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重扶阳 擅用姜附

首重扶阳 擅用姜附——郑钦安学术思想探讨之四
                                   张存悌

　　郑钦安最重要的学术观点是重视阳气，在人身各种阳气中，他又特别推重肾阳，认为是人身立命之根本，这是就正常生理而言。那么在病理状态下，他自然也重视阳气，认为“万病皆损于阳气”，“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有阳则生，无阳则死”， 也就是说阳气衰弱与否是疾病善恶转化的关键。故其治病立法首重扶阳，临症时首先考虑元气损伤情况，以辛热之药扶阳抑阴，擅用姜、附，四逆汤之类的药物，形成非常鲜明的用药风格，以致创立了一个十分独特的医学流派——“火神派”。

　　1 首重扶阳，元气为本

　　郑钦安注重阳气，我们在前面已经充分论述，这无疑是他推崇扶阳的理论基础。那么在人体患病时，他自然也要以元气为本，倡导扶阳，对扶阳抑阴有着深刻的见解，形成独具特色的扶阳理论。这方面郑氏有很多论述，下面归纳3点。

　　1.1 病有万端　治之但扶真元　

　　郑氏说：外感内伤“皆本此一元有损耳”，“病有万端，亦非数十条可尽，学者即在这点元气上探求盈虚出入消息，虽千万病情，亦不能出其范围”（《医法圆通·卷三》）；“仲景立法，只在这先天之元阴、元阳上探取盛衰，不专在后天之五行生克上追求。附子、大黄，诚阴阳二症之大柱脚也”（《医理真传·卷二》）。

　　郑氏以中风一症为例，突出表达了推崇扶阳的观点：“众人皆作中风治之，专主祛风化痰不效，予经手专主先天真阳衰损，在此下手，兼看何部病情独现，用药即在此攸分。要知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恃此先天一点真气耳。真气衰于何部，内邪外邪即在此处窃发。治之但扶其真元，内外两邪皆能绝灭，是不治邪而实以治邪，未治风而实以祛风，握要之法也（《医理真传·卷二》）。也就是说，并非见风祛风，见痰化痰，而是“专主先天真阳衰损，在此下手”，“治之但扶其真元”。

　　还有健忘一症，老年人居多，世多以为心脾不足，精血亏损所致为主，用药专以天王补心、宁神定志诸方，确是市习常法。郑氏则认为，“此症总以精神不足为主，属阳气亏虚，治应培补阳气。方用白通汤久服，或桂枝龙骨牡蛎散、三才（封髓丹）、潜阳等汤，缓缓服至五六十剂，自然如常”（《医法圆通·卷二.》）。 突出扶阳理念，令人耳目一新。

　　又如癫、痫二证，“缘由先天真阳不运，寒痰阻塞也”，“以予所论，真气衰为二病之本，痰阻是二病之因，治二症贵宜峻补元阳，元阳鼓动，阴邪痰湿立消，何癫痫之有乎”（《医理真传·卷四》）。

　　再如小儿痘症，世医“见下陷不足之症，用药总在这参、芪、鹿茸、归、芍，以为大补气血，究竟致死者多”，“而不知在人身立命之火种上用药”。“以为四逆汤乃伤寒之方，非痘科之方，不知此方正平塌下陷痘症之方，实补火种之第一方也”（《医理真传·卷四》）。

　　举一反三，可悟郑氏推崇扶阳思想的真谛，即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症下药，而是“治之但扶其真元，从扶阳着手，以元气为本，此乃握要之法”。

　　1.2 阴证三候　皆宜扶阳

　　郑氏归纳的扶阳法的适应症是：“大凡阳虚阴盛之人，满身纯阴，虽现一切证形，如气喘气短、痰多咳嗽、不食嗜卧、面白唇青，午后、夜间发热，咽痛、腹痛泄泻、无故目赤、牙痛、腰痛膝冷、足软手弱、声低息微，脉时大时劲，或浮或空、或沉或细，种种不一，皆宜扶阳”（《医法圆通·卷三》）。显然，这不仅指纯阴之证，还包括真气上浮和虚阳外越以及阳虚欲脱诸多阴火假热之证，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纯阴之证运用扶阳法是正法正治，谁都会用。郑氏独到之处在于对潮热,出血,目赤,耳肿,唇红,牙痛等诸多阴盛格阳和阳虚欲脱引起的阴火病症，均倡导温热扶阳，这不仅需要学识，更需要丰富的经验。这也正是郑氏扶阳理论中最独到之处。

