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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钦安理论上推崇扶阳原则，在具体遣方用药上，则以擅用附子、干姜、四逆汤等温热方药著称，形成非常鲜明的用药风格，以致人誉“郑火神"、“姜附先生”。
在扶阳法中郑氏最推崇的药物是附子，道理何在?他说：“用药者须知立极之要而调之"。“热不过附子，甜不过甘草，推其极也。古人以药性之至极，即以补人身立命之至极，二物相需并用，亦寓回阳之义。"“非附子不能挽欲绝之真阳”。郑钦安反复提到：“附子大辛大热，足壮先天元阳。”“能补坎中真阳，真阳为君火之种，补真火即是壮君火也。”“桂、附、干姜，纯是一团烈火，火旺则阴自消，如日烈而片云无。况桂、附二物，力能补坎离中之阳，其性刚烈至极，足以消尽僭上之阴气，阴气消尽，太空为之廓廊，自然上下奠安，无偏盛也"(《医理真传卷二》)。
总之，他认为附子为热药“立极"之品，用以“补人身立命之至极’’的元阳，自是顺理成章。后来祝味菊先生称附子“为百药之长”，唐步祺先生称“附子为热药之冠"，应该都是从郑氏对附子的推崇演绎而来。
归纳郑钦安擅用附子干姜的经验和独特风格，可以概括为广用、重用、早用、专用等几个特点，下面分别述之。
(一)厂用
郑钦安治疗阴证几乎方方不离附子，认为：“凡一切阳虚诸症，如少气、懒言，身重，恶寒，声低息短，舌润、舌黑，二便清利，不思水饮，心悸，神昏、不语，五心潮热，喜饮热汤，便血、吐血，闭目妄语，口臭难禁，二便不禁，遗尿遗屎，手足厥逆，自汗，心慌不寐，危候千般难以枚举，非姜附何以能胜其任，而转危为安也乎?"(《伤寒恒论?问答》)仲景应用附子，以“脉微细，但欲寐"为指征，病至少阴方用。郑氏则提出“凡一切阳虚诸症"均可应用，不必等到病至少阴方用。显然，郑氏扩大了附子的使用范围。
纵观郑氏广用附子，主要有两种形式：
其一，直接以附子为主药，最常见的就是四逆辈。他在论述四逆汤的功能时说道：“凡世之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为皆可服也，，(《医理真传卷二》)。“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予每用此方救好多人，人成目予为姜附先生’’(《医法圆通卷四》)。显然，郑氏扩展了四逆汤的治疗范围。
其二．在应症方剂中另加附子。这是因为“下阳为上中二阳之根，无下阳即是无二阳也"(《医理真传卷二》)。凡见阳虚，均可加用附子。例如治阳虚怔忡心悸，方用桂枝龙骨牡蛎汤，“再重加附子’’。“加附子者，取其助真火以壮君火也"(《医理真传卷四》)。又如治头面畏寒者， “法宜建中汤加附子，，。鼻渊、鼻浊而流清涕者，缘由阳衰不能统摄津液，治以封髓丹加安桂、吴萸。 “甚者，加姜、附二三钱，屡屡获效”(《医法圆通卷一》)。
(二)重用
郑钦安认为：“阴盛极者，阳必亡，回阳不可不急，故四逆汤之分两，亦不得不重”(《医理真传卷三》)。其书中随处即有“峻补坎阳"、“大补元阳"、“大剂四逆汤”之语。例如，他治疗阴证口臭，“予曾治过数人，虽见口臭，而却纯阴毕露，即以大剂白通、四逆、回阳等方治之。”若二三剂后不见症减，认为病重药轻，“仍宜此法重用多服"(《医法圆通卷一》)。可以说，他擅用附子，不仅体现在广泛应用附子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重用附子的剂量上。虽然郑氏没有留下医案，但据唐步祺先生讲，郑氏用附子常至1OOg、200g……超越常规用量，可谓前无古人。很多文献都记载“他常用大剂姜、桂、附等辛温燥烈之药，治愈阳虚重证而饮誉蜀中。"能用附子也许并不难，能用超大剂量者方显胆识与风格，人们称之为“郑火神"，也许更多的是惊叹于他所使用的超常剂量。仲景应用附子，最大量是3枚(桂枝附子汤及白术附子汤)，约合今80g，而且主要用于治疗寒湿痹痛。用于回阳时，四逆辈类方最多不过大附子一枚，约合30g。所以郑氏用量显然超过仲景，这正是火神派超常之处，显出其独特风格。
