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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领导出于什么考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突然停办了北外附校，最后一届毕业生是1988年离校的。其中有一位知名度高的，叫许戈辉。 我们这些北外附校的老校友，突然就没有了自己的母校。 当时没什么感觉，因为都在各个地方卖力干活儿呢，谁也不在意母校的事情。后来，在外漂泊的游子们很多回到了北京，不少人也事业有成了，岁数也到了可以怀旧的时候了，于是，母校成为了校友们心中的一块痛。没有了母校，就像孩子没有了家。 实际上，这时候，母校已经悄悄地复办了。 当然，和当年的北外附校比，还是有很多不同的。首先，校名就不一样，复办后的北外附校校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北外外国语学校”。由于政策的限制，复办的学校也不再是精英学校了，虽然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投资的，北外副校长兼附校的校长，但是出于各种考量，学校办成了“公办民助”。 情况就有点复杂了。 母校在很多校友心中，是神圣之所在，怎么成了“民办”？“民办”是不是靠高收费来赚钱，教学质量一塌糊涂？ 于是，老校友们自发成立的校友会不认同复办的北外附校，认为，这不是我们的母校。 我很早就认识了复办后的北外附校执行校长陈韵，也认识北外副校长兼北外附校董事长的彭龙，他们非常希望能够和老校友组织的校友会建立联系，以便于把学校的优秀传统继承下去。我就成为了中间的一个衔接人。 但是，这些老校友就是不认可复办的北外附校，认为，复办的北外附校基因变了，和原来的北外附校没有丝毫关系。哪怕是有一次北外的党委书记杨学义亲自出面，拿着当年复办时北外所属的外研社的投资证明，告诉校友们这不是什么私人老板投钱，而是北外投钱，确实是属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纯正血统，也没有得到认可。 当然，老校友的想法并不是没有道理。 老外附文革前小学部分老师在和平门校门前合影 母校当年为了培养外交人才而办，成立于1959年，实行的是从小学、初中、高中一条龙的方式，宝塔状的结构，最终上北外，成为外交官。这算是一所“贵族学校”。大家都住校，可谓朝夕相处，或者三年，或者六年，最多的有十年，许戈辉那一届从小二到高三，就是十年。而洪晃那一批人，更是到美国去读完附校的课程。这个学校，出了三十多位驻外大使，也出了章启月、孔泉这样的外交部发言人。当然，没有继续外语学习的人在中文上也有佼佼者，像毕淑敏、刘恒，其他各个行业里的佼佼者更是不胜数。 复办后的北外附校那时候是乏善可陈，因为是新学校，生源得不到保证，高考升学率不高，在海淀区的学校排名中，是在尾巴上的那几所。 我曾经在那个时候给母校的高中生讲过一次课，记得找了几个高中生上台来回答问题，结果，几个半大小子没有一个能够站直了说话的，都是歪歪扭扭地站着，我有点不高兴，告诉他们，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是起码的要求，不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的学生，不会是好学生。 2009年8月22日，在北京饭店，1000多名学生从世界各地赶来。也许，这是最奇怪的校庆了，办了29年的学校庆祝半百华诞，没有了母校的校友们欢聚一堂。 也正是如此，校友们有由衷的自豪，也有失去母校的遗憾。 五十年的校庆，是欢乐，也是凭吊，凭吊学校过去的辉煌，凭吊我们失去的青春。 外附校友会出了一本书，叫《天上的学校》，出了一部纪录片，叫《飘扬的旗帜》，五十年校庆时，又出了一本画册，叫《世界有我们就更美丽》，片子的题目还有些昂扬，出版物就有了些伤感了。 天上的学校，校名就说明了，在老校友的心中，老的学校已经到了天上，人间没有了。 我却不是这么想的。 我认为，时代不同了，现在不可能办当年那种精英学校了。母校能够复办，已经很欣慰了，至于说还不够优秀，那是需要慢慢成长的。首先，这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出资复办而且派出了北外在编的干部和教师筹办，有苗不愁长。至于说公办民助或是民办公助，这都不是问题，美国的一流大学大部分是私立大学。现在还要拘泥于民办公办，说明了思想观念的陈旧。 更重要的一点是，老北外附校创办30年，一共培养了3000多名学生，其中很多人垂垂老矣，老校友会一天比一天人少，这是自然规律决定的。而复办后的北外附校，现在在校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一共就有3000多人，新的校友越来越多，新校友也会成立校友会，新的校友会的生命力一定蓬勃旺盛，有什么理由不支持新的北外附校呢？ 我是眼看着复办后的北外附校一天天成长的。 刚植下的树苗不会枝繁叶茂，需要雨露阳光，需要精心呵护。北京外国语大学就是呵护者。 北外特别从杭州外国语学校挖来了教育专家林为民校长，学校面貌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学校在海淀区这样一个强校林立的环境里，进入了前十五名。教学质量提高了，进入北外附校的大门也更加困难了，居然有不少人找我“走后门”。虽然很难，但是我很高兴，因为这说明了一个学校的被认可。 更要紧的是，这个学校是我的母校。 最近，有关部门终于同意了学校的更名申请。正式恢复原校名“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名正则言顺了。 母校走过了六十年。 六十年一甲子，值得大庆。我参与了六十年校庆的筹备工作。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校领导，北外附校的校领导和若干老校友参与了总体活动规划、画册编辑、纪录短片研讨等各项工作。紧张的工作中，恍惚又回到了母校，回到了青葱岁月。 于是，在纪念画册的老校友寄语中，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给母校的话 1965年9月我入学到北外附校初一英语班，1969年2月参军到部队，之后再也没有进过正规的学校。初一英成了我最后的正规学历。之所以还可以在社会上立足，还可以混迹在职业生涯中，是北外附校夯实了我脚下的基石。 这里，是我从13岁到16岁的成长过程，从懵懂少年到初谙人世，留下了多少美好，多少青涩，多少心酸，多少期待。 令我们终生难忘的事情太多太多：我们跟着外教老师说出人生第一个英语单词，懂得了知识是我们进步的阶梯；我们学工学农，在田间地头和场院洒下汗水，洗涤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在一个月九块钱的伙食面前仍然是兴高采烈，因为懂得了生活的艰辛；我们相互帮助，相互学习，深知道团队的重要；当然也演出一些荒唐，这些荒唐被咀嚼吸收成为了养分，强壮了身体。 不管我们在离开学校的日子里从事了什么职业，也不管又经历了什么教育，不管我们取得了怎样的成绩，也不管遭遇了怎样的苦难，外附，始终是我们心中珍藏的最宝贵的字眼。 希望六十岁的母校青春依旧，早日建成一流的国际名校。 这些，都是我的心里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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