　　1.3 三阳不足　分别扶之

　　阳气有上中下三部之分，治疗应该“按定上中下病情消息”，“随其所伤而调之”（《医理真传·卷二》）。 所谓“病情有定向，用药有攸分”，这是郑氏扶阳法用药的一个很具体的原则，“真阳或不足于上，真阴之气即盛于上而成病，用药即当扶上之阳，以协于和平。真阳或不足于中，真阴之气即盛于中而成病，用药即当扶中之阳，以协于和平。真阳或不足于下，真阴之气即盛于下而成病。 用药即当扶下之阳，以协于和平。此三阳不足，为病之主脑也”（《医理真传·卷二》） 总之，“损之于何脏何腑，即在所发之处求之，用药自有定见”（《医理真传·卷二》）。具体用药则讲究圆通活法，“有当轻清以扶阳者，大、小建中之类是也；有当温养以扶阳者，甘草干姜汤、理中汤之类是也；有当辛温、辛热以扶阳者，四逆、白通之类是也。此皆治阳虚之要诀也”（《 医理真传·卷二》）。

　　当然应该指出，郑氏推重扶阳，并非一味追求温热，事实上他对阴虚、火热等阳证的辨治也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而且也颇有特色。郑氏不仅擅用姜附等热药，而且也擅用硝、黄、石膏等凉药，对白虎汤、承气汤等清热泻火剂的使用都十分纯熟，亦堪借鉴，因其不属我们研究的重点，故不多作介绍。下面举范中林、吴佩衡先生案例以资验证郑氏扶阳理论。

　　偏枯（脑血管意外） 陈某，女，65岁。因脑血管意外患中风，左侧半身不遂已经8年。口嘴歪斜，流清泫涎不止，每年秋冬开始卧床，次年春天可扶床缓慢移步。1971年冬，病势沉重，患者一再告之家人，今冬难以熬过，命备后事。遂来求诊，入冬以来，畏寒蜷卧，重被覆盖，左侧半身不遂，骨瘦如柴，手足厥冷，头部发木，如盛盒内，脸面浮肿，面色苍白，舌质淡、苔白腻。 辨证：半身不遂多年，阳气日衰，属少阴寒化。阴寒内盛，阳虚水泛已极，急须回阳救逆，化气行水，以四逆汤并真武汤加减治之。药用：制附片120g（久煎），干姜60g,炙甘草60g,白术、茯苓各30g,炮姜60g,上肉桂15g（冲服）。上方服1剂后，全身发痒，如虫爬行。连服4剂，身上开始感觉轻松，头木之感渐消。上方随证加减，遇有外感风寒，关节疼痛，加麻黄、桂枝、细辛，阳气渐回，则姜附酌减；其后，又酌加人参、黄芪、当归、菟丝子等，以增助阳益气、活血养血之效。 如此坚持服药半年，面色渐转正常，浮肿消退，食欲倍增，四肢变温，精神好转。1972年4月已能起床，依靠拐杖或他人搀扶，能缓缓移步；到同年7月，即可丢掉拐杖而行。7年来再未卧床不起，能料理家务( 《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按 中风偏枯已经八年，病势沉重，若按通常治法，可能以益气活血为法，选用补阳还五汤之类套方。范氏观其舌证，认为少阴寒化，阴盛阳衰已极， 故投大剂四逆汤，随证加减，始终以扶阳为法，充分体现了郑氏观点：“众人皆作中风治之，专主祛风化痰不效， 予经手专主先天真阳衰损，在此下手”，“治之但扶其真元，内外两邪皆能绝灭，是不治邪而实以治邪，未治风而实以祛风，握要之法也”。范中林深谙此旨，在案中说道：“不能按一般中风之常规论治”，而是“治之但扶其真元”。始终用大剂四逆汤加味治之，终于起此八年沉疴，扶阳理论得以生动体现。

