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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公冶长》：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孔子说：“甜蜜花巧的话语，奉承讨好的脸色，过分做足的恭敬，左丘明以之为耻，我孔丘也以之为耻。隐藏起怨恨，假装和他友善要好，左丘明以之为耻，我孔丘也以之为耻。” 在这里，孔子列举了三种人格姿态：巧言、令色、足恭，再加一种行为：匿怨而友其人。并引用左丘明的态度，对它们做出了“耻”的宣判。要知道，“耻”是孔孟为代表的儒家道德法庭的最严厉判决。 我们来分析一下孔子的判决。 先看巧言、令色。巧和令本来都是好词，比如“巧笑”就好，《诗经》这么写女子，孔子很欣赏（《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为什么用在言和色上，就让君子引以为耻了呢？因为，对别人花言巧语，胁肩谄笑，不仅有违真诚，还是自我的奴化。更糟糕的是，这种自我人格奴化，会导致君子方正人格瞬间坍塌、萎缩，所以子曰：“巧言乱德”（《卫灵公》），指的就是巧言对于人的德性的伤害，甚至直接伤害到君子人格中的膏肓部位——仁——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中这句话在《学而》、《阳货》中两次出现，不能仅仅理解为编纂上的疏忽。 再看“恭”。孔子是很赞赏为人之“恭”的，他说君子是“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论语·颜渊》）他称赞他的好兄长子产，是“其行己也恭”（《公冶长》），回答学生樊迟问仁，他的回答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回答学生子张问仁，他的回答是：“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是：“恭、宽、信、敏、惠。”（《阳货》）第一个就是“恭”。君子“九思”也有“貌思恭”（《季氏》）这一思。他自己，不仅“温良恭俭让”（《学而》），日常气质还“恭而安”（《述而》）。 所以，孔子反对的，不是“恭”，而是“足恭”，就是刻意做足的恭。举个例子，在街上碰到老师，打个招呼，问个好，甚至鞠个躬，都是“恭”，很好。但假若突然趴到地上去磕头，那就不好，是“足恭”。这种“做足”的“恭”里，一定有“做”的成分，其用心，就不好说了。 恭是道德的正态，足恭是道德的变态，也是道德的丑态。 再看 “匿怨而友其人”，这也不好，为什么？因为这种行为，对人对己，都不公平。怨他，却又要强迫自己与之为友，这不是对自己不公平？与之为友，却又内心怨恨他，这不是对别人不公平？君子不屈己，亦不欺人。 实行道德，须是随意的而不是刻意和曲意的。道德的状态应该是随意自然的状态，不自然的状态一定不是道德的状态，至少不是自发自觉的道德状态，而是扭曲的状态——有时是被外力强迫而扭曲，有时甚至是被自己强迫而扭曲。这种扭曲的社会道德状态或个体道德状态，比如三月份小学生大街上打扫卫生，大学生大街上摆摊为人理发，会让人感觉到一种很特别的别扭——那是不舒展的道德的别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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