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征文】半耕半教办小学

1964年7月，我初中毕业回乡参加集体劳动。刚过了两个多月，九月末，村小学校的任老师跟我说，生产大队和学校一起推荐我当"耕读小学教师”，在村里开办“耕读小学”，并通知我第二天到蝎子山中心小学校开会。

 

在蝎子山小学，郭廷欣校长——一个风度翩翩、精明干练的小学校长，向我们传达了上级精神：为了解决部分儿童因家庭困难、需要照看弟弟妹妹等原因，不能进入全日制学校学习的儿童入学问题，提高适龄儿童入学率，贯彻执行国家“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方针，要在广大农村兴办起专收不能入全日制小学就读的儿童入学的“耕读小学”。顾名思义，就是学生半耕半读，老师半耕半教，适应农忙需要，灵活办学，灵活上课。耕读小学由生产大队管理，教育部门和小学校给予业务指导。耕读小学教师报酬的主要形式是由生产队记“工分”,教育部门每月补助几元学习费。

 

说起来简单，干起来很难。听说耕读小学不收学费，还不耽误干活，不耽误带小孩儿，十几个上不了学的孩子很快召集起来了。但是一无校舍，二无课桌，到哪儿上课呢? 没招儿。我就用上了小时候姐带我玩的办法：热天找阴凉，冷天太阳地儿，下雨到磨屋。很快冬天到了，室外呆不住，磨屋不断有人磨面也靠不住。正在发愁的时候，还是父亲有办法。父亲用家里烧柴用的“秫秸捆”在院子里撺起了一个秫秸庵。我找来了木匠四叔的木工大板凳顺在庵里做课桌。这下有了固定教室和课桌，学生们不用东奔西走打游击了。

 

我们在秫秸庵里上课的情景，被方城县文教局下乡检查工作的一个姓陈的同志看到了，回报到县文教局，局领导大加赞赏，在有关会议上作为典型例子大加表扬。从此我成了全县耕读小学教师因“陋就简、艰苦办学”的先进典型。1965年春天，县文教局组织我和另外几个优秀耕读小学教师到驻马店专区平舆县参观，学习先进的办学经验和教学方法，着力培养提高我们的的教学水平。我的工作刚刚取得了一些成绩，大队党支部、团支部都及时给予肯定和支持，1965年6月，我加入了团组织。同年八月，我作为优秀教师代表出席了“南阳专区半农半读教育先进单位和优秀教师代表会议”。当时我十六岁，个子还没长高，是会议上年龄最小的代表。

  

  

第 四 排 右 三 是 我

 

就在我们在南阳开会的同时，社旗建县，我们所在的陌陂区整体划归社旗县。县直各部门于1965年8月1日正式挂牌办公。社旗县文教局局长李彦俊，是方城县文教局局长原职调到社旗县来的，随同李局长一起来社旗的，还有李芳洲股长和几个方城县文教局的干部。熟人熟路，文教局无缝衔接，继续培养我这个先进典型。几个有经验的老师组成了一个教研班子，运用毛主席《实践论》中关于“认识论”的理论指导教学。根据“实践——认识——实践；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观点，总结、研讨出识字课“八步三关”教学法。通过教学方法研讨会、耕小教师培训班等形式，着重帮助耕读小学教师提高教学能力和教学质量。我在其中是重点培训对象，几乎不会落下每一个机会。在文教局、陌陂区文教助理和蝎子山中心小学等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指导下，我们的学生识字率得到很快提高。不久，我又被推荐出席“河南省半农半读教育先进单位和优秀教师代表会议”。后因文革兴起，会议撤销。但是，已经筹备好的会议奖品还是发下来了。奖品是一些教学挂图，一个闹钟，还有20个小板凳。在家家穷得连个小板凳都置办不起，全日制小学学生为上学自带凳子犯难的当时，我们的学生却每人领到一个学校发给的崭新小板凳，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加上在大队党支部的支持下，我带领学生们在兴修水利时形成的沟埂新土上种蓖麻，收籽卖钱，给学生们买课本、作业本、铅笔等。学生们不仅上学全免费，还能分到一些蓖麻杆拿回家当柴烧。当时，村小学已经为我们调整出三间教室，与全日制小学教室对门。我们一连串的好事,惹得对门许多小学生很是羡慕。

