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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师从徐铸成先生的求学经历恍然如昨，记忆犹新。
1980年末，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向沪上几位著名老报人、主要新闻单位领导颁发聘书，聘请他们担任兼职教授。此举无疑能够增强与新闻单位的关系，促进新闻教学、研究与新闻实践的融通。我是高考恢复后第一届本科生，1982年毕业前考取研究生，成为兼职教授徐铸成在大学的“开门弟子”。 在新闻学系张榜招收研究生时，铸成先生已届七十五岁高龄。我对他略有所知，主要来自家里的《新名词辞典》中人物条目介绍，还有他的回忆录《报海旧闻》。当我按照系副主任林帆老师所给的地址，去武胜路登门拜见这位大名鼎鼎的前辈时，看到住房只是约二十平方米两小间。 从那以后，我每周上门聆教一次，通常一个半小时。那时，铸成先生正为《新民晚报》撰写长篇连载《哈同外传》。我早上八点半到他家时，总要先坐等一会，看着他把刚写就的稿子校核一遍。他不打草稿，通篇一气呵成，每次两张稿笺，字数不多不少，而且字迹工整，除个别笔误之外，几乎不作改动。 最令我暗自叹服的是，铸成先生会客和写作的房间，窗户正对着人民广场，车来人往，嘈杂之声可闻，但他全神贯注而不受影响。以后我知道，这个充耳不闻、照写不误的本领，是他早年长期在报社排字房、印刷间旁的写作生涯中磨炼出来的。他当总主笔或总编辑时，每天晚上是看完各版大样才开始撰写社论。他写完一张，工人就拿一张去排字，最后往往与版面预留的字数刚好相符，至多增删一两行而已。正是办报工作的这种节奏和特性，使他练就了缜密的运思能力，所以晚年写作时依然下笔顺畅，如同宿构。 在写作上，铸成先生好似随时随地言传身教。1983年暑期，他为民盟中央举办的多学科学术讲座主授“新闻艺术”，我随行做助手。在赴京的列车上，他不时站起身，专注地观赏窗外的景色，像总是看不够似的，而这是他那年第三次进京了。若干天后，他的旅京通讯在香港《明报》的专栏刊出，我惊异地发现：沿途某地大水过后的遗迹、某处拔地而起的农家新楼、某站个体户主叫卖水果的吆喝，等等，都是他笔下着意描绘的对象，成了他赞颂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面貌日新月异的绝好材料。 同年11月，我随铸成先生应邀参加武汉大学七十周年校庆典礼。一天下午，我陪着他从下榻的东湖宾馆出门，沿湖边漫步到西北沿的九女墩纪念碑前凭吊、流连。这座墓碑，记载着太平天国起义的一桩逸事：太平军攻克武昌时，许多妇女踊跃参军，以后清军卷土重来，九名女兵在这里英勇抵抗，直至壮烈捐躯……在墓碑的前后左右，他细细寻觅，慢慢观看，不放过任何碑记、题词，仿佛浸身于那极简要的字里行间。少顷，他对我说：“这景致，这传说，当地人已经耳熟能详，但对于外地报刊仍不失为很好的通讯题材，值得一写……” 依我的观察和感悟，铸成先生确实服膺老《大公报》的“业师”张季鸾先生的自励：“老记者如果不‘记’，岂不剩下纯粹的老者，生命也就完结了。”可以说，铸成先生是真正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的新闻界泰斗。 日月如梭，三十多年过去了！在复旦大学新闻学系这段特殊的求学经历恍然如昨，记忆犹新。多年来，铸成先生那种生命不息、笔耕不已的敬业精神，一直印刻在我的脑海里，时时鞭策着我在不同地方和不同岗位坚持学习、思考和写作。（贺越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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