后世火神派传人如吴佩衡、范中林、唐步祺、李可、卢崇汉等用附子也常至1OOg、200g甚至更多，确实显出鲜明的用药风格。后人常常议论火神派的惊世骇俗，主要就指他们投用附子时的超常剂量， “令人咋舌"。郑氏在其书中未提到重用附子时须先煎，而祝、吴、范氏等用附子时均倡导先煎1～3个小时，这一点应该提醒注意。
(三)早用
郑氏扶阳，提倡早用姜附，“务见机于早”，稍见阳虚端倪即应用之，免致虚阳上浮、外越甚至酿成脱症，延至病势严重时才用。他在论述四逆汤时指出：“细思此方，既能回阳，则凡世之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为皆可服也。何必定要见以上病形(指头痛如裂、气喘促等阳虚欲脱之状)而始放胆用之，未免不知几也。夫知几者，一见是阳虚症而即以此方，在分量轻重上斟酌，预为防之，方不致酿成纯阴无阳之候也。酿成纯阴无阳之候，吾恐立方之意固善，而追之不及，反为庸庸者所怪也。怪者何?怪医生之误用姜、附，而不知用姜附之不早也"(《医理真传卷二》)。四逆汤本为阳虚厥逆而设，不要等到阳虚欲脱时才用，“务审机于先"，他强调“凡见阴气上腾诸症，不必延至脱时而始用回阳，务见机于早，即以回阳镇纳诸方投之，方不致酿成脱症之候……凡见阳之下趋诸症，不必定要现以上病情(指四肢厥逆，二便失禁已成脱症)而始用逆挽，务审机于先，即以逆挽益气之法救之，自可免脱症之祸矣’’(《医理真传卷一》)。
(四)专用
郑钦安与张景岳在理论上都重视阳气，但在具体用药上则大相径庭。张景岳温补讲究阴阳互济，熟地与附子常常同用，体现阴中求阳；郑钦安则专用姜附等纯阳温热之药，讲究单刀直人，不夹阴药。在《医法圆通》“阳虚一切病证忌滋阴也"一节中他明确表示：“凡阳虚之人，多属气衰血盛，无论发何疾病，多缘阴邪为殃，切不可再滋其阴。若更滋其阴，则阴愈盛而阳愈消，每每酿出真阳外越之候，不可不知。"
他认为，扶阳专用温热药物乃是仲景所倡：“仲景为立法之祖，于纯阴无阳之证，只用姜、附、草三味，即能起死回生，并不杂一养阴之品，未必仲景不知阴中求阳乎?仲景求阳，在人身坎宫中说法；景岳求阳，在药味养阴里注解。相隔天渊，无人窥破，蒙蔽有年，不忍坐视，故特申言之"(《医法圆通卷二》)。“今人亦有知得此方者，信之不真，认之不定，即用四逆汤，而又加以参、归、熟地，羁绊附子回阳之力，亦不见效。病家等毙，医生束手，白以为用药无差，不知用药之未当甚矣”(《医理真传卷四》)。
他多次批评将阳八味(金匮肾气丸)视为扶阳必用之方的观点：“方中桂、附二物，力能扶坎中真阳，用此便合圣经，何得又用熟地、枣皮之滋阴，阴邪既盛，就不该用此。丹皮之泻火，益火而反泻火，实属不通’’(《医法圆通卷四》)。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人参是补阴药而非扶阳之品，“用为补阳回阳，大悖经旨"，与景岳视人参为温阳要药截然不同。
“仲景不用参于回阳，而用参于大热亡阴之症以存阴，如人参白虎汤、小柴胡汤之类是也。”“至于阴盛逼阳于外者，用参实以速其阳亡也’’(《医理真传卷三》)。应该说郑氏这些观点，确实言之有理，持之有据。