 

县文教局的扶持和宣传力度持续不断加大。先是由文教局贾文芳老师执笔，帮助我整理“因陋就简、勤俭办学”的事迹材料，随后又派出文化馆美术老师——马铁民带一个摄影师来到我们村，采访、搜集我们勤俭办学的事迹。回县城后在文化馆（山陕会馆）东廊房的后墙上（当时没有房顶，只有一面后墙）展出了图文并茂的“因陋就简、勤俭办学”事迹展览。其中既有实拍照片，又有漫画图片，还有文字介绍。文教局还组织了一个报告团，带我和另外两个优秀耕小教师到全县的陌陂、饶良、太和、青台、桥头共五个区巡回报告。与此同时，县有线广播站还把我请到雅致、讲究的隔音录音室录制了发言录音，在全县有线广播中反复播放。这下名气大了。共青团县委、人民武装部、县委宣传部等机构和部门纷纷找来，分别从“优秀团员”、“先进民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等不同角度撰写材料广泛宣传。不久，我先后当选公社、县团员代表、出席了共青团东升人民公社首届团员代表大会，和社旗县首届团代会，并当选为公社团委委员。随后，中共社旗县委在全县树立“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百面红旗”，我和姐姐同登红榜（姐当时是大队团支部书记，创办了青年夜校）。全县一百面红旗，我们一家占了两面，在年轻人中确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同时，我和姐一起被选拔进“社教工作队”（也叫“四清工作队”），政审、体检均已合格，只等通知集训了。 

文革中“耕读小学”一开始并没有停课，县文教局还是经常联系，其他部门也还不断有些会议。除了开会、出差、上课之外，我一直没丢下那“半耕”。尽量挤出时间参加集体劳动。一是挣工分；二是图快乐，特别是栓哥、道成哥当队长的时候，一群年轻人白天一边锄地、翻红薯秧，一边说说笑笑，有时还讲故事，快乐得谁都不愿掉队，离开几天还想得慌。晚上组织民兵巡逻护秋，有时还搞一些民兵训练，我们几个基干民兵持枪站岗、巡逻、练习射击、刺杀格斗，也搞得兴致勃勃。三是自豪，曾经有一段我一个人到西南岗犁地，赶着两头牛拉着一个驮着犁子的驮车去，犁几遭地，再赶着驮车回，也挺快活、挺自豪的。直到现在，我还很留恋那段生活，特意把我的360个人图书馆取名“南阳耕夫”(昵称 nygf )。

 

文革后期，我被结合进大队革命委员会，成了大队领导班子成员。随后，会议、出差等活动多了起来。特别是经常会被公社拉去出公差，什么工作组、宣传队、临时性中心工作办公室等。还受派到桐柏山区调查过一宗指婚骗财的诈骗案。耕读小学的正常教学受到影响，后来随着大形势的变化，全国范围的耕读小学都并入了全日制小学。耕读小学教师转为民办教师。1969年国内政治形势稍趋稳定。1969年2月，中央召开了中断两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下发了《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着手恢复经济。同时，在苏联不断施压的国际形势下，强调要“以战备为纲”，要“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要求“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由于经济建设的需要，中断了多年的招工也恢复了。大约是1969年的8月份，大队党支部苗丰勤书记从公社开会回来告诉我，国家要招工了，公社通知，我是被公社推荐的第一批6个名额之一（其中3名退伍军人，3名社会青年），并交给我一张《招工表》，嘱咐我填写好送到公社。这个消息对我来说，真是喜从天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