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谈商周金文的作铸技术——在宝鸡青铜会上的发言

对不起，我不用课件。这是任雪莉主任的一个命题作文，谈一谈商周金文的作铸技术，感谢朱译潇博士整理提供了有关的资料。

下面分几个问题谈，请批评指正。

第壹，商周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方法。

中国青铜器研究大致有四个要素：1、造型，造型和具体使用有关。2、组合，这个要素分为礼制活动与平常的生活之需。3、纹样（审美装饰），有的与意识形态相关。4、铭文，习称为金文。

对中国青铜器研究者来说，非常、极端重视金文内容，这并不错。但是，往往是注意金文内容、字形字体，还有涉及制度方面等等。研究铭文造成技术的，有但不多。从阮元到石璋如还有日本、澳大利亚、法国的研究者都有著述，但是铭文作成技法的重要性以及相关理论没有被提到一个相应的、有说服力的高度。

铭文的造成技术涉及了制作者和器物的关系，涉及了铭文所处的具体位置。青铜器上的位置不同，铭文造成的方法也往往不同。还牵涉到它的时代因素。进一步，我想它和汉字发展中的繁简运动也有一定关系，这个情况在殷商甲骨文时代在就存在了，甲骨文和金文的制作，实际上对后来的汉字或繁或简是有影响的。

青铜器出土非常多了，宝鸡是中国青铜器之乡。在这么多的资料基础之上，我提出：应当从作成技法对金文进行分类型研究，这是考古学、古文字学发展的一个必然。

我初步地提出：三个大类、五个型，以及若干亚型的观点。以后再进行式的分析。首先提醒一下，类型分析是基于实物的逻辑表达，实例之间会有复杂的交叉关系。

所谓三个类:

甲类：“体表达”，在青铜器器体直截表达汉字。

乙类：“范表达”，铸范上作字，再翻铸于器，范上表达与制成金文恰成镜面相反。

丙类：“模表达”，在模上作成字，再翻印为范，由范再浇铸文字现于器，模上字形与制成金文（如未修）是一致的。

下面介绍五个型:

甲类A型，直接表达在器上，又可分作a、b两亚型。

Aa型，直截刻在青铜器上，商代就有，比如《箙貯（琮）斝》。西周也有，比较少。东周时期大行，特别是战国时期，除了印章和钱币以外，主要的铭文都是刊刻的，鸿篇巨制见《中山王器》。本亚型已具备了依时代再分式的条件。

Ab型。实际它用一个印玺类有文字的面，强力錾戳在器上。在制陶时很容易理解，在商周金文中较少见，但战国楚《郢爯》文字就是这样作成的。

乙类B型，直接刻在范上。商周金文当中凸起的铭文，阴文为款，阳文为识，识那一部分应当是直接阴刻在范上的，数量不太多，字划较薄锐，也会出现复字划、双笔道。如考虑有戳印在范上（无论阴、阳）再铸字，那么本型还可以分Ba、Bb等亚型。加上东周货币文字等，已具备再分式的可能。

丙类C型，作在模上，然后又翻在范上，范上再表达出来。这比较复杂，绝大部分是阴文，就最终的表达绝大部分是阴文，但是也有少部分也出现了阳文，这个做法还应当进行探讨。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人很多，最著名的就是所谓“嵌入法”的问题。随着青铜器的内外之别、随着青铜器的深腹和强度之别、随着青铜器的圈足和圈足内之别，这种方法恐怕要分作若干亚型来讨论。

乙、丙类都见D型，即字丁法，与印章有关的方法，就是做成字丁（以单字为主），对某些铭文进行处理。比如说《起右盘》，恐怕它不晚于春秋早期，它是出土在湖北桃花坡的较晚墓里面，但是这件器物比较早，里面出现几处颠倒文字，还有的铜器出现了横卧文字，就是文字90度地睡下来，这不是字丁来补充，就无法解释。如若全篇用此法，可称Da型，如篇中有文字交叉用此法（修补）可称Db型。