　　石淋（肾结石） 黄某，男，44岁。患者以腰痛数年而住入昆明军区某医院治疗，经X线摄片检查，发现右肾肾盂有10粒结石影象，小如花椒，大至蚕豆，诊断为“肾结石”。因身体虚弱不能耐受外科手术，遂出院延吴佩衡先生诊治。腰痛已久，时有所发，痛如绞作，延及腰腹，下引宗筋；痛甚则神怯而畏寒肢冷，小腹胀痛，小便短涩，饮食欠佳，精神缺乏，舌苔白滑而厚腻，脉沉迟无力。辨为肾脏寒极，寒湿不化，内结成石。以温肾扶阳温化之法治之，投以四逆汤加味。药用：附片60g,杜仲10g,桂枝30g,干姜40g,茯苓30g,上肉桂10g（研末、泡水兑入），北细辛6g,甘草6g。服药11剂后，相继经尿道排出结石4粒，其中曾有1粒较大者，排出时嵌于尿道口，尿线中断，其痛非常，经用镊子夹出。经X线复查，尚余6粒结石，但影象均较前为小，原大如蚕豆者已不复见。唯因肾寒日久，腰尚冷痛，结石未全排尽，其法不变，继以扶阳温化法。药用：附片100g,干姜50g,狗脊10g,北细辛6g,薏苡仁30g,桂枝30g,上肉桂10g（研末、泡水兑入），甘草10g。因服药有效，信心不移，连服不断，病情大减，食增神健，体质大为好转。前后相继数10剂，腰痛已不复作，开始恢复工作。再以上方加减，数月后，最后1粒结石亦随尿排出（《吴佩衡医案》）。

　　按 见石不治石，而能成功排石，靠的是“治之但扶其真元”，从扶阳入手，用大剂四逆汤加味，生动的体现了扶阳理论的威力。全案始终未用一味排石药，竟能愈此结石重症，令人惊佩。

　　慢性前列腺炎案　张某，男，57岁。慢性前列腺炎反复发作3年。开始仅尿频，睾丸不适。服中药清热利尿剂数付，即告缓解。其后屡犯屡重，不仅尿急、尿频、尿路灼痛，并常感生殖器冰冷麻木。曾用中西医各种方法治疗，服清热解毒利湿等中药150多剂，自觉症状有增无减，并发展至阳萎，全身瘫软，步履艰难，被迫全休。刻诊：恶寒蜷卧、肢体萎软、神靡、头晕、失寐、食欲大减；睾丸坠胀及腹，常感凉麻疼痛，小便浑浊频数，阳萎；面色萎黄暗黑，舌质淡白，白苔密布，根部苔淡黄厚腻，脉沉微细。此为少阴阳衰，阴寒内盛，治宜补阳温肾，散寒止痛，以四逆汤加上肉桂治之。药用：川附片（久煎）、干姜120g,炙甘草60g,上肉桂15g（研末冲服）。连服3剂，少腹和睾丸坠胀疼痛减轻，小便色转清，尿频也好转，阳气渐复。前方附子、干姜减至60g,再加茯苓、炒白术以建脾除湿，继服30剂。头晕、失眠、恶寒、乏力，少腹及睾丸坠胀，均进一步减轻，生殖器凉麻感亦较前轻。舌质稍现红润，黄白厚腻之苔已减。继续温补肾阳，兼顾其阴，再佐以温中健脾，以四逆并理中加味治之。药用：川附片（久煎）、干姜、炙甘草60g,党参30g,上肉桂（研末冲服）10g,冬虫夏草15g,宁枸杞3g,菟丝子30g,茯苓20gg，服药10余剂，诸证继续好转，前列腺炎基本痊愈。 同时，多年来之低血压、头昏、失眠等证，亦均消失，3个月后恢复工作(《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按 慢性前列腺炎，一般都从湿热论治，多用套方套药，其实效果并不可靠。验之临床，本病多有属于阳虚证型者，奈何湿热者认同多，阳虚者辨识少，乃至错认虚实，治之越旋越远尚不觉，皆是不识阴阳之过也。本案前曾服用清热解毒利湿中药多剂，病情有增无减，亦可见其治未中的。范氏“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从阳虚阴盛着眼，“治之但扶其真元”，摒弃一切清热利湿之药，以大剂四逆汤治之，3个月治愈3年痼疾，尽显火神派风格。

