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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代的朴学运动与文艺复兴遥相呼应，始于复古，终于革新。清代医学也经历了朴学化的过程，表现为医书校诂的兴起和伤寒派与温病派之争，同时在西学的参与下形成中西汇通的学术潮流。这些都或隐或显地与欧洲文艺复兴思潮相呼应。文艺复兴引发的科学革命将西方古典医学带向了科学医学之路，这一过程也在中国医学朴学化的过程中部分重演，但并不彻底。这一不彻底的变革，恰恰保留下了中国医学特有的人文精神，或可成为饱受现代性困扰的医学现状的一种代偿。 【关键词】 清代医学 朴学 人文主义 科学主义 思想史 【作者简介】 张树剑，医学博士，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树剑教授 14—16世纪，欧洲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文艺复兴运动。无独有偶，16—18世纪的中国（约明季到清乾嘉时期）也完成了一次深具革命色彩的学术转型一一从宋明理学传统转向清代的朴学传统。文艺复兴一方面向上寻求古希腊的学问，一方面向下启迪了近代科学的产生。清代学术的朴学化潮流与文艺复兴的学术方向及结果十分相似，主张复古，抑宋复汉，同时下接清季，成为清末科学化运动的序曲。借助明季以来西学的传入，东西方的学术运动遥相呼应，联结成一个整体。医学是文艺复兴这一部思想启蒙史诗中的重要篇章。希波克拉底与盖伦的著作被翻译与传播，同时催生了医学的新局面，在解剖学、生理学与疾病学领域开启了新的研究。中国所发生的的情况与之类似，清代医学在朴学的影响下，校注考据古典医籍成为一时之风，吸纳新学亦在其中，对古典的发覆和对近代医学的启蒙，均在医学朴学化运动中完成。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清代学术的走向，前辈学人已经有一些比较精到的判断，观点大体相似，认为清代学术的主要思潮为朴学。梁任公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可谓引领之作，谓“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学风自然由蹈空而变为核实——由主观的推想而变为客观的考察”。现代学者以美国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和陈祖武、朱彤窗的《乾嘉学派研究》两部著作讨论较为深入。艾尔曼主要是基于江南地方史的视角揭示清代考据学的崛起，更注重“哲学的框架”；《乾嘉学派研究》则对清代学术的复古之风与经史考证主流地位的确立作出了翔实的梳理。 朴学的学术方向是复古，其兴起在学理上是对宋明理学的反思，复兴汉代经学于是成为它的一个重要主张。之所以称为朴学，与其求实致用的学术特质有关。除经学考据之外，朴学尚留心典章、地理、天文、数学、医药等研究。朴学的主要治学方法即是考据，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所以亦可称之为考据学派。朴学另有一个重要的学术资源就是西学。明季欧洲传教士陆续来华，带来了彼时西方的思想与科技成果。其时，欧洲业已经过文艺复兴的过渡进入近代科学的发明时期。其间，人文主义运动令古希腊科学与医学的文本全面地恢复，更启发了怀疑精神与近代科学思想。所以，西学在进入中国的一开始，就带有人文主义的内在精神。中西实学同气相求，共同启发了清代朴学之风。到了晚清，西学的逻辑学、生物学、法学等译作亦被频频译入，经世致用思想与西学相结合，为洋务运动提供了学术基础。 朴学作为清学的主要思潮，其学术宽度并不局限于儒学学术，已经涵盖了天算、地理、医药等自然科学领域。医学的参与是清代朴学思想运动的重要部分，清代医学也由此完成了一次朴学化转型。检讨明清医学思想的著作，从思想史转型的角度展开论述的著作并不多见，有限的研究更多地是从外部因素，如“西学东渐”对中医学的影响入手。其中一个比较集中的领域是对明季清初传教士的研究，尤其关注附丽于医学之上的西学与中学之间的矛盾与融合。