郑氏反复批驳了世习对附子等药的偏见，其一是“阴阳不明"，当用而不会用：“世人畏附子、干姜，不啻砒毒，即有当服附子，而亦不肯服者，不胜屈指矣。嗟呼!阴阳不明，医门坏极”(《医法圆通卷二》)。其二是喜清恶温，专究平稳，当用而不敢用：“只因世风日下，不究病之阴阳，专究方药之平稳。不知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多死焉。火猛烈，民望而畏之，鲜死焉。总之，水能生人，亦能死人；火能生人，亦能死人……学者苟能洞达阴阳之理，自然头头是道，又奚疑姜、附之不可用哉"(《医法圆通卷四》)。
当然，郑氏擅用姜附，并非一概滥用，而是在准确辨证，认定阴证的前提下施之，“不知予非专用姜、附者也，只因病当服此……予非爱姜、附，恶归、地，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医法圆通卷四》)。“总之用姜附亦必究其虚实，相其阴阳，观其神色，当凉则凉，当热则热，何拘拘以姜附为咎哉?"(《伤寒恒论．太阳少阴总论》)由此可以看出，郑钦安立论施法并不偏颇。
关于方剂
郑钦安提倡“经方、时方俱无拘执"，但作为一个伤寒学家，他确实偏重经方，善用经方，有道是“知其妙者，以四逆汤、白通汤、理中、建中诸方，治一切阳虚症候，决不有差……有当轻清以扶阳者，大小建中之类是也。有当温养以扶阳者，甘草干姜汤、理中汤之类是也。有当辛温辛热以扶阳者，四逆、白通之类是也。此皆治阳虚之要诀也’’(《医理真传卷四》)。因为经方已广为人知，这里不作详细介绍。
其实上录方剂，基本未离四逆汤方意，郑氏自谓：“阳虚篇内所备建中、理中、潜阳、回阳、封髓、姜桂诸方，皆从仲景四逆一方搜出”(《医理真传卷二》)。毫无疑义，四逆汤是郑氏扶阳最为推重之方，用为阳虚主方，能化裁推广治百余种病，此为郑氏一生最得力处。
封髓丹：黄柏30g，砂仁21 g，甘草9g。本方原出于元代《御药院方》，功能“降心火，益肾水"。虽非郑钦安自拟，但郑氏非常推崇此方，认为“此一方不可轻视，余尝亲身阅历，能治一切虚火上冲牙疼、咳嗽、喘促、面肿、喉痹、耳肿、目赤、鼻塞、遗尿、滑精诸症，屡获奇效，实有出人意外，令人不解者……至平至常，至神至妙"(《医理真传卷二》)。广泛用治真气上浮各症，如鼻渊、鼻浊，“予治此二证，每以西砂一两，黄柏五钱，炙草四钱，安桂、吴萸各三钱治之，一二剂即止。甚者，加姜、附二三钱，屡屡获效。"头痛偏左偏右者，“予常以封髓丹加吴萸、安桂，屡治屡效。”还用治目中五彩光华等多种病症，难以枚举。
郑氏解释此方说：“封髓丹一方，乃纳气归肾之法，亦上中下并补之方也。夫黄柏味苦入心，禀天冬寒水之气而入肾，色黄而人脾。脾也者，调和水火之枢也。独此一味，三才之义已具，况西砂辛温能纳五脏之气而归肾，甘草调和上下又能伏火，真火伏藏，则人身之根蒂永固，故日封髓。其中更有至妙者，黄柏之苦合甘草之甘，苦甘能化阴。西砂之辛合甘草之甘，辛甘能化阳。阴阳合化，交会中宫，则水火既济，而三才之道，其在斯矣……仔细揣摹，而始知其制方之意，重在调和水火也。有意思的是，郑钦安在此方之后竟附七绝一首，盛赞该方：阴云四合日光微，转瞬真龙便欲飞。识得方名封髓意，何忧大地不春归。并加以注释：“真龙即真火，或上或下，皆能令人病。在上则有牙痛、喘促、耳面肿痛诸症。在下则有遗尿、淋浊、带诸症。学者苟能识得这一点真阳出没，以此方治之，真有百发百中之妙，(《医理真传卷二》)。对封髓丹一方赏爱之情跃然纸上。后世火神派传人如吴佩衡等常将此方与潜阳丹合而用之，名之为潜阳封髓丹。
