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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教授评价曹操说，他是“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因为老牛先生提出异议，引出了易先生罗里罗嗦的洋洋万言。可真正的问题却是：历史上的曹操是真小人吗？我们能用真小人或伪君子来评价曹操吗？
这就涉及到了科学的历史观的问题。
对一个科学家来说，对公众普及科学当然最好用老百姓通俗易懂的语言，用尽可能接近生活的道理来阐述科学的概念和知识，使得公众领悟到科学的知识；而决不会相反，将严肃的科学道理庸俗化。而易教授所作的，恰恰是将严肃的历史庸俗化，什么真小人伪君子，这确实很符合‘泛初中水平的’普通观众的口味，但却严重背离了科学的历史观。
什么是科学的历史观？起码要讲历史背景、历史时代以及具体的历史条件，将历史人物还原回他具体的情景，使得观众能够在脑海中建立起这一人物活生生的历史形象。
曹操在历史上是个什么人呢？他是汉末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我们介绍和评价曹操，必须从这样的科学角度出发，在此基础上尽可以通俗化、风趣化、幽默化地刻画曹操，讲解他的历史功绩、历史地位和种种不足，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等。脱离了这样的立足点，曹操不过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历史人物而已，不管你讲的怎么热闹有趣，也就是瞎热闹而已，这样的热闹很浅薄。
还是说曹操吧，身处于大动荡年代，社会普遍地道德失范，因此在他看来就已经没必要拘泥于旧有的道德规范了，做真小人并不会阻碍他实现个人目标，那他又何必非要做伪君子呢？因此这里根本不是‘宁做、不做’的选择问题，而是对曹操来说还有没有必要的问题。假如说这里有什么‘人性’，那恰恰是曹操比那些迂腐的‘伪君子’政治家更深刻地洞察了人性，发现了时代的大变化，因此与时俱进地作出了调整。如果易教授能够这样子来讲解人性，必然会给观众带来更深入的思考，对历史、对人文也会有更全面的认识。毕竟，易教授也知道，什么好人坏人、善人恶人、君子小人，都太简单化，只适合对小孩子讲讲的，对成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对于一个历史上的政治家，我们应该首先着眼于他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推动了历史的进步，还是阻碍了历史的向前发展，这才是评价历史人物应该采取的科学态度；脱离了具体历史情景，脱离了历史的发展，抽象地讲什么‘真小人伪君子’，听着好像挺
‘道德’、挺‘人文’，其实这才是‘伪’道德、‘伪’人文。
比如说秦始皇，如果是文人来评价，就会说什么‘焚书’啊，‘坑儒’啊，残暴啊，等等，好像挺讲道德人性的，但从科学的历史观出发，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废除了封建制，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等等措施，推动了中国的历史前进，所以毛泽东才给以高度评价，“百代皆行秦法令”，并告诫郭沫若先生，‘十批’（秦始皇）不是好文章。 再比如，易教授提到的王莽，我们能用真小人或伪君子来评论吗？未尝不可。但这就离历史上的真实形象相差十万八千里了，因为王莽既不能说是真小人，也不能说是伪君子，准确地说，他是书呆子，腐儒一个。做做道德表演，来个啥君子秀，倒是挺合格；但要说做皇帝执政，则完全是一个迂腐的书呆子。当然，王莽的失败，也不仅仅是个人的失败，而是统治阶级已经彻底腐朽没落的集中表现。
或许，这样的要求对易先生而言，是太高了。因为易教授其实并不是历史科学家，而只是一个知道很多历史知识的文人而已。就像网上很多理工科网友批判的那样，中国的这类文人是没有科学素质的，也不懂得科学是什么的。
因为易先生不懂科学，所以他才说：当然，以上分析，都是理论上的，实际情况也并不都尽如人意。但我们现在也只能做理论分析，对不对？我想告诉易教授，你错大了！因为理论分析也可以有两种，一种是脱离实际的理论分析，一种是结合实际的理论分析。就以中国革命的历史为例吧，我们都熟悉这段历史，不管陈独秀也好、王明也好、还是毛泽东也好，都是做了理论分析的，但陈独秀、王明都是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地进行理论分析，对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分析大肆批判。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证明只有毛泽东才是真正地在进行了‘理论分析’，而陈独秀、王明等人，不过是坐在屋子里空谈理论而已，配不上叫做‘理论分析’；他们那个‘理论分析’，我们还是趁早扔掉最好。
但是，我们非得用科学的历史观去分析历史吗？科学的历史观有什么意义呢？请看下一篇评论：科学历史观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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