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各家学说的要领裘沛然

一、倡导“伤寒温病一体论”     汉代医学大家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开辨证论治之先河，为治疗外感热病树立圭臬。清代名医叶香岩创温病论，他以伤寒主六经，温病主卫气营血，是两门学问。自叶氏之说兴，中医界由此引起伤寒和温病二个学派长期的论争。裘氏于仲景、香岩之学，寝馈50年。他认为，伤寒和温寒、六经和卫气营血是否是一回事，不要只听名词之不同，而要仔细分析两者所表现的具体证候的异同，必须从其临床具体表现的实质内容进行分析。     (一)伤寒为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赅括温病     裘氏采用“循名责实”的治学方法对伤寒和温病的概念作了缜密的考证。     首先从《伤寒论》自序中可知，仲景曾慨叹自己宗族在建安十年中“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七”，说明他所指的伤寒，绝非仅指一般受风寒的病症，其中包括了很多急性或烈性传染病，不然其死亡率何以竟有如此之高？     再从有关文献记载来分析，《素问·热论》有“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之说，《难经·五十八难》云：“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晋代葛洪《肘后方》载：“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耳。”唐孙思邈《千金方》引《小品》说：“伤寒雅士之辞，天行温疫是田舍间号。”宋代庞安常将天行、温病，时行寒疫、温疫、阴阳毒等多种外感疾病，归纳于“伤寒总病”范畴。张子和《儒门事亲》对伤寒概念说得最明确：“春之温病，夏之暑病，秋之疟及痢，冬之寒气及咳嗽，皆四时不正之气也，总名伤寒。”即使是温病学家王士雄也承认：“五气感人，古人皆谓之伤寒，故仲景著论皆以伤寒名之。”     综上可见，伤寒为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近世所称之温病，包括风温、温热、温疫，温毒、暑温、湿温、秋燥、冬温、温疟等，都早已赅括于伤寒范畴，其中各病的名称、病因病机及证治大法，亦早备于《伤寒论》中。裘氏认为，“伤寒与温病，后世医家在这方面积累了更多的实践经验，治疗方药日趋丰富，这是祖国医学发展的必然。”     (二)六经与三焦不可分割     叶香岩倡“仲景伤寒先分六经，河间温病，须究三焦”之说，继而吴鞠通亦说：“伤寒论六经，由表入里，由浅入深，须横看；本论论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浅入深，须竖看。”以此作为划分伤寒与温病的理论依据。裘氏认为，且不说“河间温病，须究三焦”之论在刘氏著作中并无此说，且把完整的人体竟然分割成纵横两截，这是非常错误的。人体是一个完整的有生命的有机体，脏腑经络之间不可分割。六经是有经络脏腑实质的，如果不承认这一点，这无法解释《伤寒论》的诸多原文。六经和三焦也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在生理病理情况下是互相联系的。如以太阳病一经证候为例，太阳主一身之表而皮毛为肺之合，故太阳病可显现上焦症状；太阳病不解传阳明，则出现中焦症状；太阳随经，瘀热水邪结于膀胱，可出现下焦症状。可见太阳一经已具三焦证候，其它诸经岂可脱离脏腑而为病？《医彻》也有“伤寒发热，归于三焦”之说，故六经病证足以赅括三焦。     (三)卫气营血不能逾越经络脏腑     叶香岩创温病之论，以“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为辨证次序，其实他们倡导的卫气营血辨证提纲，都没有脱离经络的范围。“营行脉中，卫行脉外”，“取血于营，取气于卫”，卫气营血循行于经脉内外，经脉又络属于脏腑，它们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须臾分离。营卫气血之为病，也离不开经络脏腑的病理表现。     裘氏曾以太阳一经为例，则营卫气血之证均已毕具。如《伤寒论》有风伤卫、寒伤营之证，桂枝汤治风伤卫证，其方可调和营卫，治卫强营弱；麻黄汤治寒伤营证，其方可发汗解表。《医宗金鉴》论太阳表解有“不解于卫则解于营，汗出而解者，从卫解也，衄血而解者，从营解也”之说。太阳病兼烦躁或心烦、口渴，而用桂枝加黄芩的阳旦证、麻杏石甘证以及大青龙汤证等，实际上已渐兼阳明，即温病所谓在卫不解已见气分之证，至于太阳病在经不解，邪热在里，血结膀胱而见少腹硬满，意识异常等表现，此即太阳病的血分证候。可见太阳一经中营卫气血各证即已具备。