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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中正制，是古代极其重要的干部制度和组织路线，从内容主要有： 一、设置中正:，是九品中正制的关键环节。所谓中正，就是掌管对某一地区人物进行品评的负责人，也就是中正官。中正官又有大小之分，州设大中正官，掌管州中数郡人物之品评，各郡则另设小中正官。这是为了保证中央对选举的直接控制。 二、品第人物，这是中正官的主要职责。中正官负责品评和他同籍的士人，包括本州和散居其他各郡的士人。品评主要有:1、家世:即家庭出身和背景。2、行状:即个人品行才能的总评，相当于品德评语。3、定品:即确定品级。定品原则上依据的是行状，家世只作参考。 九品中正制的主要内容就是选择"贤有识鉴"的中央官吏兼任原籍地的州、郡、县的大小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州、郡、县散处在各地的士人，综合德才、门第定出"品"和"状"，供吏部选官参考。所谓"品"，就是综合士人德才、门第(家世官位高低)所评定的等级，共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但类别却只有上品、中品和下品(二品至三品为上品;一品为虚设，无人能达到;四品至五品为中品;六至九品为下品)三类。 陈群九品中正制的实施，实际上是和曹操"唯才是举"的思想南辕北辙的。设立九品中正制，就是为了缓和中央政府与世家大族的矛盾，以求得世家大族对曹丕代汉称帝的支持。曹丕采纳九品中正制的建议，除了为争取世家大族的支持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九品中正制本身的确有其可采之处，也的确包含了"唯才是举"的精神，选举人才时品状并重，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选贤任能以更好的维护其统治的作用。 九品中正制建立之初，确实起到了选拔人才的作用，其选拔标准家世、品德、才能并重;同时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也剥夺了州郡长官自辟僚属的权力，将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有利于加强中央的权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选拔标准开始发生变化，仅仅重视门第出身。这就使得九品中正制失去了选拔人才的意义。首先，选拔人才的中正官多由二品官吏担任，而被选拔的人才也多出自二品以上的大族，同时他们也往往出任高级官吏。久而久之，官吏的选拔权就被世家大族所垄断，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制度，九品中正制成为世族地主操纵政权的工具。 曹魏时期，九品官人法创置之初，某个既定资品的起家官品，与其对应是相差三个品级。资品虽有九级，而被中正评为下等人才，获下品七、八、九品级者，是没有希望入仕为官的。因一品被视为圣人之品，不轻易授人，成为虚品。实际上能够起家入仕的资品，只有上品与中品的六个品级。即 起家官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资 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魏文帝黄初元年（庚子，公元220年，[1]春，正月，武王至洛陽；庚子，薨。（曹操（155年－220年3月15日），字孟德，小字阿瞒，汉族，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中曹魏政权的缔造者，以汉天子的名义征讨四方，对内消灭二袁、吕布、刘表、韩遂等割据势力，对外降服南匈奴、乌桓、鲜卑等，统一了中国北方，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曹操在世时，担任东汉丞相，后为魏王，去世后谥号为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庙号太祖。 曹操精兵法，善诗歌，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散文亦清峻整洁，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史称建安风骨，鲁迅评价其为“改造文章的祖师”。同时曹操也擅长书法，尤工章草，唐朝张怀瓘在《书断》中评其为“妙品”。在历史上其实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帝王，毛泽东曾说“我的心与曹操是相通的”。2013年1?1月，复旦大学通过研究发现曹操既非一些史学家认为的夏侯氏后人，也非汉代丞相曹参的后代。）王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陈，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豪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shān yì群雄，几乎海内。
