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首重扶阳，擅用姜附
郑钦安最重要的学术观点是重视阳气，在人身各种阳气中，他又特别推重肾阳，认为是人身立命之根本，这是就正常生理而言。那么在病理状态下，他自然也重视阳气，认为“万病皆损于阳气”，“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有阳则生，无阳则死。”也就是说阳气衰弱与否是疾病善恶转化的关键。故其治病立法，首重扶阳，临证时首先考虑元气损伤情况，以辛热之药扶阳抑阴，擅用姜、附、四逆汤之类的方药，形成非常鲜明的用药风格，以致创立了一个十分独特的医学流派——“火神派"。
一、首重扶阳，元气为本
郑钦安注重阳气，我们在前面已经充分论述，这无疑是他倡导火神派的理论基础。那么在人体患病时，他自然也要以元气为本，倡导扶阳，对扶阳抑阴有着深刻的认识，形成独具特色的扶阳理论。这方面郑氏有很多论述，下面归纳三点：
(一)病有万端，治之但扶真元
他说：“外感内伤，皆本此一元有损耳。"“病有万端，亦非数十条可尽，学者即在这点元气上探求盈虚出入消息，虽千万病情，亦不能出其范围"(《医法圆通·卷三》)。“仲景立法，只在这先天之元阴、元阳上探取盛衰，不专在后天之五行生克上追求。附子、大黄，诚阴阳二症之大柱脚也"(《医理真传·卷二》)。
他以中风一症为例，突出表达了推崇扶阳的观点：“众人皆作中风治之，专主祛风化痰不效。予经手专主先天真阳衰损，在此下手，兼看何部病情独现，用药即在此攸分。要知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恃此先天一点真气耳。真气衰于何部，内邪外邪即在此处窃发。治之但扶其真元，内外两邪皆能绝灭，是不治邪而实以治邪，未治风而实以祛风，握要之法也"(《医理真传卷二》)。也就是说，并非见风祛风，见痰化痰，而是“专主先天真阳衰损，在此下手"，“治之但扶其真元’’。
还有健忘一症，老年人居多，世多以为心脾不足，精血亏损所致为主，用药“专以天王补心、宁神定志诸方”，确是市习常法。郑氏则认为，此症“总以精神不足为主”，属阳气亏虚，治应培补阳气，“方用白通汤久服，或桂枝龙骨牡蛎散、三才(封髓丹)、潜阳等汤，缓缓服至五六十剂，自然如常"(《医法圆通·卷二》)。突出扶阳理念，令人耳目一新。
又如癫痫二症，“缘由先天真阳不运，寒痰阻塞也”。“以予所论，真气衰为二病之本，痰阻是二病之因，治二症贵宜峻补元阳，元阳鼓动，阴邪痰湿立消，何癫痫之有乎?’’(《医理真传卷四》)与通常治法确实不同。
再如小儿痘症，世医“见下陷不足之症，用药总在这参、芪、鹿茸、归、芍，以为大补气血，究竟致死者多"，“而不知在人身立命之火种上用药。"“以为四逆汤乃伤寒之方，非痘科之方，不知此方正平塌下陷痘症之方，实补火种之第一方也"(《医理真传卷四》)。
举一反三，可悟郑氏推崇扶阳思想的真谛，即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症下药，而是“治之但扶其真元"，从扶阳着手，以元气为本，此乃“握要之法"。
清·王昂曾云：“医以辅养元气，非与疾求胜也。夫与疾求胜者，非味杂辛烈，性极毒猛，则得效不速，务速效者隐祸亦深，吾宁持久缓而待其自愈也。"徐灵胎亦认为：“诊病决生死者，不视病之轻重，而视元气之存亡，则百不失一矣。"以上所论治病以元气为重的观点与郑氏推重肾阳的观点可谓异曲同工。