温病学中所揭示的卫气营血的症状，虽然较汉代医书载述的有所充实发展，也仅仅是六经病中的某些症状的另一种表达名词而已。就连叶香岩本人也在温热论中明确说过，“辨卫气营血与伤寒同”，这恰恰是卫气营血不离六经的有力佐证。     至于天士创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之论，以此有别于伤寒之邪从皮毛侵袭者，其实无论伤寒和一切外感病证，其感邪和传变都是多途径的，常随病因、体质、环境、平素宿疾及正气盛衰而可呈现多种多样的传情况。如果偏执一端，作为温病传变的特殊规律，这会使中医外感病的治疗受到很大局限。     据上分析，裘氏认为，温病只是伤寒的分支，温病学说在某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外感热病的认识和证治，但不宜将两者机械地“分家”，而应从实际出发，使伤寒与温病的机理治法成为一个整体，才有利于外感热病的诊治。 二、关于经络针灸的研究     裘氏早年曾从事针灸、经络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于针灸经络深有研究，曾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和著作。     (一)经络是“点”、“线”、“面”的综合     “经络学说是祖国医学的机体联系学说，是阐述人体内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密切影响，说明这些联系是人体生命活动、疾病机转和诊断治疗的重要依据，它体现了祖国医学理论中的整体观点”，这是他对经络学说理论和实践价值的高度概括。     裘氏认为，经络应包括“线、点、面”三个部分。     经络是人体中具有特殊联系的路线，这种特殊的联系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周身体表，从左右、上下以及前后、正中、偏侧各部之间的联系；二是某些脏器和另一些脏器之间的联系；三是周身体表和体内脏腑的联系。把经络称为“线”，包括正脉、支脉、经别、络脉、孙脉、奇脉及经隧等各种纵横交叉和深浅密布的循行径路。     所谓“点”，是指腧穴。“腧”原写作“输”，有“内外相输应”的意思。说明它通过经络与脏腑和其他部位相输通。腧穴与经络是“点”和“线”的关系。这些“点”的有直接与经脉相通，有的与其“支而横者”的络脉相联，位置有深有浅，区域有大有小。人身除了三百六十几个经穴之外，还有很多奇穴，另有天应穴、不定穴等，所谓“人身寸寸皆是穴”，其多不可胜数。腧穴为“脉气所发”和“神气之游行出入”处。     至于“面”，除了经络分布于体表的“皮部”学说之外，还包括肢体的骨肉筋骨和脏腑组织，都有一般的分布和特殊的联系。近代医学家所发现的压痛点及皮肤活动点，过敏带等，也是经络反映的印证和充实。有人认为某些压痛点与皮肤活动点同经络腧穴不尽符合，这是因为经穴仅仅是经络学说的一部分，它还包括经别、奇经、经筋、皮部以及标本、根结之类。经络系统在人体的分布，不仅仅是“线”和“点”的联系，还应当从它分部隶属范围较大的“面”来理解，这样才比较全面。     (二)十二经病“是动”与“所生病”的涵义     经络学说是以十二经脉为主体，十二经病候是十二经脉的重要内容，具有“症候分类学”的意义。十二经病候的内容是在临床所见的一系列病症中根据其各种症状特征，以分辨不同经络脏腑的疾患，在临床上有很大指导意义和价值。     但是，自《灵枢·经脉》提出十二经病候中的“是动则病”(以下简称“是动”)和“是主某所生病者”(以下简称“所生病”)的概念后，历代医家对其涵义颇有分歧，以致影响了在实践中的正确运用。     后世医家的解释，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是动为气病，所生病为血病(《难经》)；是动在气、在阳、在卫，病在于外，所生病在血、在阴、在营，病在于内(杨康候注)；是动是经络的病，所生病的脏腑的病(《灵枢集注》)；是动是本经病，所生病是他经病(《难经经释》)；是动为络病，所生病为经病(《诊络篇补证》)；是动是气化的病，所生病是脏腑经络的病(滑伯仁注)……     裘氏认为，历代诸说虽似言之近理，但仔细分析，仍与经义有悖。他说，是动的“动”字，示经气之动乱；是主某所生病的“主”字，含有主管、主治的意义。“是动”的原意是从经气发生病理变化方面而言，“所生病”是从经络和俞穴所主治的病证方面来说，两者相互补充和印证。由病理变化而产生的症状，即是动病，也就是该经俞穴的主治范围；而十二经脉所主治的病症(即主某所生病)也正由于该经经气的异常所导致。文献所述本是前后贯串的，它之所以分成二个部分叙述，仅仅是古代医家从临床症状观察和治疗体验两个方面所获得的材料之汇合，所以我们应当联系起来，综合两方面的症状以掌握病候的全貌，不可分割。     (三)奇经八脉的意义     关于奇经八脉问题，历来未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明代李时珍独对此作过整理阐发。50年代裘氏曾发表《奇经八脉循行经路考正》一文，在李氏基础上进一步对奇经的循行路线详加厘订，勘谬正误，为后来的教科书所征引。1960年又发表了《奇经八脉研究》，展示了他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裘氏肯定奇经八脉具有“经脉”的性质，起着主导作用；同时兼有“络脉”的特点，发挥着联络、灌溉的效能；加之其走向经路与脏腑联系等方面有别于一般经脉，故以“奇”命名。奇经八脉不是一种作用很简单的脉，而是十二经脉中的某些性质相近的几条经脉的联合组织系统。在这些组织系统中的经脉，通过奇经的联络，统而组成了一个具有共同作用而又密切关联的别道奇行组织，奇经八脉就是这个联合组织系统中核心，它担负着联系、调整和主宰这个集体的经脉的功能。     裘氏还对奇经八脉的病候及治疗作了研究。他说，奇经的疾病应包括它所属的若干经脉病候的综合，范围甚广。例如：阴维脉联系肝脾肾三经，且与任脉、足阳明经脉相合，故阴维脉的病候赅括了以上诸经的疾病，可见“胸满、心胸痞胀，肠鸣泄泻，脱肛，食难下膈，积块坚横抢胁，妇女胁疼心痛，结胸里急，伤寒，疟疾”等症候。治疗奇经疾病的方法，不离于该奇经所统属的经脉或脏腑的范围，故采用能主治原来经脉的方药或俞穴，一般即可取效。例如内科常用方剂中的龟鹿二仙胶能补任督二脉的亏损，主治淋沥漏下，阳痿遗精早泄，带多小产等症。以上各证多由肝脾肾及胞宫亏损所致。这些经脉为任督所统率，故本方就有滋任补督之功。后世医家常感临床治疗奇经病的方药过少，实乃因为对于奇经的性质缺少深入认识的缘故。     (四)用针莫忘灸     针灸包括针刺和艾灸两种方法，针刺是机械性刺激，艾灸虽是温热的刺激，但更具有奥妙，两者都是通过经络穴位传递治疗的效应。《灵枢·官针》说：“针所不为，灸之所宜”。说明针刺和艾灸在治疗上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因此，裘氏特别强调“用针莫忘灸”。     灸法有温经散寒之功。《灵枢·刺节真邪》说：“脉中之血，凝而留止，弗之火调，弗能取之。”《灵枢·禁服》也说：“陷下者，脉血结于中，中有著血，血寒，宜灸之。”灸法是借灸火的热力透入肌肤，以温经散寒，通行血脉。故一般用治于外感表证、咳喘痰嗽、风寒湿痹以及妇人气虚血崩、男子虚羸少气、老年肾亏多尿、小儿疳积等，有较好的疗效。     灸法能起沉疴危证。《伤寒论》中早有少阴病吐利，手中逆冷，无脉，用灸法治疗的记载，其有扶阳固脱的功效。裘氏早年曾治一重症痢疾患者，历经数医治疗，汤药并进，症情加剧，已经出现神识昏糊，脉象微细等危象，邀裘氏往诊，初投汤药无效。后转用太乙神针灸法，持续熨灸天枢、关元数小时，次日病人神志顿见清爽，痢止而脉转和，不三日而痊愈。象这样用药物、针刺等治疗无效而最后以灸奏功的例子，在裘氏的追忆中并不是少见的。临床中对于中风脱证、大汗亡阳、气虚暴脱等危症，均可应用灸法救治。     灸法还有防病保健作用。《千金要方》曾载：“凡入吴蜀地游宦，身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勿令疮暂瘥，则瘴疠毒气不能入也。”说明艾灸对于预防感染性疾患有一定的作用。近时对脑溢血、高血压一类疾病，几乎畏灸如虎，而在《神灸经纶》中则载列了预防中风的九个施灸穴位。可见这一宝贵经验，我们尚未很好继承。此外，文献中还有常灸足三里、气海等穴位有健康长寿的记载。过去有庄周曾讥笑孔丘“无病而自灸”之说，实践证明灸之得当，可达“自灸而无病”的目的。     一般认为，灸法只适用于沉寒痼冷，无脉亡阳之证。裘氏认为灸法适用的范围很广，不仅可用于阴证、寒证，也可应用于阳证、热证。过去丹溪治热证用灸，乃取“从治”之意，阴虚证用灸取法“阳生阴长”的道理。近代也有很多用灸法治疗热证的临床报导，如用艾卷灸法治疗急性乳腺炎、急性结膜炎、急性化脓性中耳炎，用灯火灸治疗急性扁桃腺炎和流行性腮腺炎等，均取得了较好的疗效。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运用“辨证施灸”。     裘氏认为，灸法的临床应用固然十分重要，而灸法的作用机制，也亟需研究，灸法是否仅仅是一个温热刺激问题，恐怕其中还有许多科学的奥秘，尚待我们去认识和探索。 三、各家学说发微     裘氏对中医历代各家学说的研究颇多心得，曾积其多年研究成果，主持编撰了《中医历代各家学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他研究各家学说主张“不要先存成见，既不轻易否定，也不盲目接受，特别是某些遭人非议的学术观点，尤当独立思考，并经过临床的反复验证，然后提出己见”。裘氏对各家学说的研究涉猎甚广，不能一一枚举，只能择要举例，以示一斑。     (一)各家学说的渊源     一般谈各家学说，大都认为肇自金元时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载，儒之门户分于汉，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裘氏对此并不苟同，他说：“儒学在汉代早已分化成许多学术流派，而医学流派之分可追朔至《黄帝内经》。”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两汉时代已形成四大医学流派--医经家、经方家、房中家、神仙家。《内经》是医经派的代表作之一，古今学者公认，《内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九灵山房集》)。从《内经》原著所引文献稽考，其中有《太始天元册》等二十余部，汇集了诸多学术观点。     从有关内容剖析，可以发现《内经》确实存在着各家学说。例如，关于脏腑：《素问·金匮真言论》有五脏六腑说，《灵枢·经脉》有六脏六腑说(将心包络作脏)，《素问·三部九候论》有九脏说，《素问·六节脏象论》有十一脏说，《素问·灵兰秘典论》有十二脏说等。关于脏腑与苗窍的关系：《素问·金匮真言论》说：“心开窍于耳”，“肾开窍于二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心主舌”，“肾主耳”。关于经脉气血多少问题：《素问·血气形志篇》：少阴少血多气，太阴常多气少血，《灵枢·五音五味》：少阴常多血少气，太阴常多血少气；《灵枢·九针论》：少阴多气少血，太阴多血少气。诸如此类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见解，还可以举出许多。裘氏说：“我们并不否认《内经》的学术价值及其权威性，但从中已可窥视《内经》在某些理论问题上，确有一定分歧。从这一意义上说，《内经》乃是各家学说的论文汇编。”这一观点，具有独到见解。     (二)关于孙思邈的研究     裘氏对唐代医家孙思邈的学术思想和诊治经验尽发掘能事。其主要发明有：     裘氏崇孙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的学术价值，倡言“《千金方》中藏万金”。他系统研讨了两书的近六千个处方有关方论后深有体会地说：“孙氏医论，重在‘诚’字；孙氏选方，克臻‘精’字”。他归纳其遣方用药的特点为：简易见长，平正取胜，奇崛跳脱，杂乱有章等。书中不仅收载了大量有效的民间单方、验方，而且还有不少似乎“庞杂繁乱”而不易被常人所理解的“大方”。对前者尚待我们深入挖掘，对后者有些医家曾有微词而不被重视。裘氏通过艰难摸索和临床体察，乃悟其方之杂，正是奥妙所在。姜桂与大黄并用，人参与硝黄相伍，体现了“制方之反激逆从”的妙用。故他在近几年治疑难杂症，亦常效法思邈，以庞杂组方或奇特配伍，也往往能起沉疴而愈危疾。     历代医家都认为温病学说开创于明清时代，裘氏则指出孙思邈是“温病治法的创导者”。例如：清代余师愚应用大剂石膏治温疫的方法实胎息于孙氏。《千金方》中治外感热病常用石膏至八两，并有多种配伍方法，以适用于不同的证情。一般医家尝谓表里双解法创自河间，而在《千金方》中早有以麻黄、葛根与石膏、寒水石同用，麻黄合大黄同用之方，开解表与清里合用或发表与通下并用的治则。后世治温病名方凉膈散、升降散和防风通圣散等，实皆由此悟出。还有治疗温病气血两燔的气营两清法、治疗温病邪火热毒炽盛的清热解毒法、治疗温病邪初入营血的凉血清热法以及辛凉解表法、甘寒生津法、芳香开窍法等，均可在《千金方》找到相应的方药，这些方药及其配伍与后世治温病者，或如出一辄，或初见端倪，或方虽不同，其法则一。孙思邈已开温病治法之先河，其功不可没。     孙思邈对养生学说的贡献不可抵估。裘氏从三个方面概括孙氏的养生观：一是养生首重养心，而养心莫善于寡欲。思邈本人之所以能g享遐龄，与其能“安神定志，无欲无求”，淡泊名利，不利低头拾卿相，誓愿普救含灵苦的品行，有很大关系。二是强调“啬神”、“爱气”、“养形”。他倡导十二个“少”(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反对十二个“多”(即与十二少相反之事)，防止六个“久”(久立、久行、久坐、久卧、久视、久听)，提出十个“莫”(莫强食、莫强酒、莫强举重、莫忧思、莫大怒、莫悲愁、莫大惧、莫跳踉、莫多言、莫大笑)。三是认为“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孙氏对食养提出了许多主张，诸如“食不欲杂”、“学淡食”、“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做到“饱中饥，饥中饱”。孙氏还十分重视“食治”，认为“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强调食物对养身和治病的重要作用。