　　支气管哮喘 刘某，男，49岁。10余年前，患慢性支气管炎，后发展为哮喘，经常发作，每冬必重，常须住院治疗。某医院确诊为“支气管哮喘”、“肺气肿”久治未愈。1978年7月来诊。刻诊：气紧、心累、乏力，偶有咳嗽、痰少、清稀色白；体稍胖，两颧赤黯，唇乌、舌淡白、苔灰白厚腻。时值伏天，哮喘虽未大作，病根犹存。证属少阴，法宜扶先天之元阳，镇纳浊阴之气，以四逆加味治之。药用：制附片（久煎）、干姜片60g,炙甘草18g,上肉桂15g,生白术30g。二诊：上方加减服20余剂，诸证皆减。活动后仍觉气紧!心累，舌质仍淡，苔腻稍退，守原法再进。又服20余剂，气紧、心累明显减轻，双颧黯赤色稍退，舌质微现淡红，苔厚腻减。为巩固疗效，拟四逆、理中合方加味，配成丸药，坚持服用两个月。药用：制附片、干姜片150g,炙甘草60g,红参30g,炒白术120g,上肉桂60g,宁枸杞、菟丝子、紫河车各120g，共研细末，加红糖为丸，如枣大，每日2次，每次2丸。经服药后，该年冬季与往年截然不同，在严寒之晨，可在室外坚持打太极拳和跑步约1h，坚持工作己1年多，咳喘未再发作（《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按 多年哮喘，宿根缠绵，逢寒则重，难以根治，此已是该病通例。范氏着眼于少阴肾阳亏损，从“扶先天之元阳”入手，又是大剂姜、附，未用降气平喘化痰之类套方套药，再次显示了扶阳理论的临床价值。

    2 擅用姜附 独具风格

　　理论上郑钦安推崇扶阳原则，在具体遣方用药上，则以擅用附子、干姜、四逆汤等温热方药著称，形成非常鲜明的用药风格，以致人誉“郑火神”、“姜附先生”。考“火神”之意，是赞誉善使用范围，用热药（多指附子）的良医之谓也。他创立了一个十分独特的学术流派——火神派，本人被尊为“火神派首领”，这在医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火神派以擅用附子为其突出特点，换句话说，不擅用附子就不成其为火神派。其诸多传人如祝味菊、昊佩衡、范中林、唐步棋等人均享有“某附子”、“某火神”之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有学者将郑氏归人到张景岳为代表的温补派中，可能考虑到郑氏重阳扶阳的观点与之接近。但是，比较一下，可以发现二者在用药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温补派用药一般讲究阴阳并补，熟地与附子同用，并不突出附子，像张景岳却以擅用熟地著称，以致人誉“张熟地”。而郑钦安则专用温热药物，且多单刀直入，人誉“姜附先生”。笔者意见，毋宁称之为“温热派”或者“火神派” 更为确切。

　　在扶阳法中郑氏最推祟的药物是附子，道理何在？他说：“用药者须知立极之要而调之”；“热不过附子，甜不过甘草，推其极也，古人以药性之至极，即以补人身立命之至极，二物相需并用，亦寓回阳之义”；“非附子不能挽欲绝之真阳”。郑钦安反复提到“附子大辛大热，足壮先天元阳”；“附子辛热，能补坎中真阳，真阳为君火之种，补真火即是壮君火也”（《医理真传·卷二》）。“补坎阳之药，以附子为主”（《医理真传·卷二》）。“桂、附、干姜，纯是一团烈火，火旺则阴自消，如日烈而片云无。况桂、附二物，力能补坎离中之阳，其性刚烈至极，足以消尽僭上之阴气，阴气消尽，太空为之廓廊，自然上下奠安，无偏盛也”（《医理真传·卷二》）。总之，他认为附子为热药“立极”之品，用以“补人身立命之至极”的元阳，自是顺理成章。后来祝味菊先生称附子为“百药之长”，唐步棋先生称“附子为热药之冠” ，应该都是从郑氏对附子的推崇演绎而来。