目前，对传教士医生作出较为深入研究的有高晞、董少新、苏精、袁媛等。对于“西学东渐”启发的“中西汇通派”医学流派的研究也较为丰富，皮国立、赵洪钧、何小莲、牛亚华等均有论著发表。然而，目前的研究基本都忽视了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对医学转型的推动作用，导致对中国医学发展脉络的梳理看上去好像是从传统的宋明医学直接通过与西学的交织而进入近代中医学，对于医学在清代转型的复杂性少有讨论。外因固然是中医学转型的重要推力，但是中医学自身的学术传统的变化也构成必然的内在动力。余新忠对这一问题有所提及，他在考查文献后得出结论，认为宋代校正医书局对《伤寒论》校订出版之后，张仲景才进入了医家之眼，所以对张仲景的尊崇和圣化运动始于12世纪，至13世纪中叶之前初步形成了尊崇地位，16世纪中叶兴起再一波热潮，至清乾隆时期，张仲景的医圣地位得以确立。余新忠在文末提出了一个问题，仲景的尊崇和圣化运动何以会在上述历史时期发生？这一运动的内在动力为何? 本文即将展开的讨论即是对余新忠所提问题的部分回应。16世纪中叶到清乾隆时代是朴学思潮的形成时期，朴学开一代学术新思潮，在医学领域的体现就是尊崇仲景。不过直至今天，朴学所倡导的这一路径也没有被完全打开。学界对于对医学朴学化的认识迄今为止仍比较粗略，有关朴学与医学的文章只有寥寥几篇，均是关于朴学家校诂医书的成绩的。笔者认为，清代医学以朴学为中介，在纵向上承接汉代传统，在横向上吸纳西方学术，完成了其转型过程。其中内外因相互作用，一方面是源出自身的朴学影响，另一方面是与外源的欧洲文艺复兴精神的遥相呼应。转型期间所表现出的人文主义色彩，与欧洲之文艺复兴在精神意蕴上“绝似”。但中国医学的最终走向却与欧洲大为不同，并因此留下了独有的人文特点。 二、清代医学的朴学化 朴学与医学结合主要表现在考据方法的运用，在理论层面形成了医书的校诂派，部分朴学家本身就对医学有深入的研究，利用考据的方法校诂医书；医学思想的复古思想，在临床领域表现为伤寒派与温病派之争，成为清代医学流派之争的主要公案。朴学与西学互为表里，对清代医学产生的最为显著的影响就是启发了中西汇通，为清季民国医学科学化铺平了道路。另外，这一时期的朴学医学传播至日本，成为日本医学近代化的开端。 （一）医书校诂学派的形成 宋明理学被放弃后，清初的学者们需要另找一个学术方向，复兴汉代经学由此成为一个重要主张，一个与宋学对立的“汉学”（汉代之学）传统形成。汉学注重经学的复兴，对传统学术致力于全面整理与总结。这一复古思潮延及医学，首先导致了对古典医书的整理与训诂之风。朴学的主要治学方法是考据，所谓“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真所谓于世无患，与人无争，学者可以自藏也”。考据文字、校注医书成为清代经学家与医家共同的学术取向。 古典医书中，《内经》《难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等尤被经学家和医家重视。经学家在医书校诂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有胡澍的《素问校义》、俞樾的《内经辨言》、孙诒让的《札迻·素问王冰注校》、于鬯的《香草续校书·内经素问》、王念孙的《素问合韵谱》等。经学家的考订功夫之精，颇为医家所赏识。民国时期俞鉴泉在俞樾《内经辨言》序中谓：“可知为医必须博学通才，平素涉猎诸书，见有与医界关切之书，在于儒家著集中者，曲园老人《内经素问》四十八条，亦其一焉，信夫其淹通百家，好古敏求，其亦《内经》之羽翼，医界之明星。”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等小学著作，也有对医籍的校诂成果。朴学家以小学功底解医中难字，往往能切中肯綮，如《灵枢·营气》中“营气之道……上行注足阳明，下行至跗上，注大指间，与太阴合，上行抵髀，从脾注心中”一段，《甲乙经》作“营气之道……上行抵脾，从脾注心中”，《内经》注家多随文衍义，如明代医家马莳注为“上行抵髀，即阴陵泉、血海、箕门等穴，倶在髀之内廉，属脾经穴”。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解“脾”“髀”为：“古文以脾为髀字”，依段氏注，此处所存之惑则迎刃而解。