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扶阳派综述

扶阳派，又名火神派，形成于清末，是指以郑钦安为开山宗师，中医学中一个比较年轻的流派，理论上推崇扶阳，临床上善用姜，附，桂、附子等辛热药物。

 

清末光绪年间，成都府知府朱大人的夫人患吐血病，已经一年多，医药无效，成都府属16个州、县，纷纷推荐当地名医来为夫人治病。他们或认为夫人的病是血热妄行；或认为是阴虚火旺，逼血外溢。结果愈治愈坏，日趋严重。经人推荐，请名医郑钦安来府诊视。

当日郑钦安诊见夫人面容苍白，虽是夏至季节，床上还铺着皮毡，盖着丝棉大被，显得十分怕冷。舌质淡红，苔白腻。诊毕，郑钦安处方：制附片四两，炮干姜四两，炙甘草二两。朱知府看方后竞瞠目结舌，且量大超常，治此等吐血重症，焉有不惊之理。孰料，药后，病人自觉周身凉爽，胸口舒畅，吐血竟然止住，而且吃了两小碗稀饭。病人坦途，由此而愈。此方干姜附子都是大热之药，朱知府为表谢意，特赠郑钦安金匾一块，上书“医宗仲景”四字。

扶阳，喻称“善用热药之良医为一炉火也”，是对擅长应用附子等辛热补火(阳气)药物医家的称谓，称某医家为“某扶阳”者，显然含有对其擅用附子等热药的推重和赞许，由于附子在热药中的首要地位和代表意义，称某医家为“某附子”者，与“某扶阳”是等同含意。所谓扶阳派，理论上推崇阳气，临床上强调温扶阳气，以擅用附子、姜(生姜、干姜、炮姜)、桂(肉桂、桂枝)等辛热药物著称的一个 医学流派3其中，尤以擅用附子为突出特点，乃至诸多扶阳派医家和传人被冠以“某扶阳或“某附子”雅号，从一定意义上讲，不擅用附子，就不成其为扶阳派。

《黄帝内经》

历史上，各家医派虽然都有自己的一家学说，但是在理论上有继承，有发展，则是各家医派的共同特点，任何医学流派的形成都是继承经典理论和前辈经验的结果。 可以说，每个医学流派都有其学术渊源，都可在前辈医家著作中整理出其思想脉络来。比如金元四大家虽然各树一帜，但都学有所本，均以《内经》为宗，并吸收前 辈或同时代医家的学术思想，抓住某一个或某一方面的研究课题如脏腑病机、六气皆从火化、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等深入钻研，并有所创新而独树一帜，成为独具特色的医学流派。

扶阳派也不例外，总体分析，扶阳派脱胎于伤寒派，又吸取了温补派的理论精髓，结合自己的多年实践，进而发展为独立的学术流派。

郑饮安早年师从于名儒刘止塘，尽得其传，刘氏“指示《黄帝内经》 、《周易》太极、仲景立方立法之旨”。“余沉潜于斯二十余载，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仲景 立方垂法之义，“所览医书七十余种。可以看出，郑氏穷二十余年之精力，探索《周易》、《内经》、《伤寒》三书的精髓，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仲景立法垂 方之义’’。故其学术思想基础，上溯《周易》、《内经》，中得《伤寒》心法，下览历代医家著述而兼采其长，从而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功底，于《伤寒论》研究尤 深，著述了《伤寒恒论》，成为其理论的根基，进而提出自己的一系列学术主张，他在《医法圆通》序中说，自己“不揣鄙陋，采取杂症数十条，辨明内外，判以阴阳，经方、时方皆纳于内，俾学者易于进步，有户可人，虽非万举万当，亦可为医林之一助云尔”，其著书立说之心昭然已明。所谓“可为医林之一助 者，一种医学见解之意也，志在“俾学者易于进步，有户可人”也，其创立扶阳派学术思想之心了然可知矣。