乙、丙类都见E型，就是混合作法。比如说从西周早期开始就出现了作宝尊彝、作宝鼎、作宝簋这样的字样，没见铭主；选取其他的例子，又发现同例之前会有铭主的名字；这些铭主的名字很可能是后来再加上去的。怎么加？对于一个完成的没刊铭主的器物来说，只要加刻了铭主，就形成一种混合化。另外出现了部分器物，上面以阴文表现为主，但也出现了个别阳文。这方法类似Db型作法，就是用印章类的东西进行反复的修补和增加。

第贰，关于金文修改的问题。

1、在美国的李峰教授还有日本的一些教授，提到了《大克鼎》骷髅体问题，什么叫骷髅体或者叫鬼魂体？就是《大克鼎》阴文铭文下面还有一套阳文铭文；这个做法就使许多学者很费解，乃至无解。我仔细分析之后，认为并非无解：它是一种修改之作，就像现在的文件涂涂改改那样。其中“四在”改为“四方”，完全合乎西周“王凡四方”“宁有四方”之成语;原来刻错了，刻为“四在”，不成话了。又改一处宾语之“王”为“圣”，显然圣是一种意见未必是王之命令，有所区别。类似例子大概有十几处之多，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2、在《虢季簋》上不是用词的错误，是文字表达的错误，某些偏旁做错了，于是又改成正确的偏旁。

3、文字游戏，山东滕州博物馆一件青铜器上，说铭文没法解释，后来看了以后实际上是开玩笑的话，他从右上开始，叔，就相当于叔舅这一辈做了宝簋，他从左下开始又出现了甥，甥就是外甥，甥某某作宝簋。舅甥两人开玩笑，把它做在青铜器同铭上，但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第叁，再谈关于金文之作。

特别想拜托咱们宝鸡青铜博物院同志参考指正。

1、日本松丸道雄先生提出“牛皮作字法”，刻镂皮革而印漏文字在范。他考虑了一些青铜器带铭壁的复杂走向问题，思路有可取之处，但实践中我不能认为是可行的。

2、（伦敦大学）倪克鲁先生的“管挤泥条法”，像裱花蛋糕一般，作字于范。很有创意，但实践中我不能认为是可行的。

3、宝鸡同仁很成功地部分恢复了西周金文字的作成技术，我称为“董氏剔条附范法”。的确有创意，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感觉还是行繁非简，上古时代应当从简避繁。在商、周早期金文明显反映毛笔书写笔触者，不会用此法。在此法创意中，有因果逻辑倒置的问题，希望进一步努力，更说明问题。

4、我在上世纪80年代指出商代的文字和西周早期的文字，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书写风格。西周中期以后，特别是西周晚期，相当于宣王时期，金文“玉箸体”的正式形成，这就不是写出来的，与写基本无关。这个意见，部分书法家反感，书法家说我们写的这么光这么润，怎么可能不是写出来的。我当时就指出是经过修改的文字，修去波磔运锋，美术字化的，看到宝鸡“董氏法”觉得很振奋，那就体现了笔道光润、笔端圆齐的削切修定。简而言之就是商代和西周初期，当时的铭文制作方法比较初步，所以更多地表现了书写的痕迹。而西周中期以后，随着礼制的发展和金文本身的发展，开始在文字的做法上经过了大量的修定修改。所以西周晚期文字可以叫做汉字的最早的美术字的实践。

第肆个问题，商周玺印说。

任雪莉先生一直叫讲一讲关于商周印章的作用。现在看起来商代已经出现了文字玺印；西周出现了文字印章在陶器上打出来的痕迹，但是文字印章本身尚没有见到。商代和西周都有图象玺印，图象文字不一样。要指出的是，印章上的文字和金文器物上的文字有着很大的不同，还待深入探讨。

应当看到，金文技法的乙、丙类，和玺印的反向的表现→正向的表现的基本逻辑线路，是一致的；在金文，甚至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表达出来，这是应当认真对待的。

（本文经周晓陆先生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