医家中对医籍的整理，有张志聪的《素问集注》《灵枢集注》《伤寒论集注》《本草崇原》，高士宗的《黄帝内经素问直解》，周学海的《内经评文》，徐灵胎的《难经经释》，黄元御的《素问悬解》《灵枢悬解》等。牛淑平对《素问》学家作了考察：“宋以后治《素问》著名人物多集中在明清时期，主要代表人物依时间的排序是：马莳、吴昆、张介宾、张志聪、高士宗，从他们的著述可见，清初以前的医家，其治学方法基本上承唐代王冰，偏重于医理注释；乾嘉以后的医家，治学方法基本上承宋代林亿，偏重于校勘训诂。” 清代，上自官方下至民间，对医籍的校释整理形成了一个风潮，这一现象呼应了清代的朴学传统。医家对医籍的训诂丰富了清代的朴学运动，同时儒家学者也直接参与医籍的校诂，形成了医经的校诂派。清代医书的校诂由于考据方法的引入，修正了不少前人的错误，无论对于文字学还是医学理论而言，其功均颇可称道。举例而言，对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的“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唐代王冰注为“圣人心合于道，故勤而行之；愚者性守于迷，故佩服而已”；明代马莳注为“惟圣人为能行之，彼愚人则当佩之”；清人俞樾则注曰：“王注非也，'佩’当为'倍’。《释名·释衣服》曰：'佩，倍也。’《旬子·大略》篇：'一佩易之’。杨倞注曰：'佩，或为倍’。是'佩’为'倍’声近义通。倍，犹背也。《昭二十六年·左传》：'倍奸齐盟。’《孟子·滕文公》篇:'师死而遂倍之’。'倍’并与'背’同。'圣人行之，愚者倍之’，谓圣人行道而愚民倍道也。下文云：'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曰'从’曰'逆’，正分承'圣人’'愚者’而言，行之故'从’，倍之故'逆’也。王注泥本字为说，未达假借之旨。”对比三人所注，虽均是随文发挥，然身为朴学家的俞樾的考据显较其他二人高出一筹。延至民国，被梁启超称为清学正统派（考据派）殿军的章太炎，以及经学家廖平、医家张山雷等，对医学文献均有卓越的校诂成果。今天的医古文界的学者也依然传承了乾嘉学派的方法。 （二）伤寒温病学派争鸣 历史上医家的学术分流有几个比较关键的时段。其中之一便是金元时期，所谓“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形成了医学史上影响极大的河间派、易水派，在此基础上又化生出补土派、滋阴派、泻下派、火热派等，大抵属于寒温之争。部分医家认为疾病多因于火热，部分医家则认为疾病多责之于寒凉。寒温分歧的形成固然有医学本身的原因，如外来药物、疾病谱变化等，但与宋儒的阴阳观念亦不无关系。该论题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恕不赘述。明清之际，宋学受到批评与扬弃，实学兴起并逐渐走向朴学。朴学作为清学的底色，导致了新的医学潮流的发生。 清代最大的医学学派争鸣就是伤寒派与温病派之争，某种程度上也是“汉学”与“宋学”之争。朴学高举复古的旗帜，表现在医家，则为轻视宋代以来的时方，言必称《内经》《难经》《伤寒论》，如徐灵胎、陈修园、吴塘等。医家复古尤其对张仲景与《伤寒论》备加推崇，奉《伤寒论》为医家之正典，所以被称为伤寒派。徐灵胎谓：“仲景《伤寒论》中诸方，字字金科玉律，不可增减一字。”又云：“自唐以后，药性不明，方多自撰。宋元药品日增，性未研极，师心自用，谬误相仍。是以方不成方，药不成药，必良由《本经》之不讲故也。”黄元御将岐伯、黄帝、秦越人、张仲景称为“四圣”，撰有《四圣心源》《四圣悬枢》。吴瑭言：“所以医方之祖，必推仲景。而仲景之方，首重伤寒，人皆宗之。”陈修园谓：“医门之仲景，即儒门之孔子也。”徐忠可亦云：“张仲景者，医家之周孔也。仲景之《伤寒论》《金匮要略》，医家之六经也。”喻昌则曰：“昌不揣，尝概仲景《伤寒论》一书，天苞地符，为众法之宗，群方之祖。杂以后人知见，反为尘饭土羹，莫适于用。兹特以自然之理，引伸触类，阐发神明，重开生面，读之快然，觉无余憾。”伤寒派对于宋明医家的用药不屑一顾，如徐大椿说：“若谓上古之方，则自仲景先生流传以外无几也，如谓宋元所制之方，则其可法可传者绝少，不合法而荒谬者甚多，岂可奉为典章。”