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谈“鲁迅与许羡苏” 文|余锦廉 近年来，国内外发表了一些介绍鲁迅与许羡苏的文章，有的流露出来鲁迅与许羡苏之间有过超越友谊的暖昧关系；有的则直接写着“在师生之间好象有了秘密关系，朱安用女人的感觉也是可察觉的”，只是后来许羡苏的任务“由同一女子高等师范的学生许广平代替”了。看其势头，不久就有可能出现以鲁迅和曾在鲁迅身边生活过的女性为角色的，类似琼瑶小说的“故事新编”了。 许羡苏是我的母亲，自幼就听她给我们讲鲁迅先生三兄弟和他们家人的故事；不过只是当做普通的故事听，并没有想到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没想到今年一月末，有人打电话告诉我：《长春日报》上有篇文章，是写你母亲和鲁迅的。找来报纸一看，是吴作桥先生写的《鲁迅与许羡苏》（登在《长春日报94.1.7.第7版）。吴先生文中，不同意在近来国内外发表的一些文章里，暗示鲁迅先生与许羡苏之间，有过“儿女私情”的说法。这才知道，鲁迅先生以及我母亲，在长眠地下许多年以后，还有人要把他们编到“桃色新闻”里去。 为了弄情真相，多方设法寻找这些文章；哥哥姐姐也从不同的渠道发现了类似的“情况”。等到把这些文章汇集到一起仔细读过之后，觉得它们具有不少共同之处，归纳了一下它们有这么些事实根据： （1）鲁迅与许羡苏之间，曾有约200封之多的书信往来，比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还多。许羡苏在《鲁迅日记》中出现过250次之多。 （2）鲁迅曾多方帮助、关照过许羡苏。 （3）许羡苏曾在鲁迅家里住过三次，最长的一次（26年至30年）将近四年之久。 （4）许羡苏曾为鲁迅找过（砖塔胡同的）房子。 （5）许羡苏曾保护过鲁迅；关心过鲁迅（以及他的家庭）的生活。 （6）在1926年至1929年鲁迅与许广平南下之后的四年时间里，许羡苏仍旧非常关怀鲁迅。 （7）许羡苏给鲁迅编织绒线衣和围巾。 （8）在1929年5月鲁迅在北上探望母亲的时候，告诉许羡苏，他和许广平已经有了将要出生的孩子之后，许羡苏于1930年3月，离开北京去河北大名。 （9）在许羡苏离开北京、上海，于1932年去了成都之后，就没有再和鲁迅通信了。 以上这些事，在与鲁迅有关的文献里都可以查到；而且这些资料，自从它们“诞生”以后，一直躺在那里，没有人“发现”有什么“奥秘”。 但是，到了九十年代，这些多年来不大引人注意的“宝藏”才被开掘出来，并且被赋予新的生命；几位可敬的作者利用这些材料，经过精心的编排之后，要让现代的年轻人（他们忙于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没有时间和条件去仔细研究鲁迅时代的文献资料）在他们的引导之下，把“鲁迅与许羡苏”的往事，编织成一个琼瑶式的曲折缠绵的故事。 我以为，这也和我们进入市场经济有关，在文艺界和别的领域一样，商品意识逐渐增强起来；有人想方设法挖掘题材，竞相及早写出新鲜东西来；于是就像假冒的名牌商品一样在文艺界也出现这类“假冒商品和伪劣商品”。 这里再插进一些也许不是题外的话：古生物学家在发现有价值的化石的时候，即使是残缺不全的碎片，也要极力恢复其原来面貌，让人们尽可能看到古生物的真实原形，足见科学家的诚实；而我们的某些文人，在利用历史事实的时候，却不那么老实，他们只采纳他们觉得能吸引人进入“太虚幻境”的部分；对他们的故事不利的部分，则予以删除。 下面我们就来逐个查看上面所列的几个事实。 （1）鲁迅与许羡苏之间200封来往信件。据许羡苏写的《回忆鲁迅先生》一文： 鲁迅先生离开北京的时候，虽也带走了许多书籍和拓片，但到厦门后仍然有许多刊物和书籍要转寄，几乎三天两头有信往还。鲁迅先生记忆力真好，每次写信来要书，说在那一屋那一柜的第几格的那一头，你去找的时候很快的就可以找到它们，拓片也一样，说是要的几张在第几口箱内，也很快的可以找出来。 