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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颢：禅学对儒家的危害最大 唐宋之际，禅宗兴盛，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参禅之风弥漫朝野。《居士分灯录》记载了韩愈、白居易、裴休、李翱、范仲淹、王安石、富弼、欧阳修、司马光、邵雍、苏轼、苏辙、黄庭坚、胡安国、张栻、朱熹等儒家士大夫文人的参禅问道片段。 当时一些儒者苦于禅学盛行，乃抱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心态出入佛老，以图振兴儒学。但是，在学习禅学的过程中儒者往往为禅学所同化，引起了正统儒者的忧虑。二程就是其中之一。 程颢曾记载他有一次参加儒者私人聚会的感概： “昨日之会，大率谈禅，使人情思不乐，归而怅恨者久之。此说天下已成风，其何能救！” 面对儒家士人谈禅成风，程颢不是一般的郁闷。程颢还提到，当今的学者里面，只有范仲淹、司马光二人，是正人君子，不学禅。但是，他们两个人的思想境界又不如佛教，让人不放心。程颐感慨道:“学者皆流于夷狄矣”。 一、佛学的兴起与儒家的门庭冷落 佛学从两汉之际正式传入，至唐朝时发展到鼎盛。魏晋南北朝时期，小乘禅学和大乘般若学在中国流行，般若学的研究还一度形成了“六家七宗”。到唐朝时期，禅宗崛起，佛教形成了八大宗派。佛教不仅在义理上给中国文化输入了全新的思想，还带来了独特的文化艺术和风俗习惯，如佛教的绘画、石刻、雕塑、文学等艺术成果，以及出家、朝拜、供养布施等风俗习惯。唐朝时期，佛教的文化影响力十分强大，皇室兴佛礼佛，士大夫学佛之风日盛，民间也出现了“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景象。 传统儒学是伦理学和政治学，本身缺乏哲学思辨的精深和精神境界的开阔。儒学在西汉成为官方哲学后，定于一尊，地位不可撼动，就更难有创新，只能做些注疏一类细枝末节的功夫，因而整理文献成了汉唐经学的主要内容。经过汉唐经学“曰若稽古三万言”的繁复化发展，在面对到“直指心性”的禅宗时毫无招架之力，致使“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 二、儒者的自救 面对儒学的冷落，一部分儒士开始寻求儒学的出路。韩愈就是其中的代表，他讽刺经学家们“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韩愈一方面为了儒学的传承提出了“道统”说，另一方面通过《谏佛骨表》、《原道》等文来辟佛。北宋初年，又有胡瑗、孙复、石介“三先生”加李觏等人继承了韩愈的事业，大力抨击佛老。 两宋时期，朝廷虽然在文化政策上三教并用，“三教合流”也成为文化界的共识。但是，面对佛教文化的碾压性优势，对于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儒者而言，批判佛教尤其是禅学乃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三、二程对佛教的三大批判 二程对佛教的批判，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道统批判。二程继承韩愈，要求树立儒家的道统，在文化谱系上抵御佛教的冲击。儒学发展到唐代渐渐失去了活力，儒者主要以训诂的经学研究为主，义理没有受到重视。北宋时期的理学家们把义理作为儒学的主题，以期构建儒学的理论体系以及义理传承的“道统”。为了树立儒学的权威，在士大夫阶层中建立儒学的“文化自信”，就必须要找出佛教的弱点而攻击，以削弱佛教的影响力。 儒家的道统，韩愈就明确提出，即尧舜禹周公孔子孟子传承的仁义之道，与二程同时代的张载（张载是二程的表叔）总结最到位，即“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第二，伦理批判。佛教威胁到了儒家的伦理纲常体系。在许多儒者看来，佛教徒出家可以说是“不忠不孝”，既不做官，也不娶妻生子、孝养父母，对伦理纲常有着极大的破坏性。程颢说： “佛学大概且是绝伦类，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去那里去？又其迹须要出家，然则家者，不过君臣、父子、兄弟。处此等事，皆以为寄寓，故其为忠孝仁义者，皆以为不得已尔。又要得托世网，至愚迷者也。” 出家问题是儒、佛论争中比较重要的问题，也是二程批判儒学的重点问题之一。 第三，价值批判。程颐认为佛教因为其理论精密，最能迷惑世人，比历史上杨朱、墨子对儒家的危害还要大。程颐说: “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 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杨、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 杨朱和墨子的学说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和儒家相对，杨朱的个人主义和墨子的功利主义和儒家的天下大同的思想水火不容。程颢认为孔子就提倡“不知生，焉知死”，重要的是人格的完善。而佛教利用人们贪生畏死的心理以生死来恐吓人，显示出伦理上“自私自利”的狭隘，也是一种功利主义。 二程对佛教的批判主要基于儒者的政治担当和社会责任。他们的批判对象实际上是对佛教小乘罗汉道的否定，当然有些误解，但这几乎是整个宋明时代理学家们的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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