　　郑氏反复批驳了世习对附子等药的偏见，其一是“阴阳不明”，当用而不会用：“世人畏附子、干姜，不啻砒毒，即有当服附子，而亦不肯服者，不胜屈指矣。嗟呼！阴阳不明，医门坏极”（《医法圆通?卷二》）。其二是喜清恶温，专究平稳，当用而不敢用：“只因世风日下，不究病之阴阳，专究方药之平稳。不知水懦弱，民押而玩之，多死焉。火猛烈，民望而畏之，鲜死焉。总之，水能生人，亦能死人；火能生人，亦能死人。…… 学者苟能洞达阴阳之理，自然头头是道，又奚疑姜、附之不可用哉”（《医法圆通·卷四》）

　　归纳郑钦安擅用附子的经验和独特风格，可以概括为广用、重用、早用、专用等几个特点，下面分别述之。

　　2.1 广用

　　郑钦安治疗阴证几乎方方不离附子，认为：“凡一切阳虚诸症,如少气、懒言,身重、恶寒,声低、息短、舌润、舌黑、二便清利、不思水饮，心悸、神昏、不语、五心潮热、喜饮热汤、便血、吐血、闭目妄语、口臭难禁、二便不禁、遗尿遗屎、手足厥逆、自汗、心慌不寐，危候千般，难以枚举，非姜附何以能胜其任，而转危为安乎？（《伤寒恒论·问答》）仲景应用附子，以“脉微细，但欲寐”为指征，病至少阴方用。郑氏则提出凡一切阳虚诸症均可应用，不必等到病至少阴方用。显然，郑氏扩大了附子的使用范围。

　　纵观郑氏广用附子，主要有两种形式：

　　其一，直接以附子为主药，最常见的就是四逆辈。他在论述四逆汤的功能时说道：“凡世之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为皆可服也”（《医理其传·卷二》）。“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予每用此方救好多人，人咸目予为姜、附先生”（《医法圆通·卷四》）。显然，郑斥扩展了四逆汤的治疗范围。

　　其二，在应症方剂中另加附子。这是因为“下阳为上中二阳之根，无下阳即是无上中二阳也”（《医理真传·卷二》）。凡见阳虚，均可加用附子。例如治阳虚怔肿心悸，方用桂枝龙骨牡蛎汤，“再重加附子”。“ 加附子者，取其助真火以壮君火也”（《医理真传·卷四》）。又如治头面畏寒者，“法宜建中汤加附子”。鼻渊、鼻浊而流清涕者，治以封髓丹加安桂、吴萸，“甚者，加姜、附二三钱，屡屡获效”（《医法圆通·卷一》）。

　　2.2 重用

　　郑钦安认为：“阴盛极者，阳必亡，回阳不可不急，故四逆汤之分两，亦不得不重”（《医理真传·卷三》）。其书中隨处即有“峻补坎阳”、“大补元阳”、“大剂四逆汤”之语，例如，他治疗阴证口臭，“予曾治过数人，虽见口臭，而却纯阴毕露，即以大剂白通、四逆、回阳等方治之。”若二三剂后不见症减，认为病重药轻“仍宜此法重用多服”（《 医法圆通·卷一》）。可以说，他擅用附子，不仅体现于广泛应用附子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重用附子的剂量上。虽然郑氏没有留下医案（这是十分遗憾之处），但据唐步祺先生讲，郑氏用附子常至100g、200g……超越常规用量，可谓前无古人。很多文献都记载“他常用大剂姜、桂、附等辛温燥烈之药，治愈阳虚重证而饮誉蜀中”。 能用附子也许并不难，能用超大剂量者方显风格与胆识，人们称之为“郑火神”， 也许更多的是惊叹于他听所使用的超常剂量。仲景应用附子，最大量是3枚（桂枝附子汤及白术附子汤），约80g，而且主要用于治疗寒湿痹痛。用于回阳时，四逆辈类方最多不过大附子1枚，约30g.。所以郑氏用量显然超过仲景，这正是火神派超常之处，显出其独创风格。后世火神派传人如吴佩衡、范中林、唐步祺等辈用附子也常至100g、200g甚至更多，确实显出鲜明的用药风格。后人常常议论火神派的惊世骇俗，主要就指他们投用附子时的超常剂量。郑氏在其书中未提到重用附子时须要先煎，而祝、吴、范氏等辈用附子时均倡导先煎1-3h，这一点应该提醒注意。