其实，时方中有效的方子在所多有，这种门派之见显然已经超出了医学本身，但是在以汉代方书为尊的风潮之下，时方不免受到排挤。 清代与伤寒派分庭抗礼的医学学派是温病派。温病派发端于金元时期，刘完素倡导“火热论”，主要药用寒凉。元明之际的医家王履提出：“夫秋冬之伤寒，真伤寒也；春夏之伤寒，寒疫也，与温热病自是两途，岂可同治?”但是温病论者形成一个颇有影响的学派却是在明清时期，其兴起与明末大疫有较大关系。明末江南名医吴有性在《瘟疫论》中记录：“崇祯辛巳，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始发之际，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当时的医生们不能洞察瘟疫的病因病理，以治疗伤寒的方药治疗，结果对疫情无能为力。吴有性数年亲历疫情，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撰《瘟疫论》，提出“戾气”致病学说，对传染病的认识较前人有了极大突破：“夫疫者，感天地之戾气也。戾气者，非寒非暑非暖非凉，亦非四时交错之气，乃天地别有一种戾气，多见于兵荒之岁，间岁亦有之，但不甚耳。”这肯定了传染病的病因是一种物质，颠覆了传统的六淫致病的模式，提出了另一种病原学说。而且，他还对戾气致病是由口鼻传入，可以在人际间传播，以及发病的季节性与地域性等作出阐述，这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吴有性的评价很高：“（有性）推究病源，参稽医案，著为此书。瘟疫一证，始有绳墨之可守，亦可谓有功於世矣。”吴有性之后，对瘟疫的研究渐多。清代医家喻昌的《医门法律》及《尚论篇》、戴天章的《广瘟疫论》、杨玉衡的《伤寒温疫条辨》、刘奎的《松峰说疫》、陈平伯的《外感温病篇》、余师愚的《疫疹一得》等，均对疫病有所阐发，并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共同完善了温病学理论体系。 由于伤寒派与温病派在用药上有寒温之别，而且，伤寒派不满意于宋元以来的方书，主张复古，崇尚汉代方书，温病派则认为“古方今病不相能”，主张革新古方，多用时方，两者之间始终各执一端，论争不断。不过，虽然伤寒派与温病派之争针锋相对，但两者的精神却有一个相同的内核，即是对现实的怀疑。两者实际上都与朴学思想有关，伤寒派吸纳了朴学的复古主张，温病派则与朴学的怀疑与务实思想相关联。 （三）医学之中西汇通 伤寒派与温病派之争虽然影响深远，但终是中国医学内部学理的分际。西学东来之后，清代医学受到欧洲文艺复兴乃至科学革命的部分影响，促成了影响深远的中西医学汇通潮流。朴学与西学在气质上的相通，令医学朴学家对西学的接纳也能引领风气之先，可以说是朴学引发了中西医汇通的产生，也成为民国时期中医科学化思潮的先声。 明清之际，在华传教士翻译西方医学著作，将西方医学介绍到中国，对中国之固有医学体系的冲击并不大。彼时西方医学相对于传统中医学而言，虽然实证色彩较强，但尚处于由传统医学向近代医学过渡的时期，而且其治疗效果亦无明显的优势。中医学界面对新奇的西方医学，更多的是以一种大国从容的心态面对之。范行准云：“惟接纳西方学说，（明清之际的医家）大多全部受之，无甚阐发亦不作沟通之说。若云沟通，则王宏翰曾以宋儒性理之学，会其通矣，非如清季格致书院经生之策论，与夫唐宗海之徒，作中西汇通之说也。”“迎拒之论，两皆不具，故以言其反响，亦仅一隅耳。”方以智并非职业医家，亦在其《物理小识》《通雅》等著作中引述了早期传教士的生理学著作，其中包括盖伦医学的理论，叙述了血液运动、消化、神经、运动等西学知识，被认为是中西医学思想汇通的启蒙者。稍晚的王宏翰，著有《医学原始》，吸纳了人身小天地说、元神无质说、四元行说、四液说、知觉属脑说等。范行准评价王宏翰云：“以此教言灵魂者之性学，傅会为宋儒之性学，然而以医学述作为沟通中西之学者，《医学原始》其权舆矣。惟宏翰不以旧说傅会之，而以理学傅会之，此与后来之沟通异也。”