除自拟的温阳方和几首时方外，其余皆使用《伤寒论》原方，而且常用的仅数方而已。凡外感多用麻黄汤、桂枝汤、麻黄附子细辛汤；治上焦，用补坎益离丹、姜桂汤等；治中焦，用理中汤、甘草干姜汤、黄芪建中汤等；治下焦，用四逆汤类及乌梅丸等。其常用药物尚不及《伤寒论》所用的一半，风格简练，十分鲜明。
总体而言，其所用各方，无论经方时方，都是药味少而分量较重，精纯不杂，不乱堆砌药物，不似一般所谓“包打围攻"之芜杂，每方用药多在三五味、七八味之间，确有经方法度。达到他所称“法活圆通，理精艺熟，头头是道，随拈二三味，皆是妙法奇方’’(《医法圆通卷一》)的纯熟地步，此亦郑氏用药的一大特点，值得学习。
阳药运行，须知反应
桂附干姜等辛热之品大多药性峻猛，古人即有“桂枝下咽，阳盛则毙"之训，而且附子具有一定毒性，这些都使得医家畏之若虎，不敢轻用，加上喜清恶温、贪图平稳之流俗，无疑都影响了辛热药物的使用。此外，服用辛热药物确实可能引起一些不适之感甚至剧烈反应，颇似“变证蜂起’’，使得病人惊惧，医家疑惑，乃至中断用药，迷失正确治疗方向。《友渔斋医话》曾谓： “凉药误人，人不易觉；热药误人，一服便见……前人有用热药如君子，凉药如小人之喻，所谓君子者，苟有过人必知之。为人则可，药关人性命，用之不当，虽君子亦何取乎，况小人耶?’’所言确是实况。
当然，在已经出现异常反应的情况下，继续使用辛热药物，确实存在风险，应当慎重。因此，弄清服用热药反应，判认其是正常还是异常反应，药误还是药效，病进还是病退，无疑是十分重要的问题，用郑钦安的话讲，“此道最微，理实无穷，学者当须细心求之"。
郑钦安认为，凡服药后常有“变动"，要知道这些变动有的是“药与病相攻者，病与药相拒者"，属于正常的药物反应，“岂即谓药不对症乎?’’他擅用姜附，尤其对热药之反应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体会，这也是其擅用姜附的重要体现。郑氏对服用姜附等热药反应的认识，集中体现在《医法圆通》中“服药须知，一节中，认真学习可以从中得到十分宝贵的经验。
他说：“初服辛温，有胸中烦躁者，有昏死一二时者，有鼻血出者，有满口起疱者，有喉干喉痛、目赤者，此是阳药运行，阴邪化去，从上窍而出也。以不思冷水吃为准，即吃一二口冷水，皆无妨。服辛温四五剂，或七八剂，忽咳嗽痰多，日夜不辍，此是肺胃之阴邪，从上出也，切不可清润。服辛温十余剂后，忽然周身面目浮肿，或发现斑点，痛痒异常，或汗出，此是阳药运行，阴邪化去，从七窍而出(此句疑为“周身，，之误)也，以饮食渐加为准。服辛温十余剂，或二十余剂，或腹痛泄泻，此是阳药运行，阴邪化去，从下窍而出也。但人必困倦数日，饮食懒餐，三ti2日自已。其中尚有辛温回阳，而周身反见大痛大热者，阴陷于内，得阳运而外解也，半日即愈。"
以上这些反应郑氏均认定为“阳药运行，阴邪化去"的正常反应，乃是药效，不可疑为药误。要知道，未服阳药之前，机体阴盛阳虚，正气无法抗邪，故无激烈的反应。服用阳药之后，阳气振奋，兴起抗邪，正邪交争，矛盾尖锐对立，故有形似异常，实则正常的剧烈反应。提示后学，这是正邪相争的关键时刻，切不可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中断治疗，或改投清凉，误人歧途。
至于表现各异如“有胸中烦躁者，有昏死一二时者，有鼻血出者，有满口起疱者，有喉干喉痛、目赤者"， “忽咳嗽痰多，日夜不辍"，“忽然周身面目浮肿，或发现斑点，痛痒异常，或汗出"，“或腹痛泄泻”等等，乃是阴邪分别从上窍、从肺胃、从周身、从下窍等不同部位而出的原因使然，与邪气所在部位、药物作用脏腑有关。这是郑氏多年经验积累所得，见解深刻，可谓发前人所未发，足以为后世指点迷津。
