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樾废医：一位朴学家的宿命悲情

愈樾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演进过程中，所有社会事件都是自然发生的，往往偶然发生的某个事件却会改变历史的走向。譬如在中国医学史上，清末朴学家俞樾提出废医论就属于偶然的事件，但由他提出的废医论却被其学生及其徒孙们在西方文化的诠释下进一步丰富和拓展，继而极大地扭曲了中医在近现代的演进方向，以致于中医直到今天在其发生的本土地区任然走在异化的路径上。

面对日益被异化和边缘化的局面，我们要想将中医从现代的颓势中拯救出来，首先要对造成这种局面的历史原因进行追根溯源的清理工作，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影响中医发展的社会事件的批判性考察，明辨哪些重要因素对其演进产生了消极作用。毋庸置疑，我们首当考察废医论，而要彻底地批驳废医论对中医的发展造成的毒化和扭曲，就必须回到清末朴学家俞樾那里，对其首次提出废医论进行详细地剖析。中医的发展首先在在他那里发生了拐点，这个拐点在被西方文化强力塑形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原来的方向上去。

一、俞樾废医探源：宿命观驱使下的怀疑精神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与后来提出废医的几位主要人士的西化背景不同，首次提出废医论的俞樾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中国古典文化的卫道者，一位比较晚近的皖派朴学的代表传人，在清代经学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按照常规的逻辑，凡是近代反对中医的学者都是崇奉科学主义的西化人士，俞樾既然是一代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卓越成就的朴学家，他不可能象其徒子徒孙那样去推崇西学并对中国固有文化持着敌视的态度，那么到底是何种目的鬼使神差似地助推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废除中医的主张呢？

我们知道任何一位学者提出某种具有影响力的理论，都会有着相应的生活背景做参照，其中既有当时共有的时代环境，也有特定的个人处境。要回答没有被西化的俞樾为何首次提出废医的问题，首先就要考察其生活背景，从其生活背景中剥离出决定其提出废医论的动机和原因。先看一下俞樾的简历：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晚清著名经学家。他长期从事群经、诸子的校勘和训诂研究，精深细致的研究使其卓有建树，500卷《春在堂全书》是其学术总集，代表作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茶香室经说》和《古书疑义举例》等著作。他在其所处的时代享誉海内外，对日本、韩国的学术界都有着一定的影响。

在近代象征着中国古典文化退出国家意识地位的两个重要事件就是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其中辛亥革命发生在1911年，新文化运动发生在1915年。俞樾生于1821年、卒于1907年，从俞樾的生卒年份来看其所处的时代恰逢西学东渐日盛一日的时期，儒家思想虽然根基有所动摇，却仍然占据着国家意识的统治地位；而且，从俞樾本人的学术理想来看，他是孔孟之道的坚定捍卫者和传播者，十分重视人伦的教化，并认为西学皆在儒学包孕之中，故而对西学采取排斥的态度。显然，西学日盛的文化环境并没有影响保守的俞樾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推崇。

在排出了西学日盛的文化环境根本不是俞樾提出废医论的原因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分析工作进一步缩小到俞樾自身上来，从其治学的态度和个人处境进一步的探讨。俞樾是清末有代表性的经学家，其所治的经学一科追求的就是通过训诂名物阐发群经义理。俞樾本是乾嘉汉学的后期代表人，而乾嘉汉学在训诂的过程中形成了重考据的传统。经学家在考据过程中需要基于自己的知识和判断能力对古代文献进行比对和辨伪，这就首先需要有一种怀疑的精神，而不是对某些经典及其内容进行盲崇。俞樾虽然坚定地捍卫孔孟之道，但对于儒家的经典著作也不是刻意盲从，而是通过古代文献的相互参比进行辨伪。比如他就将《孟子·万章上》中记载的“瞽瞍使舜完廪浚井中”的故事视为好事者编造的虚假内容，而不是历史事实。俞樾的这种重考据、存疑辨伪的经学治学精神就在其《废医论》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比如他在《本义篇》和《医巫篇》中通过对古代典籍的考证，比附卜筮和巫术都被后世废除的文化现象提出了废除中医之说；在《原医篇》中则通过对古代典籍的考证否定了《神农本草经》和《黄帝内经》不可质疑的经典地位，将其贬至占卜星相之列，为其废医论进一步提供佐证；而在《脉虚》和《药虚》篇中，则通过医学文献和相关内容的相互比对，认为医药理论相互矛盾，不可置信，进而彻底否定了中医。

如果说俞樾仅是出于一位朴学家的考据精神而提出废医之论，那么这就有些过于简单和肤浅了。俞樾本是中国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为何单单要和中医过意不去？仅凭其考据的怀疑精神还不足以让他要废除治病救人的中医，这必然还有更深的情感取向。他的这种真正情感取向在《证古篇》中显露无遗，那就是他基于个人的悲惨处境，有着很深的宿命情结。下面就看他的具体表述：

“今之世为医者日益多，而医之技则日益苟且，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亦愈者，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岂独不愈而已，轻病以重，重病以死。”

就是在今天的农村，我们还能经常听到一些老人对疾病治疗有这样的评价：得了病也不要治，医生只能治那些不该死的病人，那些该死的病人治了也白治，不该死的不治也能好。这句话就明确地表达出了俞樾当时对中医治病所持的态度，而且他还认为医药不仅不起治疗作用，反而还有导致小病转成大病、再由大病导致死亡的危害性。那么俞樾的这种宿命情节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就是他个人在漫长的一生中不断地遭受到亲人病逝的打击而导致的。