清中叶之王清任有感于“夫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尝阅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故“尝有更正之心，而无脏腑可见，自恨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由此致力于解剖研究与图绘。唐容川著《中西医汇通医经精义》，认为西医长于“形迹”，中医长于“气化”，主张“损益乎古今”“参酌乎中外”，并试图用西医解剖、生理等知识来印证中医理论，对此后中西医汇通论者影响较大。 延至清季，当“西学东渐”的第二波到来之时，由于近代社会的变革，西方制度的影响，与社会制度相适应的医院的建立，以及西方医学教育的引进实施，民众对西方医学的认知加深，无论是其规范的就医程序，还是对疾病的解释方式，都已渐得民众之心。经历过这一过程之后，中医学的知识结构、理论体系、诊疗制度、传承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在学理上，经过西学浸润过的中医学理论已经难以固守所谓的“血统纯正”。传统的中医学以经络、藏象、气血津液为基本生理术语，以阴阳失衡、气血失和、外感六淫、内伤七情等为主要病因与病理理论，并有八纲、六经辨证等临床思辨理路，对疾病的说明亦均局限于传统的概念，治疗方式当然也是使用本草药物与针灸外治等传统方法。随着西学的进入，中医学本身的学术理论虽然在表面上仍遵循着传统的框架，但其概念内涵却逐渐掺杂进部分西学思想，如经络与血管、神经有了互相解释的空间，脏腑也有了气化之脏腑与解剖之脏腑两种认识，对疾病的命名也开始吸收西方近代医学的病名。汇通之后的中医学在学术框架上看似依旧，实际上却已是一种中西初步杂糅的理论体系了。其次，学术建制方面所发生的变革更趋明显：传统的师徒授受的教学方式渐渐向学校专科教育转变，诊疗空间由病人家庭居所向固定的诊所、医院转移，医学类专业报刊出版，中医师学术共同体组织得以组建，等等。这些外部建制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又对中医学的学理更新产生影响。传统的中医由于各有师承，所以流派众多，学术理论也互有不同，经过学术组织的建制化发展，传统的知识多元共生所依赖的土壤渐渐消失，中医学学理逐渐走向变革统一。简言之，受到西学的影响，中医学在学理与建制上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并成为近代中医科学化的肇端。 清代朴学学风传至日本，对同时期日本的医学也产生了极大影响。与彼时中国医学思想的变化相似，日本江户时期（1603—1868年）形成的医学考据学派、古方派、汉兰折衷派均与朴学思想有关。考据派吸纳中国的学术研究方法，将小学的方法应用于医籍整理，主要成绩有森立之的《素问考注》《伤寒论考注》《本草经考注》，滕万卿的《难经古义》，丹波元简的《伤寒论辑义》等，并出现丹波元胤的《中国医籍考》、冈西为人的《宋以前医籍考》等重要的目录学著作。日本古方派代表人物有名古屋玄医、后藤艮山、香川修庵、吉益东洞等医家，临床思想复古，但不盲从《内经》理论，认为《内经》的阴阳五行等学说虚幻不实，重视《伤寒论》，认为《伤寒论》方实用，不尚空谈：“殚心汉医，立志复古，尝谓医之学唯方耳，汉长沙之书乃古之医学，舍此而莫依。”同时，古方派医家重视实践，主张亲试实验，古方派四大家之一的医者山胁东洋主导了日本历史上首次公开的人体解剖，并将此次解剖的观察所见记录在《蔵志》一书中。朴学学风不仅令日本医家在临床上求实用，复经方，而且接纳西学，形成了日本医学史上的汉兰折衷派，为明治时期日本医学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综上，清代及以后的医家受朴学严谨学风和考据方法的影响，对中医经典进行深入的训释、考证、整理。在此风气之下，中国医学也与近代科学渐行渐近，在对宋明医学反思的同时，衍生出了对疾病的新解释。传统的天人相应的自然观与身体观是中国哲学与中医学观念，这一身体观念在明代以张景岳、孙一奎、赵献可等为代表的医易同源派的思想中得以体现。清代徐灵胎等通过对《内经》的复古考查，对赵献可等人的命门学说作了批评。王学权的《重庆堂笔记》、王宏翰的《医学原始》等均对中医的气化功能观有所反思。