　　2.3   早用

　　郑氏扶阳，提倡早用姜附，“务见机于早”，稍见阳虚端倪即应用之，以免虚阳上浮、外越甚至酿成脫症，延至病势严重时才用。他在论述四逆汤时指出：“细想此方，既能回阳，则凡世之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皆可服也。何必定要见以上病形（指头痛如裂、气喘促等阳虚欲脫之状）而始放胆用之，未免不知几也。凡知几者，一见是阳虚症而即以此方，在分量轻重上斟酌,预为防之,方不致酿成纯阴无阳之候也。酿成纯阴无阳之候,吾恐立方之意固善,而追之不及,反为庸庸者所怪也。怪者何？怪医生之误用姜、附,而不知用姜附之不早也”（《医理真传·卷二》）。四逆汤本为阳虚厥逆而设,不要等到阳虚欲脱时才用,“务审机于先”。他强调“凡见阴气上腾诸证,不必延至脱症时始用回阳，务见机于早,即以回阳镇纳诸方投之,方不致酿成脱症之候。…凡见阳之下趋诸症,不必定要现以上病情（指四肢厥逆,二便失禁已成脱症）而始用逆挽,务审机于先,即以逆挽益气之法救之,自可免脱症之祸矣”《医理真传·卷一》。

　　2.4   专用

　　郑钦安与张景岳在理论上都重视阳气，但在具体用药上则大相径庭。张景岳温补讲究阴阳互济，熟地与附子常常同用，体现阴中求阳；郑钦安则专用姜附等纯阳温热之药，讲究单刀直入，不夹阴药。在《医法圆通》“阳虚一切病证忌滋阴也”一节中他明确表示：“凡阳虚之人，多属气衰血盛，无论发何疾病，切不可再滋其阴。若更滋其阴，则阴愈盛而阳愈消，每每酿出真阳外越之候，不可不知。”

　　他认为，扶阳专用温热药物乃是仲景所倡：“仲景为立法之祖，于纯阴无阳之证，只用姜、附、草三味，即能起死回生，并不杂一养阴之品，未必仲景不知阴中求阴乎？仲景求阳，在人身坎宫中说法；景岳求阳，在药味养阴里注解。相隔天渊，无人窥破，蒙蔽百年，不忍坐视，故特申言之”（《医理真传·卷二》）。“今人亦有知得此方者，信之不真，认之不定，即用四逆汤，而又加以参、归、熟地，羁绊附子回阳之力，亦不见效。病家等毙，医生朿手，自以为用药无差，不知用药之未当甚矣”（《医理真传·卷四》）。

　　他多次批评将阳八味（金匮肾气丸）、大补元煎等视为扶阳必用之方的观奌：“二方概以熟地为君以补阴，枣皮（山萸肉）以滋阴，丹皮以泻火，用桂、附仅十中二三。试问：既曰命门无火，理宜专用桂、附以补火，何得用地、枣以滋阴，丹皮以泻火乎？”（《医理真传·卷二》）。“方中桂、附二物，力能扶坎中真阳，用此便合圣经，何得又用熟地、枣皮之滋阴，阴邪既盛，就不该用此。丹皮之泻火，益火而反泻火，实属不通”（《医理真传·卷四》）。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人参是补阴药而非扶阳之品，“用为补阳回阳，大悖经旨”，“仲景不用参于回阳，而用参于大热亡阴之症以存阴，如人参白虎汤、小柴胡汤之类是也。”“至于阴盛逼阳于外者，用参实以速其阳亡也”（《医理真传·卷三》）。应该说郑氏这些观点，确实言之有理，论之有据。

　　当然，郑氏擅用姜附，并非一概滥用，而是在准确辨证，认定阴证的前提下施之，“不知予非专用姜、附者也，只因病当服此。……予非爱姜、附，恶归、地，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医法圆通·卷四》）。“总之用姜附亦必究其虚实，，相其阴阳，观其神色，当凉则凉，当热则热，何拘拘以姜附为咎哉？”（《伤寒恒论·问答》）由此可以看出，郑钦安立论并不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