(二)阴证三候，皆宜扶阳
郑氏归纳的扶阳法的适应证是：“大凡阳虚阴盛之人，满身纯阴，虽现一切证形，如气喘气短，痰多咳嗽，不食嗜卧，面白唇青，午后、夜间发热，咽痛，腹痛泄泻，无故目赤，牙痛，腰痛膝冷，足软手弱，声低息微，脉时大时劲，或浮或空，或沉或细，种种不一，皆宜扶阳”(《医法圆通卷三》)。显然，这不仅指纯阴之证，还包括真气上浮和虚阳外越(均属阴盛格阳)以及阳虚欲脱诸多阴火假热之证，笔者将纯阴之证、阴盛格阳、阳虚欲脱称之为“阴证三候’’，郑钦安正是主张阴证三候，皆宜扶阳，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纯阴之证运用扶阳是正法正治，谁都会用。郑氏独到之处在于对潮热、出血、目赤、耳肿、唇红、牙痛等诸多阴盛格阳和阳虚欲脱引起的阴火假热病症，均倡导温热扶阳，这不仅需要学识，更需要丰富的经验，这也正是郑氏扶阳理论中最独到之处，以后我们将详细论之。
(三)三阳不足，分别扶之
阳气有上中下三部之分，治疗应该“按定上中下病情消息"，“随其所伤而调之’’(《医理真传卷二》)。所谓“病情有定向，用药有攸分。这是郑氏扶阳法用药的一个很具体的原则。“真阳或不足于上，真阴之气即盛于上而成病，用药即当扶上之阳，以协于和平。真阳或不足于中，真阴之气即盛于中而成病，用药即当扶中之阳，以协于和平。真阳或不足于下，真阴之气即盛于下而成病。用药即当扶下之阳，以协于和平。此三阳不足，为病之主脑也。"总之，“损之于何脏何腑，即在所发之处求之，用药自有定见”(《医理真传卷二》)。具体用药则讲究圆通活法，“有当轻清以扶阳者，大、小建中之类是也；有当温养以扶阳者，甘草干姜汤、理中汤之类是也；有当辛温、辛热以扶阳者，四逆、白通之类是也。此皆治阳虚之要诀也"(《医理真传卷二》)。
当然应该指出，郑氏推重扶阳，并非一味追求温热，事实上他对阴虚、火热等阳证的辨治也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而且也颇有特色。他不仅擅用姜、附等热药，而且也擅用硝、黄、石膏等凉药，对白虎汤、承气汤等清热泻火剂的使用都十分纯熟，亦堪借鉴，因其不属我们研究的重点，故不多作探讨。
下面举范中林、吴佩衡先生案例以资验证郑氏扶阳理论。
偏枯(脑血管意外)：陈某，女，65岁，成都市人。因“脑血管意外”患中风，左侧半身不遂已经8年，口嘴歪斜，流清涎不止。每年秋冬开始卧床，次年春天可扶床缓慢移步。1971年冬，病势沉重，患者一再告之家人：今冬难以熬过，命备后事，遂来求诊：入冬以来，畏寒蜷卧，重被覆盖，左侧半身不遂，骨瘦如柴，手足厥冷。头部发木，如盛盒内。脸面浮肿，面色苍白。舌质淡，苔白腻。辨证：半身不遂多年，阳气日衰，属少阴寒化，阴寒内盛，阳虚水泛已极。急须回阳救逆，化气行水，以四逆汤并真武汤加减主之：制附片120g(久煎)，干姜6Og，炙甘草6Og，白术30g，茯苓30g，炮姜6Og，上肉桂15g(冲服)。上方服1剂后，全身发痒，如虫爬行。连服4剂，身上开始感觉轻松，头木之感渐消。上方随证加减：遇有外感风寒、关节疼痛，加麻黄、桂枝、细辛；阳气渐回，则姜附酌减。