俞樾在19岁（1840年）那年与外表姐姚氏（舅父家之四女）成亲。二人一生恩爱，育有二男二女。大约从1860年开始，疾病和灾难就接踵而至这个不幸的家族：

甲、长女婚后不久丈夫突然病故。

乙、1866年，次子祖仁身染重病，几近成废。

丙、1872年，长兄俞林病逝。

丁、1879年，夫人姚氏病故。

戊、1881年，长子绍莱英年早卒。

己、1882年，小女绣孙突然病逝。

无疑，这些本该在俞樾之后逝去的家人纷纷在俞樾之前病逝，不仅给俞樾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也给俞樾造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即中医对于疾病几乎没有任何治愈作用，那些能被中医治好的都是他们自己能好的，即使不用施药也能自愈。俞樾的这种宿命观最终导致他在《去疾篇》中提出导致人体疾病的原因是其内在的恶心。对于这种心灵疾病，俞樾认为“医之不足恃，药石之无益”，只有通过养生行善消除恶心才能治好自己的疾病。

综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俞樾的宿命观使其认为医药对疾病毫无用处，转而利用朴学的考据手段在比附卜筮和巫术被废除的基础上，再否定中医经典和医药理论，继而提出废医之论。事实上，俞樾的“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亦愈者；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的这种宿命观曾被其徒孙余云岫所继承，作为其提出废除中医的一个重要依据。

二、废医存药：基于中药治病实践的转变

正像基于自己家族多人不幸病逝的痛苦遭遇得出一种医不治病的宿命观，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其朴学的怀疑精神和相关的考据知识提出废医论一样，俞樾在自己的晚年也是基于对于中医药治病的亲自实践，同样是利用考据知识纠正了自己以前比较偏激的废医观点。他在《医药说》中提出了“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新观点，这个观点被后来的余云岫所继承，发展成了左右至今的名为“中医现代化”、实为“废医存药”的中医科学化路径。

俞樾在继《废医论》之后所作的《医药说》中称“余固不信医也，然余不信医而信药，于是又有医药之说”，那么他是如何从废医论中的“药虚”发展到“不信医而信药”的？考察俞樾的经历，我们不难发现这个转变过程不是来自于他对中医药理论的顿悟，而是源自他对中医药治病的亲自体验。

凡是人都逃不脱生老病死，俞樾自然不会例外，到了晚年他已经是体衰多病。面对来袭的疾病，保守的俞樾选择的不是东渐的西医而是自己曾经撰文提倡废除的中医。正如他在《春在堂诗编》收录的一首诗中写道：“景沪桑榆病是常，原非二竖故为殃，不能坚执废医论，反自营求却疾方”。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俞樾利用中医对自身疾病的治疗是有选择的，他用的是“却疾方”而不是中医理论。俞樾在《医药说》中说明了自己的选择，即“非医生切脉处方杂书药，十数种或数十种合而煮之而饮也，药乃丸散之类也，丸散之类由来已久矣”。即使对“却疾方”的选择，这位固执的朴学家也只采用了中药制剂中的丸散，并利用考据知识对自己选择的结果进行了阐释：“原药之所以自起，盖天生五谷所以养人，人可常服，其余百果、草木则皆不可以常服，故亦不可以养人，然其性有与人之疾宜者。生民之初，皆食草木之实，遇有风雨、隐晦、寒暑，不时之疾病，食一草一木，忽然而愈，始犹不察，继而惊异，转相传告。或暴而干之，屑之为末，或合数种为一，以水和合之，此丸散之名所以始也。”俞樾不仅亲自服用中成药，还自己配置并多处购置名中药送给那些需要的乡亲，他在《医药说》中称“余每配合所谓普济丸者数十料。又于京师、于广州、于上海买膏、丹、丸、散，无虑数十种。有求者，问所患而与之，往往有神效。”

俞樾虽然基于治疗自身疾病的需要和亲身体验肯定了丸散，但他否定中医的态度始终没有转变过来。

三、俞樾与张仲景：类似的处境，不同的归途

通过对俞樾首次提出废医论的详细剖析，我们没有看到这次废医的历史必然性，它只是一次偶然事件。纵观中医学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导致这次偶然事件发生的个人生活背景曾经在汉代的一个身上发生过，他就是被后人尊称为“医圣”的张仲景。如果废除中医的观点要是在张仲景那里被提出，估计中医应该早就在人间消失了。但张仲景面对自己家族的悲惨遭遇，不是得出医不治病的宿命观，而是把悲痛化动力，主动地去研究中医文献，进一步完善中医理论，使自己成为了一代泽陂后世的医学大家。

张仲景在其所著的《伤寒卒病论集·序》中描述了自己宗族的悲惨遭遇：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我们看汉代的张仲景的家族和清末的俞樾的家族有着几乎相同的悲惨遭遇，其家族死亡的人数甚至比俞樾的家族更多，但张仲景却走向与俞樾完全相反的途径，他不是感觉到中医对疾病毫无用处，而是自己发奋图强，努力钻研古代的医药文献，针对致命的伤寒疾病，总结出了理法方药具备的传世经典《伤寒卒病论集》。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俞樾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要比张仲景更加精深，但他们在类似的个人遭遇的基础上却走向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路径，一个成为了中医史上奠定中医诊疗基本框架的“发展中医第一人”，另一个则成为了开后世废除中医之先河的“废除中医第一人”。

历史向中医开了一个大玩笑，一个偶然废医的事件开启了后世废医的必然方向。面对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科学主义给中医带来的日益衰亡的惨状，我们没有必要对早已作古的俞樾发出任何怨言和不敬之词，他那种悲惨的遭遇让谁都会对中医的疗效产生怀疑。但我们即使不幸遇到这种遭遇也不能像俞樾那样去非理智地对待中医，而是要象张仲景那样化悲痛为动力，大力发展中医理论，提出更加有效的诊疗理论来，促进中医疗效水平的提高，让中医为更多患者带来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