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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曾经对相声讽刺和调侃的限度作出了自己的点评，他认为“相声常常讽刺各式各样的人物，但演员却要时刻掌握讽刺的分寸，不能丧失真实性；如何讽刺，既要有一定深度，也要合情合理， 真实可信。总之，相声是与人为善的，如果‘谑而近虐’,那就不成其为相声了，也就不是艺术了，也就不再有人买票，坐在台下来听你的相声了。”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 相声来源于生活，讽刺的是人在特定环境下的某种行为，只有把握好讽刺、调侃的适当标准或限度，使欣赏者理解和接受演员的表演，才能够达到讽刺的目的，所以人物的性格一定要真实可信，包袱的组织结构和表现手段要合乎情理、事理。 鲁迅先生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事实，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 经典相声《买猴儿》的作者何迟先生在回忆该作品的创作过程时提到，在一次聊天儿中，有人说某公司买猴牌儿肥皂，结果买了两只猴儿，他一听就觉得这是相声可以运用的题材，脑子里浮现出马大哈的形象，并很快以此为载体将作品创作出来。 《买猴儿》的情节虽然离奇荒诞，但主题的现实意义是积极的。马大哈的性格特征在生活中具有典型性意义，工作马虎在生活中随处可见，每一个人身边都有类似的人，所以在相声中展现出来，是合乎情理的，也是观众乐于接受的。 何迟先生讲：“《买猴儿》的合理性就在于性格的真实。”人物的思想性格真实，规定情景有生活依据，观众不会认为买猴儿是“曾有的事实”,但接受了“会有的实情”,心理上容纳而不拒绝荒唐可笑的艺术夸张。 马三立老先生讲：“使活从现实生活出发，力求表演的真实性，使相声艺术不做笑的玩偶，要具有笑的生命。” 讽刺幽默的真实性在于以生活真实背景为依据，要注重生活情理，言之有物，理据充足。侯宝林先生表演《夜行记》, 说到夜间骑自行车点灯的包袱…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的马路街道狭窄，路灯暗淡，交通规则要求夜间骑车点灯，与实际存在的事实相符，有是非论点的依据，情节设置、人物，行动都在人们熟悉的情理之中，观众感到有相同或相近的生活经历，构成相互适应的关系，骑车拿纸灯笼的艺术夸张，可以从道理上认识和接受，袖子烧着的包袱响了。 郭德纲的相声中有很多看似荒诞，但是却在日常生活中很可能发生的包袱，比如《我这一辈子》相声里，说有一位致富界的前辈，成功地抢了银行，抢完了拿上几百万人民币，开车冲上了北三环，当时是下午5点多钟，正是北京市下班高峰，警察骑着小摩托过去的时候，前辈还在那堵着呢。与此案例相类似的新闻已多次见诸报端。 《我这一辈子》中还有一个案例，说郭德纲为了增加国家收入，让国家钱更多一些，决定自己印点，于是找了个朋友给算了一笔账，大概比例是1块钱需要人民币50块，老郭想了一宿，他是不是骗我？而2015年有一条新闻说在山东真的有人花了18万造出来16万假币。 郭德纲曾在多个返场小段或者节目电话中说过这样的包袱，于老师家里花几十万买了“古董”，拿回家发现底下写着“微波炉专用”。而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也不少，经常有市民看到一些形似古董的东西，抱着占便宜的心理买回家，一鉴定发现都是假的，除了“微波炉专用”外，还有“中国梦”等的字样，专家也忍不住笑，“还挺与时俱进的”。 讽刺幽默的合理性在于言之有据 由民间笑话《问路》改编的单口相声《三近视》,中心思想是袒护自己的缺点，利用近视作为表现手段，情形、景象的设计都做了合理的解释。 张寿臣老先生的表演将原文道旁的石上，说是坟地的石人石马，石人守灵符合生活原形，有生活依据。 向石人打听道，能引起观众对形状神态的想象。石人头上落乌鸦，符合生活情景，把石人头上的乌鸦看成帽子的误会根由合理，一晃手乌鸦飞了，真实可信。