由于胸中烦躁、鼻出血、满口起疱等症状似乎火热之象，容易令人疑惧，当此之时，郑氏提出一个辨识标准：“以不思冷水吃为准，即吃一二口冷水，皆无妨"，这提示津液未伤，并非过用或误用阳药所伤，这就设下了一条确认药效而非药误的底线。此外郑氏还提出一个辨识标准，“以饮食渐加为准’’，提示脾胃健和，自是佳兆，毋庸自扰。还有，郑氏还提出这些“异常反应’’，可自行消退，一般都能“三五日自已’’，“半日即愈"等，无须过虑。这是由于正邪交争，“变证"遽发，随着正胜邪却，这些“变证’’自然自行消退。这几条标准，深刻的把握了“阳药运行，阴邪化去”的病理变化本质，具有很高的临床指导价值，可让医家守定真情，坚持既定方案，“切不可清润"。
此外，郑氏还总结了其他一些服用热药之反应，如发热身疼、小便痛甚、口中异常气味等，均系切身体会，世人难以见识，均属“阳药运行，阴邪化去”的正常反应。如“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忽见身疼，而却不发热者，是里有寒也……但服温里之药，多有见大热身疼甚者，此是阴邪溃散，即愈之征，切不可妄用清凉以止之’’(《医法圆通卷三》)。又如淋证，“但服回阳等方，初次小便虽痛甚，而尿来觉快者，气机将畅，而病当解也。此道最微，理实无穷，学者当须细心求之’’(《医理真传卷二》)。还有，“阳虚阴盛之人，投以辛甘化阳二三剂，
即有现口苦、口酸、口淡、口辛、口甘等味，又服二三剂，而此等病形即无。予仔细推究，皆缘真阳失职，运转力乖，兼之服药停积未去，今得辛甘化阳之品，运转复行，积滞即去，故口中一切气味出矣。昧者不识此理，见酸即治酸，见苦即治苦，鲜不增病。医理之微，不诚难哉"(《医法圆通卷一》)。
当然，郑氏所论诸般反应，均系或然之症，并非必然发生或者同时发生，不得以此为定式，胶柱鼓瑟，他指出：“虽然邪之情形，万变莫测，以上所论，不过略陈大意耳，学者须知。后世火神派传人如吴佩衡、范中林等辈，皆对服用大剂姜附的反应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使得他们临证之际进退自如，胸有成竹。
还有一个问题，辛热药物究竟要服用到什么程度为准呢?历来没有一个明确标准，一般多视病情缓解，症状消退而定，难以准确把握。郑氏积多年经验，在“服药须知"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原则，即“阳旺阴消，邪尽正复，方可了扶阳之品"。他说：“凡服此等热药，总要服至周身、腹中发热难安时，然后与以一剂滋阴。此乃全身阴邪化去，真阳已复，即与以一剂滋阴之品，以敛其所复之阳，阳得阴敛，而阳有所依，自然互根相济，而体健身轻矣，，(《医法圆通卷三》)。在“阳旺阴消，邪尽正复’’的原则下，郑氏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判断标准，即“总要服至周身、腹中发热难安时，然后与以一剂滋阴。"同时，顺势提出来善后处理方法，即“与以一剂滋阴"。值得注意的是，对滋阴之品为何要限定为“一剂"?此中自有奥理。因滋阴药物性多寒凉滋腻，多用恐有伤阳之虞，导致阴邪复生，病变反复，故而限定为“一剂"。郑氏未提滋阴的具体方药，据火神派传人唐步祺先生经验，他用的是黄连阿胶汤，可供参考。