这些堪称夺食疗之先声，对今天仍有很大指导价值。     (三)关于朱丹溪的研究     金元医家朱丹溪在中医学上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裘氏对丹溪学说的研究颇多心验。他从六个方面归纳其学术特点。     人体生命的延续皆乎由于动。凡“动”皆属于火，而主要是相火的作用，如相火妄动则可致病，故相火既为生命的本源，又是致病的因素。人欲保持健康，要在动的基础上“主之以静”，即所谓“动而中节”。     人的精血易耗难生，形质易衰难长，阳气则始终鼓荡于人的生命全部过程中而无时不在，故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其意即以“阴”为生命的物质基础，“阳”是生命的活动现象，有了物质基础自然会产生功能作用，故以补阴为治病的第一要义。     对于邪正之间的关系，认为如人体正气充实，病邪很难侵袭；反之，如发生疾病，则正气多虚，故其施治不主张峻攻，但也反对呆补，而常用“治病不伤正，扶正不碍邪”的方法，同时提出“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进一步发展了张子和的攻邪理论。     认为气有余能使火炎，火有余亦能使气滞，而气火的郁遏，又常与有形之邪如湿、痰、瘀、积等相附着，故在治疗气火的同时，常结合利湿、祛痰、化瘀、消积等方法。     刘河间虽亦主火，但未能深探所以燔灼之源，因此不能善用补阴清火之法；李东垣主补气，而以为“火与元气不两立”，未谙相火有生长和温养作用；张子和主攻，但只知攻邪，而未能正确对待邪正之间的关系。丹溪能善用三家之长而去其短、补其偏，故其成就颇大。     丹溪的处方用药，不仅一扫宋代《局方》多用刚燥的积习，其用药法度、立方取义与治疗原则，均予后世医家以深远的影响。他拟方选药，着重于清、泄、利、散、疏调与滋阴；其论病析因，着重于湿热内蕴和相火上炎，而且特别注意“新寒兼伏热”类疾患，故其治疗特点，常采用综合施治，不用纯泻呆补。丹溪的这些医学观点，具有宝贵的临床价值。     裘氏的归纳，要言不烦，切中肯綮，对我们发扬丹溪的学术经验，并为现代临床服务，极有启迪作用。     (四)关于张介宾的研究     一般谈到张介宾的学术特点，“着重阳气”，“喜用温补”，已成医界的共识。但对其扶阳的具体方法和用药特点则较少探讨。裘氏认为，介宾学术，阴阳并重，著名的“阴中求阳”、“阳中求阴”的观点即是生动的例证。在遣方用药中，“扶阳不忘补阴是其基本特点”。     例如：景岳创六味回阳饮治“元气将脱”之证，方以熟地、当归配合参、附、姜、草，认为熟地“兼温剂始得回阳”；治“元气大虚”的大补元煎，方以人参为君，佐以熟地、当归、枸杞、山茱萸填精养血，虽曰培补元气，却以填补真阴为主；治疗火不生土，胃寒呕吐者，用理阴煎，以参、附、姜合熟地、当归益阴填下，乃取义“阴为阳之基”的道理；治疗劳倦体虚感受寒邪，用大温中饮温补中气，仍以熟地、当归为佐，认为“阳根于阴，汗化于液”，故温中解表兼补营血，以滋汗源；治“非风卒例”，“阳气暴脱”之证，在急用参附救阳的同时，“随用地黄、当归、甘杞之类填补真阴以培其本”；治脾肾大虚之水肿，专用参附理阴煎加白术大剂与之，二十余剂而腹胀尽退，方取参附温助命门阳气，伍熟地、当归，旨在补精生气以行水消痞……。介宾于阴阳生化义理，可谓曲尽隐奥。     但是，长乐陈修园在《景岳新方砭》中对景岳用金水六君煎治疗咳痰喘嗽曾大肆抨击。裘氏则经过长期的思索和躬亲实践，发现此方不仅可治疗阴虚外咳嗽，又能对脾肺虚寒，肾水不足上泛为痰之嗽，有较好的疗效。并领悟到“水生万物”、“阳根于阴”的深刻道理。     裘氏说，张介宾“阴中求阳”、“阳中求阴”的观点，取义于“阴阳互根”、“精气互生”的原理，值得我们玩味再三。裘氏晚年用方遣药，每于此中得到借鉴。     (五)掌握各家学说的要领     裘氏说：“中医各家学说是历代医家各种学术思想和丰富临床经验的总汇，是祖国医学的一个重要宝藏。各家学说蕴藏着许多医家各自的方证药法和医学理论，通过学习，可以开拓思想，扩大视野，并丰富我们治病的方法”。但要学好各家学说必须掌握四个要领。     关键在于“各”字。各家学说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不同的医家对同一疾病，各有不同的学术见解和治疗特点。设若同一发热病者，河间可能投之以苦寒泻火，子和即以攻邪泄热，丹溪拟滋阴为法，东垣则可能施以甘温，景岳甚至会温补，病虽一而法各异，效必有别，但其中必有一法更契合病机。我们学习各家学说的目的在于掌握更多认为疾病的观点和防治疾病的方法，才能为临床服务。     区别在于“家”字。裘氏将历代医家根据其成就和特长，分为“大家”、“名家”、“专家”、“杂家”四大类。在中医理论和临床诸方面均有建树，学说广博深邃，对后世影响甚大的医家，称“大家”，如孙思邈、李时珍等；在学术方面虽有不少真知灼见，但其成就及广博稍次于大家，称“名家”，如巢元方、金元四大家等；在某一方面颇有擅长的医家，称“专家”，如方剂家王焘，伤科家危亦林等；其学问涉及医学以外的多种知识的医家，称“杂家”，如沈括、赵学敏等。