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孟学派儒家的心性说及其特点

思孟学派上绍曾子内省修身行仁之说，把心性说与行仁政结合起来，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其代表人物为子思和孟子。子思(公元前483——前402年)，姓孔，名伋，是孔子之子孔鲤的儿子。《史记·孔子世家》说他曾作《中庸》。侯外庐认为，《中庸》虽然不一定是子思一人的著作，但其思想则可作为思孟学派的代表作来处理。孟子(公元前385—前304年)，名轲，鲁国的附属国邹国人，曾游说齐、梁、鲁、邹、滕、薛、宋等国，祖述三代之德，倡说仁政，却未得重用。晚年在邹国讲学。《孟子》一书，是研究其思想的主要著作。研究思孟学派的心性之说，主要从探析《中庸》和《孟子》这两部著作入手。

“中庸”二字见于《论语》者仅有一次，而在《中庸》一书中所录孔子言论却多至十七八处，但孔子对人们能否至于“中庸”似乎仍是持不肯定态度。他说：

“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在孔老夫子看来，中庸可以悬为“至德”，却是难以做到的。因此，他不是叹息“民鲜久矣”，就是慨叹“不可能做到。”而子思却是知不可为而为之，发挥孔子的中庸思想，写成《中庸》一书，大谈中庸之道。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原来子思论“中庸”的时候，已是战国初期，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斗争日益激烈。他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企图用改良的办法自上而下地推行仁政，要人们安于原有的地位，不要企求地位以外的名利，更不要有过火的行动，企图缓和、消弭尖锐的社会矛盾。因而他强调：“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

怎样才能做到“素其位而行”，使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消弭

原来，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为统治者视作“小人”的被统治者，却是违背中庸，其言行更是肆无忌惮。于是他们不得不借助于夸大主体精神，认为心中有“诚”，就能够成为治理天下的最高规范，“立天下之大本”《中庸》把这个心中的“诚”，吹到神秘无比，至高无上：

“诚者，自成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著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故至诚不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学,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唯天下至诚,…...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如此等等。这样，《中庸》不仅把“心”的真诚说成是万物之本原(不诚无物)，而且是“超乎时间、空间、物质、运动诸范畴的先天的自在物。同时它的变化、形式、内容都是超感觉的”。诚不仅是能够预知祸福的神，而且可以处于与天地并列的地位。他宣称，统治者有了这件法宝，百姓自然会受到感化，至于中庸，而天下大治了。

怎样才能做到至诚呢

这就需要“君子”们弘扬曾子的内省精神，“慎独”、“内省不疚。”所谓“慎独”，就是对“道”要无比忠诚，在人前人后都是一个样子，做到表里如一，即使一个人独处，也要同在大庭广众中所表现的忠诚一样。这样，在自我反省时才无愧于心。

如果说，用自我反思，自我批评的方法使个人的品德修养日益增进，有其可取之处的话；那么，把这种忠诚于大道的精神，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就有如玄人说法，令人不可思议。受业于子思之门的再传弟子——孟子，却进一步发展了子思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心性说。在《论语》和《中庸》里，虽然有许多地方谈心志，夸大人的主体精神，却很少直接提到“心”字，而《孟子》一爷则屡见不鲜，达97次之多。可见，孟氏之重心性，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

从孔子到孟子都贯穿一条重视人，把人当作人看待的适应历史潮流的思想路线。他明确地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倡言得民心者得天下。他以仁政相标尚，周游各国，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一路浩浩荡荡，颇具声势和气魄，与孔子当年梄栖皇皇的情况已是不可同日而语。孟子虽未为诸侯国所重用，但他那种以天下为己任；处处以圣哲君师的口吻同诸侯言谈，亦颇与当年孔子有所不同。他对心力的夸大也大大超过前人。他有机地把仁政与心性说结合起来，铸造其思想主张，完成了以心性为思想基础的整套政治思想体系。

那么，其心性说与仁政、伦理道德有何关系呢？他说:

“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名端也个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贱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这样，心不仅是仁政(斯不忍人之政)的理论基础，而且成为四根——仁、义、礼、智的理论基础，简言之，心既是政治理论基础，又是社会伦理学说的基础。有了这个不忍人之心，施不忍人之政，即可随心所欲，使天下大治。

他认为，这种善心是人所固有的：“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这种善心或善性，乃人之本心。如果经不起外界引诱，不能坚持这种善心就叫做“失其本心。”孟子有一段脍灸人口的话：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合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而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他强调人们做学问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把失去的本心找回来，做一个真正的人。这就是孟子所谓“求其放心。”

如果说“求其放心”是偏重于消极的意义上讲的，那么“存心”、“养性”则是要人们从自身加强内省修身，以正其心，保持和扩充本心之善。孟子用孔子的名义向人们宣称：

“孔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这段话讲了三个意思：

(一)人如能尽到心力去行善，即可知天命、天心；

(二)人如能保持善心，培养与扩充善性，就是对天的崇敬；

(三)修身以待天命，就可以安身立命。尽心即可知天的妙用，就在于像孟子一类以圣哲自命之人，将自己的主观意志说成是天意，将一已之心说成是天心，进而以己配天。

怎么养心存性呢

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寡欲”。在他看来，物欲越少，就越能保持善心，可见心性之学一开始就带有禁欲主义倾向。但他这种方法又不完全是消极的。孟子宣称，由于他养其善心，就能够做到“不动心”。其弟子公孙丑问他：如果您做了齐国的卿相，而能推行仁政，您的内心会不会激动呢？回答是“不动心”，就是说“寡欲”可以使人们在顺利时不激动，临危之际不畏惧。公孙丑问他为什么能够做到“不动心”，回答是：“香善养吾浩然之气。”据他说，这种气“至大至刚”，用正确的方法加以培养，就可以充塞天地。这种气“集义所生。”要培养它就得跟道和义配合。就是说这种气并非实在的物质，而是一种精神力量或者说道德精神。

由此可见，养心不仅是单独地坚持善心，更重要地是要培养和扩充这种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