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不同层次的概念框架中，概念具有不同性质，概念必须在特定的框架中获得意义。墨学对于晚清不同士人亦有着不同的意义，谭嗣同的言行思想并非像某些学者说的那样“无不本之于墨学，宗之于墨学”。譬如，其以身殉道的侠义精神就不唯受墨家思想的影响，还与儒家“杀身成仁”的思想和佛教“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生死观有关。把谭嗣同所言所行皆归因于墨学的结论不仅过分拔高了墨学在谭嗣同思想体系中的地位，还掩盖了谭嗣同思想体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基于谭嗣同思想体系及其对墨学认知的特殊性，在研究谭嗣同思想中的墨学渊源时，要着重注意发掘其思想萌生的原初环境，并与谭思想体系中的其他思想以及同时代治墨者的研究相比较，若不注意这点，就很容易出现过度解读的情况。有鉴于此，笔者拟立足西学东渐、“墨学复兴”的时代大背景，以谭嗣同思想体系中的儒、释、耶等思想因素为参照，剖析谭对于墨学的认知和推崇，挖掘烈士精神背后蕴含的墨学渊源，这无论是对于了解谭嗣同的思想体系，还是把握当时“墨学复兴”的时代潮流，均具有一定价值和意义。谭嗣同思想体系中的儒、释、耶等思想因素为参照，剖析谭对于墨学的认知和推崇，挖掘烈士精神背后蕴含的墨学渊源，这无论是对于了解谭嗣同的思想体系，还是把握当时“墨学复兴”的时代潮流，均具有一定价值和意义。 一、谭嗣同早年对墨学的接受与认知转向 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墨学占据重要地位。墨学由隐到显，由微到著，直至清末形成复兴潮流，蔚为壮观。墨学在近代的复兴或可视作霍布斯鲍姆笔下的“被发明的传统”，是西学冲击与学术变革交相作用的结果。在晚清变局下，墨学这一传统资源被充分挖掘，其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精神适应了社会需要，被时人用来振世救弊和回应外来文明的挑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墨学在近代的重现固然是时势使然，但也与晚清学人的推崇休戚相关。晚清士人对墨学的认知表现为两种，一是开展学理研究，二是对墨学精神的提倡和弘扬，当然，两者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互为条件，相互包含。不过，即便是对墨学纯粹的学理性研究，晚清的知识分子们也会将墨学中的传统因素与时势相结合，且不能完全摆脱对墨学的认同与推崇。譬如，梁启超就曾论道:“今欲救中国，厥惟墨学。”章太炎亦认为:“墨子之学诚有不逮孔老者，其道德则非孔老所敢窥视也。”毫无疑问，救亡的时代旋律促使知识分子从传统资源中寻求一种精神力量以改造萎缩的心灵，墨学正好契合了这种需要，从而推动了当时的墨学研究。对墨学的研究与推崇使得墨家的人格精神进一步为世人所认知和接受，并将其发扬光大。谭嗣同对于墨学的接受更多表现为后者，他在变法失败后的以身殉道之举即为例证。在对谭嗣同思想体系的建构上，墨学虽不如孔学那般对其影响至深，但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谭的书文中可以看出，他不仅对墨家思想有着独到见解，而且对弘扬墨学精神表现出极大兴趣。 谭嗣同 谭嗣同开始接触墨学是在1883年，其时谭只有19岁，但第一次读《墨子》时他就已“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谭氏初读《墨子》时正处于墨学复兴的早期阶段，他有条件系统地接触、研读、吸收墨学，无疑得益于墨学复兴这一历史潮流。谭嗣同身处墨学复兴的历史潮流之中，再加上早年“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的经历，使得他从小养成叛逆心理，对“纲常名教”深恶痛绝，故一接触墨学便沉醉其中。“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足何惜。”不过，谭嗣同早年对墨学的认知还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主要表现为对“西学墨源”说的赞许以及从“华夷之辨”的角度审视墨学。“西学墨源”说虽为回应西学入侵的被动之举，但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该说并不具有合理性，而谭嗣同早年对这一学说极为推崇。他曾论道:“任侠而兼格致，则有墨子之类……盖举近来所谓新学新理者，无一不萌芽于是，以此知吾圣教之精微博大，为中外所不能超越。”在1886年所作的《治言》中他亦谈道:“世之言夷狄者，谓其教出于墨，故兼利而非斗，好学而博不异。其生也勤，其死也薄，节用故析秋毫之利，尚鬼故崇地狱之说……景教之十字架，矩也，墨道也，运之则规也。”可以看出，谭嗣同在谈及墨学时赞同“墨学西源”说并表现出“夷夏之防”观。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空前的民族危机直接促成了谭嗣同对墨学认知的相关变化，这一变化从《治言》和《仁学》内容体系的对比之中可以看出:谭嗣同早年只关注墨学中的“任侠”精神以及自然科学部分，至其作《仁学》时，则对墨学有了更全面和系统的认识。不过，青年时代的谭嗣同对“任侠”精神的理解还只限于游侠生活和游侠理想，并未参透“任侠”精神的实质。他那时“好任侠，善剑术”，甚至还于1884年离家出走，“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察视风土，物色豪杰”。游侠生活对他的性格养成和人生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后来他在维新失败后真正践行“任侠”精神奠定了基础。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谭嗣同对墨学的接受实际上是他对历史处境和生命处境的感受与回应。一方面，谭嗣同早期深受“墨学复兴”潮流的影响，至其思想成熟之时，又适逢传统义理的根基开始动摇，他急切地向传统资源寻求新的政治秩序，这其中就包括墨学，当然也有儒学、佛学以及道家的部分思想;另一方面，谭的一生为死亡阴影所萦绕，同时也深受家庭矛盾以及情感纠纷所带来的痛苦折磨，他对墨学的认知与推崇有一部分可以说是他在这种处境中挣扎时心声的自然流露。 二、谭嗣同对墨学的派系划分及其理念的践行 侠义精神是墨家的重要表现。墨学内部本无“任侠”“格致”的派系之别，谭嗣同在《仁学》中从主观认知上将墨学分为两派。关于“任侠”一派，谭把墨侠精神与东汉党锢之士、宋代永嘉学派联系起来，认为他们“略得其一体”，由此可见谭嗣同心中的“任侠”精神既是党锢之士痛陈时弊、兼利天下之志，亦是永嘉学派那种舍身为公、经世致用之志。 谭嗣同真正践行“任侠”精神是在戊戌变法时期，日益腐朽的封建王朝以及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使谭嗣同产生了救世思想，再加上墨学“任侠”精神的引导，他在时代变局中心怀摩顶放踵之志，试图学习党锢和永嘉之士，以“任侠”精神力挽狂澜。谭嗣同把日本的“变法自强”很大程度上归结为“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挟其杀人报仇”的气概，他认为日本变法的成功实则是“任侠”精神促进改革的成功案例。在此理念的指引下，身为改良派的谭嗣同竟萌生了暗杀思想，他曾论道:“若其机无可乘，则莫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谭嗣同甚至还有过“杀固恶，而仅行于杀杀人者，杀亦善也”的言论。不过，即便如此，谭嗣同自始至终都没有走向革命，这与他的阶级立场不无关系。谭氏的侠义精神中掺杂了许多封建纲常伦理，在整个维新变法过程中，他始终无法摆脱封建礼节尤其是“忠君”思想的约束。谭嗣同虽没有将暗杀付诸实践，但其以身殉道、舍生取义之举显然是墨家“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理想的践行。谭作为“为变法流血”第一人，他的精神对后来许多革命党人侠义之性的养成影响至深。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