一九三〇年当我离开鲁迅先生的家往河北第五女师去的前夕（这里说明一点：此文出版的时候，把许羡苏离开北京的时间一律错印为1931年，实际上应当是1930年），我把鲁迅先生的来信，捆成一包交给了朱氏，以备有事要查查。后来不知她怎样处理了。在整理故居的时候，在朱氏的箱内，并没找到。否则可以多一些手稿，并且可以了解当时许多事情。（原载于《鲁迅研究资料》第三辑，215页） 由此证明，这大量的信件是因鲁迅的写作和教学需要而产生的。同时还有一个重要事实，被多数人忽略了，诸位可以仔细查查鲁迅日记，从1926年8月鲁迅南下至1930年3月上旬（许羡苏离开北京）的近四年时间里，有没有鲁迅与他母亲的通信的记载？没有。鲁迅离开之后，在旅途和以后的一切行踪，几年时间里鲁迅母子间的信息交流都包含在“寄淑卿信”和“得淑卿信”中了；而到了1930年3月12日，就有“上午得俞芳信，代母亲写”，3月14日就有“午后寄母亲信”的记载了。许羡苏在“太师母”眼里，差不多就是周家的亲人；但是，亲人和“情人”却有着根本的区别。这里再引一段未发表过的手稿： 这年秋天他终于不能不离开北京往厦门去了，在厦门大学，他有国学院的功课，时常要来调他的曾经自己收集的各种拓片，我就时常帮他找藏在四个白纸箱中的拓片，转信，转杂志，也转稿子。北京方面因长期欠薪，北大、师大等校发外薪的时候也由我去领取，教育部的欠薪是有人送来的。因为太师母爱热闹，我就从南房迁到老虎尾巴居住，每晚在鲁迅先生的写字台上批改学生（数学）的作业。太师母最爱看小说也爱看报的，我早上七点半出去到下午四五点回去，一进门，太师母就拿了一张报纸等着我，提出问题，或要求第二天买什么，或叫写信给大先生什么什么。（未编发的手稿第17页） （2）鲁迅帮助许羡苏。鲁迅先生曾帮助过许许多多的人，随便都可以举出很多：青年作家、穷苦学生、女工；我想用不着我们多费笔墨去列举多少例子。为什么帮助自己弟弟的学生，就会有人神经过敏呢！ （3）许羡苏在鲁迅家住过三次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呢，《回忆鲁迅先生》有明白的记载，第一次： 一九二〇年是五四运动的第二年，北京大学已经招收女生，并且在学的女生也可以住在学校附近的公寓里。我在这一年的秋天到北京，投考之前，原来也想在公寓里住一段时间的，但不料公寓不收未入学校的女生。我没有住处，就找到周建人先生，在八道湾住了一段时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之后，在星期天或别的假期也常常去看老太太。不久发现俞芬在女高师附中上学，就时常同她一道去，因为她也是绍兴人，也是建人先生在绍兴女子师范教书时的学生。（原载于《鲁迅研究资料》第三辑，199-200页） 第二次和第三次： 这回要说的是我又两次住过宫门口西三条鲁迅先生家里。我当时在北京是个无住处的人。考进女高师，搬到学校不久，支持我到北京来上学的我的房叔许宗益（当年北大理科的学生）病死在家乡之后，我在北京除建人先生和俞芬之外再也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人了，建人先生就无形成了我的监护人。一九二一年建人先生去了上海工作之后，这监护的责任就落到鲁迅先生头上，有事就求助于他。一九二一年我转学到男高师生物系的时候，他给我当了保证人，以后又由他帮助仍然回女高师的数理系学习。一九二四年我在女高师毕业之后，鲁迅先生介绍我到私立华北大学附属中学当教员。一九二五年秋，我又无处可住，搬到西单一个公寓里，但在公寓又住不安，因而就住到鲁迅先生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的南屋里，这是第一次。不久女师大风潮平息，学校光复。鲁迅先生介绍我到女师大图书馆工作，我才又搬到学校里。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之后，我在翎教女子中学教书，可以到该楼去住，因鲁迅先生要去厦门教书，在他离开北京之后，我又第二次搬到西三条二十一号鲁迅先生家里，一直住到一九三〇年的春天，我离开北京往大名府河北第五女子师范去教书时才离开了他的家。