医界向有“投凉见害迟，投温见害速，投凉之害在日后，投温之害在日前"之习见，因此能够辨认热药反应，守定真情不变，确实不易，诚如郑氏所言，“此道最微，理实无穷"，必须仔细推敲，精审详勘，方能识得真情。郑钦安对服用热药之反应以及疗效判断和善后处理等项，确有丰富经验和深刻的体会，用起姜附热药来进退有据，应付裕如，达到精细人微的境地，不愧为擅用姜附之火神派大家，其经验足资我们借鉴。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郑氏擅用姜附确实别具一格，多有创见。其广用附子，重用附子，独树一帜，某些方面超过仲景，自成一套学术体系乃至创立了火神派。任应秋先生曾说：“郑氏治疗三阴证，确是颇有盛誉，运用附子量重而准”(《任应秋医论集》)，唐步祺先生称其“善用大剂量姜、桂、附以回阳救逆，拯人于危。其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实发前人之所未发，乃祖国医学之瑰宝，千古一人而已!”两位所评确是公允之论。郑氏理论在医坛上无疑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下面介绍几则案例，展示吴佩衡、范中林先生如何掌握附子的用药反应，从中获取一些感性认识。
胃痛：徐某，男，年四旬余。患心胃痛证已二十余年，经中西药物屡治未效，近则病情日见增剧，形体消瘦，面容不展。胸膈痞胀作痛，两胁满闷不舒，脘腹灼痛，痛极则彻于胸背，固定不移，从心下至脐腹隆起板硬如石，按之亦痛，腰背如负薄冰，'。不N"。不N-…-~J寒。时而泛酸上冲咽喉，呕吐黄绿酸苦涎水，心中嘈杂，知饥而不能食，唯喜烫饮，饮而不多。大便干结难解，小便短涩，手足不温，少气无力，入夜难寐。舌淡苔白滑腻，脉来沉迟，息间仅两至半，且短而弱。良由病久阳虚，真火内衰，阴寒内结，脾阳不运，无力以制水邪，肝郁不舒，挟寒水上逆犯胃凌心。阳虚为病之本，寒水泛溢为病之标，乃本虚标实之证，法当扶阳温散寒水之邪治之，先拟乌梅丸方一剂：附片lOOg，干姜30g，桂尖30g，细辛10g，黄连10 g，焦柏10g，当归25 g，川椒3g(炒去汗)，党参3g，乌梅2枚。服上方痛稍减，呕吐酸苦水已少。此病历经二十余载，根深蒂固，邪实而证顽，欲除病根，非大剂辛温连进方能奏效。以吴氏多年体验，此证每于服药之后，或见脘腹增痛，或吐酸、便泻、小便色赤而浊等征象，可能一时有所表露，此乃药与病相攻驱邪之兆，若药能胜病，犹兵能胜敌，倘畏惧不专，何以克服!古云：“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吴氏将此理告于病者，务期早除痛苦，病人则严然信守，遂以吴萸四逆汤加味治之：附片150 g，吴萸18g，干姜6O g，上肉桂18 g(研末，泡水兑入)，公丁5g，茯苓30g，白胡椒3g(研末，兑服)，甘草15g。
服药后果如前言，一剂则痛反较增，二剂则腹中气动雷鸣，三剂则涌吐大作，吐出黄绿苦水盈盂，而后胸胃痞胀舒缓，白滑苔渐退。更照原方附片量增至200g，每日一剂，连进十剂，愈服越见吐，痛不减反有所增之势，小便色赤，但较长，已十余日不大便，诊视则白滑苔已退尽，但舌本透白而无血色，脉转缓和稍有神，仍喜滚饮而畏寒，正邪交作，势均力敌。仍照前法，再进不怠。拟方白通汤加上肉桂：白附片300g，生盐附子1 50g，干姜150g，葱白9茎，上肉桂10g(研末，泡水兑人)。连服二剂，大便始通，色黑如漆，腹痛，痞硬稍减，能略进饮食。再服数剂，大便则畅泻，色黑绿，臭不可当，脘腹疼痛及痞硬顿失其半，胃逆作酸已减少。此阴寒溃退，元阳渐复。照原方去葱白加茯苓30g，砂仁15g，白术30g，甘草1 8g。连进数剂，大便由稀而溏，色渐转黄，饮食渐增，舌质已略显红润之色，脉沉细一息已四至，腹中痞硬已消去八九，唯胃脘中仍感灼辣疼痛，时而吐酸水一二口，复主以乌梅丸方。服三剂，吐止痛减，食量增加，背寒肢厥已回温。唯形体枯瘦，精神尚差，胃中尚时而隐痛，继以桂附理中汤加口芪，并兼服乌梅丸，每日三丸。连服十余剂而愈，体健如常(《吴佩衡医案》)。