乌鸦飞了和帽子让风刮跑了，感知物体的动静相似，情节设置合理， 表现的是明明看不见，硬说自己眼神好，体现了主题的不说之理。 如果情节设置不合理，表演超过了适当的分寸或限度，那就感觉是在有意讽刺近视眼， 玩笑开得伤人。张寿臣老先生在《三近视》的表演中谈道“我想说明这段子决不是讽刺近视眼，咱们别在近视眼上找包袱，它就是利用近视批评人，不要袒护自己的缺点。在“学’上俩眼眯缝就得，别死气白赖的突出哥仨的生理缺陷，这活就使左了。” 讽刺、调侃不能超过一定的程度或限度，模仿近视夸张搞笑，讪笑他人生理缺陷，比喻夸张近乎为“虐”是不人道的。 侯宝林先生说：“我一向主张，做一个相声演员，必须是善良和厚道的人，否则一定要走弯路。”我们不能只管逗乐，不做深层思考，有时一个词儿用得不合适，格调品位就会受到影响，比如《对春联》甲说自己编的对子：
如果说“还没你的时候就有这对子啦!”听起来没包袱，“打你母亲没结婚就有这对子”,蕴藏于内而不显于外，角度变化丰富了力度层次，重新体会可笑的内容，包袱响了。 包袱结构的语言措辞要仔细推敲，精心选用， 如果将“母亲”改为“妈”,意思一样，但说起来就显得粗野无礼，直白尖刻，听着刺耳。 再比如《拴娃娃》的台词：“你父亲坐在外院书房，闷闷不乐， 对天长叹“唉！我这一辈子没做过缺德事啊，没做伤天害理的事啊，怎么就没儿没女了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难道我就乏嗣无后了吗?” 马志明先生认为这样说是招人忌讳的，有类似情况的观众，听了都会抵触不满。马先生表演时改为“想我×某人，这一辈子修桥补路，吃斋念佛，净是善举啊， 为什么就没儿没女了哪?”经马先生改动后，语言表达合理严谨，听起来温和有礼，更易于接受。 与老先生们的谦虚、谨慎、严肃和认真的劲头比起来，现在相声舞台上的《拴娃娃》已经没法儿听了，不说也罢。 有一段智力测验的灯谜，逗哏问：“哪种动物最爱问为什么?”捧哏说：“不知道，您说哪种动物最爱问为什么?”逗哏说“猪啊!”捧哏问：“为什么呢?”包袱就响了。 有的年轻演员把“猪”改成了“狗”，他就没意识到“狗”是骂人的话，听起来不舒服。相声名家李伯祥说：“使这个包袱说‘猪’时要注意，手指不要往下指，下边儿是观众，也不要往旁边儿指，那样容易分散观众的注意力，要指桌子角儿，捧哏重复也指桌子角儿，观众会向集中所指的方向思考，支开了思维活动的线路，捧哏说出为什么呢?包袱就响了。”既要包袱使响，又不能不礼貌。 进门问讳、异地讯风 早年间说相声的有两句话“进门问讳、异地讯风”,现在仍然适用，“问讳” 问有什么忌讳，不要说人家不愿听的话。战士要上前线，慰问演出不要使用 死、伤、流血、牺牲、追悼会等不吉利的语言，更不能演出《托妻献子》这样不合时宜的作品。同理，去敬老院慰问演出，《白事会》《师傅经》等都是绝对禁忌的作品。 庆贺演出不能让人产生晦气，逢年过节京剧演出都是“千官赐福”“龙风呈祥”“金榜乐”“麻姑献寿”“百寿图”等福瑞征兆的戏；相声演出“大上寿”“八大吉祥”等有益段子。 “讯风”问当地长期形成的礼节、习俗，不要犯忌。 善意讽刺不能任意挖苦，出言无状容易产生憎恶或讥刺的意味。不要把本来不丑的事，不属于艺术处理故意歪曲或形容成丑的，更不能在台上随意任情，唯心所适，使用伤害性的语言加于他人，那不是表演艺术，而是言论攻击，降低身份。 现挂的禁忌 现在的相声舞台上，演员在演出中为活跃现场气氛，经常运用即兴表演引逗取乐，以人为对象现场抓取笑料，这是有一定规矩范围的，不能滥用。 丁秉錢老先生所著的《菊坛旧闻录》中讲了一件事，《珠帘寨》这出戏演到后半部，二黄娘对李克用说：“等你得胜回来，备上一桌酒，把你请上座， 我们姊儿俩，两边陪着，一吃一喝，这乐子还小吗?这就是好处。”一般都是这么念法。那天扮演二皇娘的演员把这段念完以后，当场抓哏加了两句词儿，对扮演李克用的演员提名道姓说：“你长了这么大，有过这么大的乐子吗?”他还以为很俏皮，但台上演员、台下观众一听都愣了，因为论辈分、 论岁数，应称扮演李克用的演员为叔叔，在台下也要叫先生了，他不可以这样随便说话。 丁秉鏃老先生说：“这种比拟不伦、口气狂妄，历为梨园同行人所不满而不齿，他自己还不知怎么回事呢!” 