沈彤的《释骨》、王清任的《医林改错》等解剖学的论述，也反映了对传统身体观的反叛。 中国医学以复兴古典为幌子，实质上开启了与西学结合的新医学之路，是一次以复古为名的革新运动。其时中医学的两大学派，无论是伤寒复古派，还是温病革新派，都是对宋学的反动。可以说，中医学经由朴学的洗礼，为近代中医科学化打下了思想基础。中医学的近代化革新更为直接的原因是接纳了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医学思想。有学者研究，明末耶稣会士翻译的解剖生理学著作《泰西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以及部分性理著作，已经将包括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在内的西方解剖学知识介绍到中国。范行准言：“宏翰又本身乃一小天地之说，杂采南怀仁、高一志、艾儒略诸人之言，立天形地体图论、四元行论、四元行变化见象论、四液总论等，虽非己说，遴择亦称巨眼，且足破千百年来阴阳五行虚诞之说矣。” 三、清代医学朴学化的变革本质及其不彻底性 在东方的朴学运动兴起时，西方业已经历过文艺复兴的洗礼。文艺复兴原指复兴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这一场运动的精神实质是对经院哲学的反对，以“人学”代替“神学”，所以谓之为“人文主义”。检讨文艺复兴与清代医学朴学化的过程可以发现，两者在学术复古与启发新学两个方面不谋而合。 回归原典本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改革家们的口号。到17世纪初，人文主义的译者们已经给西方读者奉献出完整的古希腊文献的拉丁译本，包括有关医学、数学和天文学的著述。对于普通阅读者来说，这是一个根本的改变。与清代朴学家的工作十分相似的是，欧洲在16—17世纪也兴起了文本校勘。校勘学家使用的话语利用了法律语言，如当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Erasmus)在试图还原某位学者的某一文本时，总会反复审阅该文本的不同手抄本，并将它们作为“证人”，以衡量它们所载的文字的独立性和可靠性。当然，意大利的校勘与中国清代的校勘并非一回事，但是它们回归原典的思想却是一致的。 人文主义的兴起，与其说是古典文化的再生，不如说是近代文化的开端。一方面，文艺复兴在恢复与翻译古典的过程中产生了对古典的解释。随着这场运动的发展，原先尝试恢复古代科学文本的努力，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文本原始内容较为独立的阐释，亦即“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科学最大胆的偏离都是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框架内通过对亚里士多德主义文本进行批判性反思而实现的”。另一方面，人文主义启发了近代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首先，人文主义之所以能够促进科学突破，是因为它公开反对那种阻碍科学突破的的思维模式——亚里士多德的经院哲学；其次，经由人文主义恢复了希腊时期古代数学与天文学的文本。文艺复兴的学者们在对古典的回顾中得到的更大的反响是，人们开始坚信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头脑，相信实验和经验才是可靠的知识来源。这种求实态度、思维方式和科学方法，为17—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家已经不再相信权威，相信自然之书胜过古代的书籍。“现有的种种自然哲学传统并非出自于基于自然事实的证据，而是出自于人类书本的权威，这被说成是它们最大的错误。如果一个人希望获得关于自然界的真理，他应该请教的不是书本权威，而是个人理智权威和基于自然事实的证据。”在医学领域，彼时的学者认为人体本身才是值得相信的书。