其后，又酌加人参、黄芪、当归、菟丝子等，以增助阳益气、活血养血之效。如此坚持服药半年，面色渐转正常，浮肿消退，食欲倍增，四肢变温，精神好转。1972年4月已能起床，依靠拐杖或他人搀扶，能缓缓移步；同年7月，可丢掉拐杖而行。七年来再未卧床不起，能料理家务(《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中风偏枯已经八年，病势沉重，若按通常治法，可能以益气活血为法，选用补阳还五汤之类套方。范氏观其舌证，认为少阴寒化，阴盛阳衰已极。故投大剂四逆汤，随证加减，始终以扶阳为法，充分体现了郑氏观点：“众人皆作中风治之，专主祛风化痰不效。予经手专主先天真阳衰损，在此下手……治之但扶其真元，内外两邪皆能绝灭，是不治邪而实以治邪，未治风而实以祛风，握要之法也。’’范中林深谙此旨，在案中说道：“不能按一般中风之常规论治’’，而是“治之但扶其真元"，始终用大剂四逆汤加味治之，终于起此八年沉疴，扶阳理论得以生动体现。
石淋(肾结石)：黄某，男，44岁。以腰痛数年而住入昆明军区某医院治疗，经X线摄片检查，发现右肾肾盂有十粒结石影像，小如花椒，大至蚕豆，诊断为“肾结石”，因身体虚弱不能耐受外科手术，遂出院延吴佩衡先生诊治。腰痛已久，时有所发，痛如绞作，延及腰腹，下引宗筋，痛甚则神怯而畏寒肢冷。小腹胀痛，小便短涩。饮食欠佳，精神缺乏。舌苔白滑而厚腻，脉沉迟无力。辨为肾脏寒极，寒湿不化，内结
成石，以温肾扶阳温化之法主之，投以四逆汤加味：附片6Og，杜仲1Og，桂枝30g，干姜40g，茯苓30g，上肉桂1Og(研末，泡水兑人)，北细辛6g，甘草6g。服药11剂后，相继经尿道排出结石四粒，其中曾有一粒较大者，排出时嵌于尿道口，尿线中断，其痛非常，经用镊子夹出。X线复查，尚余6粒结石，但影像均较前为小，原大如蚕豆者已不复见。唯因肾寒日久，腰尚冷痛，结石未全排尽，其法不变，继以扶阳温化主之：附片1OOg，干姜5Og，狗脊1Og，北细辛6g，苡仁30g，桂枝30g，上肉桂1Og(研末，泡水兑人)，甘草1Og。因服药有效，信心不移，连服不断，病情大减，食增神健，体质大为好转，前后相继数十剂，腰痛已不复作，开始恢复工作。再以上方加减，数月后，最后一粒结石亦随尿排出(《吴
佩衡医案》)。
史潮流见石不治石，而能成功排石，靠的是“治之但扶其真元"，从扶阳入手，用大剂四逆汤加味，生动的体现了扶阳理论的威力。全案始终未用一味排石药，竟能愈此结石重症，令人惊佩。
慢性前列腺炎案：张某，男，57岁。慢性前列腺炎反复发作3年。开始仅尿频，睾丸不适。服中药清热利尿剂数付，即告缓解。其后屡犯屡重，不仅尿急，尿频，尿路灼痛，并常感生殖器冰冷麻木。曾用中西医各种方法治疗，服清热解毒利湿等中药15O多剂，自觉症状有增无减，并发展至阳痿，全身瘫软，步履艰难，被迫全休。刻诊：恶寒蜷卧，肢体萎软，神靡，头晕，失寐，食欲大减。睾丸坠胀及腹，常感凉麻疼痛，小便浑浊频数，阳痿。面色萎黄暗黑，舌质淡白，白苔密布，根部苔淡黄厚腻，脉沉微细。此为少阴阳衰，阴寒内盛，法宜补阳温肾，散寒止痛，以四逆汤加上肉桂主之：川附片120g(久煎)，干姜120 g，炙甘草6Og，上肉桂15 g(研末冲服)。连服3剂，少腹和睾丸坠胀疼痛减轻，小便色转清，尿频也好转，阳气渐复，前方附子、干姜减至60g；再加茯苓、炒白术以健脾除湿，继服30剂。头晕、失眠、恶寒、乏力，少腹及