《田立禾侃相声》中田先生讲了一件事，1948年河北梆子在中华茶园演出，前边加演相声，两位相声演员演出《学梆子》,唱《大登殿》改的词，“金牌调来银牌宣，王相府又来 了我王氏宝钏”,人家是“来了我”,相声演员改成“又来了”,捧哏的还翻了一句“刚才来了一趟了”。后边唱“九龙口用目看，原来是平郎丈夫头戴玉帽，五帽一顶，身穿蟒袍，蟒袍一件，足蹬朝靴，朝靴一双，左边一只，右边一只，破了一只，绽了一只……”捧哏的翻“那就找缝鞋的去吧!”人家听后非常不满。他以为后边演梆子，前边学梆子能引起共鸣，实际上挖苦贬低了人家，激起了公愤，玩笑是不能随意开的。 郭荣起、朱相臣表演《学坠子》,说学“卖养麦皮坠子”,“喝破烂儿坠子”,“ 卖大小金鱼儿坠子”听不请字眼儿坠子”等。最后朱相臣说：“你太损了”。郭荣起说：“我损? 你也够损的，把人都得罪了。唱坠子演员经常在一起议论，就提你们说相声的嘴太损。有个叫马××的，竟拿人抓哏，还有个叫赵××的，他也够损，尤其是朱相臣嘴更损。特别是那个叫郭荣起的。朱相臣说：“怎么样?” 郭荣起说：“挺好的人，叫他们给带拉坏了!”包袱达到“底”的效果，积极自责表示了不够尊重的歉意。 砸挂前辈的禁忌 电视舞台上，有的青年演员对主持人现场逗乐过于随意，从年龄、资历和地位上，玩笑超过了适当的分寸和限度，比拟不恰当，听起来口气狂妄。可能有的青年演员认为《文章会》中讲“周蛤蟆” 为校长，《家庭论》中说“周蛤蟆的相片儿有一打也没关系，就怕有年轻女人的相片儿”,有的演员认为周德山老先辈可以引逗取乐，那就对谁都可以，这样理解是不对的。使用“周蛤蟆”包袱的演员乃相声名家，调侃的分寸恰当， 好玩儿发笑，没有嘲弄无礼、言辞不恭，玩笑开得也有艺术性。听起来更感到周德山老前辈豁达、乐观、超脱的胸怀可亲可敬。 有辈分应该避免褒贬不当， 相声界在这方面旧例很严，辈分大小、地位高低不同不能随意引逗取乐。对别人抓取笑料时，先想想自己所处的位置，你与他人等同吗?过话吗?对方接受吗?同行认可吗?观众认同吗? 地位不相等不能随意逗笑，即便在可以的情况下，开玩笑也得有分寸。在一次纪念相声艺术家从艺周年演出时，有位“蔓儿”级的演员上来说：“今天是纪念谁?”又说：“纪念他从艺多少年?边说边问乙，看似松弛实际上贬低了人家。因为都是行内事，又是值得尊重的前辈、兄长，纪念周年不可能也不应该不清楚。 表演中需要注意，确实、真正的话题，正式、规定、公认的人和事，说话、行事依据的准则是不能随意的。有位演员做嘉宾，评论演出时讲：“台上演员是我师哥，我得站着说，山东快书不是说有父母从父母，没有父母从兄长，武大郎个儿不高，那是兄长， 台上二位个儿也不高……这是个玩笑。”这样的玩笑最好别开，表示恭敬又言辞不恭。 有的演员说话露出一声尖细，玩笑说人家祖上是太监，对长辈嘲弄无礼听着不舒服、不好笑。不能开贬低、损害挖苦别人的玩笑，不能开人身攻击玩笑，伤人自尊，老演员懂规矩带好头，否则容易对青年演员形成误导。 还有程度、价值、性质、辈分、地位的状况不同，我们在谈论和对待时也是有区别的，比如马三立、赵佩如表演的《对春联》,说到书法…
马志明先生在演出《对春联》时台词就有了变化：
马志明先生对捧哏台词的变动，我理解张伯扬、石慧儒都是我们的前辈，说“学谁不如学谁”,晚辈对长辈说长道短不敬，“我建议您再学学……”没有否定成分，是在肯定的基础上再学。石慧儒年辈长、资历高，年代较近， 晚辈在谈论时不可同日而语。荣剑尘是先前时代的单弦艺术家，与时代相隔甚远，说起来不会有相提并列的感觉，就好像我们说万人迷、焦德海、 周蛤蟆直呼其名，没有不恭感觉。 结语 讽刺远离爱，更接近恨，面对讽刺对象，相声演员要以文明方式塑造可笑之人，传递幽默善良的正能量，使讽刺对象远离恨，更接近爱。 相声得有笑料，规定情景的夸张与荒诞是产生笑料组织包袱的重要手段，设计包袱从人物性格出发，凭借大胆的想象，故意将事物的原型放大、缩小或变形，以言过其实突出某一特征，超过原有程度，没有艺术夸张，没有可笑的内容， 那就没人买票听你说相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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