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强烈主张，想寻求医学真理的人应该撇开古代文本，直接投身草药、矿物和星体的研究。他没有依照希波克拉底和盖伦来编纂他的教科书，而是在经验的基础之上撰写新教科书。维萨里创立了现代解剖学，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把生理学引到观察与实验的道路上来。乔瓦尼·巴蒂斯塔·莫干尼(Giovanni Battista Morgagni)于1761年发表《疾病的位置与病因》，其中对病例的说明从临床症状、死前情况到尸解发现都作了详细记录，用大量的实例，有说服力地证明症状与体内病变的关系。 朴学带有明显实证主义色彩的治学精神和方法，怀疑是其内核，复古与开新是其表现。这一潮流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遥相呼应，既是自身学术传统嬗变的结果，也有西方学术思潮交流的影响。胡适说：“虽然东西的历史与文化迥异，但也存在一些共通之处，例如学者理解过去的方式。换言之，虽然清代学者没有察觉到现代科学的来临，但在对经典进行考证的过程中，他们发展出了一套精细的程序和一系列复杂的方法，而这些从本质上而言是科学的。”如前所述，中国医学在清代的朴学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的论争。温病学派的代表人物吴有性关于疫病的认识突破了传统的理论框架，提出了颇具实证意义的病原学说，这一认识上的突破可以与文艺复兴时期医学化学的开拓者帕拉塞尔苏斯的贡献相比拟。历史上对帕拉塞尔苏斯的评价较为复杂，神秘主义者、骗子、自然哲学家、启蒙化学家等标签令其充满争议，然而他将亚里士多德与盖伦的著作付之一炬，摒弃了传统的对人体的体液解释，主张通过化学分析的方法认知疾病的过程，这一观点相对于维萨里延续盖伦的解剖学传统而言，更具革命性。 所以，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复古与革新都是一体两面。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对宋明理学的反思，分别在欧、中开启了思想的再出发。作为在欧洲经院哲学唯名论(nominalism)运动的催化下形成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的重要内涵就是人文主义的兴起：人成为世界的中心，神权让位于世俗。中国的情形相似，万物至理让位于经世致用，从一个被包装的宇宙观念中解脱出来，放弃空玄的思辨，追求经典的本义，从对儒家经典的疏证、对古音的回溯等途径上突破了宋学的藩篱。在某种程度上，朴学家的努力也是致力于打破“神权天”而引领世界回到世俗社会。有当代学者认为：“文艺复兴的博古学家寻求历史真实也体现在清代考据学者的'实事求是’的努力当中。尽管二者在文化、空间和时间上存在距离，但二者有着一种相似的思想趋向：最初是为了寻找古代的道德典范，而需要进行文本和历史批评的工作，结果则变成'一种思想自身的更高的召唤’，亦即确认事实与寻求真理。” 最后需要指出一点，朴学运动中重塑的中国医学，其人文主义的表现有着自身的特点，也因此导致了一个迥然不同的结果。文艺复兴令人们对自然与人体重新审视，继而启发了机械自然观，产生了笛卡尔主义，从而成为近代科学思想的源薮。西方近代医学继承了同样的思想基础，“当笛卡尔的机械论哲学运用于人体和生物学时，就将以前占统治地位的'生命’力排挤出去”。在这样的哲学指引下，西方近代医学不断成功，进化成今天占据绝对主流地位的现代医学。中国医学与西学的联姻虽然促成了中西汇通思想，引发了民国时期的科学化医学风潮，但是中医学与西方近代医学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中医学没有像有些传统学科一样完全被西学所俘虏，直至今日还保有着独立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方法，而且有着越来越受到认同的趋势。这一结果历经曲折，原因复杂。