睾丸坠胀，均进一步减轻，生殖器凉麻感亦较前轻。舌质稍现红润，黄白厚腻之苔已减。继续温补肾阳，兼顾其阴，再佐以温中健脾，以四逆并理中加味主之：川附片6O g(久煎)，干姜60g，炙甘草6Og，党参30g，上肉桂1O g(研末冲服)，冬虫夏草15g，宁枸杞30g，菟丝子30g，云苓2Og。服药十余剂，诸症继续好转，前列腺炎基本痊愈。同时，多年来之低血压、头昏、失眠等症，亦均消失。3个月后恢复工作(《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慢性前列腺炎，一般都从湿热论治，多用套方套药，其实效果并不可靠。验之临床，本病多有属于阳虚证型者，奈何湿热者认同多，阳虚者辨识少，乃至错认虚实，治之越旋越远尚不觉，皆是不识阴阳之过也。本案前曾服用清热解毒利湿中药多剂，病情有增无减，亦可见其治未中的。范氏“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从阳虚阴盛着眼，“治之但扶其真元"，摒弃一切清热利湿之药，以大剂四逆汤治之，3个月治愈3年痼疾，尽显火神派风格。
支气管哮喘：刘某，男，49岁。十余年前，患慢性支气管炎，后发展为哮喘，经常发作，每冬必重。医院确诊为“支气管哮喘"、“肺气肿"，久治未愈。1978年7月来诊。刻诊：气紧，心累，乏力，偶有咳嗽，痰少，清稀色白。体稍胖，两颧赤暗，唇乌，舌淡白，苔灰白厚腻。时值伏天，哮喘虽未大作，病根犹存。证属少阴，法宜扶先天之元阳，镇纳浊阴之气，以四逆加味主之：制附片60g(久煎)，干姜片6 Og，炙甘草1 8g，上肉桂1 5 g，生白术30g。二诊：上方加减服20余剂，诸症皆减。活动后仍觉气紧、心累。舌质仍淡，苔腻稍退，守原法再进。又服20余剂，气紧、心累明显减轻。双颧暗赤色稍退，舌质微现淡红，苔厚腻减。为巩固疗效，拟四逆、理中合方加味，配成丸药，坚持服用两月，处方：制附片15Og，干姜片15Og，炙甘草60g，红参30g，炒白术120g，上肉桂60g，宁枸杞120g，菟丝子120g，紫河车120g。共研细末，加红糖为丸，如枣大，每日2次，每次2丸。经服药后，该年冬季与往年截然不同，在严寒之晨，可在室外打太极拳和跑步约1小时，坚持工作己一年多，咳喘未再发作(《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多年哮喘，宿根缠绵，逢寒则重，难以根治，已是该病通例。范氏着眼于少阴肾阳亏损，从“扶先天之元阳"入手，又是大剂姜、附，未用降气平喘化痰之类套方套药，而能愈此顽症，再次显示了扶阳理论的临床价值。
虚损：陈某，男，28岁。1971年，到西藏执行任务，长期风餐露宿，自觉指尖、手掌、下肢关节咯咯作响，继而面肿，心悸，腰痛，夜不眠。逐渐行走乏力，神疲纳呆。曾出现脑内如鸣，头顶发脱，心悸加重，动则气喘，身出冷汗，肢体皆痛，四肢麻木等证。至1977年1月3日，自觉口内从左侧冒出一股凉气，频吐白泡沫痰涎，胸中如有水荡漾，左耳不断渗出黄水，听力减退，走路摇摆不定。血压70／50mmHg。同年5月22日，突然昏倒。面部及双下肢浮肿加重，头昏胀难忍，转送某医院会诊。左半身痛、温觉明显减退，左上肢难举。结论为：“左半身麻木感痛觉障碍，左上肢无力，水肿待诊。"数年来，服中药千余剂无效。1977年9月，转来就诊。
