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每一个年代久远的朝代，为了刷出“存在感”，往往会在史书上留下所谓“盛世”的记载，唐朝有了“贞观之治”，明朝有了“永乐盛世”，清朝为了“赶时髦”，自然也要留下点让后人称颂的丰功伟绩，于是乎，“康乾盛世”就火爆出炉，成为满清历史上最耀眼的“闪光点”。可是在“康乾盛世”之后，大清就走上“日落西山”之路，根源在哪里？就在封建社会灭亡的通病上——官员的腐败！严格来讲，即使在“康乾盛世”，这一体制诟病也一直都存在，只不过，在几位开明君王的震慑下，只能“暗生”、不敢“明长”罢了。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中，雍正朝的吏治应该是最严格、也最成功的，当然，这可能和雍正帝的继位有着莫大的关联 众所周知，雍正皇帝是在一片质疑声中登上皇位的，发出质疑的不但有朝臣、贵族、皇室，连他的母亲和弟弟也都十分怀疑他皇位的合法性。为了安抚反对者的情绪，他将“反对党”的领袖——八阿哥胤禩安排到“议政王大臣”的位置，才暂时缓解了众人的疑虑。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他意识到可以完全掌控全局的时候，他就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大清洗”，于是，那些反对者就悉数遭到迫害。雍正为了让自己“师出有名”，不至于背上“残暴”的骂名，所以，在康熙朝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完善对官员的问责条例，以此给那些反对者罗列各种各样的罪名，继而进行打击，这样就等于告诉全天下“不是我报复他们，而是他们犯了错”。在“打压对象 ”里，除了“八爷党”之外，最出名的好像就是年羹尧和隆科多了，咱们姑且以隆科多为例，对雍正朝的官员问责体制进行解读 和年羹尧一样，雍正对隆科多的“问责”，也是从经济问题开始的，继而扩展到政治上。对官员的惩处，吏部自然会参与其中；另外，当时隆科多身居要职，是步兵统领衙门的统帅，所以，兵部也无法置身事外；我们说了，雍正比较聪明，不会“无端”找谁的麻烦，要查处隆科多就必须有人参劾，这事谁来办？都察院！因此，都察院也就卷了进来。这些参与的部门，基本囊括了雍正朝对官员问责的所有机构。 那在具体实施中，都有哪些部门和手段来监督各级官员呢？ 一、吏部考功司主导清朝皇太极传承了明朝的六部制度，吏部为六部之首，管理全国文职官员的任免政令，制定京内、外各衙门文职官员的名额，按规制选拔官员、确定品级，稽考其功过，定升降赏罚。其下，仿明制仍然设立文选考功、稽勋、验封四司，分掌各项事务。 四司之中，文选与考功为两大司，“职尤要”。其中的考功司，因负责掌管官员降革罚俸诸事，被称为“怒”司。作为问责处分的主导机构，其具体职掌有二，一掌官员考课之事，即三年考绩；二掌官员处分，日常问责参效，即“内外官之处分，各按则例，别公罪私罪以定议”。 考功司的存在使得全国各级官员的考绩与处分有专门机构施行： 雍正三年（1725),浙江省仁和县令胡作柄，因任用属役有回避本衙，被考功司议以降一级调用； 四川安顺知府唐之谡与都匀知县李文梅因“贪庸各款”，江苏兴化知县马世正因“不恤民痪”，均被考功司议以革职； 雍正八年，湖广荆州道兼摄荆州府事殷邦翰，因失察下属亏空，被考功司亦议以降四级调用； ...... 考功司不仅处分地方官，还对部院的失职官员予以议处。雍正元年，刑部尚书陶赖因审拟陈梦雷一案“徇纵”，被考功司以降四级调用；雍正二年，礼部满堂官因所眷写仪注内遗漏清字，被罚捧六个月；五年，户部司官抄录完“重农贵栗上谕”，忘记行文各省，被交部严察议奏；十年，刑部福建司和都察院官员在传达谕旨时，遗漏行文给宁古塔将军，又被按例处分。 这是吏部考功司对礼部、户部、刑部、都察院官员的处分。在影视剧中，我们经常会听到皇帝说“交吏部审议”，都说明吏部在官员问责体制中的核心地位 二：兵部问责兵部和吏部的构造大致一样，只不过吏部是对文官的惩处，而兵部统管对武将的处分、赏罚等。只不过，在兵部程序是由兵先议定，然后再转交吏部审核。雍正三年，吏部和兵部合议年羹尧在川陕总督任内参效属员之事。雍正认为，此事属“吏部应者，与兵部无涉”，而吏部“未请上喻，含糊专擅”，私自与部合议，因此将吏部尚书隆科多等交与都察院严察议处，从而一步明确了吏部在文官问责与处分中的主导地位。综上所述，雍正朝处分机构是以吏部为主导，都察院、督抚、兵部共同参与成的一个问责与处分系统。 三、都察院介入都察院在清代系正二品衙门，其职一掌风宪，以整钢饬纪；二掌察各部院诸司所治之事。由其下属机构六科和十五道负责稽察，分别对中央和地方官员的失职、溺职行为进行纠参，即“科道纠参”。都察院介入官员之行政问责与处分，有四个方面： 第一，协助吏部、兵部，组织京察、大计、军政诸项考核。 清朝制度规定，凡是考核官员，不论三年的京察、大计，还是五年的军政，都要由都察院吏科、兵科、京羲道，吏、兵二部核实考核共同上报。每次官员考核处分，都察院均有介入。 第二，纠参官员失职行为。 这是都察院在清朝建国后，一直担负的主要职责。如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专掌“纠劾官邪”，共同承担着对官员的参劾与问责。此外，负有监督本院史之责：