除了《伤寒论》，对其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是温补派了。以薛己、张景岳为代表的温补学派继承了易水学派的脏腑病机学说，既重视脾胃，又深入探讨了肾命学说，从 元阴元阳两个方面阐述了人体阴阳平衡的机制及其重要意义，提出注重阳气的学术见解，对后世医家产生积极的影响，追随者甚多，郑钦安及扶阳派的传人显然从中 吸取了很多精华，尤其是重视阳气的观点，为自己创立新说奠定了基础。

 

渊源：

 

扶阳派以擅用附子为突出特点，但郑钦安绝非最早擅用附子的医家，历代前贤中擅用附子者不在少数。正是这些医家应用附子的长期经验积累，才影响和启发了扶阳派的诞生。医圣张仲景可谓善用附子第一人。

 

宋代石藏用：《泊宅编》记载：“蜀人石藏用以医术游都城，其名甚著。余杭人陈承亦以医显。然石好用暖药，陈好用凉药……皆有称于一时。俗语云：'藏用檐头 三斗火，陈承箧里一盘冰，。陆游《老学庵笔记》亦有记载：石藏用，“名用之，高医也。尝言今人禀赋怯弱，故按古方用药，多不能愈病。非独人也，金石草木之 药，亦比古人弱。非倍用之，不能取效。故藏用以喜用热药得谤，群医至而为谣言曰：藏用檐头三斗火。”

明代严观：严观，“仁和人，其治病也，不拘古方，颇有胆略。有“严附子，之称，以其善用姜汁制附子也。”“或难之曰：附子性热，当以童便制，奈何复益以 姜?严日：附子性大热而有毒，用之取其性悍，而行药甚速，若制以童便则缓矣，缓则非其治也。今佐以生姜之辛而去其毒，不尤见其妙乎，是以用获奇效’’ (《浙江通志》)。

明代吴球：16世纪上半叶人，字茭山，浙江括苍人，曾为御医，善用附子，人称“吴附子”。著有《诸证辨疑》，《活人心统》，今存抄本，李时珍《本草纲目》间引其论。《名医类案》和《名医续案》中均载其投用附子验案，颇具功力，常医莫及，援引如下： 　　一富室患中寒阴证，名医盈座。最后延吴御医至，诊之曰：非附子莫救，但忘携来。令人急至药铺购之，拣极重者三枚，生切为一剂，计重三两投之。众医吐舌，私 自减其半量，以一两半为剂进之，病遂已。吴复诊日：为何减吾药量?吾投三枚，将令其活三年也，今止活一年半耳。后年余果病发而卒(《名医类案卷一》)。

另有菅姓妇患目眶红肿溃烂，数年愈甚，百计治之不能疗，目亦近盲。御医吴球诊后日：“吾得之矣。为投大热之剂数服，其病如失，目亦复明。问之，曰：此女人 进凉药多矣，用大热剂，则凝血复散．前药皆得奏功(《名医续案》)。按：“十问歌，云：“再兼服药参机变”，提示诊病需要参考先前用药，以供辨证。此病 “红肿溃烂”，前医势必多用凉药。然其“百计治之不能疗”，知是寒证，故用大热之剂(揣摩当是附子)收效。此等眼界，颇见吴球功力。

以上石藏用是蜀人，而严观和吴球均是浙江人，并非四川人。单凭这点，可见地域因素并非催生医学流派的必然条件，更不可能阻碍其向外传播。其他擅用附子的医家肯定还有，限于眼界无法顾及。由于上述医家未能留下医著，无法窥其学术思想，但其千百年来的经验积淀和传播，无疑会对扶阳派的诞生起到催化作用，这是可以摁见的。

 

1、 产生时代背景：

医学是为社会和民众服务的，任何一个医学流派的产生，都离不开时代背景。各家医派的学术主张都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医疗现状以及时弊而提出的。历览各个 医学流派产生的背景，都能证明这一点。学术争鸣从来就是催生医学流派的时代因素，扶阳派同样是为批判世俗时弊，在补偏救弊的过程中形成的。