大体而言，其一，中国医学自身的理论成熟度较高，从业人员众多；其二，中国文化的韧性很强，西方文明经由文艺复兴之后转向数学化的自然观，中国固然与之有交流，但还是延续了自身较为柔性的文化传统，中医学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之一而薪传不灭；其三，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府对中医药在政策上大力支持。所以，机械身体观念这一现代医学的思想基础并未在中医学被完全接纳，中医药也没有完全走向西式的“现代化”或“科学化”道路。 不过，这对于中医学而言殊非遗憾。机械自然观与世界数学化固然是近代科学发生的重要基础，让自然变得可以控制，但也同时击碎了世界的差异性，令世界原有的感性意义消失了。中医学却保留下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缕温情，恰恰是对饱受现代性困扰的世界的一种答案。回顾近代科学兴起以来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数学主宰的科学主义不断地走向成功，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人与自然的疏离。与此一脉相承的是技术越来越发达，而发达的技术如果不经过人性的修正和平衡，文明将走向人们所期望的反面。所以尊重差异与多元，尊重人与生态，尊重他者，成为现代文明反思的趋势。中医学在与西学结合的过程中，由于自身文化的强大惯性，以及外在多种因素的助力，保留了自身的人体观与自然观，相对于从机械论生发出的现代医学而言，更加注重自然伦理。这一点在当前逐渐被数学化的世界中尤其难能可贵，也是中国医学乃至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人文精神。从这一点看，从朴学运动中走出的并不彻底的科学化的中国医学，或许是当下医学文明走向多元化与生态化的一种选择。 四、结语 朴学的兴起是中国哲学发展至清代所发生的一次学术转向与自我更新，对医学典籍整理、医学学派争鸣等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催生出中西汇通的医学思潮，医家与朴学家共同参与了这一时期医学思想的变革。流风所至，朴学思想对日本医学学风以及医学的近代化也有一定的影响。在意大利兴起的反对经院哲学的文艺复兴思潮之后，中国的学者也对宋明理学作出了反思，两者共同高举的学术旗帜是复兴古典。实际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复古并非目的，而是在诠释古典的同时引发对古典的重新解释和对既定威权的怀疑，所以其最后方向都走向了革新，欧洲走向了科学革命，中国也启发了近代化思想。学术思潮变革的影响是广泛而立体的，体现于医学，朴学思想与清代医学学派的状态与交争密切相关：中国医学古典的考证注释蔚然成风，同时在医学临床上兴起了伤寒派与温病派两大影响深远的学派，两者虽然学术主张截然不同，但是寻求医学变革的精神实质却是一致的。 中国医学在与西学的交流中心态复杂，最后走向了并不彻底的科学化中医之路。需要强调的是，革新并不意味着正确。如今看来，人文主义并非像传统的对文艺复兴的描述一样，有着完全积极的作用，对于科学主义的兴起一直以来就有学者在表达着怀疑。文艺复兴之后，科学革命兴起，医学被科学发展所裹挟，其天生的与自然温和相对的气质某种程度上被压制，这成为今天现代医学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而中国医学在与西学结合的过程中保留了自己的人文思想，为世界保有了多元主义的医学模式。以对瘟疫的态度为例，科学主义的医学观对瘟疫的治理思路之一是寻找病原体，并发明药物以消灭病原体；而中国古人将瘟疫称为“天行”，这一称呼本身就是隐含着天人相应的哲学智慧，与疾病共处的思想至少可以为瘟疫的治理提供更多的思维路径。中国医学没有被完全“科学化”或许是历史留给人类的馈赠。 (责任编辑：王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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