我们学习的重点应放在“大家”和“名家”方面，根据需要选择有关“专家”。     钻研在于“学”字。要掌握医家的学术思想，既要追溯真学术之所本，调整其卓有建树之处，又要了解其学术对后世发展的影响情况，这样就比较全面、深刻。掌握在于“说”字，每一医家的具体论说甚多，同一疾病各有不同的说法，我们要从总体上掌握各医家的学术思想，更应对其临证经验，通过自己躬身实践，加以体验，才能得其要领，以提高自己的医学水平；同时促进学术的发展。 四、“澄心、息虑、全神”的养生观     养生学说是中医学中具有特色和优势的一门重要学问，裘氏对此深有研究。他曾精辟地分析了中医“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含义，发表了“高明的医生是防病于未然，而医学的最高境界是消灭医生”的见解。历代中医文献中有关养生的记载极为丰富，应该很好继承和发扬。他曾在报章呼吁中医学院应建立养生康复专业，为保障人类健康长寿作出贡献。     (一)养生的关键在于“全神”     裘氏已近逾八旬之年，工作十分忙碌，但依然神采奕奕，耳聪目明。他根据自己切身体会，总结养生的经验是：人的健康与否，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保持健康的关键在于“全神”。那末，何谓“全神”？     中医学中的“神”，是人生命的内核。裘氏所说的“全神”不仅是通常所说的感觉思维、神色、神气，而是指“神明”的妙用。《荀子·天伦》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淮南子·泰族训》又说：“其生物也，莫见其所养而物长；其杀物也，莫见其所裘而物亡，此之谓神明”。裘氏指出，“神”实际上就是目前科学家远未了解的宇宙界的自然运动变化的规律，它是“妙万物而为言”的。人为万物之灵，得神最全，故凡人体的生长衰老寿夭以及气血精髓的充养，喜怒哀乐的调控，对外界环境的适应等诸多生理活动，无不赖“神”所主宰。他比喻说：人有似一部最精密的“自动机器”，具有自我调节、自我修补、自我适应、自我控制四大功能，但这四大功能只有在精神完美不受损害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因此，养生首先要全神。     所谓“全神”，就是努力使自己的精神完美无缺，要运用各种修心养性、澄心息虑的方法，使自己的心态保持至善至美，恬淡宁静的境地。这里所说的“澄心息虑”，并不是说人不要思维。作为社会的人，不可能没有思维，问题在于“思”一定要“纯”，能纯则“全”。精神纯真专一，潜心学术研究，为人民为社会作有益工作，心安神怡，乐而不疲，虽殚精竭虑，对身体没有什么大碍。相反，心术不正，勾心斗角，嗜欲无穷，声色劳神，往往导致食不甘味，夜无酣寐，神气受伤，影响了自我调节功能，所以难以达到人应享的年寿。中国历代有修养的名家，大都长寿，就是明证。因此，要做到“全神”，就必须具有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摒除邪恶和贪欲之心，不慕求浮荣，不损人利己，破除私心杂念，要有忠恕仁厚，纯一无伪的精神。只有在心神极其安宁，碧海无波的情况下，“神”的功能才能得到高度发挥，从而使人体气血和畅，五脏安宁，精神内守，真气从之，这是得享遐龄的关键。     (二)七情之发贵乎“中节”     喜怒哀乐为人之常情，也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内心体验和反映。裘氏认为，七情之发贵乎“中节”，就是注意不要超过精神活动的“临界度”。古人所说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即寓有“中节”的意思。     现代心身医学认为，内外各种因素所诱发的适度中节而又较为短暂的情志波动并不害生致病，即使劣性刺激所激起的一时性的较为剧烈的情感波动，经过机体的自身调节机制作用后也不一定伤及人体。故有“随怒随消未必致病”之说。能导致躯体病变或损伤的是那些超过个体生理适应和调节能力的情感波动。中医理论中致病情志表现出两类基本形式：一是波动过于剧烈，如狂喜、暴怒、大悲、卒惊等勃发的激情冲动；二是持续过久，如抑郁、久悲、失志、过忧、郁怒以及长期的紧张焦虑等不良心境状态。因此，加强自我调节或控制，是防范心身疾病的关键。     唐孙思邈在《千金要方》的“道林养性”篇中就曾指出十二种过度情志变化的危害性：“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事则形劳，多语则气乏，多笑则脏伤，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妄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足，多好则专迷不理，多恶则憔悴无欢。”