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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而后工，指古时文人越是穷困不得志，诗文就写得越好。在西方也有类似的概念——“遭受磨难的艺术家”。贝多芬有着许多不幸的经历：父亲的粗暴，母亲的早逝，接二连三的情场失意（终身未婚），以及慢性疾病（铅中毒）。而他确实为人类写下了宏伟壮丽的音乐。19世纪的人们想起贝多芬，便开始把他个人的不幸与艺术的创造性等同起来。这种“与社会不协调的作曲家为艺术而受难”的浪漫主义理想一直持续至今。 尤其对于那些英年早逝的摇滚音乐家的歌迷身上，这仿佛成为一种信仰，如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和科特·柯本（Kurt Cobain）等至今仍受到人们顶礼膜拜的传奇人物。他们都有相同的特征：为他们的艺术受难并献身，因此，他们应该是伟大的艺术家。显然，这种浪漫主义的理想在海顿和莫扎特这样的古典主义作曲家看来肯定会感到惊讶，因为他们尽管热爱着音乐，但只是把它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已。 大约在1790年晚些时候，贝多芬开始抱怨他的听力和耳朵里的嗡嗡声，为此他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压抑。日渐恶化的耳鸣并没能阻止他的创作，贝多芬有一种特别的“内心听觉”，即使失去了聆听外界声音的能力，他也仍然能够作曲。不过，他的这种状况几乎终止了他作为钢琴家的生涯，因为他再也无法衡量按下的琴键的力度应该有多大。 1802年底，贝多芬意识到他最终会完全丧失听力。在绝望中，他在维也纳郊区的住所写下了他的遗嘱，我们今天称它为“海利根斯塔特遗嘱”（Heiligenstadt Testament）。在这份写给后人的坦诚遗言中，这位作曲家承认他考虑过自杀：“我本该结束我的生命，只是我的艺术挽留了我。”贝多芬从他的个人危机中摆脱出来，重下决心要完成他的艺术使命——他现在要“扼住命运的咽喉”。 “英雄”时期（1803-1813） 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活和反抗的情绪中，贝多芬开始了他创作上的“英雄”时期（或简单称之为“中期”）。贝多芬的作品变得篇幅更长、语气更肯定，充满了宏伟的气势。经常由分解三和弦构成的简单主题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主题有时不断地反复，使音乐扩展到非常宏大的规模。当这些主题由铜管乐器弹奏时，就形成了一种英雄凯旋般的音响。 贝多芬一共创作了九部交响曲，其中六部完成于“英雄时期”。他的交响曲的数量虽然不多，但比莫扎特和海顿的交响曲更加庞大和复杂，它们为19世纪那些宏伟壮丽的交响曲建立了标准。最杰出的是第三 “英雄”交响曲、第五 “命运”交响曲、第六“田园”交响曲、第七交响曲以及宏伟的第九“合唱”交响曲。贝多芬在这些作品中将一些新的乐器引进了交响乐队：长号（第五、第六、第九），低音大管（第五和第九），短笛（第五、第六和第九），甚至人声合唱（第九），由此创造了新的管弦乐色彩。 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1803） 就像这部作品的标题所暗示的，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概括了宏伟的、英雄性的风格。与其它任何单独的管弦乐作品不同的是，它改变了交响曲的历史方向。这部长度为45分钟的作品，几乎是贝多芬的老师——海顿其成熟的交响曲长度的两倍，它以惊人的节奏效果与和声变化冲击着人们的耳朵，震撼着19世纪初的听众。对贝多芬来说，这部作品最新奇的地方是他有自传性内容，因为这里面的“英雄”，最初曾指的是——拿破仑·波拿巴。 19世纪初德国和奥地利正在与法国进行战争，然而德国音乐家贝多芬却更多地接受了法国对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召唤，拿破仑·波拿巴成了他的英雄。他将自己的第三交响曲献给了他，并在扉页上写道：“为波拿巴而作。”但当贝多芬得到拿破仑称帝的消息后，愤怒地说道：“那么现在，他也要为实现他的野心而践踏人权了。”随后拿起一把小刀，猛烈地刮去了扉页上波拿巴的名字。当作品出版时，拿破仑的名字被删除了，换上了更一般的标题：“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伟人而作。”贝多芬并不是一个保皇派，而是一位革命者。  最后的岁月（1814-1827） 到了1814年，贝多芬已经完全失聪，几乎彻底从社会中隐退，他的音乐也具有了更加遥远、不易接近的性质，对演奏者和听众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在这些晚期作品中，贝多芬要求欣赏者在很长的时间跨度中把各种乐思联系起来。这种音乐似乎并不为贝多芬时代的听众，而是为未来的听众而创作的。贝多芬大部分晚期作品是钢琴奏鸣曲和弦乐四重奏，这些都是亲密的、内省的室内乐。但有两首作品，《D大调弥撒》（“庄严弥撒”，1823）和第九交响曲（1824）。在这些更大型的作品中，贝多芬在此力求与人类的广阔范围直接沟通。 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是音乐史上第一部加入合唱的交响曲。在这里，他所要表现的思想是如此伟大，以至于只用管弦乐队的乐器已经不够。他需要更多的东西——歌词和人声。诗人弗里德里希·冯·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的《欢乐颂》是一首歌颂人类兄弟之爱的赞美诗，贝多芬早年就对这一主题情有独钟，他时断时续地为这首诗歌谱曲，前后花了近20年时间。 最终，贝多芬将《欢乐颂》带进了第九交响曲末乐章的创作中，在那里出现了一个主题和一组辉煌的变奏。这段音乐有25分钟，逐渐进入宏伟的高潮。贝多芬促使人声唱得越来越响、越来越高。器乐演奏者们也被急板的速度所驱使，所有的表演者都竭尽全力超越他们身体机能极限去表演。当音响具有压倒一切的气势时，它并不那么优美，因为合唱与乐队是在与一个高贵的人声对话。他们传递着贝多芬给的信息：艺术要联合全人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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