是时太子在邺，军中騷动。群僚欲秘不发丧。谏议大夫贾逵以为事不可秘，乃发丧。或言宜易诸城守，悉用谯、沛人。魏郡太守文陵徐宣厉声曰：“今者远近一统，人怀效节，何必专任谯、沛，以沮宿卫者之心！”乃止。青州兵擅击鼓相引去；众人以为宜禁止之，不从者讨之。贾逵曰：“不可。”为作才檄，令所在给其禀食。鄢陵侯彰从安来赴，问逵先王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国有储副，先王玺缓，非君侯所宜问也。”凶问至邺，太子号哭不已。中庶子司马孚谏曰：“君王晏驾，天下恃殿下为命；当上为宗庙，下为万国，奈何效匹夫孝也。”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时群臣初闻王薨，相聚哭，无复行列。孚厉声于朝曰：“今君王违世天下震动，当早拜嗣君，以镇万国，而但哭邪！”乃罢群臣，备禁卫，治丧事。孚，懿之弟也。群丰收以为太子即位，当须诏命。尚书陈矫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惧。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系远近之望。且又爱子在侧，彼此生变，则社稷危矣。”即具官备礼，一日皆辨。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汉帝寻遣御史大夫华歆奉策诏，授太子丞相印、绶魏王玺、绶，领冀州牧。于是尊王后曰王太后。
[2]改元廷康。
[3]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4]壬戍，以太中大夫贾诩为太尉，御只大夫华歆为相国，大理王朗为御史大夫。
[5]丁卯，葬武王于高陵。
[6]王弟鄢陵侯彰等皆就国。临监国谒者灌均，希旨（迎合曹丕的意图）奏“临侯植醉酒悖慢，动胁使者。”王贬植为安乡侯，诛右刺奸掾沛国丁仪及弟黄门侍郎并其男口，皆植之党也。
鱼豢（长鱼氏;京兆人(今陕西西安)。著名三国时期曹魏国郎中，史学家。）论曰：谚言：“贫不学俭，卑不学恭。”非人性分殊也，势使然耳。（贫穷的人，不用学，自然会俭朴；卑下的人，不用学，自然会谦恭。”这并不是说人的性格有差别，而是环境造成的。）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于畴昔（很早），此贤之心，何缘有窥望乎！彰之挟恨，尚无所至；至于植者，岂能兴难！乃令杨以倚注（倚重）遇害，丁仪以希意（逢迎）族灭，哀夫！
[7]初置散骑常待、侍郎各四人，其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为金策，藏石室。时当选侍中、常侍，王左右旧人讽主者，便欲就用，不调余人。司马孚曰：“今嗣王新立，当进用海内英贤，如何欲因际会，自相荐举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贵孔。”遂他选。
[8]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是魏文帝曹丕为了拉拢士族而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意见，于黄初元年 (220年)由命其制定的制度。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它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之科举，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乃中国封建社会三大选官制度之一，从曹魏始至隋唐科举的确立，这其间约存在了四百年之久。这种选官制度，实际是两汉察举制度的一种延续和发展，或者说是察举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到了东汉末年，已为门阀士族所操纵和利用，他们左右了当时的乡闾舆论，使察举滋生了种种腐败的现象，与要求参与政治的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如何选官的问题上斗争激烈。曹操死后，曹丕在采纳陈群的创议后，于是九品中正制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但当时察举尚未完全废除。九品中正制就是在这种背景形势下产生的。）；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曹丕治下的一大业绩。）
[9]夏，五月，戊寅，汉帝追尊王祖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
[10]王以安定太守邹岐为凉州刺史。西平演结旁郡作乱以拒岐；张掖张进执太守杜通，酒泉黄华不受太守辛机，皆自称太守以应演；武威三种胡复叛。武威太守兵兴。告急于金城太守、护羌校尉扶风苏则，则将救之，郡人皆发为贼势方盛，宜须大军。时将军郝昭、魏平先屯金城，受诏不得西渡。则乃见郡中大吏及昭等谋曰：“今贼虽盛，然皆新合，或有胁从，未必同心；因衅击之，善恶必离，离而归我，我增而彼损矣。既获益众之实，且有倍气之势，率以进讨，破之必矣。若待大军，旷日弥久，善人无归，必合于恶，善恶既合，势难卒离。虽有诏命，违而合权，专之可也。”昭等从之，乃发兵救武威，降其三种胡，与兵兴击张进于张掖。演闻之，将步骑三千迎则，辞来助军，实欲为变，则诱而斩之，出以徇军，其党皆散走。则遂与诸军围张掖，破之，斩进；黄华惧，乞降。河西平。（处置危机还需当机立断。）
初，敦煌太守马艾卒官，郡人推功曹张恭行长史事；恭遣其子就诣朝廷请太守。会黄华、张进叛，欲与敦煌并势，执就，劫以白刃；就终不回，私与恭疏曰：“大人率厉敦煌，忠义显然，岂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今大军垂至，但当促兵以掎之耳。愿不以下流之爱，使就有恨于内壤也。”恭即引兵攻酒泉，别遗铁骑二百及官属，缘酒泉北塞，东迎太守君奉。黄华欲救张进，而西顾恭兵，恐击其后，故不得往而降。就卒平安，奉得之郡，诏赐恭爵关内侯。
[11]六月，庚午，王引军南巡。
[12]秋七月，孙权遣使奉献。
[13]蜀将军孟达屯上庸（今湖北竹山县西南），与副军中郎将刘封不协；封侵陵之，达率部曲四千余家来降。达有容止才观，王甚器爱这，引与同辇，以达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为新城，以达领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行军长史刘晔曰：“达有敬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新城与孙、刘接连，若有变态，为国生患。”王不听。遣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与达共袭刘封。上庸太守申耽叛封来降，封破，走还成都。