初诊：面部与双下肢肿胀，左半身及手足麻木，四肢厥冷，脑鸣，头摇，神疲，心悸，失眠，记忆力及听力减退，身痛，胁痛。口中频频冒冷气，吐大量泡沫痰涎，纳呆，大便稀薄，小便失禁。舌质暗淡、胖嫩，边缘齿痕明显，苔白滑厚腻而紧密，脉沉细。此为少阴寒化，迁延日久，阴盛阳微，气血亏损，已成坏病。法宜回阳救逆，化气行水。以四逆汤、真武汤加减主之。处方：制附片120g(久煎)，干姜6Og，生姜1 20g，炙甘草30g，茯苓30g，白术3Og，桂枝1O g，辽细辛6g。上方服2O剂，脑鸣消失，心悸好转，面部及下肢浮肿显著消退，小便失禁转为余沥。守方略作改动，续服1O剂，口中已不冒凉气，神疲、肢冷、纳呆、便溏均有好转，但仍不断吐白沫。少阴阳衰日久，沉寒痼冷已深；积重难返。法宜益火消阴，温补肾阳，以四逆汤加上肉桂，嘱其坚持服用。可连服四、五剂后，停药两天，直至身体自觉温暖为止。处方：制附片6Og(久煎)，干姜3Og；炙甘草3Og，上肉桂1Og(冲服)。上方连服半年，全身肿胀消退，摇头基本控制，身痛和手足麻木显著减轻，心悸明显消失，吐白沫大减，二便正常。血压回升到12O／8O mmHg，身体逐渐恢复正常，重新工作。
范氏认为，本例初诊时明显可见三阴俱病，五脏皆虚，全身虚寒十分明显。“病情虽复杂，其症结实属少阴寒化，心肾阳微，尤以肾阳衰败为甚。所谓‘五脏之伤，穷必及肾，。故抓住根本，坚持回阳救逆，益火消阴，大补命门真火，峻逐脏腑沉寒，守四逆辈，连服半载，多年痼疾始得突破"(《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二、擅用姜附，独树一帜
理论上郑钦安推崇扶阳原则，在具体遣方用药上，则以擅用附子、干姜、四逆汤等温热方药著称，形成非常鲜明的用药风格，以致人誉“郑火神"、“姜附先生’’。
在扶阳法中郑氏最推崇的药物是附子，道理何在?他说：“用药者须知立极之要而调之"。“热不过附子，甜不过甘草，推其极也。古人以药性之至极，即以补人身立命之至极，二物相需并用，亦寓回阳之义。"“非附子不能挽欲绝之真阳”。郑钦安反复提到：“附子大辛大热，足壮先天元阳。”“能补坎中真阳，真阳为君火之种，补真火即是壮君火也。”“桂、附、干姜，纯是一团烈火，火旺则阴自消，如日烈而片云无。况桂、附二物，力能补坎离中之阳，其性刚烈至极，足以消尽僭上之阴气，阴气消尽，太空为之廓廊，自然上下奠安，无偏盛也"(《医理真传卷二》)。
总之，他认为附子为热药“立极"之品，用以“补人身立命之至极’’的元阳，自是顺理成章。后来祝味菊先生称附子“为百药之长”，唐步祺先生称“附子为热药之冠"，应该都是从郑氏对附子的推崇演绎而来。
归纳郑钦安擅用附子干姜的经验和独特风格，可以概括为广用、重用、早用、专用等几个特点，下面分别述之。
(一)厂用
郑钦安治疗阴证几乎方方不离附子，认为：“凡一切阳虚诸症，如少气、懒言，身重，恶寒，声低息短，舌润、舌黑，二便清利，不思水饮，心悸，神昏、不语，五心潮热，喜饮热汤，便血、吐血，闭目妄语，口臭难禁，二便不禁，遗尿遗屎，手足厥逆，自汗，心慌不寐，危候千般难以枚举，非姜附何以能胜其任，而转危为安也乎?"(《伤寒恒论·问答》)仲景应用附子，以“脉微细，但欲寐"为指征，病至少阴方用。郑氏则提出“凡一切阳虚诸症"均可应用，不必等到病至少阴方用。显然，郑氏扩大了附子的使用范围。