清初，温病学说逐渐兴起，乾隆以后，叶天士更将温病学发展至鼎盛阶段，《清史稿》载：“大江南北言医者，辄以(叶)桂为宗，百余年来，私淑者众。时人称： “近来习医者，案头无不置一叶氏医案。近代著名医家谢观也认为，“有清中叶，医家于温热治法最所殚心，以至用药多以寒凉轻灵为风气，相延日久，则形成一种 倾向，不求经旨，拘守成法，脱离辨证，出现崇尚阴柔，恣用寒凉的流弊，所谓“时方派”、“轻灵派成为一种时尚，所用之药大都是桑叶、菊花、金银花、连翘、 丝瓜络、豆豉、薄荷之类的所谓轻灵之品，给医界带来不良影响。同时代的《吴医汇讲》即指出：“近来风气，畏温热而喜寒凉，每见元虚、湿温、风湿等症，舌白，渴不欲饮者，亦有用犀角、地黄、竹叶、石膏辈，病本在气分，或反引人血分，或胃败不纳，呃逆泄泻，轻病重，重病死，深为扼腕。加上长期以来积淀的喜补畏攻、喜轻避重的庸俗医风之影响，更助长了这种恣用寒凉的流弊。

为了扭转时弊，郑氏从推重阳气的观点出发，反复批驳了“畏温热而喜寒凉的倾向及对附子等辛热药物的偏见：“最可怪者，近之病家好贵恶贱……甘死于参、芪、归、地之流，怕亡于姜、附、硝、黄之辈。此皆医门不幸，亦当世之通弊也(《医法圆通卷一》)。“目前，世人畏附子、干姜，不啻砒毒，即有当服附子，而亦不肯服者，不胜屈指矣。嗟呼阴阳不明，医门坏极(《医法圆通卷二》)。“只因世风日下，不究病之阴阳，专究方药之平稳。不知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多死焉。火猛烈，民望而畏之，鲜死焉。总之，水能生人，亦能死人；火能生人，亦能死人(《医法圆通卷四》)。 　　就在这种与时俗流弊辩争的情势下，郑钦安著书立说，以《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两书应世，大张旗鼓推出了扶阳派的学术主张，以“为医林之一助，成为“扶阳派首领”。

郑钦安能够创立并推行扶阳派学说，与其设帐授徒有一定关系，正是这一点，为传播其学创造了有利基础。相对于其他学派而言，这一点比较特 殊。众所周知，一种新学说提出以后，并不一定就形成学派，独木不成林，一人不成派。所谓“派，需要一定人数作基础，得到一群人的支持、附和，试看各家学派 都是由师徒传授、师承教育而形成的。虽然不排除私淑和遥承之辈，毕竟不如亲炙者。郑钦安晚年设帐授徒，传授其学，显然具备了这一特殊优势。所谓设帐授徒， 相当于办了一个学习班、培训班，人数当有一定规模。考金元四大家中尚无设帐授徒之例，仅是传统的师徒传授，人数有限。与设帐授徒比较，人员规模显然有多寡 之别。郑钦安作为师长，在培训班中处于核心地位，由他提出扶阳派学说，众多弟子接受并奉行之，传承下去，自然形成以他为“首领”的新的医学流派。笔者推 测，其《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二书即是授课教材，观其书中体例．似乎可以看出这一点。再看两书题款，除署名“郑钦安著以外，尚署有“同门某某、某 某……同校”款式，显然是师生合作的成果。

 

2、产生地域因素：

任何一个学派的产生，都与医家所处地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有着一定的关联。例如．温病学派产生于江浙地带，显然与该地气候偏于湿热，温病高发有关。扶阳派诞生于四川亦非偶然，著名医家谢利恒先生早已认识到这一 点，他在《中国医学源流论》中指出：“吾国地大物博，跨有寒温热三带……是以水土气候、人民体质各地不同，而全国医家之用药，遂亦各适其宜，而多殊异。即 以长江流域论，四川人以附子为常食品，医家用乌附动辄数两，麻黄柴胡动辄数钱，江南人见之，未免咋舌，然在川地则绝少伤阴劫津之弊者，则以长江上游由青海 西康雪山中急流人川，寒性正盛，川人饮此寒水，故用乌附热药适得其平，解表亦非多量麻柴无能为力。

