跑那么远去祭干吗？她就是在借说戏来敲打贾宝玉，你别以为没人知道，我就知道你跑那么远去祭了，薛宝钗可能也知道了，所以薛宝钗不接腔，贾宝玉只能用掩饰的方式，装着去敬酒了。 在这个地方，程乙本文字处理得不好，庚辰本是写贾宝玉拿着酒去敬别人，但程乙本是写他听林黛玉这么一说，就发起呆来，好像真的被黛玉道中了心思，所以要思考了。其实，贾宝玉没这么傻，他要故意躲开这句话，所以就装模作样拿着酒敬别人了。这是庚辰本文字高明的地方。 可以说，《红楼梦》写到的戏曲演出，戏里戏外是构成一组互动关系的，这正是《红楼梦》的特色，它不是简单地给你排演一出戏或者报个戏名而已。
小说在写到人物的这些文化娱乐时，也写到了因为趣味爱好差异而出现的观赏分层问题。比如贾宝玉过生日，那些演奏江南弹词的来助兴，怡红院的年轻人不爱听，就让他们去说给中老妇人们解闷。类似的问题，都是值得深入讨论的。 再简单说一下小说中人物用到的江南吴方言问题。 《红楼梦》的方言我给大家展示的课件中用红色标出来的，一个是“死促狭”，还有一个是“过人”。“死促狭”是骂人的话，小说里是写贾琏骂平儿拒绝和他亲热。“过人”呢，是说晴雯生病，不愿意搬出去住，老婆子说不能够瞒着府里，然后就汇报了，回来说如果病确实一时好不了，还是要搬出去住。虽然给出的理由是姑娘们身子要紧，但其实是怕治不好后让病传染给其他人，所以晴雯听了就不高兴了。晴雯在暖阁里只管咳嗽，听了这话气得喊：我哪里就得瘟病了，生怕过了人，你们怎么要把我赶出去了？ 不管是贾琏说平儿“促狭”，还是晴雯说“过人”，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当这些人情绪激动的时候都开始说方言了。《红楼梦》总体上是用北京官话来写的，因为如果全部用方言的话，就会妨碍交流，所以它基本上是用官话来写，但是在许多特殊的情况也会用方言，比如，情急之下用方言是较常见的。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司棋在跟她的兄弟幽会时被鸳鸯看见了，鸳鸯就说“要死，要死”，这个“要死”什么意思？蔡义江有一个解释，蔡义江很长一段时间是在杭州，他对江南方言比较熟悉，他说庚辰本点去“要”字，在旁边改为“该”，其实“要死”是江南话，里面既有“该死”的责备意味，但也有表现女子羞于闻见的状态是很生动形象的，它与官话带有责备之意的“该死”有着微妙的区别。 换句话说，“要死”一方面好像也有点责怪的意思，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看了不该看的含义，它要比单说“该死”的含义要丰富一些。 从上面举的一些例子你会发现： 第一，用江南方言时，人物情绪常常偏离了常规； 第二，江南方言的含义往往要比官话更丰富，更复杂。 7 红楼女子江南身 前面在谈江南城市时，谈到了城市与人关系，这里从红楼年轻女性角度，来举几个例子。 跟贾宝玉感情比较好的贵族女子大概有四位。金陵十二钗正册共十二位女子，它的排序第一第二位是薛宝钗、林黛玉，第三第四位是元春、探春，第五第六位是史湘云、巧玉，第七第八位是迎春、熙春，第九第十位是王熙凤、巧姐，十一十二是李纨、秦可卿。 有人问金陵十二钗是按什么规律排的？是按照在贾府的重要性吗？如果按照在贾府的重要性的话，为什么作为管家的王熙凤会排在这么后？而且还有个问题，妙玉是外姓人，她居然排在了第六位，凭什么？史湘云和妙玉排在迎春和惜春前面，她们占到第五第六位，凭什么？学术界经过研究，得出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作者是根据这些女子与贾宝玉的亲疏关系来排的。 所以林黛玉和薛宝钗排在前面是不用说的，先是《终身误》，再是《枉凝眉》，《终身误》一般认为是咏叹薛宝钗为主，《枉凝眉》是林黛玉的，但有人说林黛玉和贾宝玉关系这么好，应该是先《枉凝眉》再《终身误》的，后来又有人说妻子总是比恋人地位要高一点，所以关系再好你只能排到第二位，这当然是一个说法。但也有学者认为，曹雪芹原来的构思是，林黛玉还没等到结婚就去世了，不像我们现在的续作那样，一边宝钗在结婚，一边黛玉奄奄一息，实际上是林黛玉身体不好，泪尽先去世了。等到薛宝钗嫁给贾宝玉的时候，没有这样一个戏剧性对比的描写，所以黛玉并没有机会成为贾宝玉正式妻子，从传统的角度来说，她排在第二位确实更合适一点。