此例颇显吴氏胆识。进以大剂姜附，预先告以可能有所反应，令患者有心理准备。及至服药后果然“一剂则痛反较增，二剂则腹中气动雷鸣，三剂则涌吐大作’’，进而“愈服越见吐，痛不减反有所增之势”，当此之际，一般医家恐难守持。吴氏不愧经验丰富，“仍照前法，再进不怠"，而且附子加量，让人领略火神派风格。
下利虚脱(正伤寒)：黄某，男，11岁。初感全身不适．病情逐渐加重，神志昏迷，高热至40℃以上，腹泻。正值肠伤寒流行季节，省立医院确诊为“正伤寒’’，认为病已发展至极期，已属不治。曾以大量犀角、羚羊角、紫雪丹等抢救。虽高热退，腹泻止，而病势却更加沉重，四肢冰冷，脉微欲绝，终至垂危。初诊：连日来昏迷蹉卧，面色灰白乌暗，形体枯瘦。脉伏微细欲绝，鼻尚有丝微气息。四肢厥逆，手足冷过肘膝，通体肢肤厥冷。此为病邪已由阳人阴，发展为少阴阴寒极盛，阳气顷刻欲脱之险恶阶段。急用驱阴回阳，和中固脱之法，以大剂通脉四逆汤一剂灌服急救。处方：川附片120g(久煎)，干姜120g，炙甘草60g。上方连夜频频灌服，翌日凌晨，家长慌忙赶来说：“坏了坏了，服药后鼻中出血了!"范氏回答：“好了，好了，小儿有救了!’’患儿外形、病状虽与昨日相似，但呼吸已稍见接续、均匀，初露回生之兆。宜继守原法，以通脉四逆倍加量再服。川附片500g，干姜500g，炙甘草250g。先以肥母鸡一只熬汤，以鸡汤煎附片一个半小时，再人姜、草。服药后约两小时，患儿忽从鼻中流出紫黑色凝血两条，约三寸长，口中亦吐出若干血块。这时缓缓睁开双眼，神志开始清醒，并开口说：“我要吃白糕!"全家顿时破涕为笑。遂遵原方，再进四剂。患儿神志已完全清醒，语言自如，每日可进少量鸡汤等。面色青暗，舌质淡白乌暗，无苔。上肢可活动，开始端碗进食，下肢僵硬，不能屈伸，四肢仍厥冷。病已开始好转，阳气渐复；但阴寒凝聚已深，尤以下肢为甚。原方稍加大曲酒为引再服。次日下肢即可慢慢屈伸。再服两剂，能下床缓步而行。服至十三剂，逐渐康复。患者30年后函告，身体一直很好(《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此例由于失治，病由阳入阴，阳气衰微，阴寒凝滞，故现面色灰白乌暗，脉伏细微欲绝，四肢通体逆冷，甚至昏厥不省。病势已发展至少阴寒化之危重阶段，属典型之四逆证，非急投大剂通脉四逆回阳救逆不可。灌服后，患儿忽然鼻孔出血，家长惊慌失措，以为误用姜附必死无疑!不知此际一派阴气弥漫，周身气血趋于凝聚。通脉四逆汤回阳返本，峻逐阴寒，冰伏凝聚之血脉为之温通，血从上窍而出，实为通脉四逆推墙倒壁之功，初见起死回生之兆。范氏胸有定见，不为所惑，抓住转机，在原方基础上再加倍用药，姜、附均增至5OOg，凝结之血条血块，均被温通而逐出，终于转危为安。本例患儿在半月之内，每剂附子用量25O～500g，累计6500g，此为范氏附子用量最重之案，经过3O年检验，未见隐患。
血栓性静脉炎：杨某，男，3 2岁。双下肢小腿部血管胀痛，皮色发青，双足冰冷，终日不能回温，稍多行走，则足软无力，胀痛难忍，步履维艰。昆明某医院诊断为慢性血栓性静脉炎”，建议手术治疗，病者不愿接受，因而改服中药。吴佩衡先生视之，认为此系阳气内虚，寒湿凝滞下焦，阳不足以温煦筋脉，遂致寒凝血瘀，血脉不通而作痛。察其脉沉迟而涩，舌质含青，杂有瘀斑瘀点，主以温肾助阳，行瘀通络之法。方用：附片80g，干姜30g，桂枝5 0g，北细辛1 0g，伸筋草1 Og，桃仁1 Og(捣)，红花8g，甘草8g。初服则胀痛更甚，再服觉痛麻兼作，患者疑之，遂来复诊。告之此乃阳药温化运行，行瘀通脉之效果，再服无妨。照原方去桃仁加羌活9g，吴芷9 g，连服二剂则疼痛渐除，双足回温。在原方基础上加减散寒除湿活络之剂调治之，数剂而愈(《吴佩衡医案》)。此例“初服则胀痛更甚，再服觉痛麻兼作，患者疑之"。吴氏胸有定见，“告之此乃阳药温化运行，行瘀通脉之效果，再服无妨。’’若无经验者，恐怕只能改弦易辙矣。
