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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不可避免地要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进行碰撞、摩擦，在这一过程中，汉传佛教与儒家文化不断进行交流，逐渐影响了儒家文化。 汉传佛教对儒家文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儒家的土大夫而实现的。自从南北朝时期，汉传佛教摆脱对玄学的依附后，就以圆融的思辨模式、生活即禅的理念吸引了诸多士大夫，在他们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况且佛教的很多高僧不但通晓佛学，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许多好以风雅会友的士子纷纷与之结交，佛教因此得到以官僚为主体的士大夫的推崇，并得以在中国顺利发展。 唐朝初期，汉传佛教进入鼎盛时期，俨然呈现出凌驾于儒学之上的姿态，当时士大夫虽然保持儒家的礼法，但在其思想深处却受到佛学的深刻影响。两宋时期，士大夫大多习禅，在阐述自己的语录和学案时，更是无不套用禅宗的语录和公案。 此时，汉传佛教的禅宗日益盛行，其心性论直接影响了宋明时期新儒学的形成，佛学的思辨形式和儒家的精神内容在宋明理学中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为解除我人生精神上的痛苦与心里的烦恼我走向了学佛的道路，只要有空时就学不间断，通过学习不再因为工作、家庭烦事而生气争吵了，自己的火燥子脾气得以改善，孤寂感也为之改善。佛教的人生哲理，安服人心的佛经，是帮助人们解脱人生烦恼的良师谊友，是开启心灵之门的钥匙，使我有了一个人生的爱好，从内心深处升起了对佛学的喜欢，找到了一条修心乐命，了却烦恼，的人生之路。 从开始对佛教的初步了解到基本弄清了佛教的来龙去魅，认识到了佛教的科学并非神鬼迷信；至闻听佛经，使自己的心开悟了不少，认识到了人生的因果与轮回；通过进一步的学习使我认识到世间万物，世间众生皆是虚幻无常，也没一个实体的我的存在，人世间的一切烦恼更是虚幻无常的，是心造，是人们对各种欲望无尽的贪婪与无限的追求而招至，找到了人生痛苦与烦恼的根源及解脱的方法，认识到了福慧双修的道理，打开了心灵之窗，阳光了心扉，想开了，看开了，平静了抑郁孤寂的心，不再执着于付出的求报和对钱财、感情的索取及别人对自己的亏欠，那一切的一切包括自己的身体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只是这个名曰“我”的工具而异，物质与情感的享受只是对“我”身和意识这身外工具的享受，是与“我”无关的，因此，只要在物质财富与情感意识满足这些工具基本的正常使用功能即可，无需过求而带来“我”求欲的痛苦与烦恼，“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随着深入的学习认识到人类众生一切的活动、事情都是因果缘之报应，并非神的安排，也并非命运是常，是自己的前世与今生的业力与福慧资粮所产生的因与果，前世相欠今生了，今世欠我来生还。解脱的方法是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佛教也让我深入认识到了三界六道并非只在死后，他就在我们这个今生人世间，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当我们心情好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天道，我们就是神仙，因为人的心情好看什么都是美的，看景观物皆是仙境、宝物，看众生都是菩萨、贤圣，当心情不好时看什么也不顺心，不合自己的意，怨天尤人，烦恼、上火生气就是在地狱受苦受罪，我们又何必去为了我们的工具那些身外之物而活在地狱之中呢？广厦万千，夜眠仅需三尺，家财万贯，一日仅需三餐。多一样东西多一些事，多一些财富多一些烦恼，物质财富再多也填不满人们欲望的坑，物质财富也只能带来一时之乐，过后习惯了也就不再有当时那种欢乐了，除非你再去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在追求的过程中会有烦恼的相伴，所以人就觉的这个人世间苦多于乐，就是人心不知足欲望无尽所造成的心里反应。 佛教让我们放下，放下人生的烦恼，加强我们精神财富的建设，人生就这么几十年，乐也一天烦也一天，光阴不会随你的心情而长短，更何况人生的好时候更短，六岁之前不知何为苦乐，以后是上学阶段无畏苦乐，又以后是婚姻之前，工作压力是苦累相伴，在这个阶段需要用佛教的心态，儒教的行为来工作，走正确的人生之路，又以后至孩子立业成家是苦多乐少之年，在这个阶段是佛教与儒教及道教的修养阶段，充实自己不迷茫，又以后退休了，身心也倶惫了，这方才走进了人生的自我好时候，所以形容为“夕阳无限好”，但只在黄昏中了。这个年龄的人没有多少年的日子过了，需要的不再是物质的追求了，而是精神心情方面的乐养天年了，需要的佛法的修心养性与度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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