初，封本罗侯寇氏之子，汉中王初至荆州，以未有继嗣，养之为子。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汉中王因此际除之；遂赐封死。（刘封(?-220年)，东汉末年长沙(治今湖南湘阴)人，蜀汉昭烈帝刘备义子。有武艺，性格刚猛，气力过人。随赵云、张飞等扫荡西川，颇有战功，而后又统领孟达攻取上庸，深为刘备信任。但是后来关羽北伐曹魏，多次要求刘封起兵相助，刘封不从。而后又侵凌孟达，迫其降魏。孟达与魏徐晃共袭刘封，并劝刘封投降，刘封不降，又遭部下叛变，败归成都。刘备在诸葛亮的建议下赐死刘封，刘封自裁，刘备深表痛惜。）
[14]武都氐王杨仆率种人内附。
[15]甲午，王次天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于邑东，设伎乐百戏，吏民上寿，日夕而罢。
孙盛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故虽三委之末，七雄之敝，犹示有废衰斩于旬朔之间，释麻杖于反哭之日者也。逮于汉文，变易古制，人道之纪，一旦而废，固已道薄于当年，风颓于百代矣。魏王既追汉制，替其大礼，处莫重之哀而设飨宴之乐，居贻厥之始而堕王化之基，及至受禅，显纳二女，是以知王龄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由此可知，曹丕很难长寿，曹氏政权一定是个短命王朝。）（严厉批评曹丕逆子不孝，破坏教化规矩。）
[16]王以丞相祭酒贾逵为豫州刺史。是时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摄郡。逵曰：“州本以六条诏书察二千石以下，故其状皆言严能鹰扬，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静宽仁，不恺悌之德也。今长吏慢法，盗贼天下复何取正乎！”其二千石以下，职纵不如法者，皆举奏免之。外修军旅，内治民事，兴陂田，通运渠，吏民称之。王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当以豫州为法；赐逵爵关内侯。
[17]左中郎将李伏、太史丞许芝表言：“魏当代汉，见于图纬，其事众甚。”群臣因上表劝王顺天人之望，王不许。
冬，十月，乙卯，汉帝告祠高庙，使行御只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绍册，禅位于魏。王三上书辞让，乃为坛于繁陽（今河南省内黄县西北，卫河北岸现楚旺镇），辛未，升坛受玺绶，即皇帝位，燎祭天地、岳渎（山川），改元，大赦。
十一月，癸酉，奉汉帝为山陽公，行汉正朔，用天子礼乐；封公四子为列侯。追尊太王曰太皇帝；武王曰武皇帝，庙号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汉诸侯王为崇德侯，列侯为关中侯。群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国为司徒，御史大夫为司空。山陽公奉二女以嫔于魏。
帝欲改正朔（指一年第一天。正即正月，为一年的第一月，朔即初一，为一月的第一天，综合起来即为一年的第一天(今春节)。夏历(农历)以冬至后第二个月为正月。汉以后朝代很少改正朔，但改年号，颁历法仍然是天子体现皇权的重要手段。旧时称历书为皇历，盖因历书必由皇帝所颁。直到近代，历法正朔，仍被视作是政权的标志。比如，清末，革命党所办报纸多以黄帝纪元，以表明不承认清的合法性，是以不使用清的正朔。甚至于今天的海外反共人士仍有以不用公元纪年，来强调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的。又如，孙中山，毛泽东皆在开国之日宣布使用西历并以民国/公元纪年，足见改朝必改正朔的观念仍然深入人心。），侍中辛毗曰：“魏氏遵舜、禹之统，应天顺民；至于汤、武，以战代定天下，乃改正朔。孙子曰：‘行夏之时，’《左氏传》曰：‘夏数为得天正，’（夏朝的历法，最符合天地运行的规律。）何必期于相反！”帝善而从之。时群臣并颂魏德，多抑损前朝；散骑常侍卫臻独明禅授之义，称扬汉美。帝数目臻曰：“天下之珍，当与山陽共之。”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书陈群奏曰：“陛下以圣德应运受命，创业革制，当永为后式。按典籍之文，无妇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礼典，妇因夫爵。秦违古法，汉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议是也，其勿施行。”仍著定制，藏之台阁。（开国皇帝，制定制度，具有继承的意义。）
[18]十二月，初营洛陽宫。戊午，帝如洛陽。
[19]帝谓侍中苏则曰：“前破酒泉、张掖，西城通使敦煌，献径寸大珠，可复求市益得不？”则对曰：“若陛下化洽中国，德流沙幕，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贵也。”帝嘿然。
[20]帝召东中朗将蒋济为散骑常侍。时不诏赐征南将军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将，特当任使，作威作福，杀人活人。”尚以示济。济至，帝问以所闻见，对曰：“未有他善，但见亡国之语耳。”帝仇然作色而问其故，济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书》之明诫。天子无戏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帝即遣追取前诏。（曹丕还是很冲动，政治上极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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