第三第四位无可争议的是元春和探春，她们是宝玉同胞姐妹。 史湘云和妙玉为什么可以排在这么前？因为她们两个人跟贾宝玉的关系非同一般，甚至超越了迎春和惜春。可以说，贾宝玉跟四位女性有着微妙的情感关系，而且这种情感体现的特质都不一样。相对来说： 跟林黛玉的情感是非常热烈的，我们通常会说比较“作”。 跟薛宝钗的情感是内敛、含蓄的。 跟史湘云的情感是直率、自然的，史湘云也没有太多的忌讳，她把二哥哥说成爱哥哥都完全不忌讳，包括他们两个人一起约着吃烧烤，所以有人说金玉姻缘，这个金既可以指金锁片，也可能指史湘云的金麒麟，当然也有人说不对，金麒麟是给了卫若兰，后来史湘云是嫁给卫若兰的，但也有人认为是跟贾宝玉的那种特殊关系。 那么妙玉跟贾宝玉的情感关系呢？用一个不太好的词就是有点变态。 我们刚才说《红楼梦》里的金陵十二钗的女性是依照跟贾宝玉按照亲疏关系依次排练，而且基本构成两两相对。 比如说热烈的就用含蓄的来相对，林黛玉跟薛宝钗相对就是。自然的就跟不自然的相对，自然的是史湘云，不自然的就是妙玉。为什么妙玉跟贾宝玉的情感关系不自然？因为妙玉是佛门中人，佛门把情视为魔，所以主观上是不愿意承认情感的，尽管她实际上对贾宝玉有好感，宝玉生日这一天，还特意给他送去拜帖。但又不愿意坦然承认，所以自称为槛外人，既然是槛外人，你就不应该管俗事，所以她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矛盾的，是不自然的。 当然最有力的证据是栊翠庵请贾宝玉喝茶，用了自己的茶杯。传统社会认为是不应该的，一个女孩子怎么可以把自己的茶杯给一个男生喝呢？所以他们两个人的情感非同一般，但是她又时时刻刻表明跟宝玉没关系，即使请贾宝玉喝茶，还对他说不用来谢我，我是请林黛玉和薛宝钗喝茶的，你是跟她们进来，所以要谢你得谢她们两个。流露了好感又故意做出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妙玉这种矫情，跟史湘云正好是完全相对的。 那么，从江南文化来谈这些女性，有怎样的意义呢？我们发现，这里面四位女性正好成为两组，薛宝钗和史湘云是南京人，林黛玉、妙玉是苏州人，这些人都很重情感的，这是她们作为江南女子的共同点，但又有内在的差别。 南京主要是政治城市，苏州主要是文化城市，所以你会发现城市地域文化带来的女子格局不太一样。薛宝钗和史湘云相对来说要比林黛玉和妙玉更大气一点，我不是说她们都是政治家，但是她们确实有政治城市出来的那种大气、那种视野。而相对来说林黛玉和妙玉就要更拘泥、狭隘、偏执一点。当然，我所说的拘泥、狭隘、偏执并没有贬义的意思，只是指情感的那种格局。 刚才说的是同一贵族层次的女子情感。另外还需要考虑的，《红楼梦》里还写了同一地方不同层次的女子情感。比如，好多苏州女子都比较痴情，跟贾宝玉这个层次的有林黛玉、妙玉，在下一个层次上有香菱，再下面一个层次有龄官。 香菱也是苏州人，龄官也是苏州人，香菱对薛蟠很痴情，薛蟠其实待香菱并不好，开始把她当宝贝一样，等到第十六回贾琏在跟王熙凤讨论香菱的时候，就说把她看得马棚风一样。所以后来香菱被夏金桂那么欺负，这跟薛蟠不再宠爱香菱也有关系。但是香菱对薛蟠始终痴情，薛蟠被柳湘莲打了以后，香菱眼睛都哭红了。 而且在香菱学诗时，第三首诗被认为写得最好，为什么？因为她既在写月又是写人，“博得嫦娥应借问，缘何不使永团圆”，她是借咏叹月亮，写出了一个思妇的形象。可以说，香菱已经自居为一个思妇，因为当时薛蟠在外面经商好久没有回来，所以她说第三首诗梦中得来，其实暗示了她不自觉在思念薛蟠。 