纵观郑氏广用附子，主要有两种形式：
其一，直接以附子为主药，最常见的就是四逆辈。他在论述四逆汤的功能时说道：“凡世之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为皆可服也，，(《医理真传卷二》)。“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予每用此方救好多人，人成目予为姜附先生’’(《医法圆通卷四》)。显然，郑氏扩展了四逆汤的治疗范围。
其二．在应症方剂中另加附子。这是因为“下阳为上中二阳之根，无下阳即是无二阳也"(《医理真传卷二》)。凡见阳虚，均可加用附子。例如治阳虚怔忡心悸，方用桂枝龙骨牡蛎汤，“再重加附子’’。“加附子者，取其助真火以壮君火也"(《医理真传卷四》)。又如治头面畏寒者， “法宜建中汤加附子，，。鼻渊、鼻浊而流清涕者，缘由阳衰不能统摄津液，治以封髓丹加安桂、吴萸。 “甚者，加姜、附二三钱，屡屡获效”(《医法圆通卷一》)。
(二)重用
郑钦安认为：“阴盛极者，阳必亡，回阳不可不急，故四逆汤之分两，亦不得不重”(《医理真传卷三》)。其书中随处即有“峻补坎阳"、“大补元阳"、“大剂四逆汤”之语。例如，他治疗阴证口臭，“予曾治过数人，虽见口臭，而却纯阴毕露，即以大剂白通、四逆、回阳等方治之。”若二三剂后不见症减，认为病重药轻，“仍宜此法重用多服"(《医法圆通卷一》)。可以说，他擅用附子，不仅体现在广泛应用附子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重用附子的剂量上。虽然郑氏没有留下医案，但据唐步祺先生讲，郑氏用附子常至1OOg、200g……超越常规用量，可谓前无古人。很多文献都记载“他常用大剂姜、桂、附等辛温燥烈之药，治愈阳虚重证而饮誉蜀中。"能用附子也许并不难，能用超大剂量者方显胆识与风格，人们称之为“郑火神"，也许更多的是惊叹于他所使用的超常剂量。仲景应用附子，最大量是3枚(桂枝附子汤及白术附子汤)，约合今80g，而且主要用于治疗寒湿痹痛。用于回阳时，四逆辈类方最多不过大附子一枚，约合30g。所以郑氏用量显然超过仲景，这正是火神派超常之处，显出其独特风格。后世火神派传人如吴佩衡、范中林、唐步祺、李可、卢崇汉等用附子也常至1OOg、200g甚至更多，确实显出鲜明的用药风格。后人常常议论火神派的惊世骇俗，主要就指他们投用附子时的超常剂量， “令人咋舌"。郑氏在其书中未提到重用附子时须先煎，而祝、吴、范氏等用附子时均倡导先煎1～3个小时，这一点应该提醒注意。
(三)早用
郑氏扶阳，提倡早用姜附，“务见机于早”，稍见阳虚端倪即应用之，免致虚阳上浮、外越甚至酿成脱症，延至病势严重时才用。他在论述四逆汤时指出：“细思此方，既能回阳，则凡世之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为皆可服也。何必定要见以上病形(指头痛如裂、气喘促等阳虚欲脱之状)而始放胆用之，未免不知几也。夫知几者，一见是阳虚症而即以此方，在分量轻重上斟酌，预为防之，方不致酿成纯阴无阳之候也。酿成纯阴无阳之候，吾恐立方之意固善，而追之不及，反为庸庸者所怪也。怪者何?怪医生之误用姜、附，而不知用姜附之不早也"(《医理真传卷二》)。四逆汤本为阳虚厥逆而设，不要等到阳虚欲脱时才用，“务审机于先"，他强调“凡见阴气上腾诸症，不必延至脱时而始用回阳，务见机于早，即以回阳镇纳诸方投之，方不致酿成脱症之候……凡见阳之下趋诸症，不必定要现以上病情(指四肢厥逆，二便失禁已成脱症)而始用逆挽，务审机于先，即以逆挽益气之法救之，自可免脱症之祸矣’’(《医理真传卷一》)。