谢氏所谓“四川人以附子为常食品”，可以找到很多资料佐证。已故四川籍名医何绍奇先生(1945～2005)曾回忆说：“(四川)江油为附子之乡， 至今街上还设店卖附子，1包1公斤，色如冰糖，谓是上品，用以馈赠亲友。我小时候身体弱，尿床，每到冬至，几乎家家户户都用附子炖狗肉。这时，父亲就带我 去他朋友家喝狗肉附子汤。在我印象里，附子的味道和土豆差不多，久煮之后，嚼着面面的，大概1碗4～5片，约1两左右。一次，在上海拜访姜春华先生，他问我：你们四川人拿附子当菜吃，是真的么?我说我就吃过，姜老为之咋舌。

著名学者南怀谨先生抗战时期的一段奇遇也很有趣：“抗战时到达四川后，遇见了一位有名的中医，外号叫扶阳爷。这位扶阳爷家中常年不断地煮着一大锅附子汤，谁都可以喝上一碗。对于这一桩医案，内心常感不解。到了峨眉山。才因庙中僧人喝附子汤而有所契悟。原来峨眉山中峰大坪寺的开山祖师，当年初建山上寺 庙时，受过许多困苦，在他饥寒交迫时，常在山中采集乌头来吃，乌头也就是附子。后来山上众僧相沿成习，每年规定一日，全体僧人停食，只喝附子汤，以纪念开 山祖师的艰苦奋斗。当大家喝附子汤的这日子来临时，附子早已入锅煮一昼夜又多了。所以大家年年都喝附子汤，但也没有死过一个人。于是我才恍然大悟：经过久 煮的附子，可能毒性早已挥发殆尽，剩下的是增加热能的成分。难怪扶阳爷家的附子汤大锅，也是日夜不停地在沸腾着(《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

四川人真是视附子为常食品，啖附子如芋栗。在这种饮食习俗中，难怪何绍奇先生说“善用附子者莫过于四川医生”，医家用乌附动辄数两了。扶阳派的宗师郑钦安，诸多传人吴佩衡、唐步祺、范中林、卢崇汉等均出自四川自是情理中事。另一传人祝味菊虽系浙江人，但弱冠人川，拜蜀中名医刘雨笙等3人为 师，数年学成，且在四川度过了17年光景，入境随俗，自然形成擅用附子的用药风格。1926年为避川乱迁居上海，名扬沪上，因此祝氏亦可视为川医。同样由于地域原因，与四川比邻，气候特点相似的云南、贵州两省，亦多扶阳派医家，擅用附 子，自是顺理成章。

地域因素虽是扶阳派产生的一个原因，但是绝不能成为限制扶阳派传扬全国的理由。地域虽然不同，医理却是一致。有是病用是药，地域因素绝 不可能成为限制一家学说传播的口实，这一点应该是常识。纵观医史，各个学派、各家学说，从未因为地域因素而受限制，试看无论产生于江浙地带的温病学说，还是诞生于中原的伤寒学派，至今不都是在全国通行吗?还有一个著名的事例可资证明：祝味菊先生虽系浙江人，但弱冠人川，学得扶阳派理论后，东赴上海，以擅用 附子大行其道，竟有“祝派之称。他既未因身属浙江籍而反对扶阳派，亦未因行医沪上而对使用附子有所收敛。当然，这与因地制宜的辨证精神并不相背，这一点毋 庸赘言。

 

干姜、附子、附子汤

 

 

 

 

 

学术思想：                                  

任何一个医学流派的创立和发展，都必须提出新的理论和观点。以郑钦安为代表的扶阳派学术思想最主要的是：推重阳气，善用扶阳方法治病，擅用大剂干姜附子等辛热药物，对阳虚阴盛病证即阴证的辨识全面而深刻，这些观点十分突出甚或超越前人，对后人也颇具影响。当然扶阳派的学术思想与以张景岳为代表的温补派有所不同。

 

宗师和传人：

郑钦安

扶阳派的开山鼻祖是郑钦安。郑钦安(1824～1911)，名寿全，四川邛崃人，清同治年间，在成都开创了“扶阳派，《邛崃县志》称其为“扶阳派首领。以 重视阳气，善用附子、干姜等辛热药著称，人誉“郑扶阳，“姜附先生”，誉满川蜀，成为当时独树一帜的扶阳派领军人物。