龄官对贾蔷也是一往情深，而贾蔷这个人也不怎么样，但她在蔷薇花下面写了那么多“蔷”字，对贾蔷可说是一往情深，连人见人爱的宝玉都不愿搭理。 总之，你会发现《红楼梦》整体上来说。对男性评价都不太高，但同时写出了痴情的江南女子这一群体。 8 《红楼梦》与江南的历史文脉 东晋和明清两代，体现出性情特点的江南文化，对《红楼梦》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三十七回写探春发帖倡议在大观园办诗社，其中有这样几句： 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只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若蒙棹雪而来，娣则扫花以待。 这里引用前朝四个典故，如惠远组织莲社、谢安东山雅会、王猷之雪夜访戴、杜甫迎客扫花，除唐代杜甫外，其余三个均出自东晋，一个发生在东晋的庐山，两个则发生在东晋的江南，因为知名度很高，所以在探春发出的帖子中，成了大观园中的人文化追求的效仿或竞争的一种标杆。 当然，从女性角度说，东晋时期江南谢道韫少儿时代咏絮显露的才情也自然会影响红楼女性人物的形象塑造。这不但在“金陵十二钗”判词中，直接用“堪怜咏絮才”来暗示林黛玉的才情，而且，元妃省亲时让宝玉写诗，宝玉反应迟钝，还是林黛玉帮宝玉代写了一首《杏帘在望》，得到元妃赞赏，也让人想起谢道韫在发现小叔子王献之与客人议论时理屈词穷，就隔着帷幕代王献之重新论辩，终于扭转局势，所谓“申献之前议，客不能屈”。而后来，林黛玉与史湘云联句时的那种自信，林黛玉和薛宝钗同咏柳絮词的夺人眼球，似乎把围绕着的谢道韫女性才情，进一步发扬光大了。
再看明清，就群体论，明清时代的诗社，特别是女性诗社的出现，是不同于晋代的一个江南文化重要特色，如清代康熙年间在江南杭州成立的“蕉园诗社”和乾隆年间苏州成立的“清溪吟社”等，给《红楼梦》描写女性创作群体提供了基本的现实依托，并反过来激励启发了后续的江南女性创作，大大挑战了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条。 就个人来说，《红楼梦》多次提及明四家唐寅、仇英等人的绘画，如第五回写秦可卿的卧室挂着唐伯虎的绘画，薛宝琴在雪地里从妙玉处捧回红梅，老祖宗特别指出，这有仇英画中意境的效果，等等。 特别是苏州才子唐寅，在小说中，如草蛇灰线般若隐若现，对小说不同人物的个性塑造、言行刻画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实还在小说第二回，借贾雨村之口，已经把唐寅等划归为秉承正邪二气的“情痴情种”、“逸士高人”之类，跟红楼里的人物，在精神气质上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了。 比如，不少学者指出，林黛玉的《葬花吟》与唐寅的《花下酌酒歌》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而唐寅在生活中也有哭花、葬花之举动。此外，薛蟠把唐寅在画上的落款，误认作“庚黄”，固然说明了薛蟠的不学无术，毫无艺术修养，但更主要的是，恰恰因为唐寅在当时大众生活中家喻户晓，其落款几乎不需要仔细辨认，薛蟠居然出错，以此作为对薛蟠的讽刺，也就更有力量，而联想到他娶风雅的苏州女子香菱为妾却不知苏州才子唐寅为何人，其对苏州地域文化如此之陌生，才是更让人感叹的。 此外，晚明的苏州才女叶小鸾，在婚前几天不幸夭折，年仅17岁，其性格与身世，与林黛玉颇有几分相似，有学者还撰文讨论了叶家和曹家的可能交往以及在形象塑造方面对小说的影响。这里不便展开，但有一点值得提出的是，根据他父亲的记叙，叶小鸾留下过“戏捐粉盒葬花魂”诗句，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启发了曹雪芹，让林黛玉在凹晶馆和史湘云联句时吟出“冷月葬花魂”这一带有总结性句子，联想到葬花是林黛玉的标志性动作，其重要性就不应该被忽视。 