除此之外，还负有监督文书错误之责，各部院衙门及各省所有题奏本章，如有字样差讹等情况，相关官员都要被参劾。 第三，奉旨复查吏部所议失当处分。 当吏部议处出现问题时，皇帝一般将案子交由都察院来复查复审，此时的都察院是处分的更高一级机构，是对吏部处分的驳审机构。也就是说，吏部负责一般处分，对于颇为复杂、有反复、可能有冤枉的处分，则由都察院来审报。为防止各省督抚参劾属员出现不公，雍正帝明令府州县官，如有冤抑被参革职，许赴都察院呈明核实奏闻，从而明确了都察院的复审责任。 第四，奉旨处分吏部官员。 《龚自珍文集》记载：“吏部之议群臣，都察院之议吏部也，靡月不有”。吏部作为处分的主导机构，负责议处其他部门官员，而一旦吏部官员有所失职，要由都察院来议处。如雍正六年，因吏部遗漏夹签，其尚书朱轼等堂司官员均由都察院按照条例来处分。 四：督抚参与督抚同属封疆大吏，总督为正二品，掌“考核官吏，修饬封疆”；巡抚为从二品，掌“考群吏之治”。雍正元年，颁布督抚加衔制，总督例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巡抚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督抚作为地方最高行政官员，因其有确定的职掌，又有都察院的兼衔，因而能够参与官员之行政问责与处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参与考核地方官员。 《清朝通志》记载，地方考课，各省文武职由督抚主之。 督抚主要是在三年一次的大计考核之时，对其所属省份的中下级官员进行考核。不论是布按两司，还是运使、道府等官，其考核都离不开督抚的参与。督抚在地方官员的考核与处分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第二，纠参违制违纪属员。 清制规定督抚负责考察布按诸道及府州县官吏称职与否，以举劾而黜陟之。正如雍正帝所言“进贤退不肖乃尔封疆大吏之专责”。也就是说，地方官员中，只要有作奸犯科之人，即应参劾。 像两江总督查弼纳，就曾以都察院右都御史身份，揭报当地县令亏空；而直隶巡抚利瓦伊钧也曾以右副都御史身份，参奏县令年老旷职，废弛驿务......这些都是督抚参劾地方官员的代表 第三，决定官员之去留和是否引见。 官员被纠参后，一般由吏部拟议处分，皇帝做最后裁决。 在裁决前，当皇帝对某些官员的治政能力品行无法把握时，往往向督抚询问该官情况，督抚一纸“考语”，往往会直接决定官员的去留和能否被引见授官、或减缓处分。雍正五年，湖南善化知县李梦麟因“失察妖术”被参，吏部初议后，雍正帝有旨：“李梦麟居官如何之处，著行文询问该抚。如居官尚好，著降一级从宽留任。若平常，照部议降一级调用”。在吏部审查之后，李梦麟被降一级调用。 雍正七年，四川犍（qian）为知县何源溥失察下属“讳命不报”，部议降级调用。有旨：
巡抚宪德随后出具考语，称何源溥年力精壮，办事克勤，应降级留任。雍正帝因此令“著照部议所降之级从宽留任”。 一般而言，只要督抚考语有请求之意，雍正帝往往会予以准，这也是给予督抚一定的处置权。雍正九年颁旨，被误降、调官员，赴部候补应行引见时，命令各督抚在各官赴补的公文内，将其居官如何之处，出具考语送部，然后引见，从而在制度上进一步肯定了督抚考语的重要性。 五：密折“密折制”在康熙朝已经有所健全，只不过到了雍正朝，达到了“顶峰” 起初，雍正对于“密折制”的推崇完全是建立在政治需要的基础上，是为了排除异己，可是在雍正四年之后，反对派已经基本被清除，这时，“密折制”的性质就发生了转变，成为雍正了解官员、问责官员的一个重要途径。只不过，最终问责还是会通过吏部去实施 综上所述，雍正朝处分机构是以吏部为主导，都察院、督抚、兵部共同参与成的一个问责与处分系统。 尾话 雍正是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一位君主，但同时，他也是历史上最勤勉的一位皇帝。雍正朝的很多制度，都是继位之初为了应对复杂的外部环境而设立，维护皇权的决心有多大，这些制度就有多严格，因此，虽然历朝历代官员问责机制一直都存在，但真正将效果发挥到极致的，还要数雍正朝 雍正朝的问责机制灵活多变，而且覆盖面极广，对官员实现了从“地方”到“朝廷”的全方位监控，再加上后期严苛的惩治措施，这对所有官员都是一种强有力的心里震慑，从而大大降低了官员腐败的发生率，为政局稳定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保障。 雍正皇帝留下的非议很多，但是，在制度健全和官员问责方面，雍正朝绝对是当之无愧的NO·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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