(四)专用
郑钦安与张景岳在理论上都重视阳气，但在具体用药上则大相径庭。张景岳温补讲究阴阳互济，熟地与附子常常同用，体现阴中求阳；郑钦安则专用姜附等纯阳温热之药，讲究单刀直人，不夹阴药。在《医法圆通》“阳虚一切病证忌滋阴也"一节中他明确表示：“凡阳虚之人，多属气衰血盛，无论发何疾病，多缘阴邪为殃，切不可再滋其阴。若更滋其阴，则阴愈盛而阳愈消，每每酿出真阳外越之候，不可不知。"
他认为，扶阳专用温热药物乃是仲景所倡：“仲景为立法之祖，于纯阴无阳之证，只用姜、附、草三味，即能起死回生，并不杂一养阴之品，未必仲景不知阴中求阳乎?仲景求阳，在人身坎宫中说法；景岳求阳，在药味养阴里注解。相隔天渊，无人窥破，蒙蔽有年，不忍坐视，故特申言之"(《医法圆通卷二》)。“今人亦有知得此方者，信之不真，认之不定，即用四逆汤，而又加以参、归、熟地，羁绊附子回阳之力，亦
不见效。病家等毙，医生束手，白以为用药无差，不知用药之未当甚矣”(《医理真传卷四》)。
他多次批评将阳八味(金匮肾气丸)视为扶阳必用之方的观点：“方中桂、附二物，力能扶坎中真阳，用此便合圣经，何得又用熟地、枣皮之滋阴，阴邪既盛，就不该用此。丹皮之泻火，益火而反泻火，实属不通’’(《医法圆通卷四》)。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人参是补阴药而非扶阳之品，“用为补阳回阳，大悖经旨"，与景岳视人参为温阳要药截然不同。
“仲景不用参于回阳，而用参于大热亡阴之症以存阴，如人参白虎汤、小柴胡汤之类是也。”“至于阴盛逼阳于外者，用参实以速其阳亡也’’(《医理真传卷三》)。应该说郑氏这些观点，确实言之有理，持之有据。
郑氏反复批驳了世习对附子等药的偏见，其一是“阴阳不明"，当用而不会用：“世人畏附子、干姜，不啻砒毒，即有当服附子，而亦不肯服者，不胜屈指矣。嗟呼!阴阳不明，医门坏极”(《医法圆通卷二》)。其二是喜清恶温，专究平稳，当用而不敢用：“只因世风日下，不究病之阴阳，专究方药之平稳。不知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多死焉。火猛烈，民望而畏之，鲜死焉。总之，水能生人，亦能死人；火能生人，亦能死人……学者苟能洞达阴阳之理，自然头头是道，又奚疑姜、附之不可用哉"(《医法圆通卷四》)。
当然，郑氏擅用姜附，并非一概滥用，而是在准确辨证，认定阴证的前提下施之，“不知予非专用姜、附者也，只因病当服此……予非爱姜、附，恶归、地，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医法圆通卷四》)。“总之用姜附亦必究其虚实，相其阴阳，观其神色，当凉则凉，当热则热，何拘拘以姜附为咎哉?"(《伤寒恒论．太阳少阴总论》)由此可以看出，郑钦安立论施法并不偏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