可见造成人体伤害的关键在于“多”，“多”则超过了常度，破坏了人体的自我调节适应能力，从而导致气血逆乱，脏气戕害，形成种种病变。这时告诫人们对于七情之用要保持“中节”，使之冲和为度。诚如嵇康在“养生论”中所说的：“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平和。”     人为万物之灵，人生在世总有喜怒哀乐之情志变化，岂能“如槁木，如死灰”？七情活动不可不发，不可过用，不发则隐曲不伸，郁而成病，过用则神散气耗，同样足以致病。因此，人若能把握“中节”之道，识得个中真谛，则身心健康有了基本保证。     (三)坚持一个“啬”字     裘氏对孙思邈的养生要诀颇为心折，强调养生要坚持一个“啬”字。他完全赞同孙氏以焚“膏用小炷与大炷”的比喻，认为人的精神气血是有限的，不可浪用，必须处处注意摄养受护，要尽量减少它的消耗。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五色、五音、五味等皆是人之本能所必需，但如纵情于犬马声色，必然耗伤精气神而损及年寿。所以，“治人事天莫若啬”。所谓“啬”，就是要摄神、葆精、受气、养形。《韩非子·解老篇》也说：“书之所谓治人者，适动静之节，省思虑之费也。所谓事天者，不极聪明之力，不尽智识之任。苟极尽则费神多，费神多，则盲聋悖狂之祸至，是以啬之。”     《素问·经脉别论》所提出的“生病起于过用”的观点，实际上与裘氏所强调“啬”的论述是一致的。如七情过用就成为致病之因，“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等均是。饮食的大饥大饱，或过寒过热，或偏嗜，皆是“过用”现象，足以成病。所谓“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素问·宣明五气篇》所说的：“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也是“过用”所造成的损害，他如房室过度则伤精，均与“啬”的要义相悖逆。     “啬”与“中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节是指不要超过身心活动的范围，而啬的含义则是指人们对自己精气神的消耗希望能减少到最低限度。     裘氏所倡言的“全神”、“中节”、坚持“啬”字的养生要义，是在继承历代养生家的经验和理论，以及总结自己的实践体验后提出来的。他以其敏锐的洞察力，预测医学的未来。曾上著文说：“养生康复必将成为人类医学的主流和热点。因为医学的最终目标必将发展到人们在身心两方面可以自我康复和长寿的水平，我们的养生康复事业前途不可限量！” 五、对中医学术发展的分析思考     裘氏博学广闻，勤于思考，不仅潜心寝馈于中医学术的研究，而且时刻关注中医学术的发展。他经历过长期的医学生涯，深感中医学之所以能够历久长存，并在现代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却能引起国际医学界的日益重视，决不是偶然的。“水之积也不厚，则其浮大舟也无力。”他认真总结了中医学术发展的历史经验，并对未来中医学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一)中医学是灿烂古代科学文化和丰富的医疗实验实践经验相结合的产物     裘氏认为，我国医学的悠久历史肇始于战国以前的远古时期，而到战国时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同时接受了当时先进的农业、天文、历法、气象等学科多方面的渗透和影响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例如，天文学中的天地、日月分阴阳，五星的运行，就为阴阳五行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础；对气象异常变化的观察研究，产生了中医学外感六淫的萌芽；“农药同源”促进了中药的发展；冶金术的发展对针灸的进步创造了可能……     古代自然科学的高度发展，为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而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又渗透到医学领域，与人体的生理解剖、病理变化和治疗经验等医学知识相紧密结合，使中医学的丰富经验知识上升为理论，形成了完整的、独特的理论体系。因此，中医学是灿烂的古代科学文化和丰富的医疗经验结合的产物。     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可以认为是一部多学科研究医学的结晶。