（原载于《鲁迅研究资料》第三辑，214-215页） 许羡苏第三次住在鲁迅先生家里，是在鲁迅先生离京去厦门之后，一方面是许羡苏可以有一个安定的住处，另一方面是为了便于照顾“太师母”和帮助鲁迅先生处理往来的邮件。 （4）许羡苏为鲁迅找房子的经过是： 一九二三年的一个星期日我又去看老太太，她告诉我们：“大先生和二先生忽然闹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头天还好的，弟兄二人把书抱进抱出的商量写文章。现在大先生决定要找房子搬出去。”我们说，俞芬同院的纽太太刚刚接走，到东北纽先生那里去了，正有三间北房空着。不久，大先生托孙伏园转许钦文叫我到八道湾一趟，这样我就做了他住砖塔胡同六十一号的介绍人。（《鲁迅研究资料》第三辑203-204页） （5）许羡苏帮助、关怀鲁迅先生和他的家庭，有什么问题吗？我以为没有必要去寻求什么答案。许羡苏保护鲁迅的由来： 一天，我在学校里，正是张作霖与冯玉祥相打的当儿，害马（即许广平）忽然飞来，进门就说：“弟弟快到西三条，太师母要你，听说阜成门架起了机关枪。”我知道大先生不在家，大约是太师母听不懂广东官话，需要我说绍兴话去了，拔脚就跑，直到阜成门果见有机关枪架在那里……太师母告诉我：“大先生不在家，害马的话听不懂，你就不要走了吧！”这样我就住在鲁迅先生家南屋的客屋里。每天早出晚归，开始充当了鲁迅先生避难期间的交通。（未编发的手稿61页和91页） 在许羡苏的《回忆鲁迅先生》里，有很多关于鲁迅先生避难时期的描写，这里就不重复了。 （6）在1926年至1929年鲁迅与许广平南下之后的四年时间里，许羡苏仍旧非常关怀鲁迅。照想象力丰富的作者的意思，许羡苏和琼瑶小说中的“痴情女子”差不多，由于不知道许广平与鲁迅关系的发展，在北京傻乎乎的等了四年；一直要等到鲁迅亲口告诉她，许广平和他已经有了快出生的孩子之后，才灰溜溜的走了。事情真是这样吗？让我们来看看：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的时候，鲁迅日记里记得明明白白： 二十六日 晴。上午寄盐谷节山信。季巿来。有麟、仲芸来。下午寄小峰信。子佩来，钦文来，同为押行李至车站。三时至车站，淑卿、季巿、有麟、仲芸、高歌、沸声、培良、璇卿、云章、晶清、评梅来送，秋芳亦来，四时二十五分发北京，广平同行。七时半抵天津，寓中国旅馆。 某作者对许羡苏送鲁迅离京前后的描写，似乎只有许羡苏一人去车站送行，“好象好象”琼瑶笔下的人物；而且隐去“广平同行”这样的内容。实际上，鲁迅日记就说明那天的日程挤得满满的了；许羡苏只是众多送行人中的一个，并无任何特殊。 后来，当1929年鲁迅告诉许羡苏，许广平怀孕消息的时候，“她并不以为奇，说，这是也在意中的”，说明她对于“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是很清楚的；因此，她之关心鲁迅的工作和生活，与“鲁迅和许广平的关系”无关。 让我们再来看看1926年“三·一八”时期，许羡苏与鲁迅对话的情景： 事情稍静之后，我来西三条看太师母的时候，她说：“许小姐，刘和珍死后，大先生不吃饭，不睡觉话也不说，单说‘刘和珍是我的学生……，病倒了又不肯看医生’”，语气中是在向我要办法……我也发愁了，我仍然是传统式的不敢向他像俞芬那样在他跟前乱闹，而且在那样严肃的当儿，我在师母的房中坐着，考虑着怎样能使许、孙诸公能在这时来到。忽然听到鲁迅先生叫我：“先生！（这是在许羡苏做了教师之后，鲁迅先生对她的称呼）请你来一下。”我这才大胆的进了老虎尾巴，他要求我把许钦文的《故乡》校稿交出去，同时还有许多《语丝》之类的刊物要分发，我照他的嘱咐完成了任务之后，就提出我的要求，我说太师母的意思要我到旧刑部街去请山本医生来给他看病，一边就想出去的样子。这样他才起来自己去看了山本医生，吃了药，慢慢的才吃饭，恢复。（手稿原稿第34页）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许羡苏的性格，从她敢于不顾校长的警告、世俗的偏见而留着蓬蓬松松的短发在北京道上走；从她不满二十岁就敢于抗婚离家出走，如果在她的脑子里产生了对鲁迅先生的感情，那么她不会遮遮掩掩地闹什么秘密关系，她会早早地表现出来。