当然，不论东晋还是明清，强调个人影响，晚明的吴中才子冯梦龙，其与《红楼梦》创作的关系，更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冯梦龙具有鲜明的“情本”意识，作为一个通俗文学家，冯梦龙不但收集整理了大量坦露真情实感的山歌小调，创作改编了不少大旨谈情的通俗小说“三言”，也留下了许多有关“情学”方面的论述。他把古今有关情感的故事收集起来编为《情史》一书，加以分类和点评，还在《情史序》中，自号“情痴”，希望死后能作一个“多情欢喜如来佛”，这正说明了他本人“情本”意识的自觉程度。其与《红楼梦》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里仅从曹雪芹的“大旨谈情”角度，概括三点： 首先，冯梦龙将“情”提到哲学的高度，原是为了与理学家的“理”抗衡。而在《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情”的观念，也超越了男女之间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范畴，把“情”作为人与自然万物对话的共同语言，这个观念也许受到了冯梦龙的影响。此外，《醒世恒言》卷四有《灌园叟晚逢仙女》一篇，其主人公秋先对自然物的态度、他的大段议论、他的举动，如葬花、浴花，与贾宝玉的一些言行有着惊人的相似地方。 其次，就狭义地来看“情”，冯梦龙在自号“情痴”，在不遗余力做着情感建设工作的同时，又提出“赋情弥深、畜憾弥广”的看法，其感伤的情绪，在《红楼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此外，据脂批透露的信息，《红楼梦》原稿结尾给贾宝玉及大观园女性人物列出的一个情榜，其分类，也极有可能受了《情史》分类的启发，这一点，周汝昌有专文论述。 最后，冯梦龙曾把人的“情感”是否饱满，视作是检验人的生命力的一个标志，这对曹雪芹的创作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所以《红楼梦》在写到女性的爱情悲剧，往往是跟这一群体的生命悲剧联系在一起的。 总之，一种由晋代开启的江南性情文化传统，在明代得到大大发挥，并在清代《红楼梦》中体现出集大成的意义。 9 是尾声，也是开始 我们讨论《红楼梦》与江南文化的关系，基本是在传统框架中展开的。1904年，当王国维在上海印刷的《教育世界》杂志发表他的《红楼梦评论》，当他试图以个人的欲望主体来解释小说中的人物情感和悲剧命运时，我们发现，一个建立在现代意义的“红学”帷幕，在近代江南的中心地带的上海被轻轻拉开了。于是，理解《红楼梦》的情文化与近代红学的展开，聚焦于上海的江南地域文化，开始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这是近代红学的起点，也是江南文化的新发展。 因为内容准备比较多，所以只能匆匆忙忙过一遍，有些也略过了。但这个讲稿我之前给过《文汇报》，他们摘登了一部分，刊登在2019年7月25号，题目是“一部《红楼梦》是江南性情文化之大成”，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还可以找来参考一下。今天就到这里了，谢谢。 2019年8月7日于上海博物馆 配图来源：豆瓣 大夏读书会隶属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立足高校，服务社会。致力于推动全民阅读，创建书香社会。大夏读书会现已开设七大系列：
浦图公开课·大夏名家系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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