它的内容远不止涉及医学一门学科，还吸收了当时的自然科学及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内经》对中医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它汇集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而且也为我们树立了多学科研究医学的典范。     中医学术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学科之间的联系、渗透、融合，是产生新学说、新观点、新学科的重要途径。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但人不仅作为一个生物的人，更是一个自然界的人、社会的人，人的生理病理变化与自然界、社会环境的方方面面密切相关，因此，对人体的研究应该将与医学有关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作整体综合研究，才能找到医学发展的突破口。     (二)中医学是令人嘱目的世界医学宝库     在现代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是否还有必要下功夫研究和发展中国的传统医学？面对世界上不少地方逐渐掀起的“中医热”我们如何认识？使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裘氏认为，中医学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吸收、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方面，还是很不够的，但是它有更高层次的实验方法，则多为人们所忽视。中医学知识是在数以亿计的人体上直接进行实验所获得的，并且经历了几千年临床实践的检验而存在和发展的。在人体上直接观察和体验所得到的资料，与动物实验、解剖刀下和试管中见到的东西，显然有所不同。人体中有许多奥秘就在科学发达的今天，还无法了解和解释。而中医学则发现了人体在现代解剖学所知的形态结构和功能之外，还存在着多种联系径路以及各种特殊的物质作用。中医学的思维方法与概念、理论的形成，是依据于自然过程和生命过程及其相互作用的规律性现象，并综合成为一个整体联系的科学。     中医学不仅具有阴阳学说、脏象经络学说、天人相应学说、精气神学说等独特而又高深的理论体系，而且具有极为丰富、精湛的医疗方法。中医传统的“脏象经络学说”曾被认为是“过时”和错误的，然而“心与小肠相表里”的理论已被最新科研证实，小肠内确有脑的多种物质和功能，几乎脑内所有的神经递质在肠内都能找到(中医学中的“心”包括现代解剖学中的心和脑的功能)。“天人相应学说”曾被作为主观维心主义，然而当代时间生物学所作的大量研究证明，月亮的圆缺、昼夜的更替、四季的变化对人体的体验、血压、内分泌、细胞分裂、疾病和死亡等都有明显的影响。“天人相应学说”已成为西方新学科的热点之一。当现代医学正在为化学合成药物的毒副作用和抗药性等而发愁的时候，中医学中的针灸、推拿、气功等疗法以具有无损伤的治疗特点而日益受到世界人民的青睐，中药以其来源于“天然”和具有调动机体自身抗御疾病能力来对抗致病因素的作用特点，也正在走向世界。     无数事实证明，中医学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医学宝库，作为一个中国的医学工作者，我们不仅要看到中医学中存在的某些局限和不足，更要珍视中医学在世界医学中的地位和发展的优势，并认真加以发掘。     (三)倡言“中医特色，时代气息”     中医学绵亘2000余年，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各门新学科正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发展、嫁接、组合、更新，中医学正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裘氏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思索，旗帜鲜明的提出了“中医特色、时代气息”的八字方向。也就是以中医学为根底，汲取现代天文、气象、物理、化学、哲学以及西医学等科学技术新成就，走出中医学发展的新路。他认为，中西医结合应是两个亲缘学科合抱长成的大树，它们应融汇一体，综合为一门新的学科，而不是相互利用的苟合寄生。中西医学互有短长，彼此都应取长补短。中医学必须在保持自身特色和优势的前提下，努力撷取与之相关的自然科学新成果，为我所用，才能在技术革命的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