第四节 详辨阴证，多有创见
“万病起于一元伤损”，郑钦安推重阳气，临证时首先考虑阳气损伤情况，对阳虚阴盛亦即阴证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全面的认识。由于阴证表现复杂多变，且常有假象，人多不识，因此郑钦安对于阴证的辨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论述方便起见，笔者按其程度由轻到重分出纯阴之象、阴盛格阳(含虚阳上浮和虚阳外越)、阳虚欲脱三种证候，郑氏对其分别作了非常详细的论述，我们将其归纳为郑氏所论“阴证三候’’或称“阴证三层次"。尤其是由阳虚衍化而出现的种种变证，如阴盛格阳(含真气上浮和阳虚外越)、阳虚欲脱等证候的认识和论述细致人微，能勘破重重迷雾，辨伪存真，指明阴火之症，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认识，这是他学术思想中最精华的部分。成都中医学院的郭子光教授认为郑氏“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确是祖国医学中一份珍贵宝藏。"即是指此而论。下面分而论之。
一、详辨阴证，揭示“真机"
纯阴之象为阴证第一层次，“三阳不足之症，所现纯是阴色，为其阳不足，而阴有余也。’’哪些是判断阳虚证的“阴色"呢?在“辨认一切阳虚症法"中他指出：“阳虚病，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无神，目暝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饮食无味，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淡黄润滑色，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自汗肢冷，爪甲青，腹痛囊缩，种种病形，皆是阳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扶阳抑阴"。这种“阳虚的真面目’’，郑氏常常称为“阴色"、“阴象"、“寒形"，是辨认阴证的主要“实据"，又称为“阳虚辨诀"。为了更有条理起见，笔者以“神色、形态、舌脉、口气、二便"各项为纲，将郑氏“阳虚辨诀’’重新归纳如下：
神――目暝倦卧，无神，声低息短，少气懒言。
色――面色唇口青白，爪甲青。
形态――身重畏寒，腹痛囊缩。
舌――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淡黄润滑色，强调舌润滑不燥。
脉――脉浮空或细微无力。口气――必口吐清水，饮食无味，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
二便――二便必自利。这样应该更清晰了。
在临床实践中，遇到复杂疑似、阴阳难辨的证候，在上述阳虚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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