郑钦安晚年设帐授徒，自然桃李众多，传人不在少数。从有限的资料中可知，人室弟子有卢铸之(1876～1963)先生，光绪十六年(1890年)从师于郑钦安， “三载亲炙，有闻必录”，继承郑氏学术思想，屡起沉疴，时人尊为“卢扶阳。其子卢永定传其衣钵，在60余年实践中善用大剂附子、桂枝、生姜等品，屡起沉疴 痼疾，民间亦尊为“卢扶阳。卢铸之之孙卢崇汉亦以擅用大剂附子、姜桂著称，为当代扶阳派代表人物，现为成都中医学院教授。可谓一门三代，薪火相传。

郑钦安的学说著作传播较广，私淑、遥承扶阳派者更多，举其要者录之。

 

常用扶阳方药：

吴茱萸

郑钦安用药讲究精纯不杂，其用于扶阳之品主要是附子、干姜、生姜、炮姜、肉桂、桂枝、吴茱萸等，辅助用药主要有甘草、砂仁、半夏、丁香、茯苓等等。药味颇精，所谓“随拈二三味，皆是妙法奇方 也。

其中，“补坎阳之药，以附子为主，自是首选药物。

干姜用为补脾阳主药。

桂枝用为补心肺阳气主药。

肉桂用以补下焦阳气，兼善气化，小便不利者多用之。如 “前后二便不利，三五日亦不觉胀，腹痛，舌青滑，不思饮食者……此下焦之阳虚，而不能化下焦之阴也。方用四逆汤加安桂’’(《医理真传卷二》)。

吴茱萸用为厥阴主药。如“病后两乳忽肿如盘，皮色如常，微痛，身重喜卧，不思一切饮食者……此阴盛而元气发于肝胃也。乳头属肝，乳盘属胃，故决之在肝胃也。此病当 与附子理中汤加吴茱萸 (《医理真传卷二》)。又如“两胁忽肿起一埂，色赤如朱，隐隐作痛，身重，爪甲青黑者……此厥阴阴寒太盛，逼出元阳所致也。夫两 胁者，肝之部位也，方用四逆汤重加吴茱萸” (《医理真传卷二》)。凡见气机上逆者，多加砂仁、吴茱萸、半夏、丁香等，如：“反胃者……有因胃阳不足， 中寒顿起，蔽其下行之机者，法宜温中降逆，如理中加吴萸、半夏之类是也”(《医理真传卷四》)。

关于方剂，郑钦安提倡“经方、时方俱无拘执，但作为一个伤寒学家，他确实偏重经方，善用经方，有道是“知其妙者，以四逆汤、白通汤、理中、建中诸方，治一 切阳虚症候，决不有差……有当轻清以扶阳者，大小建中之类是也。有当温养以扶阳者，甘草干姜汤、理中汤之类是也。有当辛温辛热以扶阳者，四逆、白通之类是 也。此皆治阳虚之要诀也’’(《医理真传卷四》)。因为经方已广为人知，这里不作详细介绍。

但四逆汤作为其最常用方，视为“补火种之第一方”，故将郑氏对此方的论述予以简介。他认为“四逆汤力能扶先天之真阳，并非专为少阴立法，而上、中、下三部 之法俱备，所以大大扩展了四逆汤的治疗范围。他说：“四逆汤一方，乃回阳之主方也……姜、附、草三味即能起死回生，实有令人难尽信者。余亦始怪之，而终信 之。信者何?信仲景之用姜附而有深义也。故古人云：热不过附子。可知附子是一团烈火也。凡人一身全赖一团真火，真火欲绝，故病见纯阴，仲景深通造化之微， 知附子之力能补先天欲绝之火种，用之以为君。又虑群阴阻塞不能直入根蒂，故佐以干姜之辛温而散，以为前驱，荡尽阴邪，迎阳归舍，火种复兴，而性命立复，故日回阳。阳气即回，若无土覆之，光焰易熄，虽生不永，故继以甘草之甘，以缓其正气。缓者，即伏之之意也。真火伏藏，命根永固，又得重生也，此方胡可忽视哉 (《医理真传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