如果真是这样，鲁迅先生身边的几位女性与她的相处，就不会那么融洽、和谐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被可敬的作者们忽略了，那就是鲁迅的伟大。也正因为此，他们才会写出如此蹩脚的文章来；他们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态去观察鲁迅的？或者说，他们是“以什么心，去度鲁迅之腹的？”在当今青年嘴里，“伟大”这个词有时候是用来椰榆别人的；但是鲁迅不愧为伟人。他年轻的时候去学医是为了拯救“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但在日本看了枪决为俄国作侦探的中国人，而围观的中国人却神情麻木，就得出结论，学医并非第一要紧的事，而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是一个伟大的人，又是一个凡人；他曾说到自己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的。在一封信中，他写道： 不过我的“新生活”却实在并非忙于和爱人接吻，游公园，而苦于终日伏案写字，晚上是打牌声往往睡不着……（《鲁迅书信集》215页） 许羡苏愿意帮助自己的老师、长辈勤勤恳恳的工作，为什么会触动某些人的“敏感的神经”呢？如果鲁迅先生在天之灵看到今天的某些文人是如此“发挥文艺的威力”的，他又该怎么办呢？ （7）许羡苏为鲁迅编织绒线衣和围巾。在许羡苏没有编发的后期手稿里，有这么一段记载： 上海鲁迅纪念馆有一块围巾（原件）北京鲁迅博物馆也有同样的一块围巾（复制品），……白纸皮箱内还有一双手套，是俞芬做的。1925年的冬天，鲁迅先生丢掉了围巾和手套，家中无人会做。一天太师母告诉我们，过去在八道湾，大先生的毛衣是三太太做的，现在三太太不来，大太太不会织毛衣。我和俞芬商量，她织手套，我织围巾，织好送给大先生。26年离开北京时也带着，一直在上海还是在用的。先生日常有一种高超的作风，如有谁送他，不管是什么东西，总是收着，即使这东西烂了，也是不肯弃舍的，他的书架上有一只别人送他的佛手，又干又烂一直躺在那里。自己不丢也不要别人帮他丢。（未编发的手稿第61页） 在手稿里没有找到关于两件绒线衣和毛背心的记载，也许是忘记了；说明这并非什么“信物”。我们的作者的头脑里似乎有封建时代的女人那样的观念：“给谁做了鞋就是谁的人了”。 （8）许羡苏为什么在1930年离京去外地的。据手稿： ……这样的一直到29年鲁迅先生北上探亲。因为他想回北京写一本文学史，怕住房不够住，就租下了西三条22号白木匠的三间北房下来简直把它买了下来。这样我就觉得南房也不该有人常住，碰巧我的一位同事也是同学要去河北五女师做校长，缺少教员，邀我到五女师教书，我就决定离开了北京。太师母很希望有大先生回北京，也同意我离京去教书，只是她哭了。（未编发的手稿第21页） 如果说许羡苏与鲁迅有什么私情，她为什么在明知鲁迅打算回北京来的情况下，还要离去呢？ （9）许羡苏自1932年从上海去成都以后，和鲁迅就没有书信往来了，这正好说明他们过去的频繁的书信往来，都是因为鲁迅的写作和教学需要；许羡苏在离京前，把所有鲁迅给她的信件，统统交给了朱氏，“以备有事要查查”，就更加证明这些信件是“工作信件”可以给任何人看的。 实在说，我很不喜欢几位作者的文章和他们文章的腔调（他们所选的那些段落、和他们的描述，说明了他们对什么“味道”的题材感兴趣）；但另一方面我也很感谢他们，因为在这个时候端出了他们的想法，使得我们还有机会把事实真相奉献给广大读者，如果像他们这类论调过几十年再出笼，我们就没有机会出来说话了。同时如果没有他们的“高论”，我也不会那么认真地去研究鲁迅先生的著作和我们母亲的遗稿，我们将错过弄清楚许多事情的机会。（原载《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 |
|
|
