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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诗词认知上的缺失 章用秀 民国时期是天津诗歌发展的第五个阶段。这个阶段，天津诗词继续前人创作传统，加之外籍诗家词人的融入，取得了新的成就，先后建起多个以旧体诗词创作为主的诗词团体。一些研究者对这一阶段天津的诗词创作活动缺乏认识，对传统诗词取得的成就避而不谈，这是片面的，不公正的。 以城南诗社而言，这是1921年由严修、赵元礼、王守恂等倡建的民国时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社团，前后活动垂三十年，成员在二百人以上，沽上文教界知名人士几乎囊括无遗。诗社每次活动“必有飞笺走笔，赌酒敲诗，题赠唱和，拈阄分韵，也有时为射复、诗钟之戏”（齐植璐《天津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严修《社集用俊甫侣伊两先生唱和原韵》诗很能反映社友们的心理状态：“日日东园载酒过，域中今日事如何？凶年吉梦全无验，浊世清名岂足多。赤县河山伤破碎，黄金岁月任蹉跎。冯驩不为无鱼叹，偶遇周郎一放歌。”城南诗友作品异常丰富，印行诗集有《戊寅重九分韵》《城南诗社集》《芷香馆诗钟》等，另有诸多诗友个人诗作别集行世。当年城南诗社聚集了如此众多的诗家、文人、教育家、书画家，我们岂能否认它的存在，更不能轻言这些人都是些腐朽保守之辈。诗社维持了那么长的时间，也足以证明它的生命力；社友们创作了那么多的作品，这就更值得我们关注了。应该说，城南诗社的创作体现了民国时天津传统诗歌的最高水平，代表了津沽雅文化的繁兴。 创建于1943年的梦碧词社，主张作词要真、新、美，唯屏退浮滑叫嚣之作。发起者寇泰逢。先后参加者达八十余人。词友半月聚会一次，社刊共出十期，刊出课作分为词、诗、诗钟等。词社一直活动到1948年。陈兼与、夏承焘、黄君坦、张伯驹等海内词人、名士纷纷与词友唱和。艺术大师徐悲鸿曾作《谢梦碧词社赠词刊》一诗。诗中道：“要为民族扶正气，短吟微叹化风雷。”社友作品多有绵丽奇伟、外柔内刚的特点。寇泰逢当年曾作《台城路》一词，其下片云：“神州曾几换劫，帝心胡此醉？鹑首轻付。桃扇歌尘，芦沟魅影，一例伤心南渡。于喁寸土，但雁口光阴，《补题》重赋。共命孤弦，半灯寻梦语。”词中“雁口光阴”出自元曲“箭穿雁口，没个人敢咳嗽”。《乐府补题》是南宋遗民分题咏物、寄托亡国之痛的词作专集。梦碧词社作品风格，大抵类此。他们以深文密藻寓爱国情怀，这在当时那个时代是难能可贵的。梦碧词社社友们不仅写诗作词相互酬唱，而且对作品相互赏析，对词学相互切磋，极力扭转词尚粗率的风气。可以说，梦碧词社对弘扬天津诗词文化同样是功不可没，并且一直影响到今天。但长期以来它悄无声息，某些地方文学史著作对其讳莫如深，只字不提，这又是一个认识与论述上的缺失。 须社、俦社、冷枫诗社、玉澜词社等也是当时天津民间诗词团体。须社由郭则沄、杨味云、管洛声、周学渊、查济猛等二十余人组成，多为文人雅士、清朝遗老、社会名流，曾刊印作品集《烟沽渔唱》，对此亦不可轻言否定。另外，民国时成立的水西庄遗址保管委员会、崇化学会、国学研究社等社团和组织，对传承文明、阐扬艺术也是有功的，在天津文学史上也应占有一席之地。 我认为对民国诗词认识上出现缺失，主要原因是受“正统”思维支配，把民国的传统诗词当成“旁门左道”，认为与时代不符，没有做深入挖掘和研究。其次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民国时的人和事，以“人”划线，认为作者不属于“进步诗人”，遂被排除在外。或是用今天的标准苛求民国时人，亦未能按艺术的眼光和标准评价旧体诗词，将那些曲折隐晦而未能直白表明政治态度的作品轻易打入“另册”。其实，只要以客观平和的态度看待民国时期的文学